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４２年八路军总部被袭之后
2018-12-15 10:48:16  来源：河南党史网  点击：  复制链接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总部一直随军转战于华北抗日前线。侵华日军曾多次企图捣毁八路军的这一首脑机关，但始终未能如愿。1942年5月，八路军总部遭到日军的袭击，损失严重，但彭德怀等总部领导人在此之后仍率领总部机关继续转战于晋东南抗日前线，予敌以重大杀伤。

 

　　日军精心策划“C号行动”，目标直指八路军总部

　　1942年春，侵华日军按照惯例对华北的各主要抗日根据地展开“扫荡”。与此同时，日军华北方面军于2月下旬向所属各兵团下达了本年度《治安肃正建设计划大纲》，规定“治安肃正”的重点应放在以“剿共”为主的作战讨伐上，首先对冀东、冀中地区，然后对太行山北部地区展开“治安肃正”工作。

　　根据日军华北方面军年度作战计划，经过一段时间处心积虑的筹划，驻山西的日军第一军司令官岩松义雄和他的幕僚们制定出一个所谓“晋冀豫边区肃正作战计划”，即“C号行动”，并得到其上级的同意。4月中旬，岩松义雄向所属部队秘密下达了作战计划大纲。其设想是：预定5月15日作战开始，共分三期进行：第一期，8天，消灭太岳南部沁河河畔的八路军;第二期，20天，“扫荡”太行区涉县北部(即辽县、涉县、黎城之间的三角地带，此处是整个太行抗日根据地的腹心);第三期，20天，对太行区涉县南部八路军作战。其中，第二期是重点。因为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师部等统率机关，都长时期驻在太行区，从而使得这一地区成为华北游击战争的心脏和神经中枢。另外，位居辽县、黎城之间的黄崖洞兵工厂，则是八路军最大的前方军工生产基地，为当时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军民武器装备供应的重要来源基地之一。华北日军惊呼这里是“繁殖游击战争的基地”、“心腹之患”，因而，这一地区就成了日军必欲摧毁的主要目标。

　　为确保“C号行动”的成功，日军华北方面军自4月开始便相继对冀东、北岳和冀南地区展开“扫荡”，继而又于5月初出动5万余兵力对冀中抗日根据地展开了“铁壁合围”和拉网式“大扫荡”。同时，华北日军通过各种渠道散布部队他调的假消息，或制造部队他调的假象，以掩盖其重点“扫荡”太行区的真实企图。

　　鉴于过去屡次使用大部队捕捉八路军统率机关不能奏效，且异常分散与疲惫用兵的教训，日军这次特别挑选受过专门特务训练、具有丰富特务活动经验的士兵组成“特别挺进杀人队”，对外称“挺身队”。其任务是专门刺杀彭德怀、左权、罗瑞卿(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刘伯承(一二九师师长)、邓小平(一二九师政委)等八路军高级将领，捣毁八路军统率机关。其中，最凶恶的即是由第一军三十六师团的第二二三、第二二四两个步兵联队各约100名士兵分别编成的“挺身队”，前者专门对付八路军总部，后者专门对付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部。在日军对太行区进行“扫荡”之前，其“挺身队”或身着便衣，或化装成八路军模样，夜行昼伏，已先于主力潜入抗日根据地内。

　　对于日军展开的新一轮“扫荡”及八路军总部收到的有关华北日军动向的各种报告，总部领导人彭德怀和左权(八路军副参谋长兼前方总部参谋长，朱德于1940年4月下旬已离开总部)一直给予密切关注，但短时间内还难以对日军的真实企图作出准确的判断。尽管如此，为了以防万一，彭德怀和左权还是于5月中旬向太行区发出了紧急备战命令，要求有关部门加强对敌动向的侦察工作，认真作好反“扫荡”的战斗准备。由于日军集中了庞大的兵力“扫荡”冀中，而八路军总部所在的太行区还无敌情，因此，彭德怀与左权当时最关注的还是冀中的形势，不断地对冀中军民的反“扫荡”斗争作出具体指导和部署。

