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从组建的那天起,就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旗。尽管顽固派经常制造反共摩擦,但新四军从民族大义和抗日大局出发,使华中敌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
(一)新四军的组建与统一战线工作的初创(1937年2月—1938年4月)
1.国共两党关于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进行了艰苦的谈判
党中央和毛泽东十分关注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未来,早在1937年2月12日,毛泽东、张闻天就致电周恩来,要他向国民党提出:南方各省的红军游击队,一律改为民团或保安团。周恩来于18日向蒋介石提出了国共谈判的12条意见,包括国共双方派人分赴鄂豫皖、闽浙赣、湘鄂赣等地传达国共合作方针,对南方红军游击队实行改编等。
8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要求南方红军游击队,在与国民党当局达成协议后,应抓紧时间,大力进行整训,提高指战员的军政素质,坚定革命意识,防止国民党的收买、利诱、分化阴谋,同时要掩护当地群众工作。
八一三事变后,为改变华中国民党军在战场上的被动局面,并想借日本人之手来消灭南方红军游击队,蒋介石急欲调其到抗日前线。8月中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同意共产党派人到南方游击区域传达国共合作精神,这是国共两党在把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抗日武装问题上首次取得共识。一些游击队领导人通过各种不同渠道了解到国内政治局势和党的政策的变化后,也开始自觉地与当地的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
1937年3月,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给闽粤边特委发出指示信,要求他们安排游击队与国民党军队进行谈判。坚持闽西南战斗的张鼎丞遂派人与粤军157师937团的营长吴琪进行接触。经过多次谈判,国民党方面接受了停止敌对行动,供给红军经费,释放政治犯,共产党公开活动等条件。9月底,张鼎丞将队伍定名为“闽西南抗日义勇军第一支队”。
鄂豫皖边区党组织和高敬亭领导的红二十八军在1937年春派人到豫陕一带寻找红二十五军,派出的人从西安红军联络处带回了《中共中央为西安事变高全党同志书》和《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等文件。他们根据文件精神,决定向国民党鄂豫皖边区督办公署提出停战谈判倡议。7月20日,何耀榜与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代表、卫立煌的全权代表在岳西县政府举行谈判。之后,红二十八军各部和鄂东北、皖西北地方党组织所属的武装组成鄂豫皖工农抗日联军。
与此同时,赣粤边的项英、陈毅从书刊上看到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后,发出《向赣南军政当局提出合作意见书》,要求国民党当局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允许红军游击队集中改编为独立的抗日部队。9月,陈毅赴赣州同国民党谈判,双方达成协议: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江西抗日义勇军”;部队集中后暂时照国民党保安团待遇提供给养。从10月上旬起,赣粤边各地红军游击队陆续下山集中整训,统名为江西抗日义勇军。
张鼎丞得知汀瑞边还有一支红军游击队后,于9月上旬派人前去传达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游击队分别派人赴闽西、赣粤边请示具体行动方针,项英遂派陈丕显前去指导工作。陈丕显到达后,派人同国民党瑞金县当局谈判,双方达成协议:国民党停止“清剿”,释放政治犯,供给游击队改编后的给养;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抗日武装,在瑞金城设立办事处。闽赣边游击队于12月下山集中,改编为汀瑞边抗日游击支队。
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与中共中央上海特科取得联系后,于8月24日吴毓等人和国民党方面的代表进行谈判。双方达成初步协议:闽浙边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待遇与国军同;闽浙边红军在瑞安、平旭、泰顺三县边界以山门为中心的地区集中;双方不得有军事行动;无条件释放政治犯;一切政治问题由双方中央解决。
浙西南游击区红军领导人获知国共合作的消息后,于9月19日派人与遂昌县当局谈判。他们提出了3项条件:一是红军将开赴浙南根据地,沿途不得留难;二是红军已经停止打土豪,国民党当局须给红军补充给养、弹药;三是合作不是投降,要保持红军的独立性。国民党当局表示接受这些条件。随后,粟裕率部开赴平阳与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会合,浙南地区实现了国共合作。
