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历史事件的三种写法——论1938年“花园口事件”的文学书写
2024-07-08 15:11:11 来源：《洛阳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年第6期 P74-79 作者：崔琪琪 点击： 复制链接
摘 要：1938年6月9日，国民政府“以水代兵”掘开郑州花园口大堤，导致黄河肆虐豫、皖、苏三省数千万民众达9年之久。花园口决堤作为重要的历史事件，其在文学书写中呈显3种差异性范式：“纪实叙述式”“艺术建构式”与“情感抒发式”。“纪实叙述式”立足家国历史的宏大叙述，考量军事战略意义与历史反思价值。“艺术建构式”将重心置于个体命运沉浮，聚焦生命关怀与人性审思。“情感抒发式”则借情绪性宣泄进行价值判断与教育导向。三者在立场视角、创作意图、情感态度上的差异，展现文学书写借助距离感的审美创造，形成对历史事件的有效补充，并探寻其背后深刻的精神指向及叙述限度。
关键词：花园口事件;文学书写;言说表达
1938年6月9日，豫东战局岌岌可危之际，侵华日军步步紧逼，郑州告急，战场形势极度恶化。为阻止侵华日军沿陇海线西进，顺平汉线南下会攻武汉，国民政府“以水代兵”掘开郑州花园口大堤，黄河一泻千里，夺淮夺江入海,肆虐河南、安徽和江苏三省40多个多县，造成数万平方公里的黄泛区，数千万人流离失所，冻馁而亡。据统计，此次事件令“苏、豫、皖44县市受灾，黄水泛滥面积达5.4万多平方公里，造成89万多人死亡，1 200多万人流离失所，财产损失达95 280.8亿元”[1]112。虽然1938年花园口决堤事件已经过去80多年，但历史并非了无记忆。对花园口决堤事件的史料考据、历史研究与文学书写从不同角度形塑历史记忆，呈现历史全貌。其中，文学书写以其敏锐的现实感受力、深刻的思想感染力与超越性的审美指向，承载厚重的历史记忆且在无形中提升了公众的认知度。
海登·怀特认为：“如何组合一个历史境遇取决于历史学家如何把具体的情节结构和他所希望赋予某种意义的历史事件相结合，这个做法从根本上说是文学操作，也就是说，是小说创作的运作。”[2]165因而，1938年花园口决堤事件的文学书写呈现“纪实叙述式”“艺术建构式”与“情感抒发式”三种范式。所谓“纪实叙述式”文学书写，是以社会历史宏大叙述为切入点，力求客观真实地再现历史全貌。以梅桑榆的《花园口掘堤前后》、邢军纪的《黄河大决口》、邓贤的《黄河殇1938·花园口》、方知今的《武汉会战纪实》为代表。所谓“艺术建构式”文学书写，是聚焦个体命运沉浮，将苦难进行具象化处理，折射出人性审思与生命关怀。以李凖的《黄河东流去》、冯金堂的《黄水传》、胡燕怀的《汉冶萍三部曲之烽火残阳》为代表。“情感抒发式”文学书写，力求以情绪性的表达宣泄，对历史事件做出价值判断以起到教育导向作用。以郭沫若的《访花园口》、童启松的《更漏子·花园口》、鲁言的《揭秘花园口》、晓宇宙原的《菩萨蛮·花园口决堤事件》为代表。本研究以1938年花园口事件的文学书写为中心，考察书写范式背后的规约因素，并进一步探寻其深刻的精神指向及叙述限度。
一、“花园口事件”文学书写的三种范式
如果说文学作品是作家审美理想的呈现和对现实生活进行加工提炼、概括升华之后的超越性表达，那么历史事件的文学书写则将史料支撑、历史还原与文学想象熔为一炉，构筑不同向度的历史面貌与艺术表达。对1938年“花园口事件”的文学书写呈现三种不同的书写范式。
第一，“纪实叙述式”。这种叙述范式的作品大多立足社会视角，偏向家国历史的宏大叙述且强调真实性与客观性的在场，多采用线性叙述模式，以时空变化为序串联组织文本，形成全景式反映的架构。如梅桑榆的《花园口掘堤前后》将1938年花园口决堤事件置于整个抗日战争的历史背景，以时空转换为序，串联历史事件的千头万绪，建构全篇的基本框架。梅桑榆以花园口决堤由决策到实施为轴心，真实再现决堤前国内抗日战局的焦灼和徐州会战及兰封会战的残酷激烈、决堤后田舍荡然与民不聊生的人间惨象。邢军纪的《黄河大决口》开宗明义提出：“我就是带着因袭的重负去执行我的观察任务的。