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2月2日,“山茶花师团”师团长、上任以来以龟缩防守闻名的关龟治调任日本陆军公主岭学校校长,34师团在关龟治的任期内实在有愧于日本“介错精神”之花——山茶花的美名。大概是觉得关龟治沉稳有余、激情不足,日本大本营这次派了早年一直在骑兵部队任职、后来任日本陆军骑兵学校校长的熊本县人大贺茂担任“山茶花师团”的第二任师团长,日本的军阀们大概是想让大贺茂将骑兵冲锋的精神注入到这支现在略显沉闷的师团。
李觉
其实真实的情况是当时日本骑兵在战场上已经无用武之地,每个师团的骑兵联队干的大都是搜索、侦查、战后维持治安等闲杂活,偶尔配合师团主力进行一两次快速突击就已经是很拿得出手的战绩了。大贺茂曾担任过隶属日军第7师团的骑兵第7联队联队长,后来又在日军专门设立的骑兵集团的26联队任联队长,在塞北的赤峰和通辽等地驻扎了3、4年的时间。随着骑兵地位的下降,大贺茂也深深感觉到一种危机感,再不转行恐怕就要失业了,于是在他晋升为中将的第二年,大贺茂下马转行做了步兵师团的师团长。
大贺茂来到“山茶花师团”之后才发现这个师团从组建到现在基本上没有经历过什么大战,前任师团长关龟治将这支部队带的四平八稳,这让习惯了带领骑兵在草原戈壁上纵横驰骋的大贺茂很是郁闷,同样的兄弟部队,“老二”第33师团多多少少还参加了第一次长沙会战鄂南战场的作战,“老三”第34师团却一直蹲在家里守家。
1940年2月,当日军中国派遣军关于第33师团北上的调令刚刚到达的时候,大贺茂急的如热锅上的蚂蚁,虽然第11军下辖很多师团,但由于第11军横跨湖北、江西、湖南三地,实际在赣北这一亩三分田上的一直只有两个师团,早期是第101和106师团,后来换成了第33和34师团,如果按照中国派遣军的这个计划,调走第33师团,让1940年12月才在上海编成的独立混成第20旅团接替第33师团在赣北的防御任务,以后赣北的中国军队万一发动进攻,他们在兵力上将处于劣势。
“何不趁着独立混成第20旅团已经来到而第33师团还没有北上的这个时间差,集中兵力对赣北的重庆军进行一次扫荡战,这样就可以大大减轻樱井君走后我的压力了,另外也可以通过这次战斗证明我带领的34师团不是泛泛之辈!”大贺茂心中盘算着,于是向第11军总司令园部和一郎主动请战,同时不遗余力的挑动“山茶花师团”各级军官的战意,在他的积极鼓吹下,“山茶花师团”的请战书像雪花一样聚集到第11军司令部园部和一郎的手中。
此时的园部和一郎也急于表现自己的能力,接任第11军总司令之后的他第一次作战就走狗屎运取得了枣宜会战的胜利,但是他心里很清楚那次会战是冈村宁次早就策划好了的,他只是捡了个便宜而已,他一定要亲自指挥一场属于自己的会战并取得胜利,于是1941年1月,园部集中第11军3个多师团向国军第五战区的豫南地区发动进攻,意图打通平汉铁路南段,解除中国军队对信阳日军的威胁。
大贺茂
不过让园部和一郎大失所望的是,李宗仁根本就没想跟园部硬碰硬,国军第5战区的主力部队主动退避三舍,园部的大军在豫南地区“武装大游行”了近两个月也没找到第5战区国军的主力部队,零敲碎打的打了几次小规模战斗,最后园部弄了一个自讨没趣、悻悻而归。
面对大贺茂这个同样来自日本九州岛熊本县同乡旺盛的战意,园部和一郎如同遇到了知音一样异常的兴奋,既然大贺茂对此次作战信心十足,他决定鼎力支持这位同乡的方案,于是园部和一郎以第11军总司令的名义向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要求推迟第33师团北上的时间,并发动针对赣北国军的“鄱阳湖扫荡战”。
