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通讯站研究
2018-03-15 11:33:10  来源：论文网　作者：司胜杰  点击：  复制链接

　　[摘 要]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通讯站是人民邮政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本文在搜集大量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对边区通讯站的组织机构、邮路设置、业务状况以及通讯站工作的改进情况做了详细的考察，也对边区通讯站和中华邮政在抗战中的各个时期的关系进行了动态的梳理。边区通讯站保障了战时边区通信的畅通，也为后来的邮政事业的发展积累了经验。

　　[关键词]抗日战争;陕甘宁边区;通讯站

　　陕甘宁边区通讯站建立前，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已经有了发达的邮政系统。1935年1月成立了中华苏维埃西北邮政管理局。1936年7月，西北邮政管理局改称中华苏维埃西北邮政总局。1937年3月，陕甘宁特区成立后，中华苏维埃西北邮政总局改为陕甘宁特区邮政管理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设立了陕甘宁边区邮政管理局。当时，中华邮政(国民政府的邮政系统)陕西邮政管理局在边区共设有11处邮局，延安设肤施邮局。因而，边区内有边区邮政和中华邮政两套机构。

　　根据国共达成的协议，边区不建立银行和邮政系统，也不发行邮票。中华邮政陕西邮政管理局一再催促肤施邮局要求取消边区邮政系统，还派视察员何载阳到延安交涉。1938年3月22日，边区邮政局停止营业。这样，中华邮政独揽边区邮政业务。“由于一般的边区公文交给中华传递，有人便故意把文件发错，如把寄给陕西省志丹县的信给发到了西安，把定边县政府的信寄到甘肃;还有些机关收到的信件只剩下空信皮，内容已被窃走。”[1]虽然边区党政重要文件由边区党委传送，但边区的工作还是收到很大的影响。1938年5月，边区政府决定重新建立边区邮政系统，但考虑到统一战线的因素，没有使用“邮政”二字，而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通讯站。

　　一、陕甘宁边区通讯站的组织结构和邮路设置

　　1938年5月30日，陕甘宁边区通讯站正式成立。通讯站“收递边区范围内，或附近边区八路军驻扎地各党政军民一切信函、文件、书报、刊物等事宜而设立之。”[2]1938年8月10日，边区政府民政厅颁布了《陕甘宁边区通讯站暂行章程》，共7章，61条。内容涉及通讯站的设置目的、组织系统、通讯站与边区各级政府及其他交通机关的关系、邮寄函件规则、通讯纪律等。

　　陕甘宁边区通讯站由边区政府民政厅管辖，共由总站、分站、县站和联络站四级组成。总站设在延安，设站长一人。“总站最初设收发科和总务科，后增设计核科。1941年，又扩大为邮务科、人事科、会计科和秘书室、视察室。1942年取消两室。1943年简政后，总站只设收发科和总务科。”[3]站长依次为井宪章、张玉珍、刘笃义和刘义维。在总站领导下设若干分站，各县设县站，在必要的区乡、市镇要道设立联络站。“边区各地方政府，应负责监督各地通讯站之工作，并负责解决各地通讯站之困难。”[4]边区通讯站四级组织机构及人员配置，有利于邮寄分段转运和快速准确送达，同时也确保机构人员不至过多，节约工作经费。

　　边区通讯站成立初期，设立了5个分站(延安、关中、三边、绥德庆环)，14个县站(店房摊、甘泉、富县、店头、甘谷驿、延长、延川、神府、安定、靖边、盐池、志丹、华池、庆阳)，各设站长一人;联络站七处(安塞、固林、蟠龙、清涧、新宁、赤水、淳耀)，各联络站的代办员和通讯员都是由不脱离生产的人员组成，不设专人，是代办性质，通讯站只解决通讯工人食宿问题。“1940年，总站搬到延安后，还有分站4处，县站最多发展到24处，联络站发展到16处。”[5]

