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开辟与发展（6）
2017-12-15 10:29:17  来源：360图书馆  点击：  复制链接

　　1939年5月日军从平鲁城、井坪、朔县调集大批兵力，向乃河堡、偏关下土塞、老营方向进犯，他们认为这里只有何柱国和傅作义的小股残兵败将，决心全力“剿灭”。我朔县除奸队侦察人员早已准确地掌握了这一情报。358旅、何柱国骑兵团、傅作义35军一部、朔县除奸队及只泥泉、南辛庄、麻地沟、下水头、下木角、口子上、东山上、韭菜庄、白道沟等村的自卫队、担架队，早已埋伏在距老营15华里的贾堡村四周山头上，一张“大口袋”已放在了贾堡对面的沙坪滩上，单等鬼子“自愿入网”。临近中午时分，一大队日军“浩浩荡荡”从下水头经乃河堡、口子上、南坪等村进入贾堡村沟底，后面跟着驮军用物资、日用粮食的骡马队。当鬼子走到湾子、上土塞村口时，两村后面土山上的35军首先开火，迎头痛击，鬼子边还击，边改变方向，向东南面的只泥泉方向撤退，不多时，全部上了沙坪滩。这时，四面山头上枪声大作，喊声震天，正规军、自卫队从天而降，沙坪滩上骡马狂奔，物资飞洒，鬼哭狼嚎，尸横遍野，日军除少部分逃回井坪外，100多名日军倾刻毙命。正规军冲锋在前，奋勇杀敌;自卫队收拾物资，清扫战场。鬼子的一百多驮军用物资全部“送给”了我军。战斗结束后，何军即撤往河曲一带，日军强行在乃河堡、老营扎下了据点，把我西山根据地隔为两片。为了把这两颗“钉子”拔掉，沿线四周一带的自卫队，每天夜间到据点附近破坏公路等设施。120师独立六支队骑兵营在营长王零余、教导员李林带领下，经常出其不意、神出鬼没地袭击敌人。九月，日军不得不撤除乃河堡据点，从此，朔平西山根据地又连成一片。

　　1942年秋冬季，由于敌人步步紧逼，处处设防，频繁“扫荡”，致使朔县西山根据地由1941年130多个村庄缩小为80多个，人口不到2万，面积仅有70多平方公里。日伪企图在下木角、乃河堡建立据点，抗日斗争进入极其艰苦困难的阶段。活动在下木角、上木角、辛按庄、白道沟一带的县委、县政府及四区区委、区政府成为鬼子“扫荡”和袭击的重点。

　　五分区撤到偏关

　　1942年2月，山朔县委代理书记李易山和他的情妇孟元君(我山阴县妇联主任)悄悄离开抗日根据地，跑进日寇盘踞的平鲁城投敌，他向“皇军”献出一份260多人的花名册。敌人手持花名册，在以平鲁县为中心的6个县内搜捕共产党员和抗日军政人员。由此，我西雁北抗日根据地完全丧失，我军政机关被迫向二分区的偏关县境内迁移。李易山出卖同胞的鲜血向日寇邀功请赏，当上了日伪平鲁县的警备大队长。

　　1942年晋绥五分区的3个大叛徒——耿平(五地委秘书长)、江华(县级干部)、李易山(中共山朔县委代理书记)相继投敌后，抗日根据地大批党员和干部被抓、被杀或被迫向敌人自首，党的工作失掉了群众基础，五分区党、政、军机关被迫向西转移，撤离到二分区偏关县境内重新组合。军分区司令员郭鹏、参谋长刘华香、政治部主任陈云开、副主任胡亦民都来到偏关县城。郭鹏冬天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后来到三五九旅。

　　1942年，雁北抗日进入最艰难时期。随着李易山、耿平、江华相继投敌叛变，苦心经营的情报网站立即瓦解。大批地下党员被捕杀，武装斗争屡屡失利。中共雁北地委做出决定:所有非战斗人员向朔县西山转移。右南、山朔两片抗日根据地再次沦陷敌手。地、县、区机关撤到偏关县。李易山虽然是个不出名的小叛徒，他却是极其凶恶的叛徒，被他直接出卖的中共党员和抗日军政干部多达260余人。

