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荣桓与山东抗战
2019-06-24 09:57:18  来源：炎黄春秋  点击：  复制链接

　

　　罗荣桓(1902—1963)，湖南省衡山县人。抗日战争初期，任八路军第115师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1939年3月，他与第115师代师长陈光率师部和第686团等部进入山东。他指挥所属各部队和八路军山东纵队并肩战斗，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团结抗日的友军和爱国进步人士，孤立和打击制造磨擦的国民党顽固派，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发展人民武装，巩固扩大山东抗日根据地。1943年3月，他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15师政治委员、代师长，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统一领导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党政军工作。抗日战争胜利时，山东军区建立鲁中、鲁南、胶东、渤海、滨海等5个二级军区，部队发展到23万余人。罗荣桓领导的山东抗日根据地，成为八路军在华北的一个重要战略基地和联系华中新四军的战略枢纽，也为抗战胜利后我军抢占东北奠定了重要基础。

　　东进山东

　　1938年，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批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时说：“在敌后，只有根据国民党已经许可的东西(例如《抗战建国纲领》)，独立自主地去做，无法‘一切经过’。或者估计国民党可能许可的，先斩后奏。例如设置行政专员，派兵去山东之类，先‘经过’则行不通。”“派兵去山东”，这是中共中央早有酝酿的战略设想。

　　山东，背靠中原，面临渤海、黄海，南接江淮，北迫平津，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是兵家必争之地。可是1937年12月，拥有10万大军的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却在日军进攻时望风而逃，致使山东15.3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轻易沦于敌手。

　　在山东沦陷以前，以黎玉为首的中共山东省委，曾在济南秘密制定在山东各地发动武装起义的计划。从1937年11月起，在各地秘密活动的和刚刚从牢狱中出来的共产党员，响应中共中央北方局发出的“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的号召，与从延安派来的一批红军干部结合在一起，先后在冀鲁边、鲁西北、天福山(今文登市东部)、黑铁山(今淄博市桓台县、临淄区交界处)、鲁东(今昌邑市、寿光市)、徂徕山(泰安市东南)、泰西(泰山西)、鲁东南、鲁南、湖西(微山湖西)等地，发动武装起义，建立了抗日武装力量。由于侵占山东的日军兵力单薄，只占领主要城市和交通线，广大农村成为真空地带，各地抗日武装在这一有利形势下迅速得到发展。1938年7月，山东抗日武装发展到4万人。年底，八路军山东纵队成立，张经武任指挥，黎玉任政治委员。这是一支在没有八路军主力部队支持的情况下，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举行武装起义而创建与发展起来的较大的武装力量。在这支武装力量控制下，初步开创了大大小小许多块抗日根据地。从全国范围看，大部分抗日根据地是八路军和新四军主力部队开辟的，如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晋绥抗日根据地、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和华中一些抗日根据地。而山东抗日根据地与众不同，是由中共领导人民抗日武装起义开创的。

　　在中国共产党发动人民抗日武装起义的同时，山东各地国民党势力、地主豪绅、土匪兵痞也乘机拉队伍、抢地盘，出现了司令多如牛毛的局面。1938年1月，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成为这些游杂司令之首，影响或控制了大小股武装达15万人，在数量和装备上都超过起义的人民武装。共产党要在山东独立自主地担负起抗战的责任，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显然需要有一支主力部队作为骨干。4月，黎玉赴延安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要求派一个主力团去山东。毛泽东说：“看来还要多去一些。”六七月间，由八路军第115师第343旅第685团第二营组成的永兴支队、第129师工兵连和抗大分校48名干部组成的津浦支队，进入山东北部的冀鲁边区。他们是八路军主力部队进入山东的前锋。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决定调第343旅政治委员萧华率一批干部去冀鲁边区，统一领导那里的武装斗争。罗荣桓对此极为重视，迅速抽调一批干部随萧华前往。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广州，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军加紧对国民党实行政治诱降，而把主要兵力转移到后方，用以对付中国共产党。与之相呼应，国民党顽固派也转为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加紧对共产党、八路军制造磨擦。而山东起义后组织的武装力量既缺乏经验，又缺乏干部，派主力去山东已经刻不容缓了。于是，中共中央决定派第115师第343旅第685团去山东湖西(微山湖西)地区。11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参谋长滕代远致电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第115师代师长陈光、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率第115师师部及第343旅主力(两个主力团)全部去山东、淮北为适宜……陈、罗向东挺进时，拟分布于新老黄河间广大地区，包括津浦铁路(天津—南京)东西、胶济铁路(青岛—济南)南北在内。