中共湘鄂赣省委了解到中共中央关于时局的主张后,于8月18日派人同国民党武汉当局进行谈判。不久,傅秋涛等人又到浏阳县城同国民党第50师师长岳森谈判。双方就释放政治犯、在浏阳建立红军办事处、红军部队集中和改番号为湘鄂赣人民抗日红军游击支队等达成初步协议。月底,刘玉棠、黄耀南与国民党武汉行营代表谈判。谈判确定由武汉行营下令停止对红军的军事行动,划平江长寿、嘉义为红军集中改编地点,红军游击队改编后番号为湘鄂赣抗日军第一游击支队。
中共湘鄂赣省委同国民党当局谈判的同时,游击区的东北特委和西北特委也先后派代表同国民党南昌当局代表进行接触。中共湘鄂赣省东北特委宣传部长曾金声也在铜鼓县带溪镇等地同国民党南昌行营代表熊式平进行谈判,成功地实现了国共合作。
9月20日,闽赣省军政委员会主任黄道致函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表达合作抗日的诚意。闽北红军游击队与国民党江西省当局达成了合作抗日协议,但福建省当局却利用红军游击队停战之机,制造摩擦事件。为稳定闽北国共合作局面,中共闽浙赣省委调集游击队进行自卫反击,一天内三战三捷,迫使他们承认了谈判结果。。
中共皖赣特委得知国共合作的精神后,于10月下旬呼吁国民党当局派代表进行谈判。10月底,国民党闽浙皖赣边绥靖公署派代表同红军游击队接洽谈判事宜。11月初,双方代表达成停战、释放政治犯、允许红军游击队派人联络、国民党政府解决红军游击队给养等协议。12月初,陈毅来到石灰山,部署红军游击队下山改编事宜。皖浙赣边区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江西抗日义勇军第一支队。
湘南红军游击队在9月收到了项英来信,决定派代表与桂东县国民党代表、郴州保安司令部代表谈判,然后又同国民党汝城县当局谈判,达成协议:双方停止敌对行动,国民党撤离桂东县沙田地区,以便红军游击队下山集中,红军游击队下山后,国民党方面提供给养;释放狱中的共产党员、红军游击队员和国民党群众等。10月8日,游世雄率游击队200余人集中沙田,改番号为湘鄂赣边区人民抗日义勇军。
9月下旬,鄂豫边红军游击队公开打出豫南人民抗日独立团的旗帜,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1月下旬,中共鄂豫边省委派统战部长刘子厚同国民党地方当局举行谈判,初步达成国民党军队停止向独立团进攻,独立团可暂驻泌阳邓庄铺、信阳吴家尖山一带等协议内容。
1937年秋,坚持在南方斗争的红军游击队在中共中央正确方针的指引下,完成了艰难的转变,走出了深山密林,踏上了抗日危亡的征程,为新四军的诞生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做了充分准备,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做出了重大贡献。
2.新四军军部组建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大成果
1937年8月25日,中共代表团在庐山同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经过3天的艰苦争取,国民党勉强同意将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统一整编为一个军。何应钦提出,改编后的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军官正职要由国民党方面派员担任。周恩来明确表示,改编后的红军部队中不能由政府或国民党派人担任军职。最后,张冲提出找一个无党派人士担任军长一职,得到双方认可。经过协商,叶挺成为合适人选,并一致同意将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
9月28日,国民党当局通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铨叙厅正式通报由“委员长核定”,“任命叶挺为新编第4军军长”[44]10月12日,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转发蒋介石10月6日的电令,宣布:“一、鄂豫皖边区高敬亭部;二、湘浙赣边区傅秋涛部;三、粤赣边区项英部;四、浙闽边区刘英部;五、闽西张鼎丞部,以上各部统交新编第四军军长叶挺编遣调用”。这是新四军番号和军长的首次公开发布,1939年新四军确定10月12日为新四军成立纪念日。
国民党没有同共产党协商就公布了对叶挺的任命,中共中央对此持审慎的保留态度。10月19日,张闻天、毛泽东致电在南京的博古、叶剑英,询问叶挺是否愿意来延安接洽。博古和叶剑英将中共中央的意见转告了叶挺,叶挺表示接受党的领导。11月3日,叶挺到达延安,他向毛泽东表示:虽“在党的组织外,但愿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46]毛泽东与叶挺就抗日战争的发展趋势、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创造敌后根据地等重大问题,进行了详尽的讨论。之后,毛泽东还亲自主持了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礼堂召开的欢迎大会,正式宣布叶挺就任新四军军长。叶挺恳切地说:“革命好比爬山,许多同志不怕山高,不怕路险,一直向上走。我有一段,是爬到半山腰又折回去了,现在又跟上来。今后,一定遵照党所指示的道路走,在党和毛主席正确领导下,坚持抗战到底。”
