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发展阶段
2017-12-19 11:33:01  来源：大众网  点击：  复制链接

　　山东抗日根据地战略地位的形成和战略作用的发挥，仅靠其优越的战略位置和党中央的战略布局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必须通过山东党组织团结带领人民群众，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才能得以实现和巩固。所以，论述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战略地位，有必要对其基本发展过程做一番粗线条的梳理。

　　世事如棋局。战争的搏杀重在谋大局、取大势。山东独特的优越战略位置，同样为战争的参与各方所高度重视。自甲午战争以来，山东一直为日本帝国主义所觊觎，视为特殊利益地区，不容他人染指。抗日战争爆发后，山东立即成为日军首先攻击、极力控制的重点地区，以及向华中、中原进攻的战略出发基地。国民党统帅部在坚持正面防线的同时，同样高度重视山东这一战略地区，沿黄河、陇海铁路部署了敌后游击区。韩复渠率军南逃后，为严肃军纪，国民政府于1938年1月在开封召开军事会议，逮捕了韩复渠，并于24日在武汉以“失地误国罪”判处死刑。随后令第69军军长石友三在冀鲁边区坚持抗战。1938年11月下旬，国民政府军委会召开湖南衡山召开第一次南岳会议，在中国共产党影响下，蒋介石提出“游击战重于正规战”，第一次把游击战提高到突出地位。会议决定在敌后组建鲁苏、冀察游击战区，于学忠任苏鲁战区总司令，沈鸿烈(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德秦(江苏省政府主席)为副总司令。1939年春，于学忠率第五十一、五十七军两万余人进入山东，长期驻扎于沂鲁山区及诸、日、莒地区，收编各路地方游杂武装，成为楔入敌后的重要一着。显而易见，谁能率先、并牢牢控制山东，谁就能在未来长期战争中获得全局优势地位。在这种复杂激烈的三角博弈中，日军无疑处于优势地位，而国民党军也具有拥有正统、军力等军政优势，而中国共产党处于劣势地位。中国共产党如何变劣势为优势，关键在于坚定地高举全民族抗战大旗，动员、组织各阶层民众，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创建、发展和巩固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

　　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发展过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初创时期(1937.7——1938.12)，形成时期(1939.1——1940年底)，坚持、巩固时期(1941.1——1943.6)，大发展时期(1943.7——1945.9)。

　　初创时期的特点，可以用一个“抢”字概括。抗战爆发时，国民党军队和大批官员南逃，山东几成统治真空地带。此时的山东党组织刚刚从残酷的白色恐怖中走出来，党员人数仅约2000人，各地组织尚在恢复重建，干部严重不足且毫无军事斗争经验。就是在这种白手起家的情况下，山东党组织抓住这一罕见的历史先机，着眼于山东抗战大局，制定了全省抗日武装起义的宏大计划，全党动员，迎难而上，组织发动了十几次起义，并随即开展广泛的敌后游击战争，在尚未得到八路军主力部队支持的条件下，开辟了遍及全省十余块大的抗日游击根据地，开始创建抗日民主政权，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也在斗争中迅速壮大。党中央对山东抗战给予及时指导和大力支持。1938年4月，毛泽东、刘少奇等在接见临行山东的郭洪涛时作了重要指示。5月，郭洪涛率大批党政军干部到达山东省委驻地泰安南上庄，立即召开会议，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创建山东抗日根据地、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的指示。会议制定并上报了《发展和坚持山东游击战争的战略计划》，毛泽东很快批准了这一计划。为实现党在敌后的战略布局，党中央加强了对山东抗战的组织领导，1938年五月下旬，将山东省委扩大为苏鲁豫皖边区省委，所辖范围扩展到苏北、皖东北、豫东广大地区;1938年12月，根据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决定，又将边区省委扩大为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由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北方局双重领导)，郭洪涛任书记。这是党在抗战刚刚进入相持阶段时在敌后设立的两大中央分局之一(一是北方局北方分局，亦称晋察冀分局，直属北方局领导，1938年11月成立)(注10)，足见党中央对山东抗战的高度重视和期望。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作出“派兵到山东”决策后，1938年12月，经党中央批准，八路军山东纵队在沂水王庄宣布成立，张经武任指挥，黎玉任政委，下辖10个支队又3个团，共2.45万人，另有地方武装1万余人。山东纵队的成立，标志着党领导的山东人民起义武装力量已由若干分散的游击队发展为在战略上统一指挥的游击兵团。这支直属八路军总部指挥、土生土长的山东子弟兵部队，是党在华北敌后最大的地方游击兵团，是山东党组织对山东乃至全民族抗战的重大历史贡献。诚如黎玉所指出的：“中共山东省委领导山东人民，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中白手起家，创建了一支强大的八路军部队，为赢得山东抗战的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