　　已撤回山西偏关的原大青山骑兵支队，撤消支队建制，和晋绥五分区归属塞北军分区，撤销大青山支队番号和第五分区建制。政治委员张达志于1943年3月派出部队来接应姚喆、田恩民等400余人撤离了大青山。我军主力撤回山西偏关地区，敌人疯狂地搜捕我党、政、军人员，严酷的斗争环境，使集宁地区革命进入了低潮。一时间，出了不少叛徒，如陈义、滕小二等，都卖力地为敌人效劳。

　　原晋绥五分区敌工干事冯先民回忆：我于1942年夏季到达第五军分区(当时工委书记李焕济、专员武养民、分区司令员郭鹏、政委胡全、参谋长刘华香)，当时晋西北的形势是:日军不断向我根据地发动扫荡，扩张占领区、增设据点，以平鲁作为重点。因平鲁是我分区活动中心，又是从内地到绥远大青山的咽喉要道，所以成为敌我两方争夺的焦点。日寇实行“三光政策”(烧光、杀光、抢光)，每到一村，鸡犬不留，斗争异常残酷，人民群众受到严重摧残，我党、政、军在平鲁无法立足，最后放弃了这块根据地，转移到偏关县。分区党政军机关均驻在偏关城北的陈家营村。这时，原敌工科长赵家声已调回军区，由军区派来的李希圣任科长。我被派到平鲁前线去开展敌军工作。

　　姚喆回到偏关后担任塞北军分区司令员，政委高克林，副司令员郭鹏，副政委张达志，参谋长邓家泰，政治部主任曾锦云，副主任陈云开。除了高克林和郭鹏，其余领导都是原来大青山支队的干部。

　　1943年4月，一二○师独立第六支队骑兵营长王零余经过党校学习后回到晋绥边区，担任塞北军分区骑兵大队大队长。

　　骑兵大队，是1942年10月下旬由原独立第六支队骑兵营改称的。自王零余调离骑兵营后，这支铁骑一度遭到挫折，减员较多，战斗力下降。全大队只剩140余人(马)，编为两个不满员的中队。王零余回到骑兵大队后，与政治委员谷奇峰一起，深入中队、小队，通过会议和个别谈话，为干部战士鼓劲，使大队恢复元气，重振军威

　　这年夏天，右玉县东西山部分游击根据地相继成为敌占区。到了深秋，雁北、绥南各据点的日伪军不时地对骑兵大队实施围攻、追击。骑兵大队从右玉县中心堡突围后，伪装成敌防共一师的骑兵，越过苍头河，直奔牛心山脚下的甘泉庄。早已翘首企足的村里群众，都高兴地呼喊：“王老虎的骑兵来了!王老虎的骑兵来了!”

　　王零余率领骑兵大队，孤军深入敌占区，是奉塞北工委命令，要搅乱日伪所谓“施政跃进运动模范区”，给左(云)右(玉)凉(城)地区坚持抗日游击战的武工队壮声威，打击汉奸、特务，鼓舞群众的抗日情绪。不料，中午12时许，在村外警戒的哨兵匆匆跑回来报告：一支约几百人的骑兵部队，正从村西向我驻地奔来。

　　沉着、老练的王零余心中有数：在此时此地，拥有上百名骑兵部队的，只有他这个骑兵大队。杀奔这里来的，无疑是敌骑兵。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他一面命令全队紧急集合，作好战斗准备，一面同谷奇峰策马赶到高地上观察敌情。他说：“敌人行动这样快，是有来头的。你看，在西南方向部署的兵力最多，这是怕我们从那里溜掉，右玉至左云公路要道上必有伏兵。我们应向东北方向转移。老谷，你带部队先行撤离，我带一个排断后掩护。遇有不测情况，相机行动，能打则打，不能打就走，绝不能让敌人缠住。”于是，王零余率领骑兵大队，在长城内外的广阔原野上，同敌人周旋八昼夜的游击战开始了。

　　当日下午4时许，骑兵大队撤出甘泉村，驰至左云县北口焦家窑。王零余向全大队同志讲：“我们现在还没有摆脱敌人，他们一定会继续追击围攻我们。但这并不可怕，只要我们忽南忽北，忽东忽西，迂回穿插，声东击西，同敌人兜圈子，就能变被动为主动，变劣势为优势，胜利完成工委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

