有心杀敌，无力回天——1930年代病故的黄埔2期生（之四）
2024-07-24 16:32:17 来源：“大宋讲古”微信公众号 点击： 复制链接
早期的黄埔军校，大门口有着这么一幅对联：
上联：升官发财，行往他处;
下联：贪生怕死，勿入斯门。
横批：革命者来。
真的有这么一幅对联，抑或这只是早期黄埔师生中间流传的一个相互激励的口号，已经没有人知道了，就像没有人知道它的出处一样。这一点也不重要，因为：全国各地不少离经叛道、胆大妄为之徒已经陆续行往此处了，尤其是南方的年轻人;因为一来周边各省信息通畅交通便利，二来东南诸省素有南下粤港闯荡的传统。而对于北方人来说，第一消息闭塞路途遥远，第二奉北京国民政府为正统的居多，知道广州大元帅府的人少。那时的广州，是造反之地，是革命之地，而真的不是升官发财之地。
对于某些同样不贪生怕死的黄埔2期生来说，进入斯门，可谓“有心杀敌，无力回天”，他们因为身体的原因(当然也有生活条件、卫生条件和环境等诸因素的原因)，有的未出校门、有的刚刚毕业、还有的风头正健时，就早早病故了……
以下是在1930年代病故的黄埔2期生们，为了便于大家阅读，以死亡时间排序：
黄埔2期生中的早期病故者(四)：罗振声(1900-1939)，字：继溥，又名：向乾，原名：罗共荣，四川綦江县东溪镇人，共产党员;最高职务或军衔：中共重庆地委教育委员会委员及中共重庆中法大学支部委员，没有军衔。
罗振声的父亲罗熙农，是清时钦赐光禄寺署正，封儒林郎，在东溪镇数十年，深得民心，家中颇有田产;罗振声是家中独子，书香门第;少时在东溪镇高等小学读书，在綦江县师范学校毕业后，进入重庆高等师范学校预科班学习。
1919年初，罗振声放弃了已考取的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投考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与邓希贤(邓小平)、邓绍圣、冉钧、周文楷(周贡植)及同乡王奇岳等同学。学校开学不久，“五四运动”爆发，罗振声随集体到重庆卫戌司令部示威请愿，要求全市军民一致反对和声讨中国政府和帝国主义侵华的罪行，随即又开始抵制日货运动，罗振声和同学们把自己手中贴有日本商标的物品都砸烂烧毁，并在校内外进行抵制日货的宣传。
1920年7月14日，罗振声从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结业，在重庆总商会举行了毕业典礼，共有八十四人通过了学校毕业考试，经过法国驻重庆领事馆的口试及体格检查，获准赴法勤工俭学的资格并颁发毕业证书。这批同学分为贷费生和自费生，罗振声和江克明、冉均、袁文庆、邓绍圣等四十六人为贷费生，由校董事会补助每人100元，其余每人自筹足300元作赴法费用;邓希贤和王奇岳、周维桢等三十八人为自费生，所有费用完全自备。
毕业典礼后，罗振声返家筹措资金，其父为光耀门庭，于1920年8月下旬在东溪镇上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罗振声身穿大红袍，头带两朵金花，意气风发，在东溪镇沿街游行。他是东溪镇第一位留洋生，一时被父老乡亲传为佳话。8月28日，来自重庆留法勤工俭学的同学们乘坐重庆法商吉行的“吉庆”号轮船离开重庆，经过八天航行到达上海。9月11日，在上海候船一个星期后，乘坐法国二等邮船“波耳多司号”，和其它地区来的赴法勤工俭学人员共计一百余人，经过四十多天的海上航行，途经香港、新加坡、马六甲海峡、科伦坡、穿越印度洋到达红海，又通过苏伊士运河，在埃及塞得港稍停之后，穿过地中海，于10月19日抵达法国马赛。巴黎“华法教育会”派诸民谊等人及中华民国驻马赛领事前来迎接，第二天再转巴黎，两天后，众人分别进入佛乃耳、孔比尼、都鲁士及果时勤等公学学习法文。
到1920年底，从国内又新来了百余人，跟重庆留法预备学校的八十余人一起，大家都住在华侨协社，留法勤工俭学的中国学生总人数此时己达一千三、四百人。罗振声等人初来乍到，一时找不到工作，在学习和生活上遇到了极大困难，陷入无工可作、无钱入学的境地。
邓小平与邓绍圣
1921年2月13曰，领事馆通知，下月(3月)15曰起，停发学生们的维持费;“华法教育会”也通知住在华侨协社的勤工俭学生限期一律迁出。愤怒的学生们于2月14日召集各学校和各工厂的勤工俭学生代表，在华侨协社开会，正式成立了“留法勤工俭学学生联合会”，并决定：由李嘉秀草拟请愿书交联合会通过，于2月18日送公使馆，限三天内答复;等到20日，学生们并未收到复信，于是，联合会决定召集各地代表，于2月28日向公使馆请愿，定名为“反饥饿”运动。
原来在法兰西的土地上吃不饱也可以抗议中国政府?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我在德国勤工俭学的时候，幸好还没有读到这一段，否则我也……呵呵……
