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大火·综合回忆〗长沙大火回忆
2019-11-11 15:16:53 来源：原载《长沙文史资料》第2辑 点击： 复制链接
长沙大火发生在抗战时期的1938年11月12日午夜,所以又称“文夕大火”(实际上应该说是13日凌晨),是历史上一次重大的事件。生命财产损失之巨,难以统计,当年的受灾者谈到这个问题之时,至今还有些余愤难平的感情。对于这一事件的责任轻重问题,人云亦云,众说不一,过去官方重点归罪于被枪决的3名负责治安的官员身上。但当时的民间舆论确实有骂蒋介石的,有骂张治中的,而对被枪决的官员,更多的人认为他们只是“替死鬼”。笔者当时就在这3名官员之一的文重孚局长主持的湖南省会警察局工作,亲身经历大火前后的若干情形。现将回忆所及之片断写出来,作为对此事件研究的史学工作者的参考。
1938年,全国抗战进入第二个年头。东战场自南京失陷以后,日军沿长江西上,策应南北战场,同时向我发动攻势,广州、武汉亦相继沦于敌手。此时国民党的中央政府已西迁重庆。自武汉沦敌后,溯江西上的通路已断,湖南更成为贯通东南各省的要冲。当时西撤路过湖南的机关单位及物资器材为数甚多,随政府西迁而来的难民更是难以统计。长沙为湖南省会,抗战前人口约30万,此时来到长沙的人口骤然增加。虽然属于流动性的居多,也给长沙带来暂时繁荣的气象。由于人口密集,敌机空袭频繁,安全受到威胁。自从武汉陷敌以后,形势已很紧张,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已提出应变措施,决定将省政府迁沅陵。11月初,战局越来越紧张,人心亦开始惶乱,自发的疏散已开始。除了路过长沙的机关和难民继续西进外,本地殷实一点的商界方面的人多向长沙四乡农村避居,留在长沙的人大多数是一些无处投奔的穷而无靠者,更有一些是受雇于人甘愿留在长沙为他人看守财产的人。其时,长沙出现多数商店和住宅大门都用红砖封砌,雇人留守,受雇者多半是孤寡老人而又被认为最忠实可靠的人,可怜这些看守者根本没有想到将有一场大火发生。
长沙大火发生的当天下午5点以前,市区并没有撤退和准备撤退的迹象,不过山雨欲来的传说和谣言时有所闻。军事当局可能有“坚壁清野”的打算,但并没有作具体的部署警察局局长文重孚两天前已派人将其家属送回益阳原籍去了,自己已搬到警察局住宿。他当时的忧虑不是战局的恶化,而是出现了与他职责有关的警察大批逃亡。这使他非常伤脑筋。文系黄埔三期学生,当过宪兵团长,长期的军人生活,养成了简朴的习惯。我发现他随身的一个小被包里,仅有一条白布统被、一条白被单及一床羊毛毯和一个小枕头,此外再无他物。当天下午5点多钟,我和文同桌吃晚饭时,文谈到值勤警察逃亡的问题严重。值勤警察逃亡后,就加派一班人去值勤,结果加派的人也跑了,再派一班人去追,连追的人也跑了,约计已陆续逃跑了好几百人。文很着急,要我饭后到各分局跑一跑,摸摸情况,以便釆取措施,向警备司令部汇报。我离开司门口总局,首先到东牌楼一分局(现少年之家)了解情况,接着就到局关祠四分局(现望麓园小学)。其时天已傍晚,只见四分局的空坪上很多人在打点行李。我心想,上面没有布置撤退,难道分局准备集体公开逃跑吗?我走进分局,问分局长罗燮阳是怎么回事?罗说,刚才接总局电话通知,今晚有撒退的可能,要他们整装待命。我听他这么说,当即回局。局机要秘书周怀英告诉我:文局长饭后到警备司令部开了会,司令酆悌在会上宣布:今晚如发现北门方向出现火光时,全市即放火、撤退。文还说,本局向湘潭方面撤退,并已向各分局用电话下达口头命令,以总局警钟楼鸣钟为号。他还告诉我,总局已命令三分局在河下控制了几条民船,装运公文行李去湘潭他还把我准备随身带走的一个包送上船了。我对他表示了谢意。以上部署,都是文重孚在晚饭后到警备司令部开会回来后所采取的。