　　敌之行动，为王零余所料中。晚7时许，敌骑兵与各据点伪军纷纷向焦家窑扑来。王零余、谷奇峰率骑兵大队，一面向敌人还击，一边策马向东北方向急驰，于深夜12时在右玉东马头山下的山坳里露天宿营了。

　　塞外的深秋，已经冷了。仍着单衣的战士们浑身直打哆嗦，只得紧贴马身温暖身体。第二天，红日刚冒出山，大队跃马越过外长城，出敌不意地袭击了丰镇平川区后营子村伪警察所，俘敌三人，缴获步枪三支，战马三匹，并向群众作了抗日宣传。当跟踪之敌在下午4时赶来时，骑兵大队已向长城内驰去，并于晚间穿越大(同)左(云)公路，到达左云城南之马道头一带。第四天晚上，又从右玉东山沟北出外长城，驰至托(克托)和(林)清(水河)交界的三波罗村。第五天，又南进右玉西山之丁家窑。第六天，再返右玉东山沟。

　　骑兵大队在敌占区忽儿东、忽儿西地兜圈子，每日行程二三百里，把跟踪追击之敌骑兵拖得疲惫不堪，各据点之敌惶惶然日夜不宁，汉奸、特务整日龟缩在据点里不敢轻举妄动。我武工队趁机处决了几个作恶多端的密探和叛徒，鼓舞了群众的抗日热情。

　　骑兵大队经过五昼夜行军作战，人困马乏。许多战士在行进中伏马鞍打盹，有些战马精疲力竭，一旦跌倒，再也站不起来了。每个战士仅剩三五发子弹，手榴弹也所剩无几。王零余决定，撤出敌占区，尽快返回朔县西山区游击根据地休整。

　　撤出敌占区，通过敌人多道封锁线，绝非易事。就在骑兵大队将要启程的下午，敌骑兵又从右玉西山区跟踪至东山区。下午4时许，双方在张家窑村发生激战。一会儿，天气骤变，浓云密布，雷电交加，下起瓢泼大雨。王零余趁雨雾笼罩大地，即率部撤出战斗，顺山势南驰。王零余部已经走出很远了，张家窑村仍不断传出密集的枪声，原来敌人互相接了火。

　　第七天下午，骑兵大队向平鲁进军途中，经上梨村时，遇上敌特务队长吴贵带领四名警察正在村里活动，即被骑兵大队活捉，缴获手枪一支，步枪四支，战马四匹。被俘的警察惊奇地说：“听我们当官的说，你们在右玉东山打没了，没想到你们突然来到这里，真是神兵啊!”到第八天早晨，他们胜利到达游击根据地的下水头村。乡亲们看到王零余满脸胡茬，两眼充满血丝，谷奇峰面黄肌瘦，好似染过一场大病，心疼地说：“几天没见面，你们的马毛长了，人变相了，我们简直不敢认了!”

　　骑兵大队在敌占区纵横驰骋8昼夜，马不卸鞍鞯，人睡不解衣，行程2000余里，战斗14次，经过右玉、左云、凉城、丰镇、大同、怀仁、和林、清水河、平鲁、朔县等十个县境，将日伪“施政跃进运动模范区”搅得日夜惶恐不安，充分显示了王零余的军事才能和指挥艺术。

　　1943年12月，王零余奉命回偏关，参加中共塞北工委的整风运动，担任一分队队长。运动转入甄别和生产阶段后，他带领全分队30余人，开垦荒地。开头几天，许多同志不习惯使用镢头，两手打满血泡，进度很慢，与上级要求的日垦指标差距较大。为此，大队部召开会议，研究如何提高垦荒效率，以便不违农时地播种。会上，王零余提出全分队人均日垦三分梢林荒坡地，并向各队、组挑战。第二天，他们采取措施，做到了人均日垦3?2分荒地。别的队、组询问“你们咋垦的这么多呢”时，王零余说：“开荒生产，也须讲战略战术。前几天，我们是一镢头一镢头地挨着开挖，费力大，效率低;后来，我们观察地形，利用坡度倾角，实行隔离开挖，两面先挖完，中间再来个泰山压顶，这样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有的同志赞扬说：“王营长不只带兵打仗有名气，开荒生产也是劳动英雄哩!”

