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抗日根据地图志：重要文献辑存（8）罗荣桓：坚持我们的边缘游击区
2018-02-22 10:30:15  来源：山东省情网　作者：山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  点击：  复制链接

坚持我们的边缘游击区

罗荣桓

　　接近胜利的难关，拂晓前的黑暗，是要我们用最大努力才能渡过和克服的。如果以为这只是今后两年，甚至是一年半载的转瞬间事，而视为无关紧要，毫不在意，那将会造成自己的麻痹，帮助了敌人的凶暴。

　　整个华北的形势，正如《解放日报》社论所说：“各个抗日根据地处在空前残酷斗争中。”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山东自然也没有例外。敌人对我各个抗日根据地边缘地区的蚕食，由来已久，而目前犹在加紧进行中。我们各个抗日根据地，如鲁南、泰山区几乎已全部变为游击区;鲁中沂蒙区亦已被封锁割裂，在交通联系及工作指导上深感困难。

　　冀鲁边与鲁西，情况更加紧张，因为在那里工作基础还很薄弱，群众在长期战争中忍受着过重的负担和损失，而我们对群众生活的改善又是今天才开始注意，才开始深入发掘出并且还要继续发掘出不少严重复杂的问题。这些，都需要我们非常细心谨慎地去解决，在解决中不是没有困难的。

　　我们各个抗日根据地边缘和游击区的斗争是更严重更复杂的。在我们工作不甚好的基础上，如不很好很警惕地注意和转变工作，那就很可能继续沦为敌占区或退化成游击区。这一点，决不能因为我们主观上不愿意承认而可以马虎过去。敌人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1] 是有某些收获的，首先是从其自己占领区以内给我们以“肃清”的打击， 并转向对我们游击区与边缘地带推进，加强其纵深封锁和面的占领，形成雄厚的包围与紧缩我们各个抗日根据地。而且这种包围和紧缩，正在加速发展着。鲁南狭窄的山区，已没有我们可以联系的平原地，也没有可成为我们可靠的结合纽带。随着敌人紧缩地推进，不是各种工作塌台，便是往后向比较基本地区的退却。地方武装的溃散及个别的叛变，仍是异常严重。致使我们久已存在的某种战略基点遭到全部暴露和挫折， 这是值得严加警惕和注视的。

　　上述严重局面的形成，一方面同国内外形势不可分割，另一方面也有我们的缺点与错误。

　　第一，不认识我们是在敌后建设抗日根据地，是在敌人点线之间建设抗日根据地， 而且又有经济、政治、文化、地理各种不同的具体条件。总之，没有大量的发展游击区， 不会有建设抗日根据地的可能，没有很好地坚持的游击区的工作，亦不会有我们巩固的抗日根据地。这不仅是军事的任务，特别在后一阶段上，更是政治的任务。如果说“战争愈不像战争愈像政治”的话，那么我们的游击战要有坚固抗日根据地的支撑， 还要求我们如何达到有坚固抗日根据地的支撑，同时亦必须从具体情况出发，研究用什么形式获得坚固抗日根据地的存在。因此，在建设抗日根据地上，没有明确的观念与长期的打算，还表现在对抗日根据地边缘与游击区的坚持工作的忽视。

　　第二，满足于一般公开武装斗争与民主运动的外表形式，而不去分析具体环境及其所有的条件。在有些游击区已变为或可能变为敌占区，在有些基本区已退化或可能退化成游击区，是需要我们立即或准备着改变斗争形式与组织形式。然而，有的地方仍在坚持自己一套公式，甚至剩下几个仅仅安置我们的机关还感到狭小的村庄，他们对于精兵简政的执行仍然是采取忽视的态度。

　　第三，“大量开辟发展敌区工作与缩小敌占区”，已不是今天的口号。今天的口号， 是普遍的巩固精干，并根据我们基本区同边缘游击区，或者敌占区各个不同条件，作某些方面的隐蔽或准备隐蔽，或全部转为隐蔽，以保存自己势力与机动上的可能。因此，这不是一种消极的应付，而是有其积极的意义。为了粉碎敌人的任何“扫荡”与迎接总反攻的到来，这样一种转变，是非常必要的。因此，那种张扬旗鼓、大吹大擂一套公式的机关作风，是特别有害的。这一点，过去并没有为领导所重视，以至在某些地区造成损失。

　　第四，对日伪军工作我们是有了最大的热情，并获得了一些显著成效。但决不能认为可以自满的。过分暴露的政治攻势，急躁的拉伪军反正，不是没有损害的。短促突击的方式，宣传鼓动的一般化，反给了敌人特务、宪兵以猎取破坏我们的间隙，削弱了日伪军同情我们的情绪。

　　第五，我们边缘游击区的地方武装，无论在素质上与灵活分散动作上都不够要求， 对他们的党政工作，是异常薄弱或根本没有。尤以对争取反正过来的伪军与收容编制起来的土匪，我们只给予他们一般的保证，他们是可以不执行我们任何条件的，把他们摆到边缘游击区，往往会使他们获得勒索抢掠的合法地位，这不能不造成我们在严重三角斗争相持的地带上遭到失败。

　　第六，不睁着眼睛看着敌人来势和细察情况是不会有我们的政治攻势的。虽然我们最近也调查了一些材料和作了一些汇报、通报，但一般地说，这些工作还做得非常不够，距离真正的了解敌人还差得很远。这就必然形成我们对敌斗争的空泛无力。

　　这些缺点与错误的存在，是会使我们边缘游击区愈益陷于严重地位，对敌斗争上亦招来了破坏与打击，对我们整个抗日根据地的坚持将要形成最大的危机。敌人的蚕食，我们自己的后退，不是不可想到的事情。因此，必须转变和加强我们边缘游击区的工作。

