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树本在濮大区“抗日”反共投敌始末（二）
2018-03-19 16:05:05  来源：李范九 田汉卿 李春林 郭效英 等口述 柴界五整理  点击：  复制链接

　　抗 战 中 反 共 投 敌，南 逃 溃 散

　　一九三七年冬，日寇进占河北大名、山东范县。观城之敌，进占南乐、清丰。二十九军退至濮阳一带，稍停又行南撤。日寇进城后大肆屠杀，惨死者近千人。共产党领导的四支队乃号召抗战，组织武装，以致日寇未敢在南乐、清丰久踞，迅速退回大名。丁即借此机会，大肆宣传，反而说河北民军司令丁树本收复清丰、南乐。这对丁树本后来的迅速发展，起到一定作用。

　　一九三八年春，大名之敌又行南犯，先后陷南乐、清丰，农历正月初十，兵临濮阳，丁部应战仅半日，县城即告沦陷。丁率部出东门退至清河头柳屯，随后又驻扎小濮州一带。

　　一九三八年三月间，山东之日寇五、六百人窜至小濮州，与丁树本部和四支队(共产党领导)遭遇。据当时目睹者说，丁正在小濮州村内讲话，敌人已逼近村外，四支队立即匍匐前进，奋勇阻击，敌人猝不及防，损失颇大。丁树本乃得趁机退至常庄。随后濮阳之敌亦赶来夹攻，在常庄展开了激烈战斗。敌人从西北进攻，正面阻击者仍为四支队。激战至夜，丁部王致义团赶来投入战斗。敌不知兵力多少，不敢恋战，负伤而退。有名的小濮州战役就此结束。这次战役，打死打伤日寇一百余名，俘虏五名，缴获枪枝、马匹、弹药、给养等物很多。濮阳城内居民见日寇军用马车拉回尸体不少，敌人受到很大创伤。丁树本为了独贪大功，首先向洛阳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报捷，并将俘虏五人解送第一战区;将缴获的鱼肉罐头等物的一部分，派专人送到大后方重庆交给他的老上司冯玉祥，以夸耀小濮州战役的胜利。后来听说，冯曾以此向蒋介石说，这是他的旧部下伙夫丁树本在濮大区作 战的胜利品。蒋在高兴之余，电令洛阳长官部。任丁为大、南、清、濮、东、长，和山东范县、河南滑县等八县的保安司令，并优先补充供应枪炮弹药。其实小濮州战役，若不是四支队奋勇阻击。丁只有被擒。常庄之战，四支队又立首功。而丁树本对取胜的这一决定性因素，却闭口不提，反而夸大自己，冒功领赏。

　　小濮州战役后不久，日寇因兵力不足，从濮阳、清丰撤退，丁树本乃率队返防。此后两年间，敌人虽数次骚扰，但规模不大，没有深入濮大区的中心。于是丁乃从事其开疆扩土，推行政治，征集钱粮，收编军队等一系列活动。特别在抗战初期以“团结抗战”为幌子，骗得一部分爱国进步人士的积极支持，迅速发展壮大，成为敌后一支可观的军事力量。其具体经过如下：

　　1.丁部武装原来只有王致义的保安团和张秀昌率领的警察 队，虽号称两个团，其实不过两千余人。回防后，即以此为基础，整编各县地方团队，搜括民枪，征集壮丁;同时收容区内土匪黄顺德(槐花子)、张五、王六、马士俊等，积极扩充部队，由两个团发展到两个旅。后来其副司令陈明韶到濮，又在大名一带收容成安县杨振基部和整编当地武力，建成第三旅。后又成立了特务团、补充团两个团，连同各县党、政、群团、机关人员，最多时达两万七千余人。在防区方面，先由濮阳一隅，逐步扩大到濮阳、清丰、南乐全境和大名、东明、长垣、内黄的一部分。当时第一旅王致义部驻南乐，第三旅陈明韶驻大名，第二旅张秀昌驻濮阳作其近卫，特务团、补充团驻东明、长垣一带，丁树本将司令部设于濮阳城东十五里之陈庄。丁并在各县设立兵站，征粮征款，供应军需。各县县长、部队军官的任命，亦全出于丁手。当时他已成为“抗日英雄”，执掌一方大权，威风凛凛，不可一世。