闲话不说，书归正传：
“留法勤工俭学学生联合会”组织了“行动委员会”负筹划和执行这项抗议活动。2月28日晨8点，数百名中国学生包围了北洋国民政府驻法公使馆(据调查实际人数为四百七十五人)，以争取“生存权、求学权”为口号，选出四川同学赵世炎、李嘉秀及各省同学向警予、王若飞、蔡和森、李富春等十人为发言人，代表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递交请愿书，要求继续发放维持费，里昂大学对勤工俭学生无条件开放等，罗振声等住在华侨协社的重庆留法预备学校的全体同学全部参加了抗议活动。
负责维护秩序的法国警察驱散了人群，不少学生被打伤。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声援下，北洋国民政府不得不向勤工俭学的学生们继续发放生活维持费。7、8月间，罗振声又参加了数百名勤工俭学学生与华工及各界侨胞反对北洋国民政府向法国秘密借款的斗争，迫使北洋国民政府终止了秘密借款合同的履行，取得了迫使北洋国民政府不但在法国借不到款，还必须继续支付在法国的中国留学生费用的胜利。
罗振声、袁文庆、吴宏三、冉均、邓绍圣等来自重庆的四十一名贷费生，还联名发出致重庆留法勤工俭学会的信，描述他们在法国遇到的困境，呼吁帮助和支持。在此期间，罗振声通过个人的努力，进入一家纺织工厂做工，并进入巴黎大学政治经济学系学习。
在巴黎，罗振声认识了赵世炎、周恩来、王若飞、蔡和森、李富春等人。看了这个名单读者诸君就明白：接下来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了。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红船上秘密成立。
1922年，赵世炎、周恩来等在法国秘密组织成立了“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经周恩来、周维祯介绍，罗振声加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3年2月17日至20日，在巴黎西门外一个小镇的礼堂里，召开了“旅欧少共临时代表大会”，与会代表四十二人，代表旅欧的七十二名团员，会议一致决议：旅欧少共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旅欧支部”，正式名称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领导机构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由周恩来任执行委员会书记，肖朴生、任卓宣、尹宽、汪泽楷为委员，刘伯坚、袁子贞等为候补委员。这次大会，还通过了由周恩来起草的章程：“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设立华工运动委员会，负责编辑、印刷和发行党团组织的内部通讯和机关刊物等。罗振声参加了这次为期四天的“旅欧少共临时代表大会”。3月10日，旅欧共青团举行会议，研究国共两党旅欧组织的合作问题，以及其成员加入国民党问题。经过认真讨论，大多数人表示同意与国民党合作并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6月16日，周恩来等三人代表旅欧共青团到里昂与王京岐商谈并达成协议：旅欧共青团所属八十余名团员全部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旅欧组织。一个月后，由周恩来、周维桢介绍，罗振声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旅欧支部成员，同时加入了中国国民党。
附：
“振声同志：
关于共产主义的书藉，望你常常留心多看些，这是我们研究共产主义者必须做的事，宣传主义，吸收同志，是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工作，我们是信仰共产主义者，就要时时刻刻不忘宣传，有机会宣传便要宣传，不要有一点顾忌流俗人的笑骂，在可表明我们信仰主义的态度的时候，无妨诚恳的说出我们是信仰共产主义者，我们的行动处处都是依照主义走的。
我现在是作包工，一天可得十三四方，但是生活仍是艰难，大有不能支持之概!作工外，很少时间来读书，真是一件恨事!无产者生活大抵如是，其实又何必恨呢!努力养成我们革命的精神，非身受无产者的痛苦实难为无产者的事的。我十分觉得我过苦工的生活是造成我革命的思想，不识你的感想如何?