　　1938年12月，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按照上述电报，向陈光、罗荣桓下达命令，要求已到达晋东南附近的第685团以苏鲁支队名义先行入鲁。中旬，苏鲁支队到达湖西，与山东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合编，称苏鲁豫支队。12月20日晚，第115师师部和第686团在陈光、罗荣桓率领下，从晋中灵石县双池镇出发东进。部队冒着纷纷大雪，越过日军封锁的汾河和同蒲铁路(大同—运城)，翻越白雪皑皑的绵山，于行军途中迎来了新年。到达晋东南八路军总部驻地附近后，罗荣桓与朱德、彭德怀等领导人相会，感到分外亲切。朱德特地到第115师驻地看望部队，给干部作了形势报告。他还应罗荣桓之请，为第115师《战士报》题写了报头。朱德留罗荣桓等人吃饭，亲自下厨房，抄起菜勺，炒了一盘辣椒猪肚。

　　1939年2月，部队经过休整，准备继续东进。这时，罗荣桓夫人林月琴已经临产，住在第115师师部医院。2月14日，林月琴生下一个男孩。罗荣桓看到母子平安，放下了心。林月琴要他给孩子起个名字，他略加思考，便说：“部队正在东进，就叫他东进吧!”这个小男孩，就是后来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副政治委员的罗东进。同林月琴告别后，罗荣桓和部队一直东进。东面，是敌人后方。东进，就是到敌人后方去。罗荣桓给孩子起这个名字，十分切合当时部队的实际。后来，第115师好几支部队都曾使用这个名字作为代号。

　　1939年3月1日，东进部队经河北省、河南省交界地区，越过黄河。可是，河床上不见有水，指战员的鞋都没湿。原来，大半年前，为迟滞日军进攻，中国军队炸开花园口，使黄河改道南行，这里的河水便枯竭了。此后，由于天气干旱，坑洼里的水也逐渐蒸发，河道变成了一条蜿蜒的沙龙。过了黄河，便进入山东境内。站在河堤上向东看，是一眼望不到边的大平原，这就是鲁西平原。现在，麦苗虽已开始返青，却因为缺雨，长得蔫蔫的。这里已经很久没有下雨了，可老百姓所受的人祸比天灾还要厉害。这一带，虽有中国共产党郓城中心县委在活动，但还没有党领导的较大的抗日武装和根据地。日、伪、顽、匪各霸一方，无恶不作。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盼望下雨，盼望八路军赶快来。如今八路军真的来了，恰好这时也下起了小雨。老百姓纷纷称东进部队真像是及时雨啊!

　　建立抗日民主政权

　　初到山东，罗荣桓经过仔细调查，发现湖西地区“肃托”是完全错误的，应该立即释放被关押者，并彻底平反。对已经迫害致死者，应该立即昭雪，安抚人心。几百名“囚犯”一下子自由了，好像春潮冲破冰封。罗荣桓亲切地说：“同志们，你们受苦了，受委屈了!我代表山东分局和115师向你们慰问!慰问受冤枉的同志，慰问无辜受害者的家属!”

