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国民军队与日军在南昌和上高进行了激烈的会战,这二次会战,充分体现出中国官兵不怕牺牲、殊死作战的精神和抗日保国的高昂意志。
南昌会战是国军与日军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正面战场第一次大规模的会战。
1939年3月到5月,日军根据《对南昌作战要领》进攻南昌,中国军队开始攻势防御作战。南昌会战是相持阶段的首次战役,南昌虽最终陷落,但中国军队英勇抗战,意志坚不可摧。
南昌是江西省省会,滨江带湖,位于赣江下游注入鄱阳湖的三角洲地带。浙赣铁路和南浔铁路在这里交汇,向塘公路也同京湘国道及各支线相连,畅通于浙、闽、湘、粤、皖、鄂等省。南昌扼水陆要冲,居鄱阳湖盆地中心,是中国第九战区和第三战区后方联络线和补给线的枢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中国空军以南昌机场为基地,经常袭击九江附近在长江中航行的日军舰艇,对九江及武汉日军的后方补给交通线威胁甚大。日军要改善其在华中的态势,必然要进攻南昌。
1939年2月6日,日军华中派遣军向第11军下达《对南昌作战要领》,要求第11军“以急袭突破敌阵地,一举沿南浔一线地区攻占南昌,分割和粉碎浙赣线沿线之敌。同时要以一部从鄱阳湖方面前进,使之有利于主力作战”。
2月中旬,日军第101师团、第106师团和配属炮兵开始向德安以南地区集结,战车队在德安以北集结。下旬,第6师团开始向箬溪、武宁方面行动,村井支队开始打通鄱阳湖水路。
日军第16师团、第9师团在湖北安陆汉水左岸和粤汉路北段开始佯动,试图牵制和迷惑中国军队。由于2月中旬开始,接连下了一个多月的雨,河水泛滥,道路难行,日军不得不推迟了原定于3月10日“陆军纪念日”发动攻击的计划。
守卫南昌一线的中国军队是薛岳第九战区和顾祝同第三战区的部队。3月8日,蒋介石指示薛岳先发制人,预定3月15日发动攻势,以攻为守挫败敌人攻占南昌的计划。因第九战区部队整训还没结束,加上补给困难,薛岳提请延期实施。在此期间,日军已抢先于3月17日开始发动蓄谋已久的攻击,这样一来,南昌会战变成了中国军队的防御作战。
3月17日,村井支队乘军舰从星子出发,在永修东北约三十公里的吴城附近登陆,向中国守军进攻。防守这一带的是罗卓英第19集团军第32军等部。双方苦战4天,日军仍未突破守军防线。23日晨,日军在飞机和炮火掩护下,继续发动猛攻,并不断投射燃烧弹、化学弹。守军蒙受重大损失,于24日撤出吴城镇,向后转移。村井支队占领吴城后,继续实施打通赣江及修水的作战,排除中国方面敷设的水雷。
3月18日,日军第101、第106师团主力及其炮兵、战车队等依次向修水北岸推进。20日,日军炮兵向修水南岸守军第49军、第79军阵地猛烈射击,这次总攻前的炮火急袭长达3个小时,其中杂有大量毒气弹。紧接着,日军野战毒气队又在12公里进攻正面上施放了中型毒气筒1.5万个,修水河中国守军阵地的两公里纵深内完全为毒气所笼罩,守军伤亡极重。当时中毒的团以上军官即有第26师师长王凌云、旅长龚传文、团长唐际遏和第105师的团长于檜源等。中国守军缺乏防毒手段及措施,处于惊慌之中,指挥失灵,致战斗力几近丧失,日军得以顺利渡过修水河。
由德安方面进攻的日军第106师团渡河后与中国第79军展开激战。夏楚中指挥第79军奋力抗敌,一度压迫日军向北退缩。但日军凭借其地空优势火力和机械化部队,很快增调兵力继续向南强攻,终于突破了中国守军防线。3月22日,攻占安义,26日,攻占奉新,控制了湘赣公路,然后折转向东,迂回进逼南昌。第79军各部节次抵抗,官兵伤亡近半,余部被迫南撤,军部在高安不幸被敌包围。参谋长王禹九为了掩护军部突围,亲率军部特务连攻击日军阵地,他身先士卒,连中三弹,壮烈殉国。
永修方面的日军第101师团主力强渡修水后,在涂家埠遭到中国守军第33军顽强阻击,激战数日,形成胶着状态。但由于守军左翼友军失利,侧后方受到威胁,第32军自动转移阵地,日军迅速逼近乐化。
两路日军逼近南昌,而南昌城只有保安部队,防务空虚。军委会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急电第三战区长官顾祝同火速调一师兵力至南昌加强守备,调两师兵力至南昌东南的东乡、进贤,警戒鄱阳湖南岸,并策应南昌方面的作战,同时电令第19集团军以有力部队约两个师的兵力分路向敌后方的马回岭、瑞昌、九江、德安等要点袭击,破坏铁路、公路,断敌后方交通,阻止敌后续部队增援。但由于种种原因,计划未能实施,而战场情况已发生变化。