作为中共中央内定的新四军副军长项英也随后到达延安,叶挺与项英商讨了游击队改编与组建的相关事宜。因叶挺要赶回武汉处理新四军组建事宜,于11月9日离开延安。13日,叶挺首次以新四军军长的身份对新闻界发表谈话,他说:“日本顶怕我们的,就是团结;而顶希望我们的,是散漫。凡日本怕的,我们要去做;凡日本希望我们的,要避免,这是制胜的道理。”[48]随后,叶挺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呈报就任新四军军长,开始正式组建新四军。12月初,叶挺在汉口太和街26号设立新四军筹备处。
12月23日,项英离开延安,同党中央派到新四军工作的第一批干部到达武汉。项英向叶挺介绍了中共中央确定的新四军编组原则,以及中央确定的调到新四军工作的领导骨干的情况。12月25日下午,叶挺、项英召集已到武汉的新四军干部开会,布置相关工作。这是新四军军部机关的第一次会议,实际上也是军部机关成立的会议。新四军军部的成立是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具体表现,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大成果。
3.新四军迅速完成组编,为深入敌后抗日做好各项准备
新四军军部虽然已宣布成立,但部队的编制问题并没有解决。中共中央曾提出新四军编2师4旅8团,但国民党借口南方红军游击队不是正规部队,不能按师的番号编制。1937年12月23日,中央决定在编制问题上做出让步,新四军不设师、旅,军部直辖4个游击支队,直隶八路军。国民党原则上同意了这个方案,但不同意新四军由八路军总部指挥,最后双方确定隶第一、二、三支队属于第三战区,第四支队则由第五战区管辖。毛泽东于12月30日致电叶挺、项英,正式批准了这个编制。
在经费和武器方面,叶挺要求国民党政府发给开拔费、整理费等共16.6万元,但蒋介石为了限制新四军的发展,借口财政困难和武器已发完,拒绝拨经费和武器,推给地方政府解决。何应钦只“核定”批准新四军每月军费1.6万元。对于请发1万套棉军衣一项,何应钦竟提出“新四军打游击,不需要军衣”的荒诞之词,也不发给枪支弹药。叶挺通过陈诚、顾祝同做工作,何应钦最后核准同意每月6.5万元的经费,这只相当于国民党军队的一个丙等师的经费。周恩来亲自出面交涉后,才将经费增加到9万元。
1938年1月4日晚,项英、张云逸等人前往江西南昌。在项英的主持下,新四军驻南昌办事处(也称赣南办事处)在东书院街2号危家大屋成立。随着项英率新四军军部主要领导干部抵达南昌,在武汉成立不久的新四军军部也迁移到南昌。
项英在南昌与陈毅、张云逸等人对南方红军游击队的基本情况进行了综合分析,于1月16日以新四军军部的名义向党中央上报了全军设4个支队、2个直属大队的编制序列方案。到了2月份,他们又对方案作了局部调整,大致情况如下:
第一支队由湘鄂赣边红军游击队、湘赣边红军游击队、赣粤边红军游击队、皖浙赣边红军游击队和湘粤红军游击队合编而成,全支队2300余人。第二支队由闽西游击队大部、浙南红军游击队、闽赣边汀瑞红军游击队和闽粤边红军游击队合编组成,全支队2100人。第三支队由闽北红军游击队、闽东红军游击队合编组成,共2200余人。第四支队由鄂豫皖红二十八军和鄂豫边桐柏山红军游击队合编组成,共3100余人。新四军特务营由闽中红军游击队、湘南游击区两个红军游击大队、新四军第2支队龙岩留守处警卫队130人组成。
1938年2月11日,叶挺乘火车到达南昌,立即投入到部队整编工作中去。新四军整编的完成,使原来分散的各自为战的大大小小的红军游击队,统一编成一个战斗整体,为下山集结做好了准备。
(二)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统一战线工作的初步发展(1938年2月—1941年1月)
1.会师岩寺和新四军统战工作的开展
1938年2月6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限新四军各部队于2月20日前到安徽南部歙县的岩寺一带集中待命。岩寺虽然不是理想的选择,但可以集中。中共中央同意新四军先到岩寺集中,然后相机择地而移,同时明确:江南的部队可向东开进,江北的第四支队暂留江北,准备在沿江地区游击。于是,叶挺和项英指定赖传珠立刻通知江南的第一、二、三支队向岩寺集中,江北的第四支队奉命到湖北黄安(今红安)七里坪和河南确山竹沟镇集中。
1938年4月4日,新四军军部离开南昌,向岩寺迁移。江南的新四军部队于4月初先后到达岩寺集中,其中闽西南的新四军部队在4月18日才到达岩寺。岩寺大会师,使散布在南方8省的红军游击队汇集成一支坚强的抗日铁流。
新四军赴皖南集中时,留下了一批干部,建立了新四军后方留守机构。在湖南平江,福建福州、崇安、龙岩,浙江平阳、温州、丽水,江西景德镇、昌都、吉安、永新黄岗、赣州、瑞金、大余池江、崇义思顺等地先后建立了新四军办事处、留守处或通讯处。各办事处协助安排中共代表同各党派、各界人士开展统战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
