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华中抗日根据地执政研究的现状与趋势
近年来,革命根据地、抗日根据地成为历史学、政治学研究的热点对象之一。无论是国际学界、还是国内学界都对中国共产党的根据地建设给予高度关注,不仅对其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探讨,而且还试图从中寻找到中国共产党夺取革命胜利的历史原因,进而总结归纳出有益于当前政治建设、社会建设的经验和启示。就整体而言,这些研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明显的地域倾向:大部分研究都是以陕甘宁边区和华北抗日根据地为研究对象,包括华中根据地在内的其他地区的根据地因很少得到应有的学术关注而显得相对较弱。
事实上,新四军及其创建的华中抗日根据地在华中抗战中扮演着中流砥柱的角色,为全面赢得抗战的最终胜利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在长期的艰苦斗争中,在革命战争的伟大实践中,华中抗日根据地还创造了一整套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与教育的经验和制度,锻炼和造就了一大批能够治党、治国和治军的优秀干部,不仅为抗日战争在华中的胜利奠定了基础,而且为新中国的成立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对这一领域的深入研究,一定会给我们带来更大的惊喜。例如,在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治理中,社会治理的内容相当广泛,对这些内容的研究一定会对当前十分关注的“创新社会管理”有所启示。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有关华中抗日根据地的研究呈现出两大特点:
第一,成果数量丰富,但研究对象和内容较为分散。首先,从研究对象来看,华中各地相继组织出版了一批敌后抗日根据地史,但这些研究基本都是按地域范围“各自为阵”,鲜有涵盖面较广的、完整的、通史性研究。其次,从研究内容上来讲,在注重社会史和微观史学的整体氛围中,专门(题)性研究逐渐成为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政权建设、民主选举、乡村治理、廉政建设、财政经济、文化、医疗卫生、货币、优抚工作、缉私工作、帮会工作、报刊等。这些研究由于涉及面较广、切入点较小,难免导致宏观研究视角的相对缺失,较少形成系统性的研究脉络。如何兼顾宏观视角与微观结构这两方面,是提升新四军研究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水平的关键所在。南京大学马洪武教授主编的《华中抗日根据地史》就是这方面的典范。该书不仅从地域上囊括华中地区所有八块根据地,而且还在宏观历史叙述的基础上,对各专题展开了深入细致的分析与研究。这种研究方法值得后辈学人效仿,也是本文所要尝试努力做到的。
第二,从研究的方法来看,尚缺乏比较研究的视野。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缺少与国民党等敌对势力在华中地区政策的比较研究。有关这部分内容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中国共产党的取胜之道。其二,缺少横向的比较研究,即华中抗日根据地与陕甘宁边区、华北抗日根据地之间的比较研究。这将涉及到各根据地在整个革命战争中的战略定位与分工合作问题,在认清功能定位的基础上,方能对各根据地作出更细致、客观的历史评价。其三,缺少纵向比较研究,即华中抗日根据地内部,不同地区间的比较研究。这将涉及到党的政策在不同地区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属地化”调适的问题,进而能够进一步分析中共政策的灵活性、适应性,这是中国共产党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遵循“实事求是”原则的最具体体现。
基于以上两点认识,本文将研究的大范围确定在执政经验方面,尝试从宏观历史和微观结构两个层面对其展开探讨。就宏观历史层面而言,将侧重比较研究的方法,重点论述共产党、国民党和日伪三方在华中地区不同的宏观政策,在比较中初步分析中共赢得最终胜利的原因;就微观结构而言,宏观政策最终将落实为具体时间,因而这一部分将以“群众路线”为中心,对中共华中抗日根据地执政实践的逻辑进行初步阐发。
二、比较视野中的华中抗日根据地执政建设