　　1944年6月，王零余被调到塞北军分区司令部管理科任科长。翌年8月，日本投降后，他受命带一个工作组，配合雁门军区第六军分区十二团北上出击受降。收复左云县城后，王零余率工作组，即同有关人员召开各界人士座谈会，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很快安定了人心，商号陆续开业，衰微萧条的左云城又活跃起来。他又组织力量，登记、集训一般伪方人员，并拘捕了民愤极大的汉奸、特务张钱术、姚伯文等人，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这些工作，为晋绥五地委和雁门区党委机关进驻左云县城创造了良好条件。

　　偏关县是被日军据点包围与二分区后方隔离的一块很小的山区根据地，敌军经常袭击。姚喆按照党的指示深入发动群众，减租减息，开展大生产运动，领导群众开展对敌斗争，巩固扩大根据地。1940年至1943年是晋西北根据地最困难的时期，日军扫荡频繁，根据地一度缩小，工作生活相当困难，偏关这一小块根据地更是如此。

　　1944年秋天，塞北军分区司令部和政治部都在偏关县陈家营驻防。10月间，我骑兵旅到绥南驻防，日寇兵分五路扫荡偏关。10月21日，军分区司、政、后机关在警卫连的掩护下从陈家营村出发，边战边退，辗转百余华里，在第二天凌晨来到偏关城西南方向的黄树坪停下。

　　塞北分区政治部主任曾锦云牺牲

　　1944年秋天，塞北军分区司令部和政治部都在陈家营驻防。1944年深秋，日寇兵分五路向塞北分区的大后方偏关县扑来。因敌人来势迅猛，塞北抗日军人家属学校师生撤出城外不久，即被敌人冲散。日寇对塞北进行大扫荡，10月23日，塞北司、政、后机关在偏关县黄树坪与日寇打遭遇战中，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曾锦云等12位同志壮烈牺牲。日军一个大队百十多人,连伪军、警察300--400人左右。战斗持续一个多小时就结束了。晋绥军区塞北军分区主任曾锦云在黄树坪康来成家中住，突然听见枪声、炮声激烈响起来，警卫来报敌人偷袭，命令警卫连反击，组织群众、剧社、机关转移。房东康来成劝他说:曾主任你听这枪声打得跟炒豆子似的，你别上去啦，顺沟南即可走脱。曾主任就留下一句话，谢谢你!我不能丢下我的部队和战士不管!话毕就上了前线，直至流尽最后一点血，年仅36岁。

　　五寨、神池等地的日伪军在保德、河曲扫荡，劫去我军分区服装厂的衣服，冒充我们的人，又摸了哨，所以打了个错手不急。东梁上住教导队，认为黄树坪是安全的，放心了，准备第二天转移，晚上教导队决定转移到大石洼，也未直接派人通知，那时村里负责人叫侣长，“三天一换班”战乱年代，无人想干这个苦差事，一般上午日军、下午国民党、晚上共产党,杂牌部队散兵游勇都的支应。基本上是轮换制，每个人只干三天。信息、敌情都是一村传一村，东梁上把信息传到了霍家沟，来报信的是个小娃娃，到霍家沟说教导队转移，有一人问你来干啥?我通知你村教导队走啦，不是说下午通知的在东梁上驻扎，你不是听错啦，因此这个人返回家，所以信息未传到我塞北军分区。事情发生后，县政府把霍家沟这个多嘴的抓回审查半个月，证实是他多嘴，澄清一个事实，黄树坪战斗不是汉奸告密，就是这个致命的误会造成我方牺牲干部、战士三十多人。

　　烈士王保的女儿回忆：

　　这年10月间，我骑兵旅到绥南驻防，日寇兵分五路扫荡偏关。10月21日，军分区司、政、后机关在警卫连的掩护下从陈家营村出发，边战边退，辗转百余华里，在第二天凌晨来到偏关城西南方向的黄树坪停下。张达志副政委和邓家泰参谋长命令部队用45分钟的时间吃饭、休息。刚端起饭碗，南山老维梁上的日伪军即向黄树坪村开炮，并展开步兵攻击，我警卫连当即开火还击，掩护非武装人员撤到村外，鬼子穷追不舍，双方拼了刺刀。