周维桢
一九二三年五月三日”
与周维桢在信中描述的自己的生活状态差不多，从1920年底到1924年7月，罗振声在法国多家工厂做过工，在陶瓷厂学过陶瓷技术，在纺织厂学过纺织技术，还在军工厂当过学徒，以繁重的体力劳动，来维持基本的生活和学习。
1924年1月，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在广州举行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国共开始了第一次合作。中共旅欧支部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呼吁旅欧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努力学习、从早回国”，直接投身于革命斗争。7月，中共中央决定调周恩来回国，根据旅欧支部的决定，罗振声、刘伯庄、周子君三人随周恩来一起回国，罗振声于是结束了自己在巴黎大学政治经济学系和巴黎工业学院机械学系的学习，随周恩来等回国。9月1日，罗振声随周恩来到达香港后，周恩来在香港向中共中央的书面报告如下：
“中央执行委员会：
此番我们同行归国的同志四人。刘伯庄、周子君两同志直往上海，罗振声同志和我至香港后须往广州一行。故不克直达沪上报到。
我们在广州耽搁的日期，我须俟中央命令而定。振声同志原愿入广州国民党军官学校，如可能当即在广州住下，则或不久亦将转往上海。
旅欧青年团委托我和伯庄同志的使命，关于应成系统的报告，我己和伯庄分别成书面报告，关于零星事件当由伯庄作口头报告便是，此外，本年内团中央如有何种会议，旅欧青年团得派代表出席的，望早通知我们为盼!我广州的通信地址，可由平山同志处转。
共产主义的敬礼!
周恩来
一九二四年九月一日于香港”
9月初，罗振声随周恩来经深圳到达广州，罗振声进入黄埔军校第2期步科学习。12月，在中共黄埔支部的领导下，共产党员李劳工(《那年东征——你们， 准备好了吗?》(五))、周逸群、王伯苍、吴明、罗振声等，效法列宁在1900创办《火星报》的做法，倡议组织“火星社”，作为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但不公开)，参加这个秘密组织的有黄埔第2期、第3期和部分校外学生约百余人。
据说，在此期间，罗振声根据一首法国儿歌《雅克兄弟》，重新填词，创作了一首中文歌，东征时被确定为《国民革命歌》，广为流传。在北伐战争中，这首歌又以《北伐军军歌》之名，响遍了大江南北，甚至被广州革命政府定为“临时国歌”：
“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齐欢唱。
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努力国民革命，努力国民革命，齐奋斗，齐奋斗”。
国共分家后，这首歌的歌词又被改为：“打倒土豪，打倒土豪，分田地，分田地，我们要做主人，我们要做主人，真欢喜，真欢喜。……”
当然，我小时候最熟悉的歌词还是《两只老虎》：
“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一只……一只……”
据说还有粤语民谣《打开蚊帐》，不知道读者诸君知不知道歌词?
