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抗日根据地政治话语下的民众
2020-07-01 14:58:44 来源： 抗日战争研究 点击： 复制链接
随着中共话语的不断深入，根据地新型观念文化逐渐生成。王林日记写道：“冀中兴了一种一层皮底的绿鞋，竟有三十来岁的回到家也要穿那么一双绿鞋在街上晃来晃去，以为美。同村人：‘嘿!绿鞋!’他自己以为八路化，抗日了。”八路、抗日成为流行的时尚，尽管未必那么理性，却体现着中共的话语权威。中共文化权威影响下，许多观念都在发生变化，刘荣日记中说：“沿拒马河而下，到河东桥边碰到一群穿旗袍少女和三个着西装青年，他们连连不断瞅我数眼，不知他们做何感。我立刻想到外面敌人统治下那种黑暗生活。”西装、旗袍在根据地虽没有禁绝，但新观念下，已是旧的陈腐社会的象征。崇尚朴素、苦干、卖力气成为风尚：“村中明白人劝人：要维新、卖力气、傻干。”
根据地人们习惯使用的语词也在变化。高鲁日记形象记录了一个到村里收购洋烟的乡村贸易局经理的语言：
昨晚，听说贸易局在康秋那对面的店里收购大烟，村公所不知真假，请我去看看。在村公所后院的楼上，见到了贸易局的经理，他说：“我们是公家派来收洋烟的，那个河西马镇的老乡是我认识的，有本地人容易办事，便一块来了。我们用公家的支票，国家法律规定贸易可以用支票。但老百姓不相信支票，这是政治问题。我们为公家办事，不会违反政府法令。如果我们是抽大烟的，无话可说。但我们是收购洋烟是为公家办事。”他说话滔滔不绝，孙铁赘靠墙点着头。经理又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东西，现在才有了感性认识，不过还不行。会看烟的也会看烟土，现在熬成了烟膏就非得抽才能看出烟的好赖。”
高鲁总结：“这位经理像个知识分子，或是毛主席所说的‘半知识分子’，他用了‘基本内容’、‘感性认识’等新名词。”
语词的转变，不仅仅是增加几个单词那么简单，后面还有思想背景的变化。“同志”的称呼在根据地普及，刘荣日记记载：“有次到房东家借棒子推碾子，叫‘大嫂子你的棒借用一下’。这位大嫂子是位年轻的媳妇，她立刻脸红起来，带着怒容说：‘同志，你应该叫我名字呀!’……后来研究了一下，这样妇女一般都喜欢让人叫她的名儿。很不愿意叫她‘什么媳妇’为头，若再加上‘同志’二字，那就格外高兴了。”即便是老年妇女，也学会使用同志一词，刘荣写道：“离阜平城五里处碰一老妪，年逾七旬，领一不足十岁小童，距我有五十米远处。小孩儿很天真地说：‘那是一个兵。’老妇立刻纠正说：‘那是个同志。’”
在中共集体主义观念范导下，公家一词使用得越来越频繁。王林日记记载，反“扫荡”中，为防范狗叫暴露目标，根据地曾发起打狗运动，对此农民的本能反应是：“感情上很不高兴，受了一下打击似的：你看这不是性命吗?再一说也是人的耳朵啊，黑更半夜的有点事，它还有点用啊。”然而，一旦解释这是为了公事时，农民的反应即变成：“公事?那还了得，那谁能反对。”被认为是小私有者的农民有了“公”的概念，并愿意为这个“公”付出代价，不能不说是崇尚集体主义的共产党人巨大的成功。
中共十分重视精神的力量，尽管条件艰苦，根据地还是尽可能创造较为丰富的精神生活。刘荣日记留下根据地集会的场面：“午后到北庄村前的大森林里开反内战大会，到会者数千人。步入会场，人们情绪格外激动，精神倍增，充满反内战歌声。片刻，儿童们打起霸王鞭，吸引了人们视线，各个村里比赛起来。”延安的集会尤其多姿多彩，几乎每次集会都要唱歌，彼此拉歌，成为习惯：
每天早上集合，先唱歌，唱完歌再吃饭，晚上点名，也要唱歌。开联欢会或纪念会、晚会，更要唱歌。集体唱的，主要是救亡歌曲。这种歌子，我现在还能记得几十首。最热闹的还是集合开会的时候。无论会议规模大小，歌声总是此伏彼起，拉拉队也是喊个不停。连队开会，各班相互拉;全校开会，各队相互拉;几个单位或全延安的大会，就“一致对外”地拉，例如“鲁艺来一个!”或“抗大来一个!”。
对中共而言，歌声代表着团结和凝聚力，是动员和宣传的有力武器。不仅仅是延安，各根据地都喜欢唱歌，都有着庞大的文艺队伍。晋冀豫根据地的文件说得很明确：“民兵一般热爱唱歌，很容易教，以歌曲灌输一定的精神，或贯彻一定时期的工作内容，是极有力的动员方式。”和唱歌一样，演剧也是中共宣传自己理念的感性途径。王恩茂日记记载，新剧团表演新剧时，“群众到了相当多，部队亦参加。当跳完一个舞后，即下雨，但群众没有一个动摇的，而两眼注视着不动”。王林则观察到一个细节：“夜宿邻街一彭姓家南屋，他谈到鲁南战事中国为何不用毒气事，颇令我惊奇。不久又来一位他的侄子，他满腔欣喜地谈他今天在城里看我们演戏的情节。我这才了然他叔对用毒气的见解，完全是侄子看过我们演戏后的印象。”中共宣传的多样性和影响程度，可见一斑。