　　第二天，张副政委在后勤部部长石贤贵的陪同下返回黄树坪清理战场时才发现，在村后数十丈深的“堰角角”沟底，我政治部主任曾锦云同志的遗体仰卧在黄土地上，他的胸部中弹，敌人脱去了他的皮大衣，这位在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中。先后9次负伤的江西籍老红军，在抗战胜利的前夜长眠于此地。在曾主任遗体不远的地方，政治部组织科长谢礼荣、司令部二科科长姚典训的遗体也被发现，他们都是经历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八路军精英。

　　重回大青山

　　1945年1月，雁北地区与大青山地区的八路军转入局部反攻阶段，从国民党军手中夺回井儿沟等抗日根据地。八路军塞北军分区骑兵第二团由黄厚、姜文华、彭宝山等率领，将进犯大青山得胜沟、大塔等地的国民党军击溃。

　　2月12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重建中共伊克昭盟工委，赵通儒任书记。对外称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三边办事处。2月17日根据中共中央决定，中共塞北区工作委员会改组为中共绥蒙区委员会，高克林任书记。塞北区行政公署主任杨植霖、副主任苏谦益均为中共绥蒙区委员会委员，武开章担任组织部长，苏谦益担任宣传部长，潘纪文任城工部长。中共绥蒙区委员会辖绥西地委，白成铭任书记;绥中地委，王再兴任书记，绥南地委，张云峰任书记。

　　2月中共中央决定，从延安派出八路军骑兵旅(旅长康健民)挺进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共五个连。

　　2月中共晋绥分局也决定振抽调晋绥二分区主力第九团开赴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这个团就是张达志组建的警备六团，战斗力很强。

　　4月国民党绥远当局从后套派邱明星率邬青云师进入绥西，同时派苏美龙师由绥南进入绥中，统一由鄂友三指挥，以十倍倍于八路军的兵力向武归地区八路军大举进攻。陕坝中美合作训练班的结业人员以美式装备武装，向大青山地区进发，配合鄂友三所部破坏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

　　5月大青山地区八路军连克武川、陶林等8个日伪据点，扩大解放区4万平方公里，接着又攻下绥中日伪据点多处，直逼归绥。

　　6月10日绥西国民党军进犯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二道沟、井儿沟等地区，八路军与之作战7日，将其击溃。

　　6月16日国民党傅作义部步兵万余人从后套、伊克昭盟向绥西、绥南抗日根据地大举进攻，占领根据地解放区大片土地，公然宣称向共产党收复失地。

　　6月，李森、王建功随同姚喆出偏关返回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王建功留在绥中工作。杨植霖、奎璧、郑天翔、白成铭、李永年、黄静涛、刘秀梅等也离开延安，经偏关、和林格尔返回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

　　7月1日八路军塞北军分区发出《关于扩大部队与发展地方武装的指 示》。

　　7月6日八路军集中27团3个连、9团2个连、骑兵旅3个连和偏清支队，在姚喆、张达志、康健民等率领下分三路挺进绥南，反击进入和林格尔地区的国民党军郭长青部，在窑沟湾毙伤国民党军中校团副以下官兵100多人，其残部逃窜到黄河以西。姚喆等率部乘胜向绥中、绥西进军。

　　7月18日绥南八路军在和林格尔地区攻占大红城、黑老窑子等4个日伪据点，解放大片土地，直通归绥。

　　7月20日根据中共中央及中共晋绥分局决定，塞北区行政公署改为绥蒙政府，属晋绥边区行政公署领导。绥蒙政府主席云泽(乌兰夫)，副主席杨植霖，秘书长王铎。同时将八路军塞北军分区改为绥蒙军区，司令员姚喆，政委高克林(兼)。绥蒙政府辖4个专员公署，即绥西专员公署，专员李维中;绥中专员公署，专员宋克缵;绥南专员公署，专员郑天翔;雁北五专署，专员阎秀峰。