新四军在岩寺集中后,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便派员前来“点验”,为顾全大局,共同抗日,新四军将士同国民党官员进行了有节制的斗争。“点验”完毕后,军部对部队进行了全面的军政训练,以提高部队素质和战斗力。首先是深刻领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坚持既联合又斗争的方针,树立平原也可以打游击的思想,研究对日作战的战术、特点及水网地区的游击战术。在此基础上开展了战前练兵。经过严格的训练,新四军面貌焕然一新。这次练兵把新四军由一支游击队改变成为正规部队,为挺进敌后和开辟华中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鉴于日军突破黄河防线,加速夺取武汉的严重形势,周恩来等致电中央书记处,建议调彭雪枫由晋入豫,组织和领导鲁、豫、苏、皖四省的军事工作。为了经略中原,彭雪枫受中共中央派遣于1938年春到达河南确山的竹够留守处,开展统战工作。按照分工,刘贯一、王恩九和豫南特委负责统战工作的刘子厚、文敏生等往返于南阳、信阳、汝南各地,先后对国民党南阳专员朱久莹,汝南专员张振江、信阳县长李德纯、桐柏县长朱锦帆,宛西自治派别廷芳、赵平甫、王金声,泌阳实力派王友梅、张虎臣,原西北军将领李鸣钟,教育界人士晁松亭等开展统战工作,并与驻南阳的国民党第十三军军张张轸,驻信阳的第68军军张刘汝明及其弟新编第27旅旅长刘汝珍,驻桐柏的第77军副军长何基沣等建立了统战关系。
2.新四军挺进敌后与积极开展敌后统战工作
1937年底,毛泽东就致电项英等人,要求新四军向东作战,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1938年5月4日,毛泽东再次致电项英:“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五区之间广大地区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的游击战争,组织民众武装,发展新的游击队,是完全有希望的。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该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凇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渡江进入地区。在一定条件下,平原也是能发展游击战争的。”[49]
4月28日,由粟裕任司令员兼政委的新四军抗日先遣支队400多人,从潜口出发开往抗日前线,揭开了新四军东进抗日的序幕,为后续部队的开进江南准备了条件。
5月12日,陈毅率第一支队挺进江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5月28日,在支队干部动员大会上,陈毅作了题为《新的战斗条件和新的战斗任务》的报告,着重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战胜日寇的基本路线”,“只要依靠模范的群众纪律,广泛的统一战线和胜利的战斗,我们就能在敌后生存和发展。”他解释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战胜日寇、分化阴谋毒计的基本经验。统一战线的基本内容,是团结一切中国人对日军抗战,使日寇、汉奸、卖国贼陷于孤立。”
6月17日,粟裕率领的先遣支队取得了韦岗伏击战的胜利。6月下旬,先遣支队完成了上级赋予的战斗任务,几个连队各归原建制。项英来电盛赞先遣支队:“的确起了先锋模范作用,奠定了我们在江南发展和胜利的基础”。
6月中旬,罗忠毅、王集成率第二支队从皖南出发东进。8月下旬,张鼎承达到当涂。部队在芜湖、当涂、宣城、江宁、溧水等地,积极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11月,遵照毛泽东关于“现在安徽中部最便利我军活动”[52]的指示,项英和军分会派张云逸参谋长达到江北,向高敬亭传达军部指示。张云逸同国民党安徽省主席兼21集团军总司令廖磊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划无为县和皖东地区为新四军第四支队的活动区域。
新四军第一、二支队挺进江南后,大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团结和争取地方领袖,扶助和发展地方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
1938年4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新四军主力要开往泾县、南陵一带。5月1日,遵照中央指示,新四军军部离开岩寺,迁到太平县,不久又移至南陵土塘一带。8月2日,新四军军部再次迁移到安徽泾县西25公里处的云岭罗里村。
根据国内外形势变化和需要,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撤消长江局,设中原局和南方局,将东南分局改为东南局,直属中共中央领导。中原局以刘少奇为书记,统一领导长江以北河南、湖北、安徽、江苏等省党的工作。
1939年1月,李先念率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在河南信阳竹沟南下豫鄂边区,沿途会合各地抗日武装,后成立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在信阳四望山创立了抗日根据地。