　　边区通讯站邮路是以延安为中心，北至神府，南达淳耀，西通庆阳，后来和晋西北也通了邮。建站初期，“形成了以延安为中心的4条干线：延安――绥德，延安――安定，延安――关中，延安――庆阳;支线14条：绥德――吴堡、曲子――马渠、延安――安定、庆阳――华池、绥德――神府、合水――新宁、真武洞――靖边、庆阳――镇原、安定――盐池、关中――淳耀、靖边――横山、延安――西川口、庆阳――环县、甘谷驿――临镇。”[6]干线是逐日班，支线为间日班。1942年，又开办了昼夜兼程快班。1943年，延安绥德线又改为逐日双人班。到通讯站后期，干线邮路发展到8条，邮路总长5080公里，形成了以延安为中心，至各专署、县府的邮政通讯网。这个通讯网基本上把边区的政治中心延安与各县、主要口岸连接起来，保障了战时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重要方针政策快速送达边区各个地方，同时也有利于边区各地的信息快速送达中枢延安。

　　二、陕甘宁边区通讯站与中华邮政的关系

　　1938年边区通讯站建立后，边区人民并没有中断和边区外的邮务联系。《陕甘宁边区通讯站暂行章程》中明确规定了通讯站与中华邮政的关系。边区寄往国统区的邮件由中华邮政代办，凡寄往外埠的信件，寄件人按中华邮政章程贴足邮票，由通讯站负责代送到附近邮局;外地寄往边区的信件通讯站代为传递。边区通讯站不代售中华邮政的邮票，邮票是由寄件人自备的。这样既方便了边区政府各机关和人民群众与国统区的通讯，也保证了边区邮政系统的独立自主。

　　虽然边区政府采取措施保障边区和国统区的邮政联系，但国民党对边区实行政治、经济、军事封锁，使边区和国统区的邮政工作遇到极大的困难，同时中华邮政和军邮也受到很大的影响。1940年5月9日，周恩来接见了负责陕、甘、宁、晋等省军邮事务的第三军邮总视察段总视察林卓午。周恩来提出希望沟通国共两区的邮政往来，使民间自由通信。周恩来亲笔为林卓午题词“传邮万里，国脉所系”。1941年12月，林卓午再次赴延安和中共商谈正常通邮的事宜。双方经过协商，就通邮中途军政对邮政的检查，设立军邮联络电台，边区中华邮政在业务中法币和边区边币的比率和兑换办法等问题达成协议。该协议于1942年1月14日以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的名义签发，即《关于邮务问题通令》。1942年3月20日，边区政府转发了此通令，认为“该通令内容颇适于边区，且对于边区境内邮政与金融兑换都有帮助，故决予以采纳施行，现特明令公布，务希各级政府各军警机关与人民团体切实遵守为要。”[7]通邮协义公布后，陕甘宁边区和国统区的通邮状况有了很大发展。以延安邮局为例，1942年1月“外来邮件包裹颇多，以信件言：挂号信比去年同月多十余倍;平信、包裹亦多至十倍。汇兑数额月达四五万元，向外汇者亦较前增多。”[8] 　　1942月1月，国民党军邮延安办事处成立，又企图取消边区通讯站。1943年，陕西邮政管理局派视察员何载阳两次到延安，以便利军民通信，节省开支，符合统一战线，维护国家法统等理由，提出中华邮政与通讯站合并的谈判。边区政府针锋相对，提出五项合并条件，主要是：承认通讯站一切员工为中华邮政合格人员，并由通讯站负责其调动;通讯站员工与中华邮政员工待遇相同;通讯站负责边区境内的通信为内地局，中华邮政邮局负责对边区外通信为外地局，不得管内地局的事务;包裹物品统一税收，每月向边区税局结账。中华邮政拒绝以上条件，但采取种种手段以挤垮通讯站。通讯站采取措施压缩中华邮政的业务。例如凡边区内的一切邮件，由通讯站收寄;国统区寄往边区的邮件一律交由通讯站转送。1944年，在延安由通讯站设立三个代办所，专门替中华邮政转边区各机关寄往外地的邮件，使中华邮政同边区各机关断绝了直接往来，通讯站业务日益上升，同时也加强了边区的保密工作。