　　2.从丁的所作所为来看，他是一个反动的统治人物。但抗战初期，由于他的势力单薄，羽毛未丰，乃标榜进步，“选贤任能”，摆出一副团结抗日的样子。如任用冯玉祥推荐的罗士高为政治部主任，聘任地方先进晁哲甫为政治部副主任，平杰三为民运科科长，并曾派遣代表赴冀中与宋任穷司令员联系，以及允许成立抗日救国会等，因而在罗、晁等的大力帮助下.推行抗日政治、缉织发动群众，训练教育部队，提高官兵素质，在军事、政治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罗、晁还为他拟定了著名的三大主张，即“统一战线”、 “军民合作”、“抗战到底”，受到广大爱国人士和人民群众的拥护。这不仅对他的迅速发展壮大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且在军事、政治、战略、战术上都指出了明确的方向，成为团结抗战，救亡图存的唯一正确纲领。但是由于丁树习的反动本质未变，在其势力发展壮大后，便改弦更张，不但不能坚持始终，就是在他标榜三大主张时，已开始对进步力量表面联合，暗中敌对，甚至杀害共产党员，如一九三八年，丁树本任李厚洽为清丰县县长。当李上任时，丁瞩李厚洽说：“清丰县共产党很多，你们去要注意，不要受了他们的包围，还要利用们，免得工作难以推行。”这说明他的团结就是这样。又如濮阳县史掘地村的史宪文(字贡章，是个共产党员)，当时在濮阳县政府第三科工作，丁树本想把他杀害，但没有借口，不敢公开处理，就捏造贪污罪名将史逮捕。八路军驻濮办事处得悉，去函索要，丁树本乘公函末到之时，即将史宪文枪杀。从以上事实可知丁以后的公开反共投敌，绝非偶然。

　　3.在濮大区，真正进行抗日救亡工作的只有四支队和救国会，需要概括记述，以说明濮大区抗战的全貌。四支队是抗战初期在濮大区活动多年的地下党组织(由刘大风、平杰三、晁哲甫等同志领导)，为了抗击日寇，发动青年，组织武装，报请上级批准而成立的。成立之初，不少爱国学生报名参加，他们到处动员人、枪，扩大队伍。由于共产党的领导，意志坚强，英勇善战，小濮州战役时四支队就打头阵，首立战功。以后发展到四、五百人，屡创敌军。四支队调出濮大区后，党为了继续发展抗日游击力量，另由濮阳地区地下党员刘汉生组织黄河支队，也发展到六、七百人，对濮大区的抗日游击活动也起到了不小作用。有一次，黄河支队在濮阳县南乡西门大桑树一带搞群众运动，因接受群众要求，惩办了一个恶霸村长，竟为丁树本所忌。丁部第二旅以该队干涉他们的地方政权，擅行处决人命为借口，强行缴了黄河支队四百多支枪，经徐向前副师长提出抗议，又经八路军驻濮办事处王士喜主任交涉，始行交还。

　　濮大区抗日救国会，也是在抗战初期成立的救亡组织。“七七”事变后，晁哲甫与大名师范校长王振华、邢台师范校长孟福堂，带一部分校款，率领许多爱国青年到山西陵川与河北民军头子张荫梧合作，开办了抗日干部训练班，并聘请共产党华北领导人之一朱瑞同志担任政治教官，讲述抗日救国理论，激发群众爱国思想。受训归来，就开展抗日救国的宣传组织工作。一九三八年在清丰成立抗日救国总会，安法乾当选为主席，许敬贤、逯昆玉为委员。各县、区、村救国会也先后成立，会员与日俱增。他们深入农村，大力宣传，发动群众，抗日除奸，协助政府加强抗日救亡工作。丁树本在团结抗日的口号下，不得不允许这个组织的存在与活动，但却暗中阻挠。特别到一九四O年他从洛阳归来，更变本加厉地公开进行限制与破坏。其具体事实是：(1)成立动员委员会对抗救国会。动员委员会的成员，都是当时封建势力的统治人物，任务主要是向群众宣传、歌颂丁树本的“抗战功绩”，动员粮款支持军需，并强迫集体加入国民党以对抗共产党。如他们公开宣传说：“救国会是为共产党、八路军办事的，那是八路军的组织”。动委会成立后，给救国会的工作增如了很多困难，有的村救国会甚至垮了台，有的村不承认救国会的合法地位;(2)密令停止救国会的给养。丁为了伪装团结抗战，原先还给救国会吃的、烧的，其余一概不予供应。后来在一次干部会上他无中生有，血口喷人地说 ：“有的机关团体吃了我们的饭，反拉在我们锅里。”自那次会后，就停止救国会的给养。后来经过多次争执，他迫不得已才又勉强供给。但中间缺的不补，而且不按实有人数批给，总是批的少，或是不批给，并且还都是批到他们认为不能征粮的地方，存心断绝救国会的给养，以便搞垮救国会;(3)指示大名县政府解散大名二区救国会。当时大名二区救国会，对发动群众，支持抗战，坚持对敌斗争，是坚强有力的。大名县政府把这区的救国会看做“眼中钉”。于是捏造该会负责人有“勒索行为”，公开下令取消。后经再三交涉，又和大名县政府派人作了专门调查，在铁的事实面前，证明毫无此事，方恢复了大名二区救国会;(4)丁本人遇机就企图分化瓦解革命力量。在同他办交涉的多次接触中，他说：“你们这几个人的家庭情况我是知道的，再这样干下去，对家庭没有好处。你们想一想八路军是干啥的。”在多次谈话中，他总是企图制造困难。妄想动摇、分化、瓦解革命力量，但是都没有得逞。

