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鲁豫边区第一支抗日武装（一）
2018-03-20 15:22:20  来源：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濮阳市委员会网站 安 明  点击：  复制链接

　　抗战前的冀鲁豫边区

　　南乐、清丰、濮阳、长垣、东明原属河北省，人们习惯称为直商五县，国民党统治时期为濮阳专区，与鲁西、豫北接壤。抗战时期为冀鲁豫边区。黄河故道由这里穿境而过，在这长约二百里，宽二十余里的地带，沙丘绵延、枣树成荫，是坚持平原游击战争较好的依托地区。这就是冀鲁豫边区的沙区。

　　我党在这一地区的地下组织，开始建立于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时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党领导群众先后进行过反土豪劣绅的斗争，组织过农民暴动，领导数万盐民向反动当局作斗争，使广大贫苦群众受到了锻炼。但是，由于我们党内的错误路线和国民党的背信弃义，党领导的农民暴动都没有成功，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十几个领导同志被捕坐牢，有的同志壮烈地献出了生命。

　　当时，绝大多数党的组织和党员同上级党失掉了关系。在白色恐怖下，虽有一些同志仍然坚持工作，但活动更加隐蔽了。在这一段时期内，我党的力量相当薄弱。因此，沙区一直处于伪政权、土匪的蹂躏之下，社会秩序十分混乱。

　　四支队的诞生

　　“七·七”事变后，日寇长驱南下，国民党军队仓皇南逃，日寇迅疾侵占了整个华北，中华民族到了危亡关头。不当亡国奴，坚持华北抗战，已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呼声。这时，刘少奇同志负责华北党的工作。由于战争局势的需要，负责领导冀南、豫北党的是朱瑞同志(朱是我八路军派驻国民党第一战区的代表)。十月间，朱瑞同志随第一战区司令部退驻邯郸时，指示冀南特委(领导河北省南部近三十个县的党组织)负责人张玺同志：要迅速派人恢复与大名以南各县党组织的联系，成立直南特委。并要利用各方面的关系，抓紧时间，集中力量，建立与扩大我党直接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就地坚持抗日游击战争。这一指示，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具体体现，是符合当时那里的客观形势要求的。后来实践也证明这一指示的正确和及时。我在组织关系恢复后，第三次去特委随张玺同志到邯郸时，张玺同志告诉我，朱瑞同志同意我去直南负责进行这一工作。

　　这时，宋哲元所辖二十九军由平大公路连续南撤，日军尾随继续南犯。这一年，沙区又遭特大水灾，秋作物严重失收，人民生活极端贫困，谋生无路，借贷无门，人心惶惶.所以，开展工作的主要困难是党内外思想混乱，不少人感到无所措手足。有的主张暂时转移，避开敌人的锋芒。有少数知识青年悄悄地筹措路费，准备先逃过黄河。有不少同志则主张发动群众，坚持就地抗战。特别是我八路军在前线打击敌人，取得胜利的消息传来以后，人们对国民党军队的抗战更失去了信心，转而对我党我军坚持抗战却寄予殷切希望。连当地地主阶级的上层人物也表示不再害怕共产党，而怕当亡国奴了。这样以来，我党在这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社会基础更加牢固了。

　　我们当时最中心的工作是建立自己的抗日武装，借以打击敌人，作为开展工作的依托。首先在我工作较有基础的地区，利用各种合法名义，把武装建立起来，当时我们决定：平杰三，刘汉生、王从君、张增敬等同志在濮阳井店镇一带建立武装。我在南乐、清丰西部，和党的老同志晁哲甫、王振华研究，运用已有的抗日救国十人团(党的外围组织)为基础，联络家居的进步学生，以农村党组织为核心，建立武装组织。那时根据人民群众的要求，我们提出了“不当亡国奴，武装起来保卫家乡，就地坚持抗日游击战争”的口号，得到广泛地响应和支持。并以“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人出人”为号召，动员同情和支持抗战的地主武装参加抗日队伍。很短的时间，党的组织关系迅速得到恢复，建立抗日武装的条件也酝酿成熟。

　　一九三七年十月下旬，日军攻陷大名，国民党的大名专员马润昌弃职南逃。国民党一八一师石友三部退驻南乐城西一带。这时我党的组织虽然已经恢复起来，但没有独立的根据地。为了便于建立抗日武装后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活动，我们首先同我党在一八一师搞统战工作的党员、学兵队长张克威、教官袁也烈取得联系，想用红军改编成八路军的办法，征得石友三的同意，用一八一师的名义建立一支独立的抗日游击队。那时，石友三正准备南逃，就说：“你用我的名义，我给你钱，给你枪。但是，我的部队到哪里，你得跟到哪里!”