华中地区历来是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它北枕横穿中国东西的大动脉陇海铁路,南扼天险长江,是联系华北和华南两大根据地的枢纽,是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屏障,是争夺华南、发展华南的进军基地”,是兵家争夺的战略要地。日本帝国主义为维持长期战争和扩大侵略战争,把它视为“以战养战”的主要基地,把它作为贯通中国大陆交通的枢纽和统治中心,因而派重兵把守,大力经营。国民党方面,则把华中看成“命根子”,在华中失守时,他们有组织地留下几十万部队在敌后,一方面进行抗日斗争,更重要地就是跟共产党新四军争地盘,尽可能限制新四军,千方百计想消灭新四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就是在这样的中原逐鹿的地区上创建了敌后的根据地。
1.日伪的华中政策
1937年,日本在华北发动卢沟桥事变后,随即发动了“八一三”淞沪战争,侵占上海、南京等华中地区,掠夺华中的丰富资源,并辅以强大兵力和政治控制,巩固其对华中的占领,在华中争夺战中占得先机。1938年10月,武汉、广州失守后,日本侵略军停止了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大举进攻,转而把进攻重点逐步转移到敌后战场,抗战进入相持阶段。
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日军对华中占领区采取了以“清乡”、“扫荡”为主的“清剿”政策。1941年5月,汪伪政府在南京成立了“清乡委员会”,综合运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手段,企图从“点线”占领入手,逐渐扩大到对“面”的占领,以此彻底摧毁根据地,全面建立伪政权,最大限度地掠夺人力、物力,以支持日本的“大东亚战略”。
“清乡委员会”成立后,日军第十三集团军确定由参谋长负责实行“清乡”,并在集团军中成立“清乡”指挥所及“清乡”特务机关,直接指挥日伪的“清乡”活动。从表面上来看,“清乡”以汪伪政权和伪军为主,一切行政、治安、经济方面,多由汪伪方面出面,而实以日军武力配合与推动。
自1942年起,日军加紧推进全面“清乡”,“蚕食”华中抗日根据地。他们以各据点为中心,逐渐向周围“扫荡”,设立据点,以强大的兵力寻找新四军主力决战,对根据地人民进行血腥镇压,进行“军事清乡”;在占领区或边沿区摧毁抗日团体,进行“政治清乡”;建立伪政府和伪保甲制度,进行“行政清乡”;抢掠物资,征收税赋,封锁解放区,抽田亩捐,整理赋税,统制货物进出,严格控制经济,进行“经济清乡”;遍布情报网,发良民证,强行自首,进行“特务清乡”;提倡复古,宣传大东亚新秩序,进行“文化清乡”;宣传“大东亚新秩序”和“中日亲善”,推行奴化教育,提倡复古读经,以封建迷信、颓废文学麻醉广大群众。
2.国民党的华中政策
华中是国民党政权的核心所在。正面战场的节节败退,使其不得以撤出大部分军事和行政力量,但仍有意识地留下10多万主力部队,驻守华中敌后,与新四军抢地盘、抢武装、闹磨擦。
在沪宁杭和徐州相继失守后,国民党正规主力部队几乎全部撤离江苏地区。但李宗仁强令准备逃跑的第二十四集团军司令韩德勤及保安纵队留守江苏,控制苏北;以李明扬为苏鲁皖边区游击队总指挥,控制了苏中。同时,第三战区顾祝同成立了江南挺进军,活动在苏、浙、皖边区。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进入上海外围和苏南,组织了别动军,1941年底改称“忠义救国军”,整个江苏地区的敌后被顽固派势力控制。
在鄂豫皖地区,1937年9月,李宗仁以第五路军总司令部为基础,组建成立第五战区长官司令部,由其指挥的第二十一集团军驻守宿县地区。1938年,皖北大部分地区沦陷,集团军司令部转驻立煌,并以立煌、岳西为中心,逐渐向外围扩张,到1938年底,已完全控制了大别山地区,其触角伸入皖东、皖中,以及鄂东、鄂东北。1939年起,便不断与中共产生摩擦。
整体而言,从武汉到长江中下游以及整个津浦铁路东地区、重要城镇和交通要道均为敌占区。到1939年初,国民党开始防共、限共、反共时,中共仅控制苏南、皖南、皖中、豫皖苏等几块地区。
虽然国民党占领了华中广大地区,握有天时地利的条件,但是国民党以军事占领、防共反共和消极抗战为主要目标,因而无法赢得“人和”。而此时的敌后地区,仍处于混乱之中,广大人民需要安定,渴望组织自卫,这就给坚持抗战到底、坚持统一战线、坚持走群众路线的共产党发展敌后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3.中共在华中的根据地政权建设
中共在华中地区很早就建立了党组织,打下了组织基础。早在中共成立之初,江浙一带就有了党组织,并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领导了多次农民暴动,创建了皖西革命根据地。红军主力撤退后,皖西北等地区在各地党组织的领导下仍旧坚持斗争。然而,到抗战前夕,华中地区大多数秘密组织在严酷的环境中遭到破坏,除游击队外,仅留下隐藏在大别山、桐柏山等地游击区、边沿区或个别大城市的河南省工委、鄂豫边特委、徐州特委、上海江苏省委的部分组织和文化界外围组织。