经过中共政治文化的洗礼，中共阵营自上到下形成自觉的宣传意识。刘荣记载：“晚饭后，我们六人去推碾子。一班一班地推得正起劲，老孟说咱们八路军这样的游戏方式，拍个电影给大后方人士演演，多么好呀。一边推着碾子，一边等着、笑着，多么痛快呀!我们这样快乐大概传播到很远，不知什么时候一个七八岁的小姑娘也来不言不语地站在我们身旁，只是手里捻线子。不知她看到我们哪里有好笑的地方，她独自微笑。老孟又发觉：‘你们看这小姑娘，生产多么积极呀!捻的线子真好呀，拍个电影到国际上叫人看看吧。’”看到美好的事物，马上想到拍电影宣传，共产党人政治宣传意识已深入骨髓。
中共政治文化的影响在各个年龄段都有体现，少年儿童、青年受到的影响尤大。根据地少年儿童被前所未有地组织起来，成为一支特殊的政治力量。“马家琉村一个儿童站岗，儿童干部查岗，发现哨位没人，便到儿童家问情况。原来是放哨儿童家人把儿子叫回去给家里送东西。连长和儿童干部批评他家人反遭到辱骂。干部则召集了所有村里的儿童把那孩子的父亲捆起来。为了支援这些儿童，做了十几支木枪”。“青救会会员经常到敌人堡垒附近，以手榴弹或炮竹袭击敌人，扰乱敌人。一次，一个儿童要用手榴弹到堡垒顶上炸敌人，年龄大些的团员不让他去，他便哭了”。
青年在中共的新体系中脱颖而出，黄敬说得很形象：“农村中，真正支持民主的力量是青年和妇女。因为封建社会是以家长制为基础的，青年和妇女在家长制中最无地位，故青年和妇女的走出家庭是农村中解放的可靠标志。……青年唱几个歌子，他们笑起来就走向共产主义，农民则非要吃几布袋粮食不可。”黄敬的描述可以得到许多实例的支持。例如，王林发现一个乡村士绅家庭的年轻人主动报名参加县政训练班，关键就是“他还年轻，有梦想，有易于受影响受激动的青年的血。他受了这大时代的这广大群众的潮涌的激荡，于是他也不安于家了”。
青少年像一张白纸，很容易被影响、改变，中共政治文化鼓励的大义灭亲，往往都是青少年予以践行。高鲁日记记下一个案例，临县二区歧道村刘家圪塔青救会会员刘清大，年17岁，其父刘二贵系村中流氓讼棍。敌人开始“扫荡”后，“有4个汉奸在刘二贵家吃饭，其妻秦氏劝说：‘现时局不定，你请这伙人在家里吃饭，中国军队知道了要生事端。’刘二贵见妻发现秘密就将妻痛打。……不久日军溃退，刘二贵为了掩盖自己的汉奸行为，反诬陷当村刘恩典有汉奸嫌疑，经八路军民运部同志调查实无此事，又开始调查刘恩典为何人诬告问题。刘清大挺身而出向刘恩典说：‘报告人是我父亲，八路军在调查你时我父亲一夜起来七八次，心中非常不安’，八路军将事实调查清楚后，遂于4月4日夜逮捕刘二贵”。刘二贵后经公审被枪决。
中共政治文化的深入程度，在根据地不同年龄段中有区别，各个阶层中也有差异。比如对中共和八路军的态度，贫富之间就不完全一样，王林发现：“富农妇与贫农不同之处：贫者希望从我们得点好处，所以极殷勤，不辞劳苦。富农，不是不想贪便宜，但是却做出不在乎的神气，沾上一点倒怕吃大亏。我们想给他点小油水，也无法。可是他吃亏又不肯，实际上又极力往进步团体中钻，用进步的口吻和神气蔑视进步军队对他们的勒索，二重性。”同样是贫苦农民，态度也不尽相同，地方党委的报告详细列举了各种不同反应：
现在如果把农民对党的态度分别起来，有下列数种：1.认识党是为穷人，对党非常同情。这样的农民特别是贫苦的，是有很多的。2.同情党而怀着恐惧不敢接近党的(因为受打击，现在受反共恐骇)。3.觉得“共产党是和老蒋争天下”，与自己不相关，因而不拥护也不反对，这种人在农村有相当大的数量。4.认为共产党不会成事，是胡闹的，也有一部分，但也不十分反对，这种人特别是老年人。5.至于说反对党的，在农村除了地主富农外，贫苦农民是很少的。
由于抗战民族战争的性质，加之中共实行统一战线政策，即便是地主，也不一定都反对共产党，而且在抗战这样的民族战争背景下，并不是地主越大就越和抗战背道而驰。有材料发现，中小地主“因私人关系，剥削地盘小，有的倒比大地主不抗日。有的大地主，因个人文化高，高明，反倒有的接受抗日”。
本文作者黄道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李艳萍 最后更新：2020-07-01 15:0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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