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契农与浙东抗日根据地
2018-02-26 14:18:27 来源：慈溪日报数字报刊平台 作者：林峰 点击： 复制链接
毛契农(1881—1954)，名希蒙，字鉴莹，号契农，以号行，三管乡毛三斢村(今属慈溪市桥头镇)人。1906年入商务印书馆，曾任外账房、总账房、两浙特派员，太原、长沙分馆副经理等职。期间，经秋瑾女士介绍，参加同盟会工作。1910年成为同盟会正式会员。辛亥革命后，任沪军光复军总司令部科长、骑兵团团副兼少校军需长。不久入南京陆军讲武学堂，卒业后任陆军第三师副官长兼军需处长。1914年因袁世凯捕杀革命同志而退出军界，重回商务印书馆;先后任两湖特派员，常德、潮州、贵阳、长沙分馆经理。1925年复入军界，历任东北陆军第一军少将交际处长、军需处长、第二路总指挥部总参议、护路军前防副指挥官及第二、第七方面军团总部机要处中将处长兼护路军前防副指挥等职。1928年因遭蒋介石通缉，逃亡上海、大连、北京等多地。1932年挂职定海公安局长，次年辞职，在沪组建美华印刷馆任董事长，往返于上海和家乡两地。抗日战争期间，拥护中国共产党抗日政策，为浙东游击纵队秘密筹集弹药,协助推动三北减租减息运动。1945年1月浙东根据地成立浙东敌后临时参议会，当选为参议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委员。曾选为县、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一
毛契农生于1881年，曾官至中将，1933年解甲归田，定居毛三斢村，在当地仍是有身份、有声望、见过世面的人，邀其“出山”任职或帮忙“办事”者不少。为清静平和处世，毛契农曾请胡宅梵(原名胡维铨，慈溪桥头人，笃信佛学)引见，去伏龙寺拜谒过弘一法师，皈依佛教，获弘一法师所赠法名“寂月”，为俗家弟子，隔世事之扰。
1943年1月，毛契农家来了一位造访者，此人名叫王仲良，时任中共三北地委书记兼三北游击司令部总办事处(又称三、四、五支队总办事处，简称“三北总办”)主任。王仲良是趁三五支队胜利结束第一次反顾自卫战，三北地区的政治局势日趋稳定，并在姚山区伍家板桥天主堂召开了姚山、姚东两区统战对象、群众团体代表及各界人士报告会后，按其每到一地必访当地有影响民主人士的习惯，来三管乡毛家造访的。王仲良来访，毛契农因其与已是姨表兄弟，不好拒访，才迎其入内。进毛家时，毛契农腰板笔挺、一脸正色，王仲良带的两个警卫员都很紧张，而王仲良不慌不忙，与毛契农拉起家常。当毛契农听到王仲良从彭泽乡的伍家板桥起身，在东面观海卫、西面浒山都有日伪军的据点，中间还有活动的“忠救税警”部队的情况下，冒险来拜访他时，内心已为其诚意所感动。二人谈兴渐起，越谈越投机。至此，王仲良也亮明自己的身份，谈及了团结抗日、民主政治和减租减息的话题。毛契农默默地听着，频频地点头。这次充满诚意的造访，毛契农加深了对中共抗日主张的了解，也为以后转变思想并支持三五支队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1943年春，毛契农在家中接待了新四军军部来的张凯部长。张部长是代军长陈毅派到浙东视察工作的，安排三北上层统战对象会面时，王仲良提及毛契农。而毛契农的豪绅身份，担任过国民政府军队中的少将、中将，并受过二等嘉禾奖、二等文虎章的经历，让张部长有点犹豫，后经王仲良一番介绍后才疑团顿消。张部长造访时，毛契农亲自出门迎接，连声对王仲良说：“啊呀，老王啊，你陪稀客来访，快里面请，快里面请。”同时，热情而又礼貌地招待张部长一行。在张部长谈及推动三北地区抗日根据地建设时，毛契农当场表示“愿尽绵薄之力。”
二
1943年春，日伪调集重兵，对三北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清乡”。浙东区党委和三北地委，动员军民合作，开展反“清乡”斗争。因三五支队主力挺进四明地区，留守三北的五支队，采取分散、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打击敌人。这一时期，为三五支队制作军服、帽子、绑带、子弹带、手榴弹套和粮袋等军需物品的三北织工部(也称“三北被服厂”)，为防止意外敌情，厂址经常主动更换，有时甚至三五天就换个地方。为便于及时转移，织工部找了一位可靠的船老大，利用水网抄近路运送职工和物资。工人们白天隐蔽在山岙里，晚上行军换地方。一有敌情各自就地藏好布匹和缝纫机，等敌人远去，各自取回继续生产。其中，织工部较长一段时间曾设在潭河沿毛三斢村毛契农的家中。
毛契农家的“济美堂”，有20多间房屋，三面环水，交通便利。因为信任王仲良，愿意为抗日出力，织工部借用“济美堂”余房他一口答应。在毛家，织工部平时生产军装被服等，遇有特级敌情，当地联络员会及时通知，就把缝纫机沉入河中，把布匹等藏入毛契农家的冷屋，储藏室，柴间等地，躲避敌人的搜查。由于毛契农在姚北有较高威望，土匪流氓、杂牌武装一般不敢轻易得罪，织工部在毛家可以开足马力生产被服等装备，有力地支援了前线。为防万一，毛契农还暗中对驻观城日军的翻译晓之以利害关系，争取了该翻译，从而可以及时得到日军出来“清乡”的情报。
