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保卫战背后
2018-05-22 15:49:34  来源：桂林生活网—桂林日报   点击：  复制链接

　　敌强我弱，导致战争溃败;战后，漓江上“十里漂尸，江水染红”

　　桂林扼守中国西南，因山峰多、洞穴多而被誉为“铁打的城”。更有国军抗日名将何宣为了稳定民心，鼓舞斗志，在象鼻山山门上，亲自书写并请石工凿刻了一方一丈二尺多宽的“西南保障”四个大字，以表达抵御日寇的气概与决心。

　　正是依托这样有利的地理环境，国军更是准备在桂林打一场“中国的斯大林格勒战役”。然而，现实情况却是，蒋介石方面欲保存实力，同时桂系内部也没能很好地凝聚起来，力不从心。

　　桂林守军原为国民革命军第31军(下辖第131师和第188师)、第135师及部分地方守备部队，系桂系部队。在战役开始之前，上层又把第188师调出，以第46军的一大部分是新兵的后调师第170师来替换。

　　同时，把第31军副军长冯璜及第131师第391团调出桂林，后又把第135师和地方守备部队也调走，这就使得桂林守军只剩下缺少一个团的第131师和第170师。第170师说是一个师，其实兵力也仅仅相当于一个团而已，他们负责守南面将军桥一带。

　　反观日本方面，1944年，日军在其海空主力被美军消灭，海上交通线被切断之后，大势已去，决定实施“一号作战计划”，目的是建立从华北到越南的“大东亚交通线”以支撑战争，并摧毁美军在华中、华南的空军基地，削弱美军利用这些基地轰炸日本本土的能力。

　　日军发动了被我国称为“豫湘桂战役”的大规模作战，连克河南、湖南，除了在湖南衡阳遭到了中央军第10军的顽强抵抗外，一路没受到强有力的阻拦，国民党军大部分溃不成军，日军近7个师团，15万兵力，300多辆坦克，30余架飞机，大量重炮集结于桂林一线，准备进攻桂林。

　　1944年10月28日，日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桂林进攻，桂军在猫儿山、屏风山、普陀山、月牙山和穿山五座山殊死抵抗，终因寡不敌众而接连失守。

　　日军27次冲入桂林市中心，都因为陷入巷战的泥潭，使得损失惨重而不得不撤出。日军曾经想从漓江偷渡，迂回进攻桂林，但是桂军将仅有的12门炮大部分集中在象鼻山，同时在已被炸毁的中正桥的桥墩上布好了机枪排，准确的火力将日军杀伤大半，地方民团敢死队甚至身上绑上手榴弹划着竹排去炸毁日军的登陆艇。

　　战后，漓江上“十里漂尸，江水染红”，足见战斗之惨烈。

　　1944年11月7日，日军见强攻伤亡巨大，急忙使用了大量的毒气弹攻击桂林各处守军阵地，守军中大多数没有见过毒气弹，不知道躲避，所以大多中毒死伤。其中800名桂军士兵(多为伤兵及医务人员)在七星岩抵抗数日，日军向七星岩内施放毒气，后用火焰喷射器向岩内喷射，七星岩内桂军官兵大量中毒，日军此时冲入其中，很多桂军士兵用剩下的一点点力气射击日军，并同日军肉搏，但终因中毒后力竭和弹尽粮绝而全部牺牲。

　　抗战胜利后，1946年，政府收殓壮士遗骨，计824具遗体，合葬于普陀山博望坪，八百壮士墓墓碑刻“英风状节　蒋中正题”。

　　桂军卓越表现的原因：由于多年来军事准备，部队受过爱国思想政治教育，严格军事训练，有团体纪律

　　研究者从日军记录的资料中发现，桂林保卫战被称为“最令日军胆寒的战役”，这是日军自己的提法。那么，为什么桂林保卫战能打得如此惨烈?