　　4.一九三八年冬至一九三九年春，丁树本去洛阳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开会，返防后采取了一系列破坏团结、制造分裂的措施。

　　一九三八年冬，洛阳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电召华北各站区军事首脑到洛阳开会，丁树本也在电召之内。他奉命后轻装减从，带领濮阳县政府秘书王兆林、咨议刘子岸等前往洛阳。据当时前去的人谈述，他们到洛阳后，《河洛日报》、《扫荡报》等记者就相继来访，第二天各报以大字标题登载“河北抗战英雄丁树本将军莅洛述职”。这使丁的头脑十分冲动。随后丁连向冯玉祥和各友好发了几封信，夸耀他的抗战情况，并请指示方略。后来他接到冯玉祥、孔祥熙等人的复信，都以“立斋将军”相称许，这更使他的头脑发热，居功自傲。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亦系安徽人;对他以乡兄乡弟相称，推崇备至，慰勉有加，更使他认为有了得力靠山，有恃无恐，决心沿着“中央”的道路上爬，以达其升官发财的目的。

　　丁树本在洛阳，除参加会议和进行政治上的钻营外，经常宿娼、饮宴、打牌玩乐。丁与一姓赵的妓女打得火热，临行时赵还送给他照片。在返防途中，丁不断将妓女的照片拿出来看，当时随从都私下说：“咱专员可以啦，一看老赵就喜欢啦!”

　　丁在洛阳时还与于学忠、孙殿英等经常往来，并到执法总监部打救了在押的他的老友豆耀清，连在押的丁仲章、毛汝采、安敦信三人也被他相继保释，带回濮阳。后来安敦信当了他的政治部主任，丁仲章当了补充团团长，毛汝采当了长垣县县长。至于枪炮弹药、通讯器材等物品，更是有求必应，真是人财两得，名利双收。一九三九年春节后，丁率领随从经山西晋城、黎城、涉县至安阳，夜过平汉铁路回到濮阳。

　　5.丁树本由洛阳返防后，一改其过去之所为，变本加厉地走向公开反共，消极抗日的道路，其主要表现是： (1)改组政治部。一九三八年秋，政治部成立时，罗士高为主任，晁哲甫为副主任。丁由洛阳返濮后，放弃了“三大主张”，再不提统一战线政策，还把共产党和进步人士一脚踢开，向国民党反动派进一步靠拢。调任罗士高、晁哲甫为司令部高级参议，而以从洛阳带来的国特分子安敦信为政治部主任。罗士高没有就高参的职去救国会了，晁哲甫为了使丁树本重回团结抗战大道，又对他进行了多次争取，终归无效。安敦信当上政治部主任以后，清丰国特分子田同运、刘琴材，东明国特分子穆清泉等都呼朋引类，经常来往，政治部成了国民党、三青团、特务分子的俱乐部，政治部各级组织中的进步分子也都被清除出去。

　　(2)丁树本由大名请来磨擦专家张荫梧的高足武勇三在濮阳设立了三青团办事处。国民党县党部更不甘寂寞，相互配合，积极活动，进行清除“不纯”分子，发展国民党员。他们还贴出“一个主义——三民主义;一个党——国民党;一个领袖——蒋总裁;一个政府——国民政府”的标语，并把手伸进各机关、学校、部队和农村，灌输反动思想，强迫青年集体加入国民党，破坏团结抗日政策，使不少纯洁青年受其毒害。