我要和许多语言大师打交道，如中国的蒋介石、日本的东条英机、美国的罗斯福、德国的希特勒、意大利的墨索里尼、英国的丘吉尔和苏联的斯大林等等，这些都是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国际舞台上的风云人物。”[3]4邢军纪带着揭秘历史的意识，将敌我双方、盟军各方放在同一天平之上，既深入剖析军事战略决策与政治外交活动，又摹写战斗前线与后勤保障情况，同时兼顾国民党高级将领、普通士兵等方面，形成一个主次明晰、经纬交织的结构网络。“纪实叙述式”文本绝非历史史料的简单堆砌与揭秘猎奇式的文字呈现，而是需要细致的田野调查、详实的史料考证与严谨的逻辑脉络的支撑。因而,在创作意图上，作家以真实性为指归，力求摒弃既往历史叙述的谬误与意识形态的规训，还历史以本真的面目，全面客观呈现“花园口事件”的演进脉络、前因后果。虽然有对黄泛区人民苦难的披露与呈现，但其更多考量的是花园口决堤事件的军事价值与战略意义。邓贤的《黄河殇1938·花园口》采用多重视角切入，将历史档案与战争亲历者口述材料相结合，侧重宏大战争场面、政治外交活动、花园口掘堤事件内幕的历史事实呈现，而是非功过留待后人评说。因而，“纪实叙述式”作品在情感态度层面上习惯以客观冷静之姿态，对历史事件抽丝剥茧，追溯错综复杂的政治、军事、外交头绪，创作者的态度要隐匿于后。翟国胜的《黄泛区的足迹》、钱艺兵的《二战秘闻》、方知今的《武汉会战纪实》等作品中创作者的情感态度并未在文本中直接突显，而是以大量史实材料佐证人类战争之残酷、饿殍遍地之凄惨、骨肉相食之惨痛，加深读者自我体验的压抑与心灵震颤。
第二，“艺术建构式”。若纪实叙述多呈现宏观叙述之姿态，那么“艺术建构式”作品则聚焦个体命运的沉浮，其叙述模式也体现为艺术化的心理、情感真实，无意于摹写历史，只愿为挣扎其中的难民唱一曲悲歌。因此，李凖在《黄河东流去(代后记):我想告诉读者一点什么?》中说：“在这部长篇小说中，我不想过多地评判肇事者的责任。不管蒋介石也好，东条英机也罢，历史已经对他们做出了最公正的审判。我写的主要是这场浩劫的受难者——‘难民’。因此，这本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本描写‘难民’的小说。”[4]783《黄河东流去》无意于写史，而是将笔触放在豫东地区赤阳岗村的李麦、海长松、徐秋斋、蓝五、王跑、海老清、春义等7个农民家庭背井离乡的流亡与生存上，呈现个人的悲戚离乱、挣扎生存。“艺术建构式”文本以浓烈的文学性为内核，其创作意图则在于遵从事实逻辑背景，最大限度发挥艺术建构能力，创造极富现场感与思想感染力的氛围，最终指向超越性的生命关怀与历史反思。李凖的《黄河东流去》并无史料的支撑与堆砌，但文本体现中原地域风情的质朴单纯、难民们的刚强精神与绝处求生的生活能力。正如作者所言：“我之所以介绍这些过去的生活，当然不是为那个惨绝人寰的事件进行控诉，也不是为那个失掉生命的农民们唱挽歌。我只是想把中国农民的伦理道德和精神，重新放在历史的天平上再称量一下。我要使人们看到这种勤劳勇敢、吃苦耐劳和团结互爱精神的分量。首先树立起对人类生存的信心，然后是对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的信心。”[4]786在情感态度上，“艺术建构式”文本则从日常生活和历史的表层到人性的撕扯与灵魂的深层，带有主观抒情性与文化审美意义的厚重质感。冯金堂的《黄水传》将苦难具象化处理，落实到身边的一人一物、一草一木中，仿若身临其境。当黄水肆虐，武强站在土岗上发现了在水中挣扎的桂花时，奋不顾身地跳到汹涌波涛中将桂花救出。李凖写到海长松在黄河水来临前忍痛把自己心爱的镰刀埋在地里时，不由得发出感慨“要知道，他填埋的不光是他的镰刀和黄铜烟袋锅，也是填埋着他的心血和希望啊”[5]104。在写到李麦与徐秋斋、海长松几家人患难相依、相互扶持时，李凖也毫不吝啬自己的欣赏与赞美，展露浓郁的抒情与真切的怜悯。