晚上9点钟以后,街道上行人稀少,我在司门口总局附近的马路上看见佩戴有蓝色“警备”袖徽的士兵,将商店的铺面打开淋上汽油,显然系放火的准备。我们警察局本身也将办公桌椅打坏堆集在礼堂里,只要一声令下就点火。到午夜以前,放火和撤退前的准备工作都已完成;午夜以后,局里几位科长、秘书都坐在局长办公室里聊天,我也在座。此时长沙电灯公司尚未停电,全市电灯通明,特别是我记得局长会客室灯火辉煌,光彩夺目,电话也畅通无阻文重孚不时和省主席张治中及警备司令酆悌保持联系,也有交换情况的朋友打来的电话。我在旁边听文与一位朋友通电话时,文告诉他“准备今晚走,邵阳再见”这一类的话。这位朋友在电话里劝文不要走（1997年6月作者补助：事后，我们在研讨文重孚死因时，才知道这位朋友就是戴笠。当时，文通电话后还自言自语地说：戴笠要我不要走，这哪可能呢？）,文苦笑了一下说,这是不可能的。可惜当时不知道这位朋友是谁,尚不失为一明智之士,因为如果文重孚起火后只将队伍撤至近郊而不远去湘潭,待情况危急再行撤退,或可不负“擅离职守”的罪责,保住这条性命。
午夜后2点钟左右,长沙城虽然灯火长明,却已万籁俱寂。此时文重孚去电话与酆悌联络时,警备部总机说司令官已经不在了文再与主席张治中通话时,省政府总机回答说:主席官邸已经没有人接电话了。文此时估计高级领导层如张治中、酆悌等都已离开长沙了,有些怅然若失的感觉。文有个同乡的同学叫郭亮才的,是北京大学毕业生,正在文处作客,准备随文同行,也和我们同坐在局长办公室聊天。这时,文对我和郭亮才说,趁现在无事,我们何不到马路上去看看。我们3人从警察局出来,刚走到八角亭与青石街的街口岗亭处,只见战士在登隆街口放火,回头看八角亭靠走马楼一段也已着火,再回头看南门口方向也有火光。于是我们当即折回文即命令警钟楼鸣钟,号令各分局员警开始撤退.一场震惊中外的大火就是这样开始了。
当我们离开警察局快步从黄兴路通过南门口时,沿途商店有的寂无人声,有的商店门楼窗户里还有灯光,人们已从睡梦中惊醒,仓皇逃命。当我们经过天心阁时,天色欲曙,天心阁并未着火到达黄土岭时天已大明,警察局消防队一部消防汽车也已开到,消防队长请文重孚登车,文拒绝了。他和局里员警一路沿长潭公路步行南撤。公路上人流如潮,均向湘潭方向行进。当我们经过新开铺时,远远看见一列火车满载着伤兵和难民向南行驶,沿铁路线两旁有不少身披白色被褥的轻伤伤兵缓缓南行,据说他们都是由长沙四十九标和五十标两处的伤兵医院跑出来的。13日上午,天空不时出现一二架飞机掠空飞过,机声隆隆,无暇辨别是我机或敌机,所幸没有投弹或扫射。事后据说长沙还有不少重伤伤员没有转移被活活烧死。
我们当天晚上才抵达湘潭,寄居在湘潭十八总街上各处民房里。沿湘江北望,天空一片火红,感慨长沙正面临一场亘古未有的浩劫。此时,湘潭市面寂静,关门闭市,人口亦已疏散。沿下摄司一带汽车轮渡处待渡的汽车排队长达数里,片逃难景象。据说湘潭也准备放火,只因当地驻军200师师长杜聿明认为时机未到,不肯执行,才幸免于难。