　　“九一八”事变后，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领导的新桂系意识到，日本迟早会侵犯中国。

　　1932年，新桂系第一次公布《广西省施政方针及进行计划》建设总方案。

　　1934年初，由广西省主席黄旭初主持制定了《广西建设纲领》(草案)。同年3月，广西省党政军首脑举行了联席会议，对《草案》作了审定。《广西建设纲领》号称广西“根本大法”，是广西的“宪法”。

　　为了实现“建设广西，复兴中国”的主张，新桂系提出了“三自”(自卫、自治、自给)、“三寓”(寓兵于团、寓将于学、寓征于募)的政策，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政治、经济、军事和文教等方面的建设，史称“四大建设”。

　　在政治上，从省以至乡村推行政、军、学的“三位一体”制，使各项政令的贯彻执行直接通达村落。

　　经济上，上世纪30年代湘桂铁路的建成通车，也促进了后方的经济巩固。

　　军事上，除加强正规军外，还大搞民团建设;同时引进军事人才，力争将桂军打造成一支能征善战的队伍，白崇禧在保定军校的同学何宣就任第46军军长。

　　广西建设的自卫政策，首要目的在于为抵抗日本侵略作准备工作。达成自卫的具体办法，就是“三寓”政策。

　　白崇禧在《三寓政策在广西的检讨——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五日对干部训练班第五期学员讲话》提到，“寓兵于团是要达到兵民合一，寓将于学是要达到文武不分，寓征于募是要达到实现国民义务兵役制”。

　　“寓兵于团”中的“团”，就是指广西民团。广西民团是广西建设中最重要的基本组织，通过民团组织进而达到全省皆兵的整军目的。民团又同时负有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多种功能，是一个全民组织。

　　如果说“寓兵于团”是培养兵源，那么“寓将于学”便是培养军事干部，目的是“恢复古代文武不分的风气，使社会上的知识分子，有文事兼有武备，以应付现代剧烈斗争的环境”。

　　“寓将于学”的实施政策便是各级学校的学生一律实施军事训练。当时，在大学一级成立军官预备队，接受过这样军事教育的学生，遇到国家有事，便可充当中下级军事干部。而在校女学生，则接受护理训练。南宁的广西民团建设干部学校和桂林的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就应运而生，现在桂林的建干路就是以此而得名。

　　中国近千年来都是实行募兵制，“寓征于募”，便是采取渐进式由征、募混合制而最后达到全省义务兵役制。当时可以说是“拿起锄头就是农民，放下锄头就是军人”。

　　抗日战争中，广西军队的卓越表现，也就是由于多年来广西军事准备的结果，那是一支受过爱国思想的政治教育，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有团体纪律的军队。

　　广西建设中的“自治政策”，相当于“民权主义”中的地方自治。最大的亮点就是广西民团干部“三位一体”，担负军、政、教育、经济等多功能的责任。拿县一级来说，县长不仅担任当地民团组织团长，同时还任当地中学校长，肩负三重职责。

　　正是如此，桂系军队在抗战时可以说做到了“备战最充分，出兵最迅速、快捷”。

　　与此同时，在建设“三民主义”的模范省的道路上，广西也得到了当时国内外各方的关注。

　　“九一八”事变后，国联远东调查团团长李顿来华考察广西后赞道：“假如中国有两个省这样干下去，日本就不敢侵略满洲了。”

　　美国《纽约时报》远东特约记者来华考察后，于1936年写了《中国的命运》一书，其中专门有一章题为《中国的模范省——广西》，这即是广西模范省的由来。

　　日本记者和田广浩考察广西后说：“广西有着险峻的地形，剽悍的军队，名战的将领和大广西主义的精神，谁想把它蹂躏，我敢说是徒然空想。”

　　1935年，胡适到广西后，在《南游杂忆·广西的印象》中写道：“广西给我的第一个好印象，是全省没有迷信恋古的反动空气，第二个印象是俭朴的风气，第三个印象是治安，第四个印象是武化的精神。”最后，胡适还感慨地说：国家民族争生存的一线希望是在这一辈武化青年的身上了。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8-05-22 15:5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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