在相持阶段到来后,国民党顽固派从积极抗战转向消极抗战。在1939年1月的五届五中全会上,国民党制定了“防共”、“溶共”、“反共”的反动方针,设立“防共委员会”,通过《异党问题处理办法》。
项英没有参加完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前离开了延安。他没有听到毛泽东对会议的总结报告,对会议后期批判王明的右倾错误,特别是对会议确定的“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方针不甚了解。为此,中共中央特派周恩来于1939年2月到皖南军部,传达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并新四军指战员作了《目前形势和新四军任务》等报告,提出了新四军向敌后发展的三个原则[53]:“哪个地方空虚,我们就向哪个地方发展”;“哪个地方危险,我们就到哪个地方去创造新的活动地区”;“哪个地方只有敌人伪军,友党友军较不注意没有去活动,我们就向哪里发展”。周恩来与军部领导人商定了“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
1939年5月,经中共中央批准,军长叶挺、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到达江北第四支队驻地庐江的严家园,组建新四军江北指挥部。6月底7月初,江北指挥部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和军部决定,将第四支队扩编为第四、第五两个支队。第四支队司令员徐海东兼,政治委员戴季英兼。第五支队司令员罗炳辉,政治委员郭述申。1940年2月1日,新四军游击支队改番号为新四军第六支队。
为了发展华中,毛泽东决定八路军增援华中,“使八路军、新四军打成一片。”1940年4月,八路军第二纵队政治委员黄克诚率第344旅和新编第2旅共5个团及教导营,计1.2万余人,由晋东南经冀鲁豫边区南下豫皖苏边区。6月下旬,进抵安徽涡阳县新兴集地区,与新四军彭雪枫部会合。6月27日,中共中央指示,彭、黄两部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
8月初,为实现中共中原局书记刘少奇提出“向东发展,向西防御”,集中力量发展苏北的方针,刘少奇电示八路军第四纵队,黄克诚率主力部队南下跨过津浦路东,向苏北发展。黄克诚到达津浦路东后,刘少奇决定由黄克诚担任苏皖边区不同建制的几支部队统一整编为八路军第五纵队,执行向东发展的任务。第四纵队重新整编,彭雪枫任司令员兼政委。
1940年11月17日,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在海安成立,统一指挥当时陇海路以南的所有新四军、八路军部队。
3.皖南事变给新四军的统战工作带来极大危害
1940年10月19日,在蒋介石的授意下,何应钦、白崇禧以正副参谋总长的名义致电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以最后通牒的形式限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全部开到黄河以北。该电成为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正式信号。
11月9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联名做出公开答复,一方面列举了抗战以来八路军、新四军坚持敌后斗争,收复失地的事实,历数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制造摩擦的罪行,揭露了他们“以投降代独立,以分裂代团结,以黑暗代光明”险恶用心,坚决驳斥其对八路军、新四军的造谣和攻击;另一方面又采取缓和态度,申明为了顾全大局,决定将江南正规部队“遵命北移”,“对于江北部队暂时拟请免调”。
12月9日,蒋介石下手令,限江南新四军于12月31日以前开赴长江以北地区,八路军于次年1月31日以前开赴黄河以北地区。12月10日,徐永昌致蒋介石“签呈”:建议立即以命令下达《剿灭黄河以南匪军计划》,并下令第三战区妥为准备,“届时彻底扫荡江南”新四军。同日,蒋介石用“特急密电”命令顾祝同:“应按照前定计划,妥为部署”,如果到了规定时间,江南新四军仍不遵命就地北渡,“应立即将其解决”。[56]遵照蒋介石的旨意,顾祝同制定了“进剿”新四军的计划。
1941年1月4日晚,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皖南部队9千多人,从云岭出发北移。7日,国民党顽固派调动了7个师约8万兵力,在皖南泾县的茂林地区,对奉命北移的新四军军部和直属部队9千多人发动突然袭击。新四军经7昼夜血战,除2千人突出重围外,大部壮烈牺牲或被俘。叶挺同国民党谈判时被扣,项英、周子昆遇难。1月17日晚,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通令,撤消新四军番号。皖南事变发生后,为表达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强烈抗日,周恩来写下了“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的题词,在18日的《新华日报》上刊出。