1943年上半年五支队连续作战，在三北战场取得了黄沙湖、万岙、西城桥等战斗的胜利，打得日伪军“清乡”轻易不敢出来了。7月，王仲良在战事趋缓之际，为了秋收实行好减租减息、合理负担的政策，又一次来访毛契农。毛契农支持三北总办实行的“二五减租”(即不论何种租佃形式，均按照原租额减去25% )，也对三北地区常见的年初收“顶头钿”、年底收租金及“实抱租”(由地主在年初一次讲定、不能减免的租金)等现象，提出了“看花收租”等相对合理的收租方法。此后，毛契农还几次应邀在三北总办有重大问题与上层民主人士或乡绅协商时出席并发言，对推进三北抗日根据地的统战工作起了重要的作用。
三
1944年初夏的一个夜晚，门房来报有个自称王仲良介绍过来的老板来访，毛契农请他到书房相见，来客自我介绍：“我是谭启龙。”同时拿起书房的毛笔在纸上写了自己的名字。“哦，你是谭政委，欢迎欢迎。你来参加明天的会议吧，怎么提前来啦?”毛契农说。“是呀，明天开会，今晚先来讨扰了。”“哎呀，请都请不来的贵客啊。”是夜，两人促膝而谈，话题广泛，相聚甚欢。毛契农敬佩谭启龙的学识、风度，谭启龙欣赏毛契农的爱国、正直，都把对方视为肝胆相照的朋友。
第二天清晨，王仲良等人陆续到来，共有十余人，聚在偏厅开会。毛契农在正厅品茶，时而观察一下大门外的情况。上午9点多钟，门房突然带了一个毛家在观海卫开店伙计，这人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地告知毛契农，那个日军翻译传来消息，他们得知王仲良在毛家，集合部队抓人来了。情况紧急，毛契农马上通知谭启龙等乘后门外应急的二条舢板撤离，同时清理会场。10点许，日伪军包围了毛家，先用机枪对着大门扫射，然后冲进来，毛契农迎上去，被日军头目打了一个耳光。问话时，毛契农说，王仲良带人来催交抗日捐税，我推租金还没收交不出，他们就走了。日伪军搜查了毛家没发现疑点，悻悻而去。
是年秋，毛契农收到过谭启龙的一张条子，大意是有上海来的同志在余姚被捕，请毛先生设法营救。信是一个化装成叫花子的交通员带来的，他在毛家门口，毛家先给饭团，后给铜板，最后给了一元银元都不肯走。毛契农听门房告知后感到这事蹊跷，叫来相见，才知此情。第二天，毛契农即到余姚县政府见伪县长劳乃心，叫他把毛家在上海办事的伙计放了。劳乃心手中没有确实的证据，碍于毛先生的面子，只好把人放了。
1945年1月21日至31日，浙东敌后各界临时代表大会在余姚梁弄镇正蒙小学召开，出席会议的有政府方面、军队方面及金萧(会稽)、四明、三北、淞沪地区和鄞、镇、奉沿海地区的代表，文化新闻界代表，以及工人、农民代表和民主人士等108人。毛契农也应邀参加会议，并当选为浙东敌后临时参议会参议员。此后，毛契农多次为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建言献策，深得谭启龙赞许。
四
1945年10月新四军浙东纵队北撤后，毛契农被国民党余姚县政府列为“通共嫌犯”，被迫携全家转辗避居鄞县、宁海和上海等地。余姚解放后才返回家乡。
1949年5月，谭启龙率南下干部进杭州，同月任浙江省委副书记。稍后，即联系王仲良要他寻找毛契农。为此，王仲良特意返乡，因毛避居在外而未见到，遂请余姚县长郭子栋继续寻访才取得联系。后常有书信来往。1950年4月9日，王仲良给毛契农写信，请毛赴杭出席会议，信中说：“华东军政委员会为了正确执行中央土改政策，邀请各地民主人士成立土改委员会，故兄亦被邀请之一。兄本系革命前辈，因蒋贼(蒋介石)叛变革命，志不能伸。今蒋贼已倒，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即将实现，兄会高呼有志者事竟成矣。”信中还说：“如要得到随时指示，兄可直接函请谭主席(谭震林)，因谭主席是土改委员会主任委员，定有帮助。”4月中旬，毛契农收到中央人民政府有毛泽东具名的任命通知书，出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委员，与兼任土地改革委员会委员的谭启龙成为同事，并肩工作。此后，毛契农还被选为县、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54年9月15日，毛契农病逝，享年74岁，墓在观海卫镇白洋湖畔湖西山山麓。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8-02-26 14: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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