　　处理湖西“肃托”事件之后，罗荣桓再次把山东抗日根据地发展的目光转向鲁南。所谓鲁南，开始是指津浦铁路以东、胶济铁路以南的山东广大地区。后来，因抗日形势发展的需要，又把这个大鲁南划分为鲁中、鲁南、滨海等3个区域。这里所说的鲁南，即指津浦铁路以东、陇海铁路以北、沂河以西、蒙山以南这一块地方。它北倚沂蒙山区，南接徐州、东海县海州(今属连云港市)平原，是华中通向延安的交通要道，也是徐州、海州平原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重要依托。控制它，可以威胁津浦铁路、陇海铁路，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但是，第115师进入鲁南以前，这里只有日伪和国民党政权，八路军的兵源和财源都无保障。为此，罗荣桓率部到鲁南后，以主力部队掩护地方党的工作，立即投入抗日民主政权建设。1940年初，召开峄县(今属枣庄市)抗日人民代表大会，正式选举产生了鲁南第一个县级抗日民主政权—峄县政府。接着，全县6个区乡成立民主政权，并把经验推广到其他各县。至5月，鲁南郯城县、费县、临沂县(今属临沂市)、临沭县等也相继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6月，鲁南抗日人民代表大会在费县臼子峪召开，成立了鲁南抗日救国联合总会和鲁南参议会。

　　在鲁南根据地政权建设中，罗荣桓时刻注意防止“左”右两种倾向。他很注意团结坚持抗战的上层人士，对万春圃、彭畏三、高赞非等知名人士委以重任，经常与他们促膝谈心，成为他们的知心朋友。同时，他也反对只注意上层统战工作，忽视发动群众的倾向。他说，不能以迎合地主阶级利益而忽视发动农民群众，而要尊重农民的一般利益，使广大农民成为宏伟的抗日力量。鲁南地区封建地主势力十分强大，广大农村被地主武装割据，非常闭塞落后，群众运动受到压制。为此，罗荣桓从第115师抽调大批干部深入基层，做发动群众的工作。在军事力量推动与统战工作影响下，鲁南群众终于发动起来。

　　作为领导，罗荣桓也不满足于光听汇报，而是经常进行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1940年8月，罗荣桓同鲁南区党委书记赵镈一起，到郯城县码头(今马头)地区检查工作。这正是收获高粱的季节。县政府为了保护青纱帐，便于反“扫荡”，下了一道命令，要老百姓只割高粱穗，不要砍高粱秆。罗荣桓知道后，耐心地对县政府人员说，对群众不要强迫命令，可以动员群众晚些再砍。

　　第115师进入鲁南后，很快打开了局面。但是，主力部队经过多次激烈战斗，减员较多，补充很困难。山东分局社会部部长刘居英赴湖西处理“肃托”善后事宜时，看到护送他的第686团第三营总共不到200人。他还看到，大部分战士扛着机枪，步枪已经没有多少人扛了。他回来便向罗荣桓反映了兵源不足的问题。鲁南地委政府工作部部长于化琪也就此事向罗荣桓作了汇报。他谈到地方对解决主力部队兵源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但是目前困难很大，很难满足主力部队的要求。他还说，地委书记宋子成为此事急得生了病。罗荣桓很关心地安慰说：“不要着急嘛，告诉宋子成同志，不要感到有压力。”停了片刻，他又说：“这是个大问题，想想看，用什么办法解决，我看办法总是有的。”

　　过了两天，罗荣桓召集地方和军队的40多位干部一起开会，研究如何解决兵源问题。罗荣桓说：“主力部队入鲁以后，经过多次战斗，减员比较多，兵员确实需要补充。但解决兵源问题要有条件哩!现在鲁南各地党的组织还没有普遍建立，群众还没有充分发动起来，地方上也有困难，硬要是不成的。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罗荣桓接着说：“首先要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群众觉悟提高了，兵源的问题自然就好办了。我看现在不是要地方支援部队，而是部队先要支援地方。要从部队中抽调一批干部，深入到群众中去，帮助地方做好发动群众的工作。”