　　(3)任用鹿钟麟推荐的李克昌当参谋长。李克昌是个反共分子。丁树本被鹿钟麟提升为河北省政府委员兼省府驻濮办事处主任，甚得鹿的垂青。丁与李克昌一见倾心，于是言听计从，视为心腹。在李克昌的参谋下，丁的野心更大了。

　　(4)过去丁常穿灰色军装，表示俭朴，态度平易。洛阳归来后，便戴上礼帽，手执文明杖，趾高气扬，官气十足，摆出老爷架子，以至玩弄女性，追求享受，演出一幕轰动全区、人所不齿的丁树本娶干女儿的丑剧。

　　6.时范县国民党书记姚某(记不清名字)被丁聘为咨议，姚有一妾名关幼云，颇有姿色，当时曾有“标准美人”之称，丁见之垂涎三尺。一次姚被派赴内黄出差(有说是接子弹)，至卫河沿被人刺杀。尸体运回濮阳，丁命于关帝庙举行隆重的追悼会，各机关部队都派代表参加。追悼会毕，关幼云出堂致谢，丁当时就安慰说： “姚咨议为国牺牲了，姚咨议是我的兄弟，他的父母就是我的父母，他的妻子就是我的妻子。”随后便叫把关幼云安排到政治部。后来有人为关出谋，何不认丁司令为于父，慨然受之，为关改名丁配花。从此以后，部下便以丁小姐相称了。丁、关既成父女，于是关出入丁室，警卫也不加阻止。关在丁室时，虽亲随近侍亦不令入。后来丁又令关幼云到城南郭花园村抗日中学读书，丁每次到该校讲话，也多要借故看望“爱女”。有一次丁在讲话时，论及青年婚姻问题说“男女双方只要情投意合，不管年岁是否相当，都可以结婚。”丁的这一妙论，实际是为了与关幼云结婚设下伏笔。

　　一九三九年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前，丁命濮阳第一区区长周善三将全城各饭馆的家具，厨师都集中在司令部里，杀猪宰羊，大备筵席，准备宴请校级以上官佐，同时就与关幼云举行结婚典礼。第二旅旅长张秀昌是这次典礼的承办人。正当此时，丁部一旅旅长王致义、副司令陈明韶从前方赶来，闻悉之下，甚为震怒，坚决反对这一丑行。他们对丁树本说，如果你与关结婚，我们都不干了。丁仍坚持要娶，王，陈无奈，便在中秋节前夕，派人强行将关幼云押送南乐一旅防地(当时关幼云住在濮阳东关陈拐村丁之随从张德如岳父家)，次日丁派人去东关迎接新娘，玉人已渺如黄鹤。丁树本既感好事已成泡影，痛哭流涕地说：“我抗战多少年拉!连这点个人生活都不能做主，还有啥意思呢，我不抗战啦!”大有愤不欲生之慨。当时亲见其事的刘子岸说：“丁树本那时婴婴涕哭，酷类小孩撒娇。”事后丁仍怏怏不乐。其部下乃商定了一个善后办法，立即向洛阳发电，将丁在洛阳时结交的那一个爱妓赵某唤来与之结婚，一场丑剧就这样结束。

　　关于姚咨议的死，表面上都说是赴内黄出差为敌所杀，但也有不少人说是丁窥姚妻之美，暗中派人尾随到卫河沿将姚杀害的。根据丁的种种行为，后一种说法是有道理的。日本投降后，在邯郸召开边区临时参议会，濮阳民主人士安经武、田汉卿、周善三等，于赴会途中与姚咨议的族弟(当时在冀鲁豫行署工作，忘其名)同车而行，一路谈及此事。姚说，他兄系丁树本派人杀害，原委颇详。

　　此事发生后，轰动全区，丁树本的伪善面目暴露无遗。当时群众有这样说法，丁部有三不当：丁树本的干闺女不能当，一旅的秘书不能当(因王致义将他的女秘书薛某娶做姨太太)，二旅的政治员不能当(因二旅旅长张秀昌的两个姨太太都是他的政治员)。