　　三、陕甘宁边区通讯站简政和工作的不断改进

　　通讯站建立后，业务量不断增加。1941年后，国民党加紧对边区封锁，日寇也频繁对边区扫荡，边区遇到了严重困难。通讯站在党的领导和部署下，进行三次简政，开展生产自给运动。

　　1941年，通讯站第一次简政。当时通讯站部分领导强调“正规化”，想把通讯站办成和中华邮政一样的机构，成立邮政管理局，设立各个等级的邮局和代办所，设置军邮局，并且邮件收取资费，也开办包裹、汇兑业务，通讯员由文化程度较高人员担任等改革意见。由于这些意见和边区的实际情况不相符，总站机构和工作人员反而扩大。这次简政后，通讯站的工作有一些改进，但机构庞大，工作效率并没有显著提高。

　　1942年8月，通讯站进行第二次简政。为了改进通讯站的工作，边区民政厅厅务会议专门进行讨论。刘维义站长提出六点改进办法：“一、改善组织领导及与各地政府当局的关系;二、提高工作人员质量;三、增加通讯工人，延绥、延庆、延关加开双班，并增设支线若干条;四、提高工作人员及通讯工人之待遇，实行薪津制;五、统一边区通讯管理工作;六、建立本市通讯联络。”[9]同年9月，民政厅又邀请延安通讯交通机关举行联席会议，并确定9月22日成立“边区通讯工作研究委员会”，“以刘笃义、霍克(边区通讯总站)……张良(边区新华书店)等七名同志为委员，并以刘笃义为召集人，专事边区通讯工作改革问题，以便制成方案，提交政府。”[10]第二次简政后，总站机构只剩3个科，各县站改为不设专人的代办所，开办延安至庆阳的日夜快班，整顿延安至关中马栏邮路等。

　　边区通讯站于1943年4月进行第三次精简整顿。这次简政针对实际情况，提出改革方案，批评主观主义、自由主义、闹独立性和不切实际的“正规化”等错误思想。改革方针着重是精简上层，加强基层，实现领导一元化。

　　通讯站经过三次简政和改进工作后，不仅工作效率大大提高，而且还降低了费用，节约了一笔巨款。在简政之前，通讯站收发信件书报经常发生错误和积压的现象。简政以后“不仅积压与错发等毛病基本清除，而且投递书信由(1943年)1月至4月平均每天16661件，骤增到9月至11月平均每天30078件，投递速度也大增，延绥只需五天，延庆线只需八天，而且取消了夜班制，运输费也取消了。”[11]错发邮件数量也大量减少，据统计“过去每月总要错发数十件，今年(1944年)1月至10月总共错发十余件;去年(1943年)7月一个月总误工二百二十七天，今年(1944年)十个月误工六百九十三天，平均每月不到七十天。从去年四月到今年，总计运输、灯油、印刷等项节约即折合小米一百一十余石。”[12]

　　四、陕甘宁边区通讯站业务量

　　边区通讯站建立后，业务发展很快。邮件种类主要有平信、文件、书报、挂号、快信等。汇兑、包裹、物品不在收寄的业务范围内，所有的邮件都不收费。“通讯站初成立时，信件、报刊不多，只跑白班。邮件少的路线，用包袱捆好背上就可以了。邮件多的线路，或有零星包裹时，就用扁担挑。”[13]据统计，从1938年5月通讯站建立到1939年3月全站每月收递及转口信件的总数为1139件，1939年3月则增加到33459件，增加了295%。邮件数量的增加，极大地降低了投递成本，1938年平均每个信件成本为1角，1939年3月时降到了4分3厘。根据1939年12月31日边区民政厅制的《1939年收发就地信件统计表》可知：1939年共收发平信193000件，挂号信19817件，书包1837件，挂号书535件，挂号文件490件。1941年邮件剧增，1月至8月“共寄平信183469封，文件90207件，书6105件，挂号信13777件，挂号文件4353件，挂号书482件;转口平信277040封，文件99275件，书11743件，挂号信20308封，挂号文件1594件，挂号书712件。除转口信件外，平均每月寄递37466件，每天寄递1248件。”[14]“1941年度全边区各站收递邮件计：挂号书籍864件，挂号文件6041件，挂号信25235件，平件126614件，平寄书籍6490件，平信372418件。共计邮件538635件，转口邮件尚不在内。”[15]