第三，“情感抒发式”。“情感抒发式”作品大多立足个人立场，怀古凭吊，注重情绪性表达宣泄。如霍松林于1938年6月发表的《惊闻花园口决堤》：“闻道花园口，决堤雪浪高。千秋夸沃野，一夜卷狂涛。日寇宁能拒，吾民底处逃?田园沉水底，何处艺良苗。”[6]338由于更接近历史现场，洪涛肆虐如在目前，悲恸之情诉诸笔端。童启松的《更漏子·花园口》：“决花园，淹日寇。万骨孤魂归咎。青纱倒，漫泽湖。泪倾千古枯。黄土覆，飞燕哭。人命草菅亵渎。茅屋倒，破车休。何寻残梦愁。”[7]61更是借孤魂飘荡的凄惨境况，直接抒发生灵涂炭的悲愤郁结。此外，在创作意图上，“情绪抒发式”作品往往借助情绪宣泄功能，对历史事件作出价值判断，带有鲜明的教育导向。如郭沫若于1959年7月发表的《访花园口》：“来看花园决口处，方知蒋祸倍长沙。居民百万成鱼鳖，国贼一夫迈虺蛇。今日山山储水土，大堤处处植松桦。东风渠上舒长望，已伏黄龙护我华。”[8]615类似的作品还有鲁言《揭秘花园口》中的：“毕竟史家留字迹，为谁开脱也难饶。”[9]422诗作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以花园口决堤事件的价值判断为依据，控诉昔日国民党政府弃百万生灵于不顾，放眼今朝花园口大堤则绿意盎然，今昔对比之间高下立判。此外，晓宇宙原的《菩萨蛮·花园口决堤事件》还被用作中国共产党党史教学的参考资料，诗作指出花园口决堤事件的始作俑者，以及导致黄泛区百万流民无家可依的辛酸苦难图景，呈现鲜明的教育导向。不同于前两种书写范式，“情感抒发式”的作品在情感态度上，力求以强烈的情感色彩寄托历史钩沉的沧桑与世事无常之感慨，抒怀悲悯，引发读者内心的深层次共鸣。
二、“花园口事件”文学书写范式背后的文化症候与意识形态机制
1938年“花园口事件”文学书写的三种范式中，其文学书写大多集中于1978年以后，且“纪实叙述式”相较于其他两种范式比重最大，数量最多;介入历史事件的情感态度上，或客观或主观但主观性的情感介入更为突出;创作视角上，历史家国宏大叙述与个人叙述并存，但个人化叙述视角选用更广;创作意图也由20世纪80～90年代力求揭秘真相、传达生命关怀与历史反思，到21世纪之后倾向对历史事件做出价值判断，达到政治思想教育之目的。上述现象的呈现与其书写范式背后的时代话语、意识形态机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第一，意识形态对历史事件的遮蔽。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10]98换言之，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统治的需要，掌握文化知识领域的主导权，需要将自身阶级的意识形态转变为社会的普遍意识，因而“主流意识形态”便指向一个国家或社会里占主导地位的政治、伦理、审美、价值观等倾向。 “花园口事件”发生于抗战初期。彼时的社会主潮与普遍意识是抗日救亡，保家卫国。1938年花园口决堤后，蒋介石便密电程潜定下对外宣传策略：“(1)须向民众宣传敌飞机炸毁黄河堤。(2)须详察泛滥景况,依为第一线阵地障碍,并改善我之部署及防线。(3)第一线各部须与民界合作筑堤,导水向东南流入淮河,以确保平汉线交通。”[11]25随后，国民党官方便大力宣传日军穷凶极恶，多家报纸媒体均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传声筒，力求激起全国人民焦土抗战之决心，加上国民党当局有意掩盖事实封锁消息，日军炸堤说在社会上流传许久。且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和接下来的国内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对花园口决堤的真相一直坚持最初的日机轰炸说，从未作过任何更改。即使面对社会上的众说纷纭，也始终没有进行澄清。
后来由于海峡两岸的长期隔绝，史料也难以互通。因此，“花园口事件”的真相一直以来被蒙着神秘面纱。对真相的揭秘，对历史事件的还原，及对这次灾难难民个体命运的思考，都吸引作家以不同的体式去书写。