警察局撤至湘潭后,与领导机关已失去联络,更无法得知前方战况。文重孚乃命侦缉队队长宋鹤派出侦缉人员搜集前方战况随时报告,15日,侦缉人员报告说,长沙方面尚未发现敌人,其它情况一无所知。这时文重孚出于守土有责的责任心,显然有点忐忑不安了,于是指定机要秘书周怀英、督察员卿作梅和我3人在第二天(16日)随从他亲自回长沙看看情况。第二天早晨8点多钟,我们吃过早饭,带了简单行李离开驻地。只走到几十步远的地方,迎面开来一部小轿车,在我们面前停下来。车上下来一个军人,原来是保安处办公厅主任何清吾。何问我们到哪里去,文重孚说准备到长沙看看。何说,那好,我们也是到长沙去的,你就坐我们的车子一路去。文说:我们有4个人,我坐你的车子走了,他们怎么办?何说那不要紧,下午保安处还有一部大车经湘潭到长沙去,我可留下一张条子介绍他们3人坐那部车子去长沙。何当时写下一封介绍信给我们。文重孚就将自己一个小被包塞入车内随他们动身走了。事后我们估计,何清吾是奉命前来逮捕文重孚的。正好我们准备到长沙去,就客客气气把文重孚带走了。
当天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果然保安处来了一部由邵阳开往长沙的卡车。我们上前交涉,司机二话没说,就要我们上车了。车上仅仅放了一口水缸,缸里有大半缸水,里面养着几条活鱼。我们问司机怎么会带鱼去,他说是为保安处长徐权送去的。车子开得不快,大约入夜9点钟左右才到长沙二里牌附近停车,我们也在这里下车。四顾茫茫,一片漆黑,不好到哪里去找文重孚。
我们3个人就在附近一片菜园里的一栋空屋安顿下来。翌晨(17日),我们打听到了保安处就在不远的念佛林,随即到了念佛林,正好看见保安处处长徐权坐在阶台上的一张藤椅上悠闲地在晒太阳。我们就上前自我介绍,请徐处长告诉我们文局长现在何处。徐处长对周怀英说:你们的局长现正在委员长那里开会,他很忙,你们不要去找他。我当时看到徐权对我们说话的神色,意识到大事不好了。周怀英继续向徐权询问,可是徐权根本不再和我们搭腔。我暗地扯了一下周怀英的衣角,示意我们走吧。
我们由保安处出来,在路上,我把意识到文重孚已被扣押的想法告诉了周怀英。这时我们彷徨无计,不知道如何是好。恰在这时我们在浏阳门识字岭一带发现了警察,觉得很奇怪,便问他们什么时候回来的。回答说昨天晚上奉命令回长,走了一个通宵,刚才到达。我们马上向城内走,到司门口总局,见已经有人回来了。局办公楼主楼已焚毁,大门两侧的传达室幸未波及,保存了下来。问明情况,原来是昨天我们离开湘潭后,张治中对警察局总务科长唐岳下了一张手令,要他火速回长。手令全文:“着省会警察局总务科长唐岳率领全体警员星夜回长。”唐岳奉到手令即刻开拔。回长沙后,他立即向张治中报到,这时才证实文重孚确已扣留在蓉园。唐岳为文送去了一点日用必需的东西,好象还听说张治中派人安慰文重孚,要他承认错误,会设法营救他。不料事态变化非常突然,18号上午11点左右,长株警备部送来了文重孚亲笔写的一张遗嘱,上面写着“通知省会警察局刘主任应章收尸”几个字,传令兵手里还有酆悌和徐昆的两张遗嘱,内容也和文的遗嘱一样,只是酆的遗嘱后面多写了一句“家母请照顾”几个字。收尸的地点在侯家塘警备司令部对面的山上。刘应章、唐岳、周怀英和我几个人开了那部消防汽车迳驶侯家塘,远远看见了3具尸体覆盖着白色的被单。我们近前一看,原来覆盖尸体的三床被褥,都是文重孚的。领尸手续是刘应章办的。领尸体时还领回文重乎手上带的一只小铂金戒指这只戒指很小,平常戴在文重孚手上并不显眼,可能文重孚枪毙时还带在手上。又听说文重孚临刑时对执行的人说:“请你们好点做了”,态度很从容。我们将文的尸体搬上消防车,刘应章在车旁和周怀英、唐岳商量研究后,决定尸体不运回警察局了,由刘应章随车护送迳驶益阳文重乎的老家。