抗战爆发后,中共明确了开辟敌后根据地的战略意义,在贯彻统一战线总体政策的前提下,坚持开展独立自主的根据地武装斗争。在中共中央领导下,华中各地区积极恢复党组织,与新四军一起创建华中抗日根据地,发动抗日救亡运动。各级组织按“三三制”原则召开人民代表会议,成立县、区、乡各级政府,并建立群众团体和自卫队。各级党、政、军领导机关建立后,立即发动群众,开展以党的组织建设、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为主要内容的根据地建设工作,并依照根据地的实际情况,公布财政、贸易、税收、征收公粮等法令、条令;推行“三七分租”、“分半给息”等政策;动员根据地人民开展大生产运动;进行肃清汉奸和救灾优抚工作;在县、区、乡设立三级武装力量。“经过各方面努力,到抗战胜利时,华中抗日根据地已形成拥有淮北、淮南、皖江、苏北、苏浙(苏南、浙西)、浙东、鄂豫皖湘赣等八个行政区、四十座县城的广大解放区。”
与日伪势力纯粹的清剿、掠夺以及国民党的军事占领、反共政策不同,中共在根据地的执政建设是立足中国农村的现实,从解决农民根本需要、建立民主政权和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立场上出发的,因而形成了强大的群众动员能力。
在政权建设方面,出于对抗战全局和根据地所处现实背景的思考,中共强调了坚持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在所有根据地无一例外地实行“三三制”,即中共党员在根据地政府和参议会里最多只占三分之一的职位。与国民党形成对比的是,“三三制”表明共产党愿意也有能力与革命的无党派人士分享权力并共同进行有效的治理。
有研究认为,“三三制”合作的理论基础是毛泽东在1939年《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提出的,并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进一步明确的。毛泽东指出:“在抗日战争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个抗日根据地内建立起来的抗日民主政权,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确,它既不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专政,也不是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专政,而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的专政。”
参照“三三制”的基本原则,为进一步争取团结各阶层人士,1942年,苏中行政区和各专区在参议会、行政委员会及专署中,广泛吸收党外人士参加工作,如海安的韩国均、黄桥的朱履先等,共产党员在这些组织中均只占三分之一。至当年年底,苏中地区已有半数以上的县和3O个区成立了符合“三三制”原则的参议会。
从现实功用上来看,“三三制”在敌后根据地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它所遵循的政治和军事合作方针与游击战的基本特征相契合;它的实行不仅将地方势力广泛地吸纳到根据地政权中来,创造联合抗日的新局面,而且也大大增加了根据地政府的合法性,因为这些地区的“决定权常常是由所有群体共同作出的”。可以说,“三三制”帮助中共在根据地建立起稳定的政府。
在制定政权组织基本原则的基础上,中共还在根据地普遍实行“精兵简政”。“精兵简政”的重要意义并不局限在削减开支和裁撤冗员,而在于对政府的结构、构成和观念方面的改变。下层政府,尤其是乡政府得到了增强,自上而下的行政执行体系得到了加强,地方关系网逐步突破。这些举措是由党和政府联合发起的,但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当地群众的积极参与,从而为解决农村问题铺平了道路。在精兵简政过程中,党对权力关系作了新的安排,增强了党对政府的领导,使政府的目标更接近人民,更能满足当地的需要。
在土地与经济建设方面,由于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对敌后根据地封锁的不断加强,以及日军清剿行动的有增无减,根据地的生存受到严重的挑战。中共开始改变关于农民和农村的政策,大刀阔斧地进行“减租减息”运动。1942年1月,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土地政策决议”,直接引发了减租和打击地主的群众运动。但是,此时的土地政策已从中央苏区时期的激烈土地革命政策中吸取了教训,它将以减租为外衣的土地革命与发展农村经济、转变农村社会结合起来,以温和的、阶级合作的调子来进行,取得了显著的效果。此后,发展生产,特别是农业生产成为党和政府的主要工作,“生产仗”与抗战成为同等重要的问题。减租是解放农民发展经济运动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投身于减租运动的农民收获更多的实惠,更重要的是,受到了精神上的鼓舞,激发了“生产热情”,为根据地社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在组织建设方面,中共坚持深入基层,广泛联系群众。在每一个乡村都设有党支部,在部队的连队中也都设有党支部。这些基层党组织如同末梢神经一样,可以迅速执行中央的指示、任务,可以迅速地把农村的力量整合起来,凝聚起来,推动抗日战争的发展。正是凭借在农村基层的出色组织工作,中共才得以为长期坚持敌后抗日斗争打下扎实的物质与人力基础,才能够打破日伪顽三方势力对根据地实施的经济封锁与破坏,保障根据地的军需民用,推动根据地的建设与发展。