读者诸君一定注意到了，我开始讲这个故事的时候用了“据说”一词，因为这个歌词的创作者到底是谁，一直存在争议，有着罗振声、邝鄘、廖乾五等数种不同的说法，我们在此暂时搁置争议。
1925年1月14日，黄埔军官学校国民党特别党部改选，“火星社”运用自己的组织力量展开竞选活动，罗振声、周逸群、王伯苍、吴明、陈作为(《打倒列强除军阀——北伐阵亡的黄埔2期生》(之一至三))等五名共产党员当选为国民党黄埔军官学校特别党部第二届执行委员会委员;第一届执行委员蒋中正改任监察委员，分工为：蒋中正为监察委员、吴明任宣传委员、陈作为任财政委员、罗振声任组织委员、周逸群任党务委员、王伯苍任候补宣传委员、黄锦辉任候补财务委员、成恭寅为候补组织委员。1月25日，苏联顾问鲍罗廷发起的‘青年军人社’正式成立，廖仲恺为社长，共产党员全体加入，并出版《青年军人》报。2月，共产党员们自己筹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罗振声加入“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成为骨干成员。2月初，广州国民革命政府开始第一次东征作战，黄埔军校学生军数千人参加右翼作战，罗振声任东征军总指挥部侦察队长。2月6日，学生军占领东莞，东莞县国民党召集1000多人参加的市民联欢会，周恩来在会上发表讲演，宣传国民革命的意义和此次东征的目的。罗振声在会上发言，解释了《国民革命歌》的歌词内容。2月13日，东征军三路围攻淡水城，2月15日早，总指挥部派罗振声、周逸群至前敌探所消息，据二人报告：早八点攻进淡水城，毙敌旅长一名，俘虏千余名，缴械二千支，缴获大批军用品。3月13日，黄埔军校教导团和第7旅攻占了棉湖，毙伤敌军数百人，罗振声随校本部进入棉湖。6月，罗振声随部参加了与杨希闵、刘震寰部的战斗。9月6日，罗振声随黄埔军校第2期共449名学员参加了毕业仪式。毕业后的罗振声留校，历任军校政治部科员，入伍生政治部训练员，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训练科科长。10月1日，罗振声随部参加第二次东征作战，任东江党务特派员，负责在东江地区改组国民党地方党部、组织整顿及建设工作。第二次东征结束后，罗振声被中共党组织派回重庆工作。
1926年1月，根据中共组织安排，罗振声进入重庆中法大学(校长吴玉章)担任体训主任，具体负责学校的军事训练。中法大学的教职员工中绝大多数都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学生主要来源是被其它学校开除的青年学生，目的是为四川培养大批中共干部。他在共产党内的职务是中共重庆地委教育委员会委员及中共重庆中法大学支部委员。2月，中共重庆地委成立，全省共有十九名党员，杨闇公任地委书记，吴玉章负责宣传，冉均负责组织，童庸生、朱德、刘伯承、刘愿安、周贡植、李嘉仲、罗振声等为委员。4月，罗振声因父亲病故从重庆返回家乡东溪办理丧事，恰逢“东溪米案”。(綦江县东溪镇位于川黔交界，长期被贵州军阀占踞，因连续两年遭受干旱，粮食欠收，今春又青黄不接，东溪粮食紧张，米价一路高涨，造成了更多的饥民，每天都有因饥饿而死的灾民，因此，中共綦江党组织派党员两人，到东溪发动农民阻止军阀与地主运米出川。4月11日，贵州军阀周西成属下杨习榆与当地商绅勾结贩卖大米，企图连夜由东溪太平桥雇船将大米运载出境，大批饥民自发奔向太平桥，当晚在太平桥河岸把即将上船的粮食全部拦下，被饥民抢光。事后，共产党员霍绍文(小学教师)、危国士、杨伯模和农民代表杜海成、杨寿、汪银成被逮捕，三名农民代表被杀，另外三人在中共党组织及各方人士的营救下获释。此为“东溪米案”。)罗振声因未与綦江共产党组织发生关系，所以虽在东溪家中，并未公开出面参与。但是，罗振声一回到学校，立即将贵州镇压东溪人民的情景，向重庆中法大学共产党组织作了汇报。重庆中法大学共产党组织根据罗振声等的汇报情况，发动全校师生声援“东溪米案”，拍发电报和在《新蜀报》上发表文章，揭露贵州军阀的暴行。