　　不料，就在彭德怀与左权全神贯注于冀中战局发展的时候，岩松义雄乘机向太行区不动声色地打出了阴险的“连环拳”。5月14日，日军第一军三十六师团主力及第六十九师团一部共7000余人，在飞机的配合下突然“扫荡”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所在的太岳抗日根据地。紧接着，岩松义雄又秘密从各地抽调兵力包围太行区。5月19日，日军第一军独立混成第四旅团及独立混成第八旅团(华北方面军直辖)5000余人，分别由正太铁路和平汉铁路的平定、昔阳、井陉、元氏、赞皇等据点出动，对太行军区第一军分区进行“扫荡”。5月21日，日军第一军独立混成第三旅团主力及独立混成第一旅团(华北方面军直辖)一部由武安一带出动，沿武(安)涉(县)公路西进，占据鸡窝铺、偏店;冀西邢(台)沙(河)地区伪军及据点少数日军分股向太行军区第六军分区进击。同日，日军第一军三十六师团一部由潞城、襄垣等白晋铁路沿线据点分路出动，向太行军区第三军分区进犯。参加此次“扫荡”太北区的日军共20个大队，约2.5万人。一时间，太行山上狼烟迭起。

　　面对大举“扫荡”的日军，彭德怀和左权要求八路军总部及北方局各单位立即行动起来，加强警戒，作好反“扫荡”的战斗准备。

 

　　左权牺牲，彭德怀悲痛之余决定“搭台”再干

　　5月22日早晨，八路军总部得报：当日拂晓，当地民兵在桐峪西北部山林地区老林圪洞附近，发现一支来路不明的武装队伍，身着便衣，携带小型电台，约有100人，后去向不明。联系到最近一段时间关于日军“挺身队”活动的情况和近两天来总部电台发现的奇怪信号，彭德怀和左权分析，这股便衣武装很可能是由辽县出发的日军“挺身队”，为袭击我统率机关而来。再根据日军的连日动向，两人判断，日军此次“扫荡”的重点是太北区，主要作战企图是合击八路军总部、中共中央北方局及一二九师师部。

　　当时，八路军总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驻辽县境内上、下南会及麻田一带，一二九师师部驻涉县境内赤岸、王堡一带，两处相距约25公里。针对日军的作战企图，根据敌我双方的情况，彭德怀和左权果断决定：跳出日军的合击圈，向东转移，必要时可转入“敌后之敌后”的冀西一带。

　　5月23日晚，彭德怀和左权率领八路军总部司令部和北方局机关开始撤离驻地。在此之前，八路军总部野战政治部、后勤部已分别由驻地先行转移。至25日，彭德怀、左权率领的转移队伍与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后勤部的转移队伍，不期同时进入了辽县南艾铺地区。此时，日军已发现了八路军的行踪，并以重兵对艾铺一带构成了严密的包围圈。由于机关人员多，目标大，再加上作战兵力少，山区道路少，集体行动非常困难。彭德怀与左权、罗瑞卿、杨立三(八路军总部后勤部部长)等人经紧急磋商后，决定分路突围。

　　日军发现八路军分路突围的意图后，便急速收缩包围圈，并用更加猛烈的炮火向突围队伍进行轰击。日军的飞机也在不停地向突围队伍投弹、扫射。为了八路军总部的安全，左权令作战科科长王政柱陪同彭德怀在警卫连的掩护下先行向北突围，由他来殿后指挥机关人员的突围。下午5时左右，左权带领突围队伍来到十字坡西北的山垭口。这是日军组织的最后一道火力封锁线，冲出这个垭口就等于胜利了。

　　为了确保安全，左权要求跟在他后面的突围人员全都卧倒，等他走过山岗没事后，其他人员再行通过。然而，谁也未曾想到，就在左权即将翻过山岗进入安全地带的时候，几发罪恶的炮弹袭来。硝烟散去，左权倒在了十字坡上，弹片击中了他的头部。一代抗日名将，就此走完了他37年短暂而光辉的人生历程。

