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前形势
日本改变侵华战略
1938年10月,日军广州、侵占武汉后,由于战线过长,兵力不足;人力、物力消耗巨大,财政经济陷入困境;日本国内反战厌战情绪开始滋长,统治阶级内部因“速战速决”战略的破产和对外政策的分歧而争吵不休;更由于中国人民坚持抗战,使其称霸世界的战略受到极大影响,处处呈现被动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侵略者被迫调整其侵华方针。
在政治上,放弃过去“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立场,转而对国民政府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打击为辅的策略。在军事上,停止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重点巩固已有占领区。在经济上,加紧经济掠夺,力图“以战养战”。
在改变了侵华方针后,其军事战略也做了相应调整。第一,放弃速战速决战略,准备长期作战。第二,明确规定军事行动要服务于政略和谋略工作。第三,为减少消耗而限制战争规模和强度。在作战范围上,“如无重大必要不企图扩大占领地区”,“力戒扩大缺乏准备的战线”;在兵力上“为准备今后国际形势的转变,要在各方面减少驻屯兵力及兵力的消耗”;在作战形式上“进行小接触”,只是在“敌人集中兵力来攻击时,及时予以反击,消耗其战斗力”。第四,把军事打击的重心移向对付其后方的抗日游击战。为尽早结束战争,日军于1939年9月至1940年夏在正面战场上相继发动了对长沙、桂南和宜昌的作战,但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日本再次部分调整了对华战略。其总体构想是:确保和稳定占领区,使之成为“大东亚战争”的总兵站基地,对国民政府继续施加军事压力,削弱其抗战力量,并以政略和谋略相结合,摧毁其继续抗战的企图,然后利用“大东亚战争”的成果,促使国民政府屈服,实现侵略意图。
正是在上述军事战略方针的指导下,第9战区先后与日军第11军进行了第一、第二和第三次长沙会战。
1939年9月~1942年1月,中国军队与侵华日军在湖南长沙地区进行的三次会战。
第一次长沙会战。日军侵占武汉、南昌后,为巩固和扩大其占领区,企图歼灭中国第九战区主力于湘北、赣北地区。1939年9月,日军调集10万人,分路进占湘北岳阳东南地区、鄂南通城地区、赣北奉新、靖安地区。第九战区代理司令长官薛岳指挥16个师约20万人,将进占赣北鄂南之日军阻于献钟、修水地区。进至长沙东北金井、桥头驿一线的日军,遭守军抗击、民众袭扰,加之补给困难,被迫北撤,恢复战前态势。
第二次长沙会战。1941年9月初,日军调集约12万人,进占岳阳、临湘一带,企图击溃第九战区主力于湘北地区。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指挥17万人利用湘北有利地形,采取逐次阻击,诱敌至长沙附近捞刀河两岸地区予以围歼的方针,将突入长沙市区和进至株洲之敌全部歼灭并乘胜反击。日军被迫北撤,退回新墙河以北地区。
第三次长沙会战。1941年12月中旬,日军调集约10万人的兵力,分兵两路进攻长沙。薛岳指挥13个师,约17万人兵力,组织防御。日军攻击受挫,伤亡严重,撤至新墙河以北地区,由赣北西进的日军也被击退。会战结束。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7-07-06 09:4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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