　　7月中旬八路军塞北军分区骑兵1团、2团和骑兵旅各一部，在绥中与国民党军邬青云部激战两天一夜，歼敌500余名。

　　7月下旬，八路军晋绥军区派遣步兵27团开赴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壮大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武装力量。同时，中共绥蒙区委员会把绥西地区干部和延安派遣的一批蒙古族青年编为干部队，随八路军步兵27团的1个营北上，返回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

　　八路军绥蒙军区成立三个军分区。绥中军分区，司令员康健民，政委王再兴;绥西军分区，司令员蔡久，政委白成铭;绥东军分区，司令员苏力波。

　　组建绥蒙军区

　　1945年9月，绥蒙军区组成，姚喆任司令员，张达志任政治委员，辖骑兵旅(陕北骑兵组建)及三个军分区(支队)。隶属晋绥军区。塞北军分区改为雁门军区的五分区。不久，雁门军区第十一军分区划归绥蒙军区。1946年11月又将雁门军区第五军分区划归绥蒙军区。大青山骑兵支队组建了骑二旅。塞北作为一个抗日根据地的地域名称，它应当涵盖晋绥二分区的偏关县和五分区的六个县，以及绥远省的大部。

　　1945年9月，晋绥军区报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成立雁门军区，吕正操任司令员，高克林任政治委员，许光达任副司令员，孙志远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同时，将进晋绥军区原第二军分区和塞北军分区划归雁门军区，并新组建第六、第十一军分区。其中，第二军分区，李文清任司令员，傅子和任政治委员(辖神府第5支队、朔平支队);第五军分区(9月由重建的塞北军分区改称)，王赤军任司令员，李登瀛任政治委员(辖骑兵大队和清河支队);第六军分区，孙超群任司令员，梁任芥任政治委员(辖第十九、第二十、第三十五团);第十一(绥南)军分区，黄立清任司令员，张毅忱任政治委员(辖第3支队)。

　　1946年6月，配合主力部队，参加晋北战役。11月，中央军委决定撤销雁门军区，其所辖第五、第十一军分区划归绥蒙军区建制，第二、第六军分区归晋绥军区直接领导。

　　高克林 张达志：坚持在大青山上

　　1938年7月，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八路军第一20 师派出第七一五团和师直骑兵营一个连，组成大青山支队，与第2 战区战动总会游击第第四支队和战动总会晋绥边工作委员会武新宇主任率领的几十名干部一起，从晋西北开赴绥远，创建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这支队伍到达大青山以后，与杨植霖等领导的蒙汉抗日游击队一起，团结各族人民，经过浴血奋战，很快在绥中、绥西、绥南建立起抗日游击根据地，抗日斗争形势蓬勃发展。

　　1938年12月下旬，七一五团长王尚荣、政委朱辉照奉命率该团主力开赴冀中，留下了相当于一个营的兵力，继续坚持大青山地区的斗争。

　　1939年夏，经党中央和120 师批准，大青山支队改为骑兵支队，下编3 个营。1940年5月，又扩编为三个团。骑兵支队的主要领导干部，仍是原大青山支队的主要领导干部，即司令员兼政委李井泉、参谋长姚喆、政治部主任彭德大。不久，李井泉奉命回晋西北，姚喆接任司令员，陈刚接任参谋长(后为张成功), 1940年3月彭德大牺牲后，由张达志接任政治部主任，骑兵支队的组建，大大增强了我们部队的战斗力。指战员们充分发挥骑兵的长处，灵活运用游击战术，积极战斗，英勇杀敌，被日伪军视为眼中钉

　　1941年，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加紧了对我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扫荡”，并且发动了一场以“施政跃进运动”为中心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全面进攻的“总力战”。

　　在军事上，敌人的“扫荡”更加频繁，规模也比过去大得多，出动兵力一般都在千人以上，有时达三四千人，时间有时长达一个多月，并且多是步、骑、炮、摩托化诸兵种相配合，甚至动用飞机侦察、轰炸。