　　1938到1941年“三年中共送出平信557703件，文件178820卷，书报10925包。挂号信件46297封，文件4950卷，书报1275包，合计共约800000件，共用经费71000元，平均不足9分钱一件。”[16]边区通讯站业务中占第一位的是平信，政府文件占第二位。

　　邮件数量的不断增加表明通讯站工作走上成熟的工作轨道，其工作得到了边区机关和人民群众的认可。通讯站在工作中不断总结经验，形成了一套通信收发制度，使用寄单、挂单、排单、书单、投递等，邮件数量也不断增加，邮递的速度和质量不断提高。

　　从1938年5月边区通讯站正式成立到1946年3月通讯站改为边区邮政管理局的七年多的时间里，通讯站的邮政网络极大地便利了边区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信息传递，有利于抗战时党的政策向基层传播，也方便了群众的生产和生活。1942年8月7日《解放日报》发表了题为《加强通讯交通》的社论，指出通讯站的工作“对边区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各方面的工作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帮助，它是革命事业中必不可少的工作之一，在战时更有其重要性。”边区通讯站的建立和发展离不开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领导人对邮政通讯事业的重视和支持。边区广大的邮政人员在“没有马，没有车，凭着两条腿，两只手和肩，担负起边区通讯工作”[17]，当时除了总站一辆自行车，曲子二辆自行车外，邮政人员均为步行，每个通讯员每天要走七十到九十里路。在战火纷飞的环境中邮政通讯人员保持着踏实的工作作风，圆满完成各项通讯任务。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通讯站为解放战争和新中国的邮政通讯事业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促进了人民邮政事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郑游.中国的邮政和邮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214.

　　[2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三编)[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816.

　　[3]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编.中国解放区邮票史?西北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10.

　　[4]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三编)[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819.

　　[5]陕西省志邮电志编委会.陕西省志?邮电志[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436.

　　[6]黄正林.陕甘宁边区社会经济(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651.

　　[7]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陕甘宁政府文件选编(第五辑)[M].档案出版社，1988：337.

　　[8]袁武振.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邮政事业的发展及其经验[J].西安邮电学院学报，1998，3(4)：66.

　　[9]改进通讯站工作民政厅务会议商讨具体办法[N].解放日报，1942-8-19.

　　[10]加强通讯交通有关机关进行研究[N].解放日报，1942-9-16.

　　[11]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三编)[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832.

　　[12]边区通讯总站召开分站站长联席会[N].解放日报，1944-12-9.

　　[13]邮电部邮电史编辑室.难忘的战斗岁月革命战争时期邮电回忆录[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198：145.

　　[14]莫艾.边区通讯站[N].解放日报，1942-2-1.

　　[15]边区通讯站去年工作成绩[N].解放日报，1942-3-1.

　　[16]边区通讯站三年来寄信八十万件[N].解放日报，1941-10-14.

　　[17]莫艾.边区通讯站[N].解放日报，1942-2-1.

　　作者简介：司胜杰(1990.4-)，男，汉，河南商丘人，硕士研究生，西北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研究方向：陕甘宁边区史。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8-03-15 11:33:42

特别说明：抗日战争纪念网是一个记录和研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的公益网站。本网注明稿件来源为其他媒体与网站的文/ 图等稿件均为转载稿，本网转载，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本网转载出于非商业性的文化交流和科研之目的，如转载稿侵犯了您的版权，请告知本网及时撤除。以史实为镜鉴，揭侵略之罪恶；颂英烈之功勋，弘抗战之精神。我们要铭记抗战历史，弘扬抗战精神，坚定理想信念,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实现伟大的中国梦作出新的贡献。感谢您对抗日战争纪念网的支持。
纠错电话：0731-85531328、19118928111(微信同号)

上一篇：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社会公平问题分析

下一篇：抗战时期中共陕甘宁边区组织动员抗战力量方式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