　　左权是湖南醴陵人，1905年出生，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黄埔军校、莫斯科中山大学、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0年回国后积极投身于土地革命战争的实践。全国抗战爆发后，左权出任八路军副参谋长、前方总部参谋长，后曾兼任八路军第二纵队司令员。自从1937年8月下旬率部东渡黄河、奔赴华北敌后战场的那一天起，将近5年，左权从未离开过抗日前线，始终积极地协助朱德、彭德怀指挥八路军在华北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创建、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发展抗日武装，为华北敌后抗战作出了重大贡献。朱德曾指出：全国抗战以来，左权在极残酷艰难的敌后环境下，忠心赤胆，为国为民，劳瘁地工作着。在他的策划之下，八路军发展成为数十万劲旅，全华北成为日寇所不能摧毁的堡垒，成为大后方安全的屏障。对于中华民族、中国人民，他是有很高的功绩的。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在1942年6月《关于追悼左权同志的决定》中指出：左权为我党优秀军事家之一，对坚持华北敌后抗战，有其不朽功绩。

　　在日军的这次大“扫荡”中，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损失：除左权壮烈牺牲外，总部司令部通信科科长海凤阁、野战政治部组织部科长李文楷、锄奸部科长李月波，北方局调查研究室主任张衡宇，新华社华北分社社长何云等，也都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另外，北方局秘书长张友清，总部后勤部政治部主任谢翰文、军工部政委孙开楚等人在突围中被俘。这也是八路军总部全国八年全面抗战中遭受的最大一次损失。特别是左权的牺牲，“对于抗战事业，尤其是对于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和敌后人民，真是一个无可补偿的损失”(周恩来语)。

　　自从与左权在艾铺分手后，彭德怀几经周折，总算安全突出重围。当他得到左权牺牲的消息后，心如刀绞。没有谁比彭德怀更深切、更痛心地感到左权牺牲的损失。在彭德怀看来，左权文武兼备、机敏练达、忠于职守，是一位相当难得的助手。特别是自1940年4月下旬朱德从八路军总部启程回延安后，“彭左”就逐渐代替了“朱彭”，成为八路军前方最高指挥机关的代称。此后，彭德怀对左权更是十分倚重，凡遇重大问题均与左权共同研究决策。如今左权不幸殉国，彭德怀怎能不痛心?5月25日夜，在清漳河畔小南山村中，彭德怀强忍住悲痛，向随他突围的总部人员讲话。他的周围只有十几个干部和百余名战士。他说：“同志们，台塌了不要紧，搭起来再干!”

　　在随后的几天里，彭德怀一面派人寻找突围失散的人员，一面分析日军此次袭击总部得手的原因，并根据几天的亲历和所获情报，向中共中央和八路军各战略区报告了日军在此次“扫荡”中所采用的新战术。同时，彭德怀部署八路军各部在外线广泛出击，进行反“扫荡”作战。

　　6月15日，彭德怀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报告华北敌后特别是河北平原的严峻形势。他在电报中指出：敌后战争空前紧张，平原根据地之主要地区已变为游击区。军事力量与地方干部严重损耗。山岳地带根据地在敌“蚕食”、“三光”政策的“扫荡”摧毁下，有重大部分的紧缩。但他深信，敌后斗争完全有可能坚持到抗战胜利。为应付严重环境，他向中央建议：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与北方局机关合并，在行政上对军队仍以野战政治部的名义，对地方党仍以北方局的名义。彭德怀还提出：北方局直属单位过多，也不健全，其个人兼职也过多，能力固不胜任，精力亦难持久，总的方针固有中央及军委，但具体问题还很多，如在严重环境中发生意外，即具体领导脱节，就会使工作受到损失。为此，彭德怀建议：从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叶剑英、刚从苏联养伤回国的一一五师师长林彪或抗日军政大学校长滕代远三人中择一人，作为八路军前方总部参谋长;以罗瑞卿为北方局委员，在北方局书记杨尚昆(1940年11月离开北方局回延安)未回以前，请中央指定北方局书记代理人。彭德怀还提出：“为准备迎接新时期”，“延安须积蓄大批干部”。