不久,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同意了园部和一郎的请求,园部立刻命令第33师团、34师团、独立混成第20旅团兵分三路,自东向西杀向赣北国军驻防重地上高,其中北路为樱井省三的第33师团约15000人,南路为池田直三的独立混成第20旅团约8000人,中路主攻部队为大贺茂的第34师团约20000人。
这边日军杀气腾腾,那边赣北国军总指挥罗卓英通过侦查也发现日军最近调动频繁,一场大战在所难免,于是提前做好了战斗准备,这次罗卓英充分总结了1939年冬季攻势和1940年夏季攻势的经验和教训,并且参照薛岳第一次长沙会战胜利的做法,也在赣北摆起后退决战的“天炉战法”,打算将来犯之敌烧个粉身碎骨,而被罗卓英放在第一线诱敌的,是湘军第70军。
第70军早在1939年的南昌会战时期就曾经在罗卓英的麾下效力,可惜的是当时的罗卓英还没有领悟到后退决战的奥秘,70军和其它赣北国军一样被罗卓英一股脑摆在一线阵地,结果被冈村宁次拼凑的机械化部队的闪电战打了个措手不及,当时李觉的第70军麾下只有第19师和第16师两个师的兵力,其中第19师是李觉的骨干部队,师长唐伯寅骁勇善战、为李觉手下第一干将。
李觉是湖南人(有资料说他出生于云南),保定军校第9期毕业,参加过北伐战争,后来加入唐生智的湘军,围剿过红军,邓小平、张云逸、贺龙、萧克曾败在他的手下,1934年11月率部在湘江岸边阻击长征红军,给红1军团造成惨重伤亡,几乎活捉林彪、聂荣臻。李觉一方面是湖南实力派人物唐生智的老部下,同时也是国民政府湖南省主席何健的长婿,可以说在湖南军政两届也是响当当的人物。
全面抗战爆发后,李觉率只有一个19师组成的70军出湘抗战,参加了淞沪会战,由于表现优异战后第16师划入70军战斗序列,武汉会战期间李觉率领70军死守庐山,打出了湘军的威风,南昌会战之后,第16师外调,第三战区新组建的第107师加入70军,上高会战之前,原属第49军的预备第9师调入70军,战前李觉的70军辖3个师,其中第19师是他的嫡系部队,预备第9师是陈诚安插在李觉部队里的军队,107师也属于湘军,但是相对来说战斗力最弱。
1941年3月15日,北路樱井省三留下步兵第213联队驻守防区、率领第214联队和215联队率先向第70军阵地发动进攻,上高会战正式打响,战役的前期,由于日军攻势太猛、70军防线太广(一个军防御240华里的防线),处在防御第一线的70军第19师和预备第9师阵地很快被突破,樱井省三没费多大力气就攻占了奉新城,李觉又遇到了南昌会战时的局面。
虽说70军前期的溃败有很多客观的原因,比如防线太广、主要职责是诱敌(70军的溃败给樱井省三造成了很大的错觉,最终导致33师团被围苦竹坳)等,但是不能否认的是,身为70军副军长兼预备第9师师长的张言传不认真贯彻罗卓英的战略有很大的关系。
按照罗卓英的安排,负责第一线诱敌的第70军不能和日军硬拼(最终合围日军的时候需要诱敌部队回过头来堵住日军的退路),但是也不是一枪不打就撤退,而是要利用有利地形尽最大可能消耗日军,而负责在口袋底部的第74军要扛住日军对上高城的进攻,最后等日军被消耗的差不多的时候,组织部队合围筋疲力尽的日军,这就是著名的后退决战理论。但是张言传没有认真贯彻罗卓英的任务,没能有效的消耗日军的实力,这就给守在上高城的74军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按照罗卓英的安排,74军以57师和58师负责上高城正面的防御,而51师则集结在刘公庙一带作为机动部队使用,没想到的是,首先和日军接触的,反而是李天霞的51师。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7-04-19 16:2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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