第二，时代情势的促动。1978年12月，我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1979年元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倡议通过商谈结束台湾海峡军事对峙状态，撤除阻隔两岸同胞交往的藩篱，推动自由往来。1981年，两岸实现“三通四流”，即通邮、通商、通航与探亲、旅游以及学术、文化与体育交流。海峡两岸史料逐渐得到互通，加上原国民党高层相关档案、回忆录、纪实资料的披露，花园口决堤的历史真相才得以大白于天下。借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纪实文学热”与1995年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纪念活动的东风，以纪实叙述式书写“花园口事件”的作品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如梅桑榆《花园口决堤前后》、邢军纪《黄河大决口》、邓贤《黄河殇：1938·花园口》、钱艺兵《二战秘闻》等，因而对“花园口事件”的文学书写多集中于新时期，且以“纪实叙述式”表达为重心。
第三，文学场域的裂变。如果说是时代政治变革引发文学视野与话语实践的转向，那么市场化经济环境与商品化消费浪潮冲击民众的物质观念与精神选择。文学生产机制的市场化转型，激起人们对历史的窥探欲。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说：“在形象之中，暗含着与大众最隐秘的需要千丝万缕的联系。形象只有指向大众的情感和潜意识，才能够被大众选择和消费。”[12]147文学作品只有具备接受者消费的内容才能与市场经济逻辑契合。而“花园口事件”作为历史隐秘，一方面迎合了读者的消费心理，能够满足人们对历史的“窥私欲”;另一方面则符合市场出版机制的题材选择与热点捕捉，以历史揭秘为卖点增加销量。
在时代政治、经济观念发生变化之时，思想观念也于深刻变革中带来主体自觉与审美意识的觉醒。文学话语实践开始有意识地偏离党政伦理的宏大叙述，重视个体生命体验的真实感受，并寻求历史解释的多种可能性。这一时期既有李凖的《黄河东流去》从日常生活琐事出发，解构宏大叙述，更重视个体命运沉浮与心灵情感的铺叙;也有翟金城的《重游花园口》、程步涛的《花园口》、鲁言的《揭秘花园口》以个人立场视角为支撑点，对历史事件作出价值判断，借鲜明的情感倾向呈现历史解释的不同向度。因此，“花园口事件”文学书写范式中介入历史事件的情感态度，以主观性的情感介入为表意核心，且在创作视角上，个人化叙述视角选用更为广泛。
三、“花园口事件”文学书写的精神指向与叙述限度
文学是人学，承载人性的幽微与温度。无论何种形式的“花园口事件”文学书写均借助距离感的审美创造，既有对逝去历史的追溯也有对苦难的深度反思;补充历史事实，有机整合事件背后的多重话语冲突，在文学表意空间传达深刻的精神向度与人文关怀。同时，“花园口事件”文学书写呈现情感道具化、叙述同质化倾向等叙述限度。
第一，历史记忆的再现与重塑。杰诺韦塞说：“历史并不只是‘一件事接着另一件事’，并不只是任意的古物陈列，甚至也不只是发生在过去的事……。历史主要由一些本文和一种阅读、诠释这些本文的策略组成。”[13]56换言之，历史是由文本与叙事策略建构而成的，而文学书写内在契合了这一维度的历史记忆重塑。1938年花园口决堤成为中华民族的隐痛，虽然推迟日军进攻武汉数月，有阻敌南下西进之功，但造成豫、皖、苏数千万生灵涂炭之过，却不能轻易被遗忘。“纪实叙述式”文本以还原历史现场为目的，搭建整个历史事件的骨架并辅以细节性的文学想象填充血肉。“艺术建构式”文本淡化历史宏大叙述，聚焦以人为本的历史。“情感抒发式”文本以强烈的情感色彩，寄托历史钩沉的沧桑与命运的不可名状。“花园口事件”三种范式的文本都通过文学作品的流传，不断加深民族集体的记忆，实现历史记忆的再现与重塑。