在作风建设方面,中共特别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反对官僚作风,坚持军民互助,要求党员干部身先士卒。各级领导机关主要负责人必须要到部队、到基层一线去领导和参与对敌斗争,确保党和政府的所有组织在战争环境下继续坚持运作,发挥作用,这些对最终粉碎日伪军的“扫荡”和“清乡”策略产生积极的影响。同时,
中共的这种组织形式和执政模式很好地适应了抗战的发展,充分发挥了党员在开展群众工作的优势,将大家拧成一股劲,增强了抗日力量。这些举措也最大限度地调动了根据地各阶层人民的生产热情,有效保护和解放了根据地的生产力,极大地推动了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与发展。
反观国民党,其在华中主要推行纯粹的军事占领以达反共目的,根本不注重动员一切力量进行抗战。以组织建设为例,国民党党部仅设在县一级,这就意味着其执行力无法贯彻到乡、村一级。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民党“看不起”普通百姓的政治取向。事实上,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恰恰就在广大农村。1938年7月6日,国民参政会一届一次会议在武汉召开。中共参政员董必武、陈绍禹(王明)、秦邦宪(博古)、吴玉章分别提出军队建设和改善县区政治机构的提案,参政员邹韬奋、褚辅成、王造时、许德珩、梁漱溟等人提出动员民众、实行地方自治、设立地方民意机关、救济灾民和乡村建设等提案,尽管这些提案都在大会上获得通过,但是,国民党当局并没有把国民参政会提出的意见当回事。如此没有根基的政权如何能够带领中国人民夺取抗战的最终胜利?如何能够担负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而此时,中共的根系已通过有效的执政建设,深入到中国社会的土壤深处,正从中不断汲取养分,积蓄力量。
三、群众路线:根据地政权建设的历史逻辑
国共两党在华中敌后所采取的不同政策反应了双方多历史逻辑的不同认知。与国民党“抛弃”人民大众不同,中共始终坚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并在实践中不断将这一认识转化为历史的现实。从这个角度来看,无论是“三三制”,还是“减租减息”运动,无论是基层组织建设,还是作风建设,贯穿其背后的基本逻辑,就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群众路线”。
从理论上讲,群众路线由“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群众观点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两方面构成。前者是群众路线的价值归宿和理论起点,后者则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实际运用,即从“实践——认识——实践”的认识公式转化为“群众——领导——群众”的领导和工作方式。群众路线的基本思想早在中共“二大”就得到了体现,当时中共提出:“我们既然是为无产群众奋斗的政党,我们便要‘到群众中去’,要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1928年7月,中共“六大”通过的政治决议案进一步将“争取群众”作为“现时的总路线”。这年李立三在与江浙地区党的负责人谈话时指出,“在总的群众路线之下,需要竭最大的努力到下层群众中去。”这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文献中最早提出和明确使用“群众路线”这一概念的文字记录。
此后,中央苏区的严酷现实、残酷的战争形势和农村有限的客观条件,使我们党在革命过程中,进一步坚定了依靠群众的思想。中央苏区的政权建设实践对党的“群众路线”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影响。正是在这些具体实践中,“群众路线”最重要的构成要素——农民的直接利益逐渐发展出来。这一执政理念和思路一直贯穿始终,并在敌后根据地建设中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准确认识“人民群众历史主体性”和为人民根本利益服务的基础上,抗日敌后根据地建设时期的中共,更加注重在权力结构和执政模式两方面来贯彻“群众路线”。从权力结构的角度来讲,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对党外实行的统一战线政策。1939年,周恩来就在皖南新四军军部的讲话中指出“要坚持深入群众。