　　在政治上，敌人加强对伪军、伪政权的控制;对群众实行恐怖与怀柔兼施的手段，一方面大肆屠杀镇压，一方面施以小恩小惠，笼络人心;对我军实施欺骗宣传，妄图瓦解我军心

　　在经济上，敌人对我军实行严密的封锁，严禁粮食和其他物资运入山区，使我们的物资给养供应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我军指战员有时几天吃不上一粒粮食，全靠野菜充饥。衣服也不能按季更换，在滴水成冰的冬天，许多战士仍穿着单衣行军打仗。

　　在这极端困苦的形势下，大青山抗日斗争还能不能继续坚持?我军指战员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党中央和晋西区党委对大青山的斗争给予了极大的关注。1941年l月，晋西区党委调苏谦益、杨叶澎、杨国兴、靳崇智、成枫涛等10名县团级以上干部到大青山地区工作。1941年秋，朱德总司令在延安接见大青山骑兵支队司令员姚喆时明确指出：大青山斗争要做长期打算，搞好军事隐蔽，麻痹敌人，保存力量，坚持这块战略要地。1941年底，晋西区党委召集白如冰、杨植霖、白成铭等绥察区党委和绥察行政公署的负责人，到晋西北汇报绥远敌占区工作，并于1942年2月5日作出了《关于绥远工作的指示》。晋西区党委指出：“今天绥远工作的总方针不在于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不在于组织庞大的党与骑兵，而在于坚持游击战争，坚决执行稳蔽政策，积蓄力量以备将来”，党中央和晋西区党委的指示，为在困难时期如何坚持大青山的抗日斗争指明了方向。我坚持在大青山地区斗争的全体指战员坚决执行这一指示，与敌人展开了顽强的斗争。

　　机智灵活英勇战斗

　　1941年和1942年，在大青山地区的日伪军总数达数万人，而我军已由原来的3500 人(包括地方党政人员)减少到2000 多人。面对这种情况，我们从指导思想上来了一个转变，由过去往重较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改变为开展广泛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由过去总想多打仗、打大仗，改变为尽可能避免与敌人正面冲突，减少无谓的牺牲和消耗。部队、游击队以隐蔽分散活动为主，各自为战。使敌人摸不清我主力所在，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在战术上也更灵活了。敌人依仗其兵力多、装备好，总想一口吃掉我们，而我们就采取灵活周旋的方法，钳制、疲惫、消耗敌人。敌人上山，我军下川;敌人在山区乱转，我军在树林联欢;敌人想找我打硬仗，我偏和敌人捉迷藏;敌人集中兵力，我军化整为零。这些战术交替使用，使得敌人“扫荡”往往是乘兴而来，扫兴而归。一次日军六七百人从武川、萨拉齐、固阳三个据点出发，对驻石虎子一带的我骑兵支队教导团和绥西专署进行合击，我们得到情报后，立即上山隐蔽起来。大家在山上一边打着自制的扑克牌，一边望着山下转来转去而一无所获的敌人，禁不住开怀大笑。

　　敌人是非常狡猾和毒辣的。他们在“扫荡”经常扑空以后，便派出大批待务、汉奸到处侦察，一旦发现我军行踪，便马上派摩托化部队和骑兵进行突然袭击。针对这些情况，我军采取不断转移的方法对付敌人。部队经常是黄昏时出发。半夜进人宿营地。同时。加强了情报工作，采取了许多反敌侦探的措施，使敌人难以摸准我军行动的规律。群众编顺口溜夸赞说：

　　八路军赛如神， 白天不动黑夜行。

　　不走大路走小路，看着向西走了东。

　　鬼子进山找不见，夹着尾巴往回窜。

　　当然，和敌人转圈子、“捉迷藏”只是斗争的一种手段和形式，钳制、消灭敌人才是我军的根本目的因此，我们坚持避实就虚，伺机歼敌，不打则已，打则必胜的原则，抓住有利战机，狠狠打击敌人。另外，在主力部队转移到外线活动的时候，地方游击队发挥其人熟地熟、目标小、便于隐蔽和转移的特点，留在内线坚持，到处袭扰敌人;地方党政机关的同志也积极组织群众破坏敌人的交通和通讯设施，以削弱、迷惑敌人，为主力部队寻机歼敌创造条件，搞得敌人顾头顾不了旋，最后只得灰溜溜地撤走。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7-12-15 10:3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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