　　形成时期的特点，可以用一个“争”字概括。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反共倾向明显增长。1939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的方针，会后又陆续制定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等一系列反共秘密文件。在此背景下，1939年2月，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在鲁村召开全省军政会议，提出在山东限共、反共的四项措施，遭到与会中共代表的坚决抵制。随后，于学忠部进入山东，沈鸿烈、秦启荣等国民党顽固派连续制造了“太河惨案”、“雪野事件”、“淄河事件”等多起反共事件，使山东成为第一次反共高潮中的重点地区。山东地区随之呈现出日伪、国民党和党领导的抗日民主力量三方激烈争夺的态势。党中央对此高度重视，除决定派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主力迅速挺进山东外，又连续发出《中央对山东问题之处置办法》等指示，要求山东党组织和部队做好反摩擦斗争的长期准备，对一切顽固分子的无理要求必须坚决反击，建立坚强的抗日民主政权。1940年1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专门作出《关于在山东和华中发展武装建立根据地的指示》，要求山东必须在年内发展十五万人枪，以“猛力向前的作风”加速创建山东抗日根据地。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山东分局作出《关于山东工作方针原则的决定》，要求山东党政军民加紧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扩大人民抗日武装，大力发展党的组织，坚决反击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为进一步加强对山东抗战的领导，在战略上统一指挥山东境内的两大八路军部队，1939年5月，中共中央北方局根据中央书记处的决定，决定组建八路军第一纵队，著名红军将领徐向前任司令员，北方局常委、军委书记朱瑞任政委。10月，郭洪涛、张经武率参加中共七大代表团赴延安，朱瑞任山东分局书记。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在党中央、北方局的领导下，山东分局团结带领山东人民，坚持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开辟、创建了鲁西、清河、鲁中、鲁南、胶东、湖西六大根据地。在此基础上，1940年7月，山东省联合大会召开，选举产生了全省统一的民意机关——山东省临时参议会，著名民主人士范筑先任参议长;全省统一的政权机关——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黎玉任首席组长(1941年改称为主任委员);成立了山东省民众总动员委员会等全省性抗日群众团体组织。联合大会的召开和省战工会的成立，标志着党领导的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正式形成。到1940年底，山东抗日根据地共有两个行政主任公署，10个专员公署和79个县政府。在艰苦复杂的斗争中，两大八路军部队基本完成了扩军、整军任务，第一一五师发展到7.6万人，山东纵队发展到5.4万人。山东党组织也在斗争中得到迅猛发展，到1940年底，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共辖鲁西、清河、鲁中、鲁南、胶东5个区党委和湖西地委，党员人数由抗战爆发时的2000余人发展到11万余人。