第二，人性本质的探寻与思考。灾难和死亡是考验人性美丑善恶的极端现实环境。生死攸关之际，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所形成的相对稳定的伦常关系会被无情撕裂，取而代之的是人内心深处被现实常态世界所遮蔽的非常态欲求。当花园口决堤黄河泛滥后，随后而至的便是连年大旱、蝗虫肆虐与瘟疫蔓延，极端的饥饿将人们放置在生与死的铁板上苦苦煎熬，经受人性与兽性的双重撕扯。邢军纪的《黄河大决口》记录了在黄泛区骇人听闻的“至亲相杀，易子而食”事件。但在苦难深渊中呈现的并非全是人性的残酷丑陋，更有守望相助、顽强抗争的坚韧品质。《黄河东流去》中的李麦在柔弱外表之下有着刚毅的精神支柱，无论遭遇到什么样的灾难困苦都会咬着牙坚强活下去，在寻母口撕掉良民证，与赤杨岗的乡里乡亲患难与共、同命相依;海长松没办法养活几个孩子无奈卖掉了小女儿小响，最后是四圈散尽家财拼命把孩子救了回来;年老多病的徐秋斋不想拖累梁晴，拖着病体也要坚持出去摆摊。文学书写叩问灵魂的轻与重，引发对人性本质深层次的探寻与思考。有评论家言：“人的善良与丑恶、崇高与卑琐、勇敢与怯懦、抗争与逃避、坚持与妥协在灾难面前矛盾而真实，也正因为人性在这一非常态下撕扯，这才赋予了作品更透彻的人性深度和伦理感召力。”[14]
第三，中原文化精神的呈显。1938年“花园口事件”的文学书写基于回溯苦难、观照历史的视点，以大胆的笔触审慎反思人为制造的灾难困苦，呈现中原人的本真存在状态，同时也在文化层面深切体察中原地区的民风民俗与文化心理。李凖曾言：“我喜欢这些故事，他们都体现了中原一带的‘侉’味，一般人管河南农民叫‘侉子’，‘侉’是什么东西?我理解是既浑厚善良，又机智狡黠，看上去外表笨拙，内里却精明幽默，小事吝啬，大事却非常豪爽。我想这大约是黄河给予他们的性格。”[4]789“纪实叙述式”“艺术建构式”与“情感抒发式”的文学书写，均涉及中原多灾多难的广袤地域，小到地方风物民俗，大到几代中原农民的生活方式，都于无形中渗透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与精神气质，而生存于其中的中原人身上虽然带有黄土般厚重的淳朴善良、坚韧顽强的生活意志力、恻隐互助的团聚力，却也带有目光短浅、精于算计、自私狭隘的因袭负重。“花园口事件”的文学书写还原了灾难对个体生命的摧残及农民抗衡灾难的刚强意志，却未遮蔽人性本身的复杂，既丰富了文学作为表意工具的意义价值，也呈现了中原文化精神。
第四，叙述同质化与情感道具化倾向。“纪实叙述式”文本大多突破叙事文学的体式要求，广泛运用原始的采访记录、学术研究式的讨论，力求达到高度的历史逼真感。如果过分讲求言必有据，人物的言行举止及内心活动就无法深入展示，人物立体感就大打折扣。如果史料搜集提炼不够，会形成材料堆积，文本内容则显得粗糙杂芜。如果拘泥于条条框框的束缚而鲜少艺术想象加工，势必削弱关键人物形象的立体感，造成叙述同质化倾向。有些文本仅停留在对战争军事层面的揭秘与历史苦难的表层感悟，未能上升到哲学人性的层面。此外，在几种书写范式中也呈现情感道具化的倾向，或将历史隐秘作为消费热点，迎合消费心理与市场运行逻辑;或借助对历史事件的感慨悲悯，抒发己思，满足以古鉴今的教育导向需求，情感在无形之中沦为道具与符码。
四、结 语
将1938年“花园口事件”的文学书写划分为“纪实叙述式”“艺术建构式”与“情感抒发式”三种范式，并不能如“楚河汉界”般明晰，也不能完全穷尽该历史事件文学表述的全部可能性。作为叙述历史事件的文学作品往往在历史与文学之间滑动，其叙述可能出现上述几种范式交织混杂的情况。
正如海登·怀特所言：“作为一种象征性结构，历史叙事并不复制它所描述的事件，它只是告诉我们从哪个方向去思考事件，并赋予我们有关事件的思想以不同的情感。历史叙事并不反映它所指示的事物，它只是像隐喻那样让人联想起它所指示的事物的形象。”[15]881938年“花园口事件”的文学书写便是示例。花园口决堤作为一个历史事件早已湮没于历史洪流，但其文学书写背后蕴含的精神探索与审美超越，仍然作用于当代社会文化结构体系中。通过探究这一历史事件的文学书写，或许会对新世纪以来的历史叙事研究带来一定的启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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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e Ways to Write About the Same Historical Event— On the Literary Writing of Huayuankou Event in 1938
CUI Qiqi