1月20日,中共中央提出处理皖南事变的12条方针:第一,悬崖勒马,停止挑衅;第二,取消1月17日的反动命令,并宣布自己是完全错了;第三,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第四,恢复叶挺自由,继续担任新四军军长;第五,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第六,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第七,撤退华中的“剿共”军;第八,平毁西北的封锁钱;第九,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第十,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第十一,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第十二,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1月22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发言人的名义,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公布解决皖南事变问题的12条方针。中共中央认为,提出12条的最终目的,不在于蒋介石承认12条或12条的一部分,而在于以攻势打退攻势。“中国共产党开展政治上的全面反攻,是很讲斗争策略的,同时披露了皖南事变的真相。”[57]
(三)新四军重建军部与抗日统一战线工作的深入开展(1941年1月—1947年1月)
1.重建新四军军部和对部队进行整编扩员
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决定重建新四军军部。1941年1月20日,毛泽东发布重新组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1月22日,中共中央军委发言人就新四军军部重建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指出:“该军在华中及苏南一带者尚有9万余人,虽受日寇和反共军夹击,必能艰苦奋斗,尽忠民族国家到底。同时,它的兄弟部队八路军各部,决不坐视它陷于夹击,必能采取相当步骤,予以必要的援助,这是我可以率直地告诉他们的。”
1月23日,陈毅、刘少奇等新发表就职通电。1月25日,庆祝新四军军部重建大会在盐城召开,到会的有新四军指战员和地方干部群众上千人。刘少奇、陈毅在大会上痛斥了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的罪行,号召全军坚持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强军民团结,高举抗战大旗,粉碎顽固派的任何进攻阴谋,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华中抗日根据地。
新四军军部的重建,宣告了国民党蒋介石剿灭新四军反共阴谋的破产,标志着新四军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在重新任命新四军领导人、组建军部的同时,新四军还对全军部队进行了整编扩员。新四军原的部队有的叫支队,有的称纵队,还有的称义勇军,名称各异、建制多样,不利于部队建设和作战。整编后的新四军下辖7个师、1个独立旅,共9万多人。新四军军部的重建和部队编组的调整,标志着新四军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它不再属于哪一个战区的战斗序列,跟国民党政府的军政部不发生任何关系,完全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一支军队,从此独立自主地担负起了华中敌后抗战的重任。
新四军军部的重建和部队整编,进一步表明国民党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在中国共产党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下彻底破产,迫使国民党当局不得不继续维持国共合作的局面,留在抗日阵营内。
2.在反顽、讨逆和抗日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面临着敌伪顽夹击的恶劣环境,新四军反“扫荡”作战和反“清乡”斗争日益频繁,新四军开始进入极其困难时期。
1941年1月24日,新四军军部获悉李长江即将投敌的情报后,陈毅和刘少奇及时指示苏北指挥部粟裕等人,对讨伐李长江和应付日军“扫荡”作了具体部署:(1)集中主力隐蔽集结于海安至曲塘之线区域内,对李部加强侦察监视,随时准备消灭投降卖国的部队。(2)在掘港、东台、海安各留1个团担任警戒,以应付日军的“扫荡”。(3)在李长江尚未公开投敌前,仍继续联系交涉,尽最大的力量制止投降的发生。2月13日,李长江公开投敌,所属部队被改编为伪军第一集团军。在华中,李长江是国民党军第一个公开投敌的高级将领,影响极坏。2月18日,新四军1师在海安以西的邓家庄召开了讨逆誓师动员大会,陈毅和刘少奇签发了《讨伐李逆长江命令》。当日黄昏,新四军1师对李长江部队发起进攻。20日拂晓,战斗结束,新四军共歼灭李部官兵5000人,并争取两个支队战场起义。