　　7.丁树本在财政经济方面，除征收各项税款外，并发行了全区使用的流通券。名义是统一全区经济，活跃市场，便利商民实则是变相征敛，吸吮广大人民血汗。对赈款，丁也把持不发。据李范九先生谈，一次丁请他在陈庄司令部开赈济会，每县派一个人参加，讨论发放上边给的赈款。后来上边派的放赈委员，其中一个姓李的(过去在内黄做过官)，在途中被人杀了，只把赈款拨给丁树本，而各县共同组织的赈济委员会，自开过成立会后，始终没有办公，这笔赈款怎样处理却无下落了。在田赋粮秣征集上，丁树本还实行所谓合理负担的累进方法，说的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富者多出，贫者少出，而实际上群众只知派款拿钱，哪知谁拿谁没拿。中户之家和小地富，是要多出一些，而有权有势的大户，不但累进不到他们头上，甚至连应出的也不出。至于贫穷之户，就是不累进也是力不胜负，更何况出人出差等变相劳役又多是他们负担，哪里有合理负担可言呢!在文化教育方面，丁创办了《胜利日报》，除了报道、转载一些抗战消息，另外，就是为反动统治阶级歌功颂德。丁还建立了一所抗日中学，聘请教育界进步人士，编辑适应抗日用的各科读本。

　　8.在司法除奸方面，丁是嗜杀成性，以杀树威。当时他的军法处驻在濮阳城东十里许的田大村，对处决案件，有的白天押赴城内，公开枪决，有的就地夜间活埋。其中有的系汉奸，有的是与丁意见不合。如濮阳国特分子谢冠三，曾密报丁是假抗日，为丁所知，适谢冠三敲诈群众二百余元，丁就以这个罪名将谢冠三活埋于田大村。还有内黄县楚旺镇的恶霸李某，绰号“楚旺王’ 因不愿受丁统治，丁就派人抓来枪毙。至于在抗日战斗方面，两年来敌人没有大的进犯，仅在大名、南乐一带经常处于对峙状态或小规模的接触，三旅作战较多，一旅也在前线，而第二旅张秀昌部则常在濮阳，是丁树本的心腹实力。所以当时群众说：“三旅打，一旅看，二旅在后吃白面。”

　　9.石友三早在抗战以前就有充当汉奸、成立华北国的阴谋。抗战以后，他被编为冀察战区第十军团，在冀中一带仍投敌反共，其叛国行为甚为昭然，故八路军对石进行剿除。一九三九年冬，石部由冀中窜至濮大区。石是西北军旧部，丁以保境安民为名，掩护石部使其获得喘息之机。同时向宋任穷司令员提出双方停火，由他居中调处，遭到宋司令员的拒绝。而冀南军区部队为了团结丁树本共同抗日，贴的标语是： “拥护抗战的丁司令”，“打倒叛逆石友三”。这说明尽管丁树本正向反动的道路走去，但八路军以团结抗日为重，只要丁还抗战，与对待汉奸石友三是根本不同的。石部在濮大区立脚不住，只好继续南窜，而丁树本却大有兔死狐悲、物伤其类之感。作贼心虚，狐疑不安，于是便召开将领会议，于一九四零年二月(农历二月初三)，突然下令各部轻装出发，撤离濮大区而向西南转移。

　　丁部行动后，向濮阳西南进发，八路纵队，人喊马叫，尘土蔽天，队伍延伸二十余里。至中午各县团队赶到，声势更大。驻在滑县的敌伪，误认丁部大举进攻他们，在惊慌之余，倾巢而出，拟作且战且走之计。而丁部侦知日寇窜出，疑是前来截击，两相惊惧。后丁为了免受损失，急令部队撤至四间房(该镇位于濮、滑之问)。镇小人多，容纳不下，拥挤在周围乡村，人吃马喂，均成问题。这时丁已初次尝到离开根据地的苦头。

　　丁在倾巢离防之前，为了出入不意，当然不肯通知宋司令员，等到部队已经撤出，为了解释撤出原因，且为以后重返濮大区起见，写了一封长信，派其濮阳县府秘书王兆临返回濮阳晋见宋任穷司令员面陈原委。王于途中遇见八路军驻濮阳办事处主任王士喜也持有宋司令员挽留丁树本的函件，劝其不要疑惧，希望速返防地继续抗战。两人互换信件，各返本部复命。王兆临回四间房向丁汇报后，丁仍存狐疑，一面派王兆临带县府人员先行返濮联系，一面将部队南移至滑县上官村驻扎。由于丁部均系濮阳地方子弟，乡土观念很重，自离开防地后，一切不如从前，便不愿跟他流徒。第一旅的土匪黄顺德团首先脱离该部，返回濮阳，随后零星潜逃的不断发生，这又是丁树本当初预料不到的。

　　后来宋司令员仍以坚持团结抗战为重，挽留丁部重返濮大区，派遣参议张国威、驻濮办事处副主任郑华，偕罗士高并邀同王兆临去上官村进行商谈，定出了逐步让防接防办法。并为使协议见诸实施，由张国威住丁部，王兆临住濮阳以资联系。随后丁部又行东移，进至东明。

