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心杀敌，无力回天——1940年代病故的黄埔2期生（之五）
2024-07-25 09:33:10 来源：“大宋讲古”微信公众号 点击： 复制链接
早期的黄埔军校，大门口有着这么一幅对联：
上联：升官发财，行往他处;
下联：贪生怕死，勿入斯门。
横批：革命者来。
真的有这么一幅对联，抑或这只是早期黄埔师生中间流传的一个相互激励的口号，已经没有人知道了，就像没有人知道它的出处一样。这一点也不重要，因为：全国各地不少离经叛道、胆大妄为之徒已经陆续行往此处了，尤其是南方的年轻人;因为一来周边各省信息通畅交通便利，二来东南诸省素有南下粤港闯荡的传统。而对于北方人来说，第一消息闭塞路途遥远，第二奉北京国民政府为正统的居多，知道广州大元帅府的人少。那时的广州，是造反之地，是革命之地，而真的不是升官发财之地。
对于某些同样不贪生怕死的黄埔2期生来说，进入斯门，可谓“有心杀敌，无力回天”，他们因为身体的原因(当然也有生活条件、卫生条件和环境等诸因素的原因)，有的未出校门、有的刚刚毕业、还有的风头正健时，就早早病故了……
以下是在1940年代病故的黄埔2期生们，为了便于大家阅读，以死亡时间排序：
黄埔2期生中的早期病故者(五)：李秉中(1902-1940)，字号：庸倩，四川彭山人，国民党员;最高职务或军衔：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缉私总队总队长，少将军衔。
李秉中生于四川，父母早亡，家业由舅舅接管。舅舅却对他十分苛刻;他与舅舅家的表姐相恋，又遭到舅舅的极力反对。他一怒之下，于1923年跑到北京，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
当时，鲁迅正在北大讲授“中国小说史”，李秉中得与鲁迅相识。当时的鲁迅刚刚与周作人闹翻、搬出原住宅不久，正是成年后人生最糟糕的时期。两个同病相怜的人一见如故，李秉中成为了鲁迅的青年朋友中，与之关系十分密切之人。从1924年1月两人相识，到鲁迅去世，鲁迅日记中关于李秉中的记录达一百三十二次，其中，记李秉中给鲁迅的信五十二封;鲁迅给李秉中的信三十封。实际上的鸿雁传书应该更多，仅从已发现的李秉中的信中，就有一封是鲁迅日记未曾记录的。
1924年1月29日，李秉中结识了鲁迅。鲁迅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上午李秉中来，字庸倩。”这是鲁迅关于李秉中的第一次记载，之后，他们的关系发展迅速，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两人不但往来书信频繁，互相拜访也很频繁，李秉中成了鲁迅主动去看望的极少的年轻朋友之一。
两人第二次见面后，李秉中给鲁迅写了第一封信，应该是询问何时何地拜访鲁迅比较方便;鲁迅接到信后“即覆”，只有短短数十字，却准确地告知了自己每日的作息时间，表明了可以随时随地接待这位新交知己的热情态度。在给李秉中的第四封信中，鲁迅更是敞开心扉地写道：“我这里的客并不多，我喜欢寂寞，又憎恶寂寞，所以有青年肯来访问我，很使我喜欢。但我说一句真话罢，这大约你未曾觉得的，就是这人如果以我为是，我便发生一种悲哀，怕他要陷入我一类的命运;倘若一见之后，觉得我非其族类，不复再来，我便知道他较我更有希望，十分放心了……其实我何尝坦白?我已经能够细嚼黄连而不皱眉了……我也常常想到自杀，也常想杀人，然而都不实行，我大约不是一个勇士……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极憎恶他，想除去他，而不能。我虽然竭力遮蔽着，总还恐怕传染给别人，我之所以对于和我往来较多的人有时不免觉到悲哀者以此。”
刚认识不久，便能令一代文豪对自己如此袒露心灵，这位年轻的朋友李秉中自有其过人之处。或许李秉中的出现，对因兄弟离隙而陷于极度痛苦的鲁迅，是一个莫大的慰藉吧。而鲁迅也给过李秉中很大的帮助，李秉中因为惹恼了舅舅而失去了经济来源，在北京的生活异常窘迫。鲁迅亲自出面请胡适帮助他出售小说文稿，写信催问出版情况，并写信介绍他与胡适见面，还向其他朋友写信想办法帮助他解决生活问题。尽管此时鲁迅自己的经济状况也很拮据：教育部欠薪、购买住宅借了大笔债务等。从鲁迅给李秉中的信中可知鲁迅之难：“我手头所有，可以奉借二十元，余须待端午再看，颇疑其时当有官俸少许可发，则再借三十元无难，但此等俸钱，照例必于端午前一日之半夜才能决定有无，故此时不能断言……贵债主能延至阳历六月底，则即令俸泉不发，亦尚有他法可想。”
够了，此处引用的书信已足以证明两人的交往之深，能读到鲁迅极少向别人吐露的苦楚和他对李秉中的关怀了。
总之，写小说的李秉中一定是个思维活跃、善于人际交往之人;在北京期间，他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加入了中国国民党。
1924年，李秉中南下广州报考黄埔军校，怀里揣着的正是鲁迅送给他的二十元路费以及写给时任广州国民政府中央组织部长谭平山的介绍信。至于李秉中入黄埔军校是因为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无以为继，还是鲁迅给出的主意，就无从考究了。8月，李秉中考入黄埔军校第2期步科学习。
