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会战：黄保德将军后代的记忆里的历史
2016-05-12 11:31:47  来源：湘声报  点击：  复制链接

一张泛黄的黑白照片中，身着戎装、佩戴白手套的蒋介石面带微笑地坐在官邸台阶前的椅子上，他的左后方笔挺地站立着一位中年将军，浓眉剑目，英气硬朗。

黄保德将军

这是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召见陆军第37军60师少将师长黄保德时所拍摄。60师是一支抗日劲旅，第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曾任首任师长。后升至中将军长的黄保德先后参加过上海淞沪战争、江西万家岭会战、武汉保卫战，1939年随第九战区转战长沙，是四次长沙会战的重要亲历者。

1944年长衡会战前夕出生于衡阳的黄开基，是黄保德将军的长子，谈吐儒雅的他比照片中的父亲少了几分威严，多了一分温和。他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在台湾常听父亲和战友们聊天谈到“新墙河”、“捞刀河”、“笔架山”等地名，当2011年他亲自踏上这些昔日战场时，脑海里不禁浮现出父亲身上的伤疤和他口中“天亮后血流成河”的场景。

回想起20年前刚回大陆时，很少有人提起国民党抗战，听到的言论大多是说国民党“一路打一路逃”，黄开基心里替父辈们觉得委屈却不便过多争辩。现在他明显感觉到，大陆从官方到民间都对国民党抗战正面战场的功绩更为认可，言论也更为开放，“国军抗战以前至多是朋友私下聊天的一个话题，如今却可以光明正大地成为谈话主题。”
 

黄开基与父亲当年的秘书王金拄 

“无敌军”一战成名

1906年出生于海口东山镇丁家村的黄保德，20岁进入黄埔军校第五期，成名于上海淞沪会战。

1938年淞沪会战后期，为了掩护大部队撤退，时任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薛岳令第37军60师殿后，已经做好牺牲该师的准备。结果60师不但大难不死，反而消灭了大量日寇。

薛岳听说前线打得最好的营长叫黄保德，从此便记住了这个名字，在以后的多次硬仗中总是亲自调黄保德冲锋或殿后。

同年的武汉会战中，国民党军在江西万家岭一带围歼日本军队第106师团1万余人，史称“万家岭大捷”，其中瑞武路麒麟峰是双方争夺最激烈的阵地之一。

9月，60师防守麒麟峰，阵地七次失而复得，360团团长杨家骝在激战中牺牲，遗体被日军所获，欲以此邀功。杨家骝是黄保德在黄浦军校五期同学，也是师长陈沛最喜欢的团长，陈沛下令一定要抢回杨家骝的遗体。

黄保德主动请缨，沉着指挥反击，把日军打退了十几里，硬是抢回了杨团长遗骨。这一仗，黄保德所率部队战功卓著，获薛岳嘉奖“无敌军”称号，黄保德个人也因此晋升为少将旅长。

1939年，黄保德随第九战区转战湘北。9月，第一次长沙会战打响，60师配附第52军围歼日军，扼守新墙河第一道防线，多次打退日军进攻。

1941年12月，日军第三次强渡新墙河展开进攻，黄保德率部在汨罗江南岸拼死抵抗。在薛岳晚年回忆出版的《薛岳将军与国民革命》一书中，他说第三次长沙会战时，日本右路军完全被黄保德部阻击于平江浯口，无法进入长沙。

1942年1月15日，中日两军恢复战前态势，中国军队以伤亡3万余人的代价取得第三次长沙会战的全面胜利，令太平洋战场失利的盟军为之一振。《泰晤士报》称：“12月7日以来，同盟国唯一决定性之胜利，系华军之长沙大捷。……际此远东阴云密布中，惟长沙上空之云彩，确见光耀夺目。”

“黄老虎”性刚情柔

“这位广东老乡，德仁在上，性刚情柔，信得过。”薛岳曾这样评价被日军称为“黄老虎”的黄保德，因此他后来担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徐州绥靖公署主任和广东省主席时，一直将其调至麾下。

“父亲一直十分敬重薛岳将军。”黄开基回忆，1991年，85岁的黄保德从美国回台湾，专程拜见了当时95岁的薛岳。记者从当时的照片上看到，薛岳笑容慈祥，而黄保德挺腰抬胸、双手置于膝上，坐姿端庄恭敬。可惜此次相见竟成永别，两年后，黄保德离开人世，而薛岳则于1998年以102岁高龄去世。

在长沙会战后期曾任黄保德秘书的王金柱，一提起黄保德就赞不绝口，他竖起大拇指，用一口地道的长沙话说：“黄将军爱兵如子，从来没见他对哪个士兵发过脾气。”如今98岁的他告诉记者，黄保德打仗往往靠出奇制胜，而且部队损伤很小，“每次开战前，官兵们只要听到是黄将军指挥就会很高兴，觉得这次可以保命。”

1949年国民党军队败退台湾时，为了避免重蹈派系之争的覆辙，士兵全部徒手上岸，武器留在船上，随后统一进行混编。“父亲在台湾安顿下来后，第一件事就是绕岛一周，探望混编到各个部队的60师老部下，看他们有没有困难需要帮助。”黄开基回忆。

和许多国民党高级将领一样，黄保德只在台湾“国防部”担任了一个高级顾问的虚职，并无实权，黄开基说父亲的薪水“刚够养活一家人，但过年过节有额外补贴”。

黄保德用积蓄买了一块地，在部队工兵的帮助下盖了一座房子，和原37军军长陈沛是邻居。最初的房子很简陋，是用竹子和着泥盖起来的，“因为当时想着可能住不了几年就会回大陆”，黄开基笑着说。