　　实际上，是想束缚我们的手脚，完全听他指挥，这是我们所不能同意的。当时我扪据理回答石友三： “坚持华北抗战，是人民的共同呼声，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一致抗日’的协议，我们的部队可用一八一师的番号，但应由共产党领导，坚持就地抗战。”石友三不同意这样干，只给了个一八一师游击队的名义，枪支、弹药、给养什么也不给。

　　研究建立游击队这一决定时，也曾有个别同志认为时机尚不成熟，怕有损于国、共两党的关系，怕集中不起来。实际上，在沙区我们已经有了很好的工作基础。人民群众的抗日呼声，客观形势的迫切要求，又有学兵队党员同志的支持，这些都是我们的有利条件。所以，多数同志认为;抗日救亡是当务之急，人心所向，机不可失。我们既然有了名义，把武装搞起来，就诸事好办了。就在同年的十月底，我们研究决定：在南乐县留固店集合，成立抗日游击队。仅几天的时间，就发展了五、六十人，五十来条枪。一八一师学兵队基本上是属于我党领导的，从学兵队又抽出有一定军事素养的季铁中、张进臣、李为，还有一名女同志共五名干部，作为游击队骨干，正式建立了我们自己的武装——一八一师游击队。张克威兼任队长，我任副队长，袁也烈，任参谋长。

　　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游击队成立后，一个首要问题是吃饭、穿衣。我们一没有军饷，二不能向群众摊派，怎么办呢?游击队的干部、战士都是出于拯救民族，救国救民参加的，人民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宁愿自己想办法克服困难，也不愿给人民群众增加负担。开始靠个人带吃的，带穿的，有条件的就多带一些，帮助其他战士。后来，又动员一些同情和支持抗日的地主自愿募捐，支援游击队。那时，我们不分上下，不分干部和战士，吃的都是高梁、玉米。夜晚，干部、战士同睡在一个草铺上。每到一处吃饭、用柴都要照价付钱。人民群众亲眼看到我们纪律严明，受到感动。有的干部家庭主动地送些东西给游击队;有的家属为了家乡和子弟的安全，也给我们送些准确的情报，游击队和群众建立了亲密的关系。

　　十几天后，部队拉到清丰西北沙区附近约古城。一八一师这时已经向南撤退，张克威、袁也烈同志为了继续作好一八一师的统战工作，也随同南下了，河北民军在我党坚决抗日，不当亡国奴的感召下，民军司令高树勋率部进驻清丰，我们同高的副参谋长、地下党员唐哲民同志取得联系。游击队改番号为河北民军第四支队，唐哲民兼任支队长，我任副支队长(实际是作政治委员工作)，张西三同志任参谋长。民军司令高树勋还亲自到古城召开了会议，发给我们三十条枪，三千发子弹，河北省币一万元。四支队这时已发展到近二百人，一百多条枪，建制三个中队，一个通信排。不久，日军又攻陷南乐，炮击清丰，高树勋率部南退，唐哲民也随同南下了。

　　第一中队原无业农民成分较多，组织纪律较差，这时他们带了三十多人，三十来条枪脱离了四支队。这是四支队建立后初次遇到的困难。恰在这时，朱瑞同志派肖汉卿、陈耀元、漆汉臣三位红军干部来到四支队。肖继任支队长，陈、漆分别任中队长，加强了对田支队的领导。从此，四支队一方面加强军事训练，同时还不断向战士进行红军传统和作风的教育，军事素质提高很快，组织纪律性不断加强，使这支初步建立起来的抗日武装成了冀鲁豫边区抗日活动的依靠，在群众中有着相当高的威信。

责任编辑：王广建 最后更新：2018-03-20 15:2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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