要使大江南北广大群众知道我们是谓民众谋利益、为民族谋解放的,环绕在我们周围。由劳苦群众以至上层分子,只要不当汉奸,都是我们要团结的。我们要道群众中间去埋头苦干,扩大我们的影响。”二是对党内调整党群、干群关系问题。有研究认为:“群众路线的提出是为了指导建立群众与领导之间的‘正确’关系。它是马列主义制定政策与实施政策的‘认识论与方法论’。”群众路线的贯彻使得领导者与被领导者、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之间的差别被缩小了,有效应对了中国农民社会存在的问题与缺陷,同时也发挥了基层组织和农民积极分子潜在的创造性。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具有政治觉悟的领导层与当地社区中那些目不识丁、远离政治的大众保持着直接的联系,直接从他们那里了解他们的想法、他们的见识和他们的疑难,并在此基础上,依据各地的经验及相应的理论,将大众的意见进行归纳总结。接着,又将这些总结出来的意见拿回到大众中去进行实践和检验,及时发现新问题。最后取得多数人的同意,作出决议,指导实践。这种政治方法使全体民众都积极投身政策的决定与执行。这同时也是一个教育过程,广大民众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克服他们的政治沉默、对变革的疑虑、对现代技术及组织效能的无知、对外界的无知、对政府的恐惧,以及他们狭隘的家庭宗族观念和短视的经济观点。”
从执政模式的角度来讲,也包含两个个主要方面:一是作风建设要坚持深入基层,开展调查研究,与群众打成一片,“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二是革命运动的方法是要以动员群众,发挥人民群众的无限力量,自下而上地推动革命的进程和民主政权的建设。1942年2月,华中局召开的扩大会议就明确提出以群众运动为中心,坚持华中敌后抗战,巩固革命根据地的战略任务。以“精兵简政”运动为例,“对动员政治的活力所作的概括,是对行政机关的凝固化和官僚化倾向的直接挑战。毛泽东所向往的是一种运动型的政治和民众的广泛参与。在这种运动型政治中,群众和干部集中力量来解决迫在眉睫的问题,而旗帜鲜明地反对行政精英对权力的垄断以及狭隘的专业化。在不断受到日军侵扰的根据地,这种政治风格对于快速进行军事和政治动员的游击战略至关重要。”
可以说,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是中共成功开辟和发展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关键所在。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同时也打破了传统西方理论中关于革命一般都发生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及其周边的理论假说,成为中共对世界革命的创造性贡献之一。而群众路线的方法和理论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革命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贡献。因为,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任何著作中都没有明确使用过“群众路线”的概念。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05-04 15:18:17
特别说明:抗日战争纪念网是一个记录和研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的公益网站。本网注明稿件来源为其他媒体与网站的文/ 图等稿件均为转载稿,本网转载,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本网转载出于非商业性的文化交流和科研之目的,如转载稿侵犯了您的版权,请告知本网及时撤除。以史实为镜鉴,揭侵略之罪恶;颂英烈之功勋,弘抗战之精神。我们要铭记抗战历史,弘扬抗战精神,坚定理想信念,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实现伟大的中国梦作出新的贡献。感谢您对抗日战争纪念网的支持。
纠错电话:0731-85531328、19118928111(微信同号)
下一篇:刘少奇与华中抗日根据地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中文域名:www.抗日战争纪念网.com 主办单位:长沙市抗战文化研究会
不良信息举报 电话:0731-85531328 手机:19118928111(微信同号) QQ:2652168198 E-mail:krzzjn@qq.com
湘公网安备43010402000821号 ICP备案号:湘ICP备18022032号 长沙市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