　　彭德怀此时主要考虑的，仍是如何“搭台”再干，如何扭转敌后抗战的困难局面，如何去战胜敌人。至于个人的安全，他并没有放在心上。

　　当日军的这次大“扫荡”被成功粉碎后，彭德怀率领八路军总部重返辽县麻田镇。7月7日下午，八路军总部在麻田镇召开“纪念抗战五周年、追悼左权将军及诸死难烈士，庆祝反‘扫荡’胜利大会”。会场上布满了各单位送来的挽联和花圈。彭德怀给左权的挽联最引人注目，上面写着：“并肩奋斗，携手抗日，鞍马十年方依畀;谋国忠尽，事党血忱，壮烈一朝期平生”。八路军总部和驻太行区的机关、部队以及当地群众等8000余人参加了大会。彭德怀在讲话中指出：“左权同志不仅是一个坚决、勇敢、精明的指挥员，而且是埋头苦干、实事求是、急公好义、品质优良的共产党员”。“我们今天追悼他们，不是要痛哭流涕，向天祈祷，而是要学习他们，步其血迹，勇往直前，完成其遗志——打倒日本法西斯!”

 

　　为安全起见，中共中央建议八路军总部由晋东南迁至晋西北

　　自5月25日夜接到一二九师关于“八路军总部遭敌袭击，北方局和总部人员分路突围，总部电台中断，情况不明”的报告后，毛泽东、朱德焦虑不安，彻夜难眠。27日，毛泽东、朱德再次接到一二九师的报告：彭德怀率部由石灰窑向西北方向突围，左权突围中阵亡，罗瑞卿、杨立三向黑龙洞方向突围后，再次与敌遭遇。

　　看完电报后，毛、朱两人相对无语。他们为党失去左权这样年轻而优秀的军事人才感到莫大的悲痛，同时也为罗瑞卿、杨立三等人的安全担心。所幸彭德怀已经突围，八路军总部也就一定还在战斗。毛泽东提笔起草了一封给刘伯承、邓小平并转彭德怀的电报：“悉总部被袭，左权阵亡，殊深哀悼。瑞卿、立三已否脱险?甚念。目前总部电台已全部损坏，建议总部暂随一二九师行动。”

　　再说罗瑞卿、杨立三率部于5月25日突围后，又四次遭到日军的合击，机关人员也有一定的伤亡，好在两人最后安全脱险。彭德怀得知这一消息后，喜出望外，马上电告其归队。他在6月15日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中，将这一情况也作了报告。

　　毛泽东、朱德等人收到彭德怀的电报后，认真研究了彭德怀在电报中提出的建议，并对当时华北敌后抗战的严峻形势作了全面分析。特别是此次八路军总部被袭，左权阵亡，教训十分深刻。中共中央书记处经过反复讨论，最终达成一致意见：为了确保安全，避免类似情况的再次发生，八路军总部最好由晋东南迁至晋西北。

　　7月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彭德怀，就八路军总部转移至晋西北及北方局的组织问题征求他的意见。电报的内容主要有两点：

　　(一)今明两年的敌后斗争将异常残酷，要善于熬过困难，才能避免极大的损失与牺牲。敌人“扫荡”多注意摧毁主要首脑机关，因此，在一个狭小区域内，首脑机关摆得过多是很危险的。所以中央认为总部有移晋西北之必要，这样总部不仅安全，而且在等待时机中还可来往延安，多作研究商讨工作，准备迎接更大的局面。中央还特别强调，总部的此种移动并未脱离敌后，对外是有理由说明，如不移动而再受损失，则影响甚坏。

　　(二)总部移晋西北后，北方局取消，以北方局现有机构(除病弱者回延安外)成立太行分局，以邓小平为书记。再在冀鲁豫边区成立分局，以罗瑞卿为书记。华北各分局直属中央。

　　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电报后，一直在等待着彭德怀的答复。可是，不知是何原因，彭德怀并没有收到中央的这份电报。此时，彭德怀也很着急，因为他还在等候着中央对于其6月15日所发电报的指示。