新四军在讨逆战役中大获全胜,但在反顽作战中再次失利,遭受了“抗战以来仅次于皖南事变的损失”。[59]皖南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又调集了30万大军压向华中,企图消灭华中八路军、新四军,或者将其赶到黄河以北地区。彭雪枫领导的豫皖苏根据地成为这次顽军进攻的主要目标。蒋介石还调来了自己的嫡系部队汤恩伯的第31集团军充当主力,总兵力达到9个师。由于新四军第4师向西疾进太过,尽管新四军战士英勇善战,基本上完成了向西防御的战略任务,但同时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4师及其他党政机关共伤亡、失踪和非战斗减员4000多人,损失枪2000多支。新四军从抗日大局出发,在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挑起摩擦事件、进行必要反击的同时,尽力说服团结国民党军队抗日,维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41年4月27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东南局与中原局合并,组成华中局,中原局工作结束。1942年3月19日,刘少奇遵照中央决定,回延安参加党的七大筹备工作。刘少奇走后,饶漱石接管了刘少奇的所有职务和工作。1943年1月10日,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机关由苏北阜宁迁到安徽盱眙(今属江苏)黄花塘一带。从5月开始,新四军陆续开展了整风运动。
跨入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转入大规模反攻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军民,经过长期的艰苦斗争,度过了最困难的阶段,敌后战场开始进入恢复和发展的新时期。华中新四军已发展到了12.5万人,民兵发展到62万人。
3.赢得华中地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从1945年初,新四军发起了春季攻势,号召部队向日伪占领而又守备薄弱的集镇、交通线展开进攻,以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
1945年8月9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延安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的声明。8月10日,朱德总司令发布关于大反攻的第一号令,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向其附近各城镇交通要道之日军送出通牒,限期缴械投降,否则即应予以坚决消灭。
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蒋介石为独吞抗战胜利果实,于8月11日即向伪军发出“负责维持地方治安”;对八路军、新四军却发出“就地驻防待命”、“勿擅自行动”的命令。8月23日,国民政府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命令侵华日军不得向八路军、新四军投降。
中国共产党严词驳斥了国民党当局的命令,命令八路军、新四军立即向被包围的各地日伪军发出通牒,对拒绝投降的日伪军,坚决予以围歼。新四军从8月10日至9月2日,在20多天的作战中,共解放县城32座、重要城镇400多个,歼灭日伪军2.8万余人,基本上完成了将苏中、苏北、淮南、淮北等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的战略任务。
9月2日,日本政府在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9月9日,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南京向中国政府递交了投降书。此时,蒋介石一面命令国民党军队抢占上海、南京、徐州、蚌埠等大城市;一面调集重兵,准备向华中解放区发动进攻。新四军为保卫人民的胜利果实,向拒绝投降的日伪军发动了强大的攻势作战。从9月6日至12月26日的100多天作战中,计毙俘拒不投降的日军1200余人,歼伪军4万多人;拔除残存在华中解放区内的全部日伪军据点。
1945年9月,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机关北上山东。1946年1月7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新四军与山东军区合并。铁血新四军胜利完成了坚持和发展华中敌后抗战的神圣使命,以崭新的面貌走上了新的战场。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8-01-03 11:5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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