(Faculty of Liberal Arts,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127, China)
Abstract: In 1938,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adopted the strategy of "replacing the soldiers with the Yellow River" and dug the dyke at Huayuankou in Zhengzhou, resulting in the spreading flood over the area, which ravaged tens of millions of people in Henan, Anhui and Jiangsu provinces for nine years. As an important historical event, Huayuankou dyke breaching was recorded in three different aspects in literary writing: "documentary narration", "artistic construction" and "emotional expression". The "documentary narration" is based on the grand narration of historians and countries, considering the significance of military strategy and historical reflection, while the "artistic construction" shifts the focus to the ups and downs of individual destiny, more concern given to life and human nature. The "emotional expression" makes the use of emotional catharsis to make value judgement and guide the direction of education. The differences among the three in standpoint, perspective, creative intention and emotional attitude show that literary writing forms an effective supplement to historical events with the help of aesthetic creation of distance, and tries to explore its profound spiritual direction and existing narrative limits with the attitude of rational reflection.
Key words: Huayuankou Incident in 1938; literary writing; discourse expression
DOI:10.3969/j.issn.1674-5035.2022.06.014
中图分类号：I1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035(2022)06-0074-06
收稿日期：2022-07-20
作者简介：崔琪琪(1998-)，女，河南洛阳人，在读硕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责任编辑：于雷雷 最后更新：2024-07-08 15:2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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