　　坚持、巩固时期的特点，可以用一个“熬”字概括。抗战进入1941年后，日本统治集团酝酿、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日军针对敌后广大地区敌我双方皆依托相当巩固阵地进行持久争夺的局面，改以“总力战”方针，对华北、华中实行残酷的“治安强化运动”、“清乡运动”。国民党采取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政策，于1941年1月悍然制造“皖南事变”，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党中央、毛泽东对抗战严峻形势有着清醒深刻的估计，1942年6月13日，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电报中指出：“华北、华中斗争极紧张残酷，要熬过今明两年须费极大牺牲。”(注12)山东是日军视为心腹的重点地区。到1942年，日军在山东的兵力增至4.7万人;由于加强了对山东国民党部队的军事打击和政治诱降，山东伪军由1940年底的8万人激增至16万人。日军对山东抗日根据地采取了“扫荡”、“蚕食”、封锁等多种措施，仅1941、1942年两年间，出动千人以上“扫荡”就达70余次，万人以上的“扫荡”达9次之多。1941年冬，日军第十二军集中5万余人对鲁中沂蒙山区根据地进行“铁壁合围”，山东军民奋勇抗击，粉碎了日军空前规模的大“扫荡”，但山东抗日根据地中心区也遭受严重损失。“至1942年底，敌人在山东境内修筑的封锁沟、墙竟达4000公里之长，相当于山东省周长的两倍多。我根据地受到严重蚕食，面积比1940年时缩小了约三分之一，有的地方甚至压缩成‘南北十余里，东西一线连’的状况。”(13)残酷严峻的斗争形势，也使山东党的高层内部长期存在的深层次问题逐渐显现出来。党中央、毛泽东从全党全国大局出发，决定派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华中局书记刘少奇赴延安路经山东时，作为中央代表帮助解决这些问题。1942年3月3日，中央书记处致刘少奇电报中指出：“目前山东工作处在比以前更加艰苦的阶段”，“不仅由于敌人残酷‘扫荡’，地区缩小与分割，主观上亦存在相当严重弱点……”(注14)1942年4月10日，刘少奇到达山东分局、第一一五师驻地临沭县朱樊村，经过周密调研，很快找到了山东问题的症结所在。4月26日，刘少奇召集山东分局委员谈话会，在充分肯定山东四年抗战工作成绩的同时，严肃批评了山东领导工作中存在的缺点、错误。根据刘少奇报告精神，山东分局连续召开会议，党政军领导同志以整风的精神发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朱瑞代表山东分局作了《抗战四年山东我党工作总结与今后的任务》的报告，对山东抗日根据地战胜严重困难起到了关键作用。刘少奇在山东四个月间，初步建立了政治军事统一领导中心，有力推动了山东减租减息运动的蓬勃开展，妥善解决了抗协问题。在此基础上，根据党中央1942年“九一决定”，1943年3月，山东抗日根据地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山东分局为最高领导机关，朱瑞任书记;9月朱瑞赴延安，罗荣桓接任书记;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与山东军区合并为新的山东军区，罗荣桓任司令员兼政委;在随后进行的根据地第三次精兵简政中，主力部队实行地方化，第一一五师、山东纵队番号撤销，部队统一整编为13个主力团，新的山东军区下辖6个军区、16个军分区。思想认识的提高和统一，党政军领导体制、机制的重大调整，使山东抗日根据地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面对严峻形势，山东党组织团结带领山东军民，以坚韧不屈的英雄气概，全力投入到残酷的对敌斗争中，粉碎了日军一次次的“扫荡”，反“蚕食”、反封锁斗争如火如荼，创造出了“翻边战术”、地雷战、麻雀战、武工队、反伪化等多种斗争形式，涌现出马石山十勇士、地雷大王于化虎、冯旭臣“一门忠烈”、沂蒙红嫂群体、劳动英雄郑信等英雄群体和个人，在山东敌后铸起了一道真正的铜墙铁壁。不懈顽强的坚持斗争，终于迎来了胜利的曙光。1943年春夏，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出现根本转折，日军在太平洋战场逐步丧失战略主动地位，被迫在中国战场收缩兵力。国民党集团也着眼于战后战略布局，开始调整敌后战略部署，决定派李仙洲率嫡系第九十二军由皖北经冀鲁豫边区入鲁，调于学忠部出鲁整训，企图控制山东这一敌后战略要地。李仙洲部于1942年底进入湖西地区，不断制造反共摩擦，其前锋刘春霖部孤军深入至鲁南地区。于学忠部经日伪军不断打击，实感难以为继，1943年7月决定放弃鲁中、滨北阵地，与牟中珩为省长的山东省政府一起即行离鲁。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机遇。山东分局、山东军区报请中央批准，决定采取“拒李送于”方针，在冀鲁豫军区部队有力配合下，于7月至9月在湖西、鲁西南、鲁南进行反顽作战，李仙洲部损兵折将，退回皖北;山东军区乘胜发起攻势，基本控制了沂鲁山区和诸(城)日(照)莒(县)地区，打通了鲁中、滨海、胶东各战略区的联系。这一重大战略行动，使山东境内再无国民党主力部队，三角斗争态势发生重大变化，党领导的根据地军民开始独力支撑起山东抗战的大局。

　　大发展时期的特点，可以用一个“进”字概括。从1943年下半年开始，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9月，意大利法西斯政府向盟军投降;11月，美、英、中三国首脑举行开罗会议，商讨对日联合作战及日本战败后的处理问题并发表《开罗宣言》;1944年，苏军收复全部国土并向德国占领区挺进;6月，盟军在法国诺曼底登陆，开辟第二战场。德、日法西斯的彻底覆灭已为期不远了。在中国战场，与国民党军在日军发起的豫湘桂战役大溃败不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逐步扭转困难局面。在山东，继1943年下半年山东军区组织发起攻势收复沂鲁山区和诸日莒山区后，从1944年至1945年夏，连续发起6次季度攻势作战，收复了大片国土，基本打通了山东五大战略区的联系，根据地面积已达津浦铁路以东地区的80%以上。自国民党鲁苏战区、山东省政府离鲁后，1943年8月，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召开一届二次会议，决定将省战工会改称为“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黎玉为主任委员。省政委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山东这样一个基本完整的东部大省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全面执政。在此后的两年中，山东分局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深入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大生产运动，大力加强新民主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项建设，根据地经济状况明显改善，人民群众觉悟空前提高。1942——1945年春，山东分局认真组织开展了整风运动，并抵制了整风审干工作中“左”的错误。通过联系山东实际认真学习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接受了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在山东党内达成了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基础上新的团结统一，树立了优良的思想、工作作风，极大地增强了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1945年8月，随着波茨坦公告发表和苏联对日宣战，中国抗日战争进入全面反攻阶段。遵照党中央和延安总部的指示、命令，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组成5个野战兵团(共8个师，12个警备旅，1个海军大队)，在十余万支前民工支援下，分五路大军向拒绝投降的日伪军展开声势浩大的大反攻。经月余作战，共歼敌6万余人，解放县城46座，(其中烟台、威海卫等城市、港口6处)，津浦、陇海、胶济铁路均被切断，济南、青岛、徐州等重点城市皆处于解放区重重包围之下。1945年8月13日，山东省政府成立，黎玉为主席。9月2日，日本正式签署无条件投降书，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12月27日，山东日军代表细川忠康中将在济南正式签降，山东地区实现了抗日战争的完全胜利。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7-12-19 11:3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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