我们回到警察局后,群龙无首,议论纷纷,文重孚遭杀身之祸,实为意料之所未及。作为身历其境的每一个员警,既没有执行放火任务,而是有计划按步骤、看到四城起火后才从容撤离长沙的。警察局的领导遭受杀身之祸,员警都是事变亲身经过的人,难免没有同情之感。当时并没有公布罪状,18号下午在马路上看见有军委政治部的青年政工队员们,提着糊有蓝色颜料的灰桶在东长路(蔡锝中路)一带的临街断垣残壁上大书“长沙大火的肇事人员已伏法,希望各界民众各安生业”的标语几天以后,以长株警备司令俞济时名义枪毙酆悌等3人的布告方贴出来。
文被处决后,宪兵第一团团长李成仁兼警察局长。他到职后有两件事是可以记录的:第一件是出安民告示,内容大意是这样的(我代为书写):“湖南省会警察局布告:查长沙大火蔓延辽阔,人命财产,损失至巨。我最高领袖及各党政诸公,目击惨状,怵然心伤有关大火肇事人员亦经依法惩处,希望各界民众迅速回城各安生业,毋误信流言,毋自相惊扰,倘有肖小之徒,乘机捣乱,本局长当执法以绳,决不宽贷,特此剀切布告。局长李成仁。”第二件事情是发放救济费,地点就在宪兵团、警察局临时办公地点的前面教育会坪。警察和宪兵都奉命维持发放秩序。当时人山人海,教育会坪人群挤得水泄不通,待赈群众从早起排队,到半夜才开始发放。见人发5块钱,发一个走一个秩序不易维持,其中就有宪兵、警察化装杂在人流中冒领救济费的。李成仁微服查巡,被他当场查获了两个宪兵和好几名警察,并当即禁闭起来。第二天正好我是总值日官李成仁对总值日室下了一道手令:“着将冒领救济费犯警捆赴教育会坪听候处决。”下午有两个宪兵果然被枪决了。我认为他这样做固然是惩办违犯军纪的人,另一方面也是为自己树立威信,所谓杀鸡给猴子看,借杀两个宪兵来教育警察。
文重孚
我所经历的长沙大火全部过程,就是这么一些。关于罪责间题,酆悌等3人已为这次事件付出了生命代价,分担了全部罪责张治中则以引咎自请处分,得到了革职留任的结果。不久薛岳奉命主湘,他便悄然离任了从我亲身经历的事实看,文重乎在起火当天由警备司令部开会回来,开始布置撤退措施,以及马路上看到警备部士兵打开铺面淋汽油的情况,总不能说那是没有上级指示的自发行动;酆悌如果没有得到上级的指示,又如何能在警备部的会议上公开宣布准备放火撤退的措施,当时长沙的军事当局不能说没有这种准备。从流传出来众所周知嵌入张治中3字的那幅横匾和对联看,当事者读到它,应该是要感觉面红耳赤,惶悚无地的。酆、文、徐3人被处决的案卷,后来由军委会军法执行总监部移交到了国防部军法局存档。1948年,还有人在南京该局看到此案卷中蒋介石的亲笔批示,是用红铅笔写的,全文如下:
酆悌、徐昆渎职殃民,枪决。文重孚率警潜逃,一并枪决。关于酆等3人伏法日期,据我的记忆是11月18日,而据《长沙文史资料》第一辑所载,长株警备司令部布告,则是11月20日执行的。公文确凿,应无错误,但据同书所载郭沫若同志的《长沙大火》及高一涵的《长沙大火内幕》两文所说的“18日枪毙了3个人和“他们看见了同年11月18日长沙枪毙了3个人”来看,他们所写的日期又和我的记忆不期而合。我看到这张布告时已在酆等死后好几天,是否这张布告是后来补发的呢?则又非我们能妄加猜测的了。
(作者吴世吉，时为湖南省会警察局机要秘书)
责任编辑：李谷灿 最后更新：2019-11-14 10:5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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