　　为了尽快将“台”搭起来，以便开展工作，7月8日，彭德怀再次致电毛泽东、朱德，请求中央早日定下前方总部参谋长的人选，同时还向中央报告了太行、太岳、冀南等地区遭受旱灾的情形。

　　大约六七天后，彭德怀收到了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杨尚昆于7月14日从延安发来的一封电报。电文不长，只有两行字：“中央曾有一电，提出前总机关转移晋西北的问题，征求你的意见，收到否?你的意见如何?请复。”

　　彭德怀虽然还没有收到中央的电报，但中央提出八路军总部转移至晋西北，无疑是考虑敌后的困难局势，考虑总部的安全。这一点彭德怀很清楚。

　　延安方面，毛泽东、朱德等人也一直在等着彭德怀关于八路军总部转移晋西北一事的回电，以便早定大局。可是两个星期快过去了，始终未见彭德怀的回电。毛泽东不禁有些着急。他和朱德、王稼样研究了一番，于7月15日再次致电彭德怀，询问其关于总部转移的意见。电文指出：“中央三日给你的电收到否?此电主张总部迁晋西北，北(方)局机构改为太行分局，以(邓)小平为书记，华北各分局归中央直接领导，你的意见如何，盼复，以便并其他问题(如冀鲁豫边)一同讨论。”同时，答复关于代替左权的人选问题：“林(彪)病仍重，不能工作，叶(剑英)不能离开军委，总部参谋长以滕(代远)为宜。”

 

　　权衡利弊，彭德怀等决心继续留驻太行

　　收到杨尚昆的电报后，彭德怀陷入了沉思。中央郑重地提出八路军总部转移至晋西北，又郑重地征求他的意见，彭德怀不能不认真地考虑。尽管他有百折不挠的大无畏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他深信华北敌后抗战的困难局面即将过去，光明就在不远的前方，他也完全可以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但有一点他很清楚，八路军总部是否转移至晋西北，事关华北敌后抗战的全局，他必须排除一切感情因素，完全、冷静地估计形势、权衡利害，对这个问题作出明确的答复。

　　经过反复通盘考虑，7月16日，彭德怀以个人名义向毛泽东发去了一封电报，详细陈述了他对于八路军总部转移一事的意见：

　　(一)如果中央决定不再保留八路军总部，那么总部大多数工作人员(包括北方局和野战政治部在内)，只能就地分配工作;华北各军区、师直接受中央军委指挥;在太行地区应成立党的分局，领导太行、太岳、中条、冀南、冀鲁豫边五个区党委，他即率少数工作人员返回延安。

　　(二)如果对外及实际工作上还需要保留八路军总部，移晋西北只是为了避免损失，那么八路军总部仍留在晋东南为宜，理由如下：(1)华北山区最大之太行山、太岳山、中条山之根据地，其地位较之五台山有利(五台山偏僻，对敌威胁较小)，从地形、物质等条件来看，将形成坚持华北的重心。北局、集总可利用此地经验帮助其他地区。(2)冀鲁豫区、中条山领导较弱，须具体帮助者甚多，此间与冀南及冀鲁豫秘密交通甚顺利，干部来往方便，反映问题、解决问题也快，在军事上的反应较晋西北快。(3)开封、新乡、济南、太原、临汾、石家庄伪政权工作在建立与开展中，总部移晋西北对于工作有损失。(4)夏季夜间短，不到十点钟须通过祁县、太谷、文水数道封锁线，事实上很困难。当敌后局势艰难时期，总部撤走不无某些影响。

　　另外，彭德怀在电报中还指出：机关正在缩小中，总部、野战政治部、北方局全部共约500人(两个警备连在外)，较前减少三分之二，今后行动轻便小心，应该能够避免损失。

　　彭德怀请毛泽东看完此电后转中央书记处及朱德、王稼祥、杨尚昆等人共同研究，以便早日定下方案。

　　当日，毛泽东收到了彭德怀的这份电报，随即与朱德、王稼祥、杨尚昆等人展开研究。

　　为了进一步阐述对八路军总部走留一事的意见，同时也是为了给中共中央的决策提供参考，7月21日，彭德怀与罗瑞卿及北方局组织部长刘锡五联名致电毛泽东并转中共中央军委、中共中央及杨尚昆，对总部的行动提出两种方案：