1925年2月1日，李秉中随军校教导团参加第一次东征作战。6月，参加对滇桂军杨希闵、刘振寰的军事行动。9月13日，李秉中被推选为黄埔军校中国国民党特别区党部第3届候补执行委员。军校毕业后，10月随部参加第二次东征作战。
1925年1月-5月，李秉中参加东江战役前后，(已发现的)给鲁迅的七封信中，充满了深厚的情感和苦闷的倾诉：
“又照例是长信，我也不知究竟是什麽原故，总觉得对于先生有许多话说……我的话对别人想不起来这样多。”
“往在教育部见鲁迅两手执茶杯颤抖不止，迄今以为念。生活沉闷亦莫法之事，能多与友人剧谈或散步乡野或可稍解。”
“东江刻将肃清，想当暂得休息，甚愿告假入京，重理旧业，非慑于死，实又厌苦此种生活矣。”
“军行无定趾，不易得赐书，望先生试作一缄，交军官学校转前敌探投学兵队，或可得亦未料。”
“鲁迅是唯一的能慰安我的人。”
想必文学青年李秉中是一个喜欢和善于读书的学生，却不是一个喜欢和善于打仗的新军人。
1926年，李秉中考取赴苏联留学资格，赴莫斯科中山大学第一期学习，并被国民党中央指定为黄埔军校特别党部旅莫斯科支部执行委员。
1927年，李秉中从苏联回国后，又被派赴日本陆军步兵学校第16期深造。
1929年，李秉中从日本回国与表姐结婚(终于修成正果)，师生在北京不期而遇。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写道：“同日又看见执中，他万不料我也在京，非常高兴。他们明天在来今雨轩结婚，我想于上午去一趟。”“昨天往中央公园贺李执中”。鲁迅离京近三年，第一次返京省亲，还在繁忙中挤出时间参加了李秉中的婚礼。这两位忘年之交自1924年一别，虽离多聚少，但每次见面都充满愉悦。无论是见与不见，却彼此时刻惦念。从鲁迅给李秉中的信中可以看出，李秉中无论身处国内国外，每次鲁迅遭遇困厄，他都会立刻送上关切的问候;他自己的苦闷和困惑也总是会向鲁迅倾诉和请教，鲁迅也总会充满怜惜地劝慰及耐心指点。他们信中的交流，远远超出一般朋友的寒暄：
“忆前此来函，颇多感愤之言，而鄙意颇以为不必，兄当冷静，将所学者学毕，然后再思其他。”
“兄职业我以为不可改，非为救国，为吃饭也。”
“恐人民将受之苦，此时尚不过开场也。但徒忧无益。”
“兄之孩子，虽倍于我，但倘不更有增益，似尚力有可为，所必要者，此后当行节育法也。惟须不懈，乃有成效，因此事繁琐，易致疏失，一不注意，便又往往怀孕矣。”
1931年4月，李秉中毕业回国。11月，参与筹备组建中华复兴社。
1932年2月，复兴社正式成立时，李秉中被推选为中华复兴社总社候补干事。
李秉中在北京大学读过书，是黄埔2期生中学历最高的毕业生之一，又是少有的苏联和日本双料留学生，也是黄埔系将领和军统中唯一一位鲁迅先生的学生。
鲁迅写给李秉中的最后一封信，日期是1932年6月4日。有人说是因为李秉中成为复兴社骨干后，鲁迅有意与他疏远了。也有人说不是这么回事儿，因为以鲁迅的性格，如果是因为复兴社的事儿，那便不是疏远了，而只能是断绝关系了。因为李秉中在1932年之后写给鲁迅的七封信中有六封已经找不到了，由许广平代鲁迅回复的一封信至今也未被发现，所以对他们这段时间关系的考证便缺少了必要的资料。
或许是两人都很忙，或许是为了避嫌吧，两人的交往少了，但他们的友情并没有结束。因为鲁迅最清楚，李秉中并不是一位坚定的“主义”信仰者，他内心一直有很强的悲观情绪，这种悲观既有对自己现状的不满，也有对社会现实的失望。他曾在给鲁迅的信中写道：“我的出发到战场，与其说我是革命，不如说我是好奇。”并说自己的愿望是“不压迫人，也不被压迫”。
1933年，李秉中奉派赴东北军任第51军司令部中校参谋、政训处上校处长，随部在热河、察哈尔等地参加抗日战争。
1936年，李秉中调任中央防空专门学校政训处处长，后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上校秘书。
鲁迅去世前的一个月左右，李秉中还与他见过两次面。鲁迅在1936年9月27日的日记中，记有“晨李秉中来并赠广平布衫一件。”说明他们两人内心深处的友情并未因外界的变化而淡薄。1936年10月20日，鲁迅去世第二天，李秉中给许广平写去慰问信，读来让人黯然：“广平师母：今日阅报，惊悉先生逝世，虽是在办公室中，不禁伏案恸哭。”
嗯，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的办公室中伏案恸哭鲁迅，真性情!然而，李秉中并没有留下任何对于鲁迅的回忆或纪念文章，这可能是因为他的身份所造成的，我相信他内心深处对鲁迅这位恩师挚友是永远无法忘怀的。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李秉中出任财政部禁烟督察处缉私办公室主任，军政部缉私总队少将总队长。
1940年春，李秉中在重庆因病逝世，年38岁。
李秉中病逝后，安葬在家乡彭山。1958年，李秉中墓地被损毁，其亲属将遗骨捡回后置放于重庆家中保存，一直未安放入土。
2015年，李秉中之孙李戎以及彭山关爱抗战老兵的志愿者，将李秉中的遗骨从重庆送回老家四川彭山，魂归故里。
责任编辑：吴盈盈 最后更新：2024-07-25 09:4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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