　　听到这里，军队和地方的干部思想疙瘩解开了，大家都轻松地笑了起来。接着，罗荣桓宣布，从主力部队抽调100多人组成工作团，由第115师政治部科长彭亮带队，分赴郯城县、费县、临沂县、临沭县农村，深入发动群众，帮助地方党开展工作。工作团下去以后，激发群众的抗战热情，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基层政权和工农青妇等群众组织，建立了50多个群众工作点。经过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以上4个县平原地区马上出现了参军热潮。但是，为了使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都能得到发展，罗荣桓也反对为了主力部队发展而不顾条件地强制改编地方部队。他一再强调，地方部队升级不能用“拔萝卜”的办法，连根拔掉，要留根，保留好基础，向主力输送一批，地方可以接着再发展一批。由于注意调整关系，鲁南地区的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都有所发展。

　　创造“翻边战术”

　　1941年，日军将侵华兵力64%、伪军90%用以对付八路军和新四军。1941至1942年，日伪军在华北连续进行了5次“强化治安运动”。日伪军所到之处，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使人民群众遭受到深重的灾难。在山东，近4万日军和18万伪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频繁“扫荡”和分割封锁。在各抗日根据地之间，日伪军控制公路6900公里，建立据点3700个。抗日根据地面积由3.6万平方公里缩小到2.5万平方公里，人口由1200余万下降到750余万。除滨海、鲁中、胶东尚有大块根据地外，鲁南、冀鲁边、清河地区、鲁中泰山分区已经被分割成小块分散的根据地和游击区，与敌伪顽占领区形成犬牙交错的局面。鲁南根据地变成“南北几十里，东西一枪穿”的狭长地带。冀鲁边的八路军大都换成便衣，哨兵也只能在宿营的房前屋后站岗，每夜都要转移几个营地。

　　为了扭转山东抗战的困难局面，罗荣桓根据中共中央军委提出的“蓄力量、熬时间、坚持长期斗争”的方针，把主要精力放在游击战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罗荣桓认为，在敌后想尽办法把游击战转为运动战的观点是错误的。他曾撰文指出：“在敌人后方我们还是游击战，不可能过早地转为正规战。这是由于敌人还强大，占领城市及交通运输线;而我们则愈益处于被分割、封锁之农村中，装备亦极低下，弹药不易补充，虽然依靠人民建立了根据地，但仍是没有巩固后方的作战，更无法解决技术上之贫困。……如我们不从具体情况出发，而迷惑于曾有过、现在还有的某种战例，妄自以为有了过早地转为正规战的可能，会造成有害的行为：当着胜利发生拼命主义，遇到困难失掉信心。”

　　罗荣桓还提出，运动战的战例在游击战中当然也是存在的。这是因为在普遍积极地开展游击战中，容易找到敌人的弱点，制造敌人的弱点，使我们能够集中部分兵力从运动中打击敌人;或乘着敌人立足未稳，防守松懈，攻其某些薄弱的据点。如果由于敌人兵力少，伸入了我们占优势的地区，一时增援来不及，而地形、群众条件均于我有利，我们可以使用一切方法予以歼灭，甚至包括阵地战、运动战性质的手段，如简易的坑道爆破、强攻据点、围寨、打击援兵等。这并不是不允许的，但仍不能算完全的正规，而仍是以游击战为前提的。他还强调，普遍开展游击战，必须成为分散性、地方性、群众性的。主力军和地方基干武装，都有必要分散地方化，扶助起大量民兵和游击小组，成为游击战组成的重要因素。

　　粉碎敌人对抗日根据地的蚕食和“扫荡”，这是在敌后分散性游击战争环境中反复出现的现象。如同“围剿”和反“围剿”的长期反复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特点一样，“扫荡”和反“扫荡”、蚕食和反蚕食的长期反复，便是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游击战争的特点。但是，罗荣桓认为，抗日战争时期也有一些新变化。由于敌后抗日根据地地域狭小，缺乏回旋余地，如果仍然照搬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打运动战的方法，就难于突破敌人包围。因此，必须采用“翻边战术”，即不是把主力部队设置在根据地的腹部，而是部署在靠近一路敌人的根据地边沿地区。当敌人“扫荡”时，不是“敌进我退”、“诱敌深入”，而是“敌进我进”。在弄清敌人特别是当面之敌的动向后，乘敌人包围圈尚未紧缩，尚有较大空隙时，选择敌之弱点，由根据地经边沿游击区，“翻”到敌人后方去，打乱敌人部署，粉碎敌人的“扫荡”。