1927年3月31日，重庆两万多人在打枪坝举行“各界人民反对英帝炮轰南京市民大会”，中共重庆地委和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全体领导成员出席了大会。罗振声根据组织安排，在会场内指挥纠察队和童子军维持会场秩序。大会刚开始，刘湘派出的特务手持刀、枪、棍、棒向大会主席台人员和会场内群众横冲猛击，罗振声左手臂中了枪伤，趁混乱之际跳越城墙脱险，只身回到綦江县东溪镇家中隐蔽养伤。从此，罗振声一直未再去重庆找组织，组织也好像已把他彻底遗忘，他便如后来常说的“失掉了共产党组织关系”。
读史至此，我百思不得其解：这么一个共产党的积极分子，专程为了党的事业不远万里从欧洲回来，与直通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周恩来关系密切，曾是黄埔军校的活跃分子，未参加北伐战争就被直接派回重庆开展工作的坚定的共产党员，怎么在一次轻伤之后就义无反顾地离开了组织呢?还有其他个人的或是组织方面的原因吗?
1928年后，罗振声开始在东溪安里高等小学(现东溪书院街小学)担任教师。
1930年6月，在时任东溪区长吴举宜的协调下，罗振声在东溪创办了第一所女子学校，取名东溪模范女子师范学校，自任校长，聘教员二人，学制一年。
1931年，由于学校越办越好，当初出资办学的东溪镇陈氏家族收回了办学权，学校改名为陈氏坤维女子职业学校，增设了专业课。
1932年，陈氏家族的陈亮初接管学校，用自己的名字，改名为亮初小学(现东溪镇中学)，由于教书育人的理念不同，时常发生冲突，罗振声辞去学校工作，在家开设金和号茶馆，以维持家庭日常生活。
1933年12月，好朋友吴举宜任东溪镇长时，罗振声受聘任东溪镇调解主任，因为他的资历和声望而深得民众拥护。
1934年3月，好朋友吴举宜离任后，受到排挤的罗振声也随即离任，继续经营自己的金和号茶馆。
1939年，设在在綦江中学内的中共綦江党组织受到四川省政府的监视，活动受到限制，因此綦江党组织决定将活动基地转移到东溪镇。中共党员陈毅乔(李冰洁)、夏经权、邓后炎等来到东溪，要吴举宜出面创办东溪中学，作为掩护。吴举宜找罗振声等人多次协商，大家达成共识，一起捐资筹建，主要资金由中共党组织筹集，吴举宜出资数千元，罗振声捐资数百元，其他各界人士共同捐资，共筹资一万余元。9月，以东溪牛王庙为校址，创办了东溪中学，吴举宜任董事长。在创办东溪中学期间，罗振声多次与夏经权等共产党员接触，曾要求恢复党组织关系，但党组织考虑到他已脱党多年，需要对其进行政治审查;又考虑到其家庭现状，全家七口人，四个孩子中最大的才十二、三岁，最小的才二、三岁，所以组织上叫他继续隐蔽下来，暗中相助。
开学后，中共党组织开始组织学生，四处发动群动，被四川省政府以“共产活动盛行”为由，将东溪中学查封。在吴举宜等人的帮助下，地下党主要负责人先后安全转移。
一个月后的1939年10月中旬，罗振声因严重肺炎，病逝于东溪镇家中，年39岁。
据家人回忆，罗振声临终前大叫三声：“恨、恨、恨”而去，这三恨到底恨的都是什么，只有请读者诸君自己细细品味了。
责任编辑：吴盈盈 最后更新：2024-07-24 16:5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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