　　目前一般的应该是采取麻痹松懈敌人，精干地保存自己力量，并争取在任何情况之下都要有我们机动的条件，不丧失坚持相持的信念，这是完全可能而且是必要的方针。敌人全部殖民地化的政策，即是发展很凶恶的奴役掠夺，广大的中国人民是已经饱受或愈益严重的受到无限的苦情，存在着民族基本仇视的。敌人宣传“解放东亚”， 巧妙地修改日本同中国是侵略者与被侵略者的历史关系，事实上是不可能掩饰的。宣传“剿共自卫”，强调出“互相救，救人自救”一套谜语，无非为了要中国老百姓牺牲良田沃土，大批劳力壮丁，去替皇军修筑护路，封锁道沟，服从其残酷的奴役制。宣传“勤俭增产”，调查土地产量，更不外乎为夺取广大农民最后一口救命粮食，以加强其饿死中国老百姓的经济配给制。日本人加强特务活动，加紧伪化治安，已使伪军、伪组织同样怀着不安。日本人经常利用“杀鸡吓猴”的办法，强迫调整伪军，编制伪组织，可以说在某些方面更加扩大了对我们的同情。这都是对我们有利的，但决不会因此而造成我们的一切好转与反攻胜利的到来，这只是一些便利于我们的条件， 使我们有渡过难关，克服黑暗，迎接好转与胜利的可能。中心环节要看我们能否正确地执行方针。因此，提出以下几点意见，作为一般研究的参考。

　　(一)必须加强群众性的分散游击战，以配合着党和群众工作的深入隐蔽。首先求得立稳自己脚跟，打击敌人特务活动，使我有可能迟滞敌人的推进与面的控制。尤以破坏敌人等齐一线圈地向我们紧缩，展开对敌人作彼虚此实的斗争。要发展必要的革命两面派，多争取交伪军朋友，而不是要求轻易地反正工作，以达到破坏敌人的伪化组织体系，挖空敌人。总之，要把机动性与高度原则性结合起来。

　　(二)排除狭隘公式化的一套，大量将我们的机关人员散布到下层组织中去作坚强深入的隐蔽工作。但应注意将无法存留或不健全的动摇成分送到基本点地区分配工作，或可能给予不重要的任务，个别派遣以其他方面的工作。在某些重要基点上安放得力干部，使其可能掌握具体斗争和组织形式，这是非常必要的。

　　(三)特别值得重视的要把某些不可靠的地方武装、坏成分切实清理。有的给以改造，有的欢迎他们在另一种方式下去生存和作一定程度内有利于抗战的活动，有的设法使其枪支转交给党所团结的群众手里去。并调去比较坚强的成分(最好由基干兵团中抽出并且是当地的人)去加强游击基干队小组，在群众中隐蔽生根，建立坚强的情报转递和联络站。各地主要干部，应成为这一游击战直接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经常以游击基干的突击行动，配合着游击小组的分布潜伏，只打击敌人的宣抚班[2]、保甲巡查与公指导班，打击敌人少数出动抢粮及捕抓壮丁、牵走牲口的部队;要善于打击敌人尾背，不打击敌人来头;要善于埋伏打击敌人，不对抗打击敌人;要善于暗中打击敌人，不张扬旗鼓打击敌人;还必须相当的遵守没有情况不乱击，避免引起暴露和破坏，有了情况要善于袭击，积极配合主力的作战。这一切在今天要成为全党普遍熟习的课目。

　　(四)没有同群众的联系与适合于群众的斗争形式、组织形式，是不会有我们边缘游击区的坚持的。因此，必须制止在临到困难便去加重群众负担而产生自流的发展殖民地观念。要广泛深入地去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反对敌人统一封锁的配给制，帮助群众对准敌人这一殖民机构组织与管理方法实行舞弊、泄漏、走私、暗藏等办法， 甚至成立群众性质之类的斗争小集团，并同小贩、商人与敌占区人民订立彼此交换利益的条件;而且应该使其在民主法令下有这种自由。今后对敌人强迫群众修筑道沟、围寨，在无法抗拒而且不能增加群众不能忍受的痛苦时，我们只有赞助群众去暂时应付，配合着我们对伪军的工作以造成日军的疏忽和松懈。这一切，会使我们获得切实的利益，获得最广大群众的同情和提高群众对我们的信任与依靠。同时也就有了我们教育与组织群众的基本条件。

　　坚持着我们边缘游击区，使其成为我们外围的扩张线、活动的跳板，以打破敌人紧缩政策，建设起通向敌占区或越过严密封锁线之潜渡桥梁，这对我们克服最艰巨的一段过程，是有特殊意义的。各地党政军领导机关，必须很好地体会、研究、组织、领导这一工作。

　　注：[1] 敌人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指1938年底，日本侵略者为巩固其在华北占领区的殖民统治，首先推行所谓治安肃正运动。1941年3月起又扩大为所谓“治安强化运动”，其内容是将华北划分为“治安区”(敌占区)、“准治安区”(游击区)、“非治安区”(解放区)三种地区。对解放区以“扫荡”为主;对游击区以“蚕食” 为主，实行“大检举”。自1941年春至1942年冬，日本侵略者进行了5次“治安强化运动”，每次虽有其不同的内容，但都是对华北人民进行了大规模的镇压活动。第四次是从1942年4月至6月，其中心口号是所谓“剿共自卫”“勤俭增产”等。

　　[2] 宣抚班，指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向沦陷区人民进行反动宣传和奴化教育的基层机构。

　　本文刊载于1942年8月1日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党刊《战斗生活》第16期。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8-02-22 10:3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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