黄开基说父亲个性随和，很多老部下到家里来，不论官阶大小，他都一视同仁，留客人同桌吃饭，曾经还有走投无路的老部下在家里住了好几年。而隔壁的陈沛家就冷清许多，很少有部下前去。

“湖南抗战地位被严重低估”

1991年，在大陆有关方面的邀请下，黄开基和弟弟黄开立以及国民党陆军一级上将顾祝同的侄儿顾振明一起回到北京，并参加了辛亥革命80周年纪念大会。

黄开基第一次到了湖南，在长沙与从岳阳赶来的表弟李宣钊一见如故。李宣钊曾因从未谋面的姑爹屡受挫折，由于有国民党高官亲属而政审不合格，16岁初中毕业、成绩优秀的他未能升读高中，而是被下放到零陵县（今永州市芝山区）最偏远的邮亭墟区桐子坪公社当知青。当知青陆续回城时，尽管他每年都是公社的重点推荐对象，但直到其他人都离开以后，他才通过四处活动招工回到岳阳。

李宣钊在翻看黄开基带回来的相册时惊讶地发现，与姑爹合影的许多人都是原国民党高官，如陈诚、何应钦、薛岳等，而从小就称这些人为叔伯的黄开基却不以为然。

这些老照片激发了李宣钊对历史的兴趣，他经常在周末背着相机、一个小布袋，到当年的湘北会战战场和附近的村庄寻访，查看战场遗迹。从亲历战争的老人们口中，他了解到许多湘北战场上的感人事迹，比如为守卫笔架山阵地而全营阵亡的史恩华营长至今仍在当地家喻户晓。

在省档案馆，李宣钊去查阅资料，看到许多抗战时期的出版物，“一摞摞堆在档案室里，蒙了厚厚一层灰尘”。连工作人员都觉得奇怪：“这些资料几十年来没人动过，你为什么要看？”

徜徉在故纸堆里的李宣钊看到了大量对长沙会战的报道，足以颠覆他以前的认知：“许多战役的惨烈程度不亚于我们熟悉的上甘岭战役，姑爹率军守卫的鸦雀尖树木被日军炮弹削平、山头全被打秃。”

从小因有“海外关系”而抬不起头的李宣钊渐渐发现，自己在企业里居然能评上先进了，1998年他还被推任为岳阳市政协委员。多年来他的研究成果不敢与别人分享，直到大约2000年以后，主流媒体逐渐关注国民党正面战场，他才开始发声。

“湖南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地位被严重低估了，长沙会战比台儿庄战役、武汉会战更为惨烈，在国际上影响力更大，而日军最后投降也是在湖南芷江，但是很多人并不了解。”李宣钊一直有一个心愿，办一个湘北抗战纪念馆，将湘北会战写成剧本，拍一部电视剧，使全国人民都知道湖南抗战的辉煌与悲壮。

抗战历史观悄然改变

“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这是2005年9月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对国民党军队为抗战胜利所作的贡献进行了积极肯定。

在讲话中，胡锦涛还将抗战中阵亡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戴安澜，以及国民党军“八百壮士”，与杨靖宇、赵尚志、左权、彭雪枫等共产党将领，以及“狼牙山五壮士”一起并列为“中国人民不畏强暴、英勇抗战的杰出代表”。

李宣钊认为，这是抗日战争历史观的重要转折点。从此以后，他对相关研究更为投入，活跃到几乎“无所顾忌”。

而对于黄开基的表弟王文健来说，胡锦涛总书记的这段讲话有如拨云见日。他6岁以前在日本生活，回台湾长大后又赴日本留学，近年来在大陆发展。对于抗日战争，他接触了日本、台湾和大陆三种史观，这让他一度有些迷茫。

王文健在台湾时并不关心历史，到大陆发展后，朋友们对国民党高级将领和重要战役如数家珍，令他感到很自豪：“我姨爹就是抗日英雄，小时候他抱着我时，我经常戳他手臂上的洞洞玩，长大才知道都是打日本鬼子留下的枪眼。”

王文健还发现，近年来，大陆民众的历史观也随之悄然改变。朋友们开始谈国军抗日功绩，电视上出现《中国远征军》、《远去的飞鹰》等展现国民党正面战场的电视剧，媒体对国共关系的解读也更为理性。

“李登辉及陈水扁大肆推行‘去中国化’教育，使台湾年轻人越来越不关心历史。”王文健告诉记者。李宣钊则谈起两个月前在火车上的遭遇，一位年轻人在聊起抗日战争时说：“我很能理解日本为什么侵华，他们国民很聪明，但是地小物薄，只能侵略中国。”

李宣钊当时的愤怒如今已转为悲哀：“才大于德是小人，德大于才是仁人。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是超越党派的民族财富。我们的教育对历史有淡化趋势，值得警惕。”

1993年，岳阳国际龙舟节组委会打算邀请在美国旧金山的黄保德将军回湘，他本人也欣然应允。但终因健康原因未能成行，不久后便溘然长逝，留下永远的遗憾。

孤身一人在台50余年的抗战老兵王金柱，于2000年回到家乡长沙县黄花镇定居，所幸彼时妻子仍在，儿孙满堂。他说贺知章的《回乡偶书》写得太贴切：“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王金柱老人不愿多谈有争议的历史：“《春秋》万言，只在一字褒贬。”经历过漫长的离别，落叶归根已是他曾经能想象到的最好归宿。

责任编辑：唐旭 最后更新：2016-05-12 11:4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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