　　海陵县(今属东海县)位于滨海抗日根据地的东南端，是在赣榆县、东海县、郯城县之间建立的一个新县。那里有一座马陵山，故取名“海陵”。该区南临陇海铁路，东接赣榆县，是山东与华中抗日根据地联系的要地。当时，在这一带活动的伪军头子，就是在湖西“肃托”中血债累累，以后投敌叛变的王凤鸣。他改名杨步仁，当了伪军别动队队长，率部驻扎在连云港一带。他不但在军事上蚕食进攻抗日根据地，而且施展毒辣的政治阴谋瓦解八路军。在第115师政治部当过协理员的罗保成等少数败类，就被他拉了过去。杨步仁所部配合日军，极力蚕食滨海抗日根据地的东南部，向北一直到大兴镇和欢墩埠，距第115师师部长期驻扎的蛟龙湾、朱范，只有几公里，对滨海抗日根据地南部构成严重威胁。罗荣桓早就想除掉这个心腹之患。当敌人合围滨海区的风声日益加紧，滨海军民正紧张地准备反“扫荡”时，罗荣桓亲自布置了海陵反蚕食战斗。他要求教导第二旅向南直插到陇海铁路，然后一一拔除铁路以北，郯城县、赣榆县之间的伪军据点。他要求在战斗发起以前，要做好战前动员，让指战员人人明白什么是“翻边战术”，进行海陵战斗对于抗日根据地反“扫荡”的意义。1943年1月3日至8日，教导第二旅等部连克日伪军据点16处，把杨步仁1200多人的别动队打得七零八落，只剩下200多人。当了别动队大队长的叛徒罗保成和伪军大队长尹玉琢、李振东均被俘。海陵6个区，原来被敌人蚕食得只剩下两个完整区，这次战斗后恢复了三个半。

　　当教导第二旅等部进行海陵战斗时，日伪军在沐河两岸加紧进行蚕食，在临青公路(临沂-青口)重要集镇醋大庄修筑碉堡，安上据点，企图打通临青公路并修筑重沟(临沂东南)至郯城的堡垒封锁线，纵横分割滨海区南部。教导第二旅旅长曾国华、政治委员符竹庭写信给陈光、罗荣桓，建议拔除醋大庄据点，并要求担负主攻任务。出乎他们意料的是，罗荣桓和陈光交给他们的任务却是绕到敌后，攻打郯城，进一步“翻边”，以策应冀鲁边、清河区的反“扫荡”斗争。曾国华、符竹庭接受任务后，派人侦察郯城敌情，发现郯城虽在敌人后方，但只驻有日军一个小队、伪军100人。只要出其不意，攻击必能奏效。1943年1月19日，攻打郯城的战斗打响。教导第二旅采用连续爆破，把敌人的炮楼一个一个送上了天。1月20日，经一天激战，教导第二旅攻入城内，全歼守敌。

　　海陵战斗、郯城战斗，打乱了敌人继续进行大“扫荡”的计划。随后，“翻边战术”陆续推广到山东各抗日根据地，取得了一系列战役战斗的胜利。仅1944年，山东军民就进行较大战役15次，歼日、伪军近6万人，争取伪军反正1.1万人，攻克县城9座，逼退敌据点200余处，解放人口930余万，形成了渤海、胶东、鲁中、鲁南、滨海五个巩固的根据地，较早地形成了战略反攻局面。

责任编辑：徐为 最后更新：2019-06-24 09:5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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