　　东明是丁的地盘，人地两熟，粮秣易筹，再则离日寇稍远，这是他移驻东明的原因。可是由上官村去东明需经长垣之东北境，长垣城内驻有日寇柳川联队，必须加以防备，方能顺利通过。随于移防之前，派二旅陈效桢团先去长垣东北布防，掩护大队通过。不料此谋为敌伪侦知，先行准备，待陈团刚刚到达，即遭包围。该团仓惶作战，为日寇装甲部队四面囤袭，死伤过半。丁之后续部队，只得且战且走，绕道而过。及至东明，检查人数，不仅陈团几乎全部覆没，其他各部伤亡逃跑者亦复不少。这是丁离防后又一惨痛挫折。

　　丁至东明后，仍是狐疑不定，不肯坚决实践双方协议。当时冀南军区部队已撤至庆祖八公桥一带，让出防地，而丁仍不进驻黄河(当时无水)以北。为了促其北返，宋可令员又让王兆临赴东明。但丁在新败之余，对北上接防仍犹豫不决。正当军心涣散之际，又为山东窜来之日军所袭，一场激战，驻扎王官营之丁佩瑶团全部牺牲，团长丁佩瑶(系丁树本的侄子)战死。

　　丁树本在接连几次的失败之后，没有把仇恨记在日寇账上，反而把怨恨归结到冀南部队身上。他收集了一百多名重伤员，派车二十多辆硬往濮阳运送，目的是使濮阳人民反对冀南部队。随又不按协议，大举北上名曰还防，实则向冀南部队挑衅，以泄其愤。先头部队至焦二寨南，双方接触，当时在丁部屡败之余，又是枪口对内，官无战心，兵不效命，被冀南部队打败。

　　丁既犯错误于前，又复背信于后，八路军虽以至诚感召，使其回头，而他终不悔悟，认为北上返防之心已绝，南向“中央”山河远阻。他就不顾民族气节，派其团长陈效桢和副官长李某，带着爱人到长垣县城内向日寇接洽投降。陈、李到长垣后，先找长垣县伪警备团团长、汉奸杨荫轩，说明降意。杨为他们引见敌酉柳川。随后敌人一面布置武装，严加防备，一面征派芦席铺草，供给军需给养。还在城关附近集镇上贴出标语：“欢迎丁司令进长长垣”，敌人并派了一个军官去高平(丁的司令部驻地)“慰劳”，还赠给丁树本一把日本军刀。至此，丁之投敌便公开了。

　　丁既投敌，更失信于部下，加之缺吃少用，前途茫茫，逃散者与日俱增，部队也控制不住。他深恐这点政治资本将全部丢掉，便在投敌一个多月后，乘敌不备，连夜率部西去，越过平汉铁路，到达林县，投靠庞炳勋。当时庞已代替鹿仲麟为河北省主席。丁原为河北省政府委员，庞又加丁兼民政厅厅长，允将他的部队编为一个师又一个旅，丁兼任师长。但丁仍不满足，想到洛阳找卫立煌捞个军长当当，随又离庞率部南行，沿太行山经盂县到达济源。当时已是初夏，一路翻山越岭。长途跋涉，又兼天气炎热，饮食无常，士兵患病掉队或因思乡开小差者更多，到济源时，仅有万余人了。

　　丁到济源县后，第一战区长官部只给他一个游击纵队的番号。后来想把他部队改编为新编四十一师，但丁树本仗着与卫立煌是同乡，遇事都直接见卫立煌，遭到卫的参谋长郭寄峤之忌，说丁“一个小小游击司令动不动就见长官”，便把这小新四十一师的番号压起来一直没有发表。

　　一九四一年夏，日寇进攻中条山，丁部正当其冲，为敌寇所袭。当时丁部久住济源，官兵患病死亡逃跑的很多，士气消沉。兵无斗志，在敌陆空配合攻击下，伤亡惨重，溃不成军。有五个营投奔伪军刘延蜂(即刘昌义)部，在渡过黄河时，所余不到两千人。丁到洛阳，认为残部不堪收拾，干脆也不要了，由其参谋长曹振堂编为一个团并入别部。丁从此便住在洛阳东关救济院河北省政府办事处，当个挂名的河北省政府委员，后即转赴西安闲居。

责任编辑：王广建 最后更新：2018-03-19 16: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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