　　甲、倘仅为保护机关与干部之安全，则总部仍留驻太行山为宜，其理由已见16日彭电。现机关已缩小，行动转移较便利，太行山回旋地区较大，安全问题已加注意，总部、北方局经营太行区事务数年，一时亦不易回延安，在西移中尤有阻滞政治影响之必要。

　　乙、倘另有原因，总部非西移不可时，则总部以回延安为宜，北方局即可撤销，由中央直接指导几个分局的工作。

　　彭德怀等人在电报中还对如何实施两种方案提出了进一步的具体意见：依甲项建议，则将北方局、总部直属机关与人员尽量充实分局与第一二九师，北方局只留五六名主要干部与总部合并，此后北方局工作应着重对全华北党的思想政治领导及对敌斗争的督促与检查，各分局、军分区党与区党委执行中央决议情形，加强调查研究工作，将华北五年抗战经验作出初步总结，以供中央参考。太行分局则管辖太北、太岳、冀南、中条四个区党委，冀鲁豫及晋西南、豫北两地之地委仍直属北方局。依乙项建议，即将太行山全部事业交给分局，加上太岳、冀豫鲁亦归分局管辖，总部、北方局主要领导人则带少数人回延安，但估计分局成立之初不易掌握如此庞大局面，需留此帮助一段时期，西行之期还不能确定。

　　彭德怀等人还向中央报告说：太行分局正在准备成立，拟以邓小平任书记，李大章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其余干部均由北方局抽调;冀豫鲁地区局势正日趋严重，希望中央派干部来此地区，以加强领导。

　　毛泽东等人在认真研究了彭德怀等人的意见后，于8月1日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会议决定同意彭德怀等人提出的八路军总部及北方局留在太行地区的建议，由彭德怀代理北方局书记，邓小平任太行分局书记，北方局及太行分局成员名单，以能到会及必要者为限，由彭德怀、罗瑞卿、刘锡五提出交中央批准。会后，毛泽东按照会议决定的内容，为中央书记处起草了回复彭、罗、刘的电报。

　　8月11日，彭德怀、刘锡五、罗瑞卿向中共中央书记处上报了北方局和太行分局组成人员名单：(一)北方局委员为杨尚昆、彭德怀、刘锡吾、罗瑞卿、滕代远，以杨为书记，在杨未回前由彭代。邓小平、李大章仍为北方局委员，重大会议可出席。(二)太行分局以邓小平、李雪峰、刘伯承、李大章、蔡树藩五人组成。照中央指定邓小平为书记，建议李大章为副书记。

　　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向八路军各大战略区负责人发出通令，正式任命滕代远为八路军前方总部参谋长。

　　8月29日，滕代远到八路军总部所在地辽县麻田镇就职。同一天，中共中央批准彭德怀、刘锡五、罗瑞卿于8月11日呈送的关于北方局、太行分局组成人员名单的报告。

　　9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太行分局成立，统一领导太行、太岳、冀南、晋豫(中条山)四个抗日根据地区党委。

　　经过短短几个月的努力，彭德怀等人便将统筹华北敌后抗战全局的“台”再次完整地搭了起来。此后，八路军总部继续战斗在太行山地区。

　　1943年9月，彭德怀应中共中央之召从麻田镇动身赴延安，准备参加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滕代远留总部主持工作。北方局书记由邓小平代理。10月6日，中共中央决定：北方局与太行分局合并，太行分局撤销，北方局直接领导晋冀鲁豫区的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个区党委;八路军总部与一二九师机关合并，保留一二九师番号，八路军总部直接领导一二九师部队和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个军区。朱德、彭德怀等人则通过这个“台”继续指挥八路军在敌后的抗战，一直到1945年全国抗战胜利。

责任编辑：李一菲 最后更新：2018-12-15 10:4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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