此时,蒋介石已感到日军攻占南昌,志在必得,因此产生予敌以杀伤,然后放弃南昌的意图,于26日致电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第19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和江西省主席熊式辉:“此次战事不在南昌之得失,而在予敌以最大之打击。即使南昌失守,我各军亦应不顾一切,皆照指定目标进击,并照此方针,决定以后作战方案。”
第19集团军虽做了紧急部署调整,日军第101师团仍于27日占领了南昌,并奉命固守。第106师团则回师,于4月2日占领高安。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保卫南昌,曾计划派出有力部队从武宁向东,向虬津、德安间进击,袭扰沿南浔路南下之敌的后方和侧背,破坏敌之交通。3月20日,日军发动全线攻击后,防守武宁方面的第30集团军和湘鄂赣边挺进军利用山地进行了顽强抗击,一度使日军进展极为艰难。为突破中国守军防线,日军使用了大量含有窒息性毒药的特殊发烟筒,致中国守军官兵500人遭烈性毒气伤害,全部被日军刺杀。3月29日,伤亡巨大的中国守军撤至修水南岸,日军进占武宁。又经激烈战斗,至4月5日,日军第36旅团进至修水南岸。
日军攻占南昌后,东沿鄱阳湖东南岸,南至向塘,西在高安、奉新、武宁一线与中国第三、第九战区保持对峙。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判断日军虽占领南昌,但消耗较大,尚未整补,守备兵力不足,于是下令第九战区和第三战区乘日军立足未稳时进行反攻。为了牵制消耗日军,防止其继续西犯长沙,军委会同时下令各战区发动“四月攻势”。反攻南昌的兵力,预定为第九战区的第1、第19、第30集团军及第三战区的第32集团军,共约10个师,由第19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统一指挥。反攻作战的方针是:“先以主力进攻南浔沿线之敌,确实断敌联络,再以一部直取南昌。”
4月21日,第九战区部队首先开始行动,双方激战至26日,日军退守奉新、虬岭、万寿宫一带。第19集团军攻克大城、高安、生米街等据点。但尔后进展困难,攻击受阻,攻击部队均未能按照计划挺进至南浔铁路。
第三战区也派出三个师的兵力于4月23日渡过抚河,进攻南昌。到27日,日军集中第101师团主力实施反击,在猛烈炮火及航空兵火力支援下,与中国军队在南昌东南、正南郊区展开激战,反复争夺该地区内的各村庄据点。蒋介石不顾战场的实际情况,仍限令于5月5日前攻下南昌,以致部队遭到大量不必要的伤亡。
第29军一度突入火车站和新龙机场,并击毁日军飞机3架,但很快就遭到在飞机、坦克支援下的日军的反击和包围。5月6日,军长陈安宝牺牲。参谋长徐志勋和师长刘雨卿为避免部队被全歼,冒着违反军令被杀的危险,指挥部队突围。化装便衣已潜入城中的另一个团因没有后续部队接应,也被迫撤出。
5月9日,在薛岳、白崇禧等人的建议下,蒋介石下达停止攻击南昌的命令。日军此时也因损失惨重而无力回击。南昌会战至此结束。
南昌会战是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正面战场第一次大规模的会战。
1941年3月,被称为抗战以来“最精彩之战”的上高会战爆发。中国军队始终掌握着战场主动权,终获“上高大捷”。第74军57师被命名为“虎贲”部队。
上高居锦江上游,在南昌西南,相距120公里。它东临鄱阳湖平原,西倚万载山地,扼南昌经浏阳入长沙的古道交通;北连宜丰凭九岭山,南以湘赣铁道通醴陵、长沙,并托武功山,形成长沙的东方屏障。既便于西进长沙,也便于东出南昌,是一处战略要地。南昌失守后,中国军队为阻碍日军机械化部队运动,已将赣东北境内的主要道路大部破坏了。
日军欲占领上高,以便相机侧击长沙,或进一步向赣南拓展,只是由于机动兵力捉襟见肘没有大规模行动。
1941年2月下旬,日本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将独立混成第20旅团由上海调到南昌,同时准备将第33师团于4月间由安义地区调往华北。久欲攻占上高打击中国第19集团军的日本第11军发现时机成熟了,决定乘第20旅团已经调来、第33师团尚未调走的机会组织一次进攻作战。其计划是:以第33师团为右翼(北路),由安义向西南进攻;以独立混成第20旅团为左翼(南路),由南昌西南约十五公里的望城岗沿锦江南岸向西进攻;以第34师团为中路,由南昌西山、万寿宫沿锦江北岸向西进攻。三路部队分进合击,压迫、包围中国第19集团军主力于上高地区。日军战史把这次作战称为“锦江作战”或“鄱阳作战”。
3月初,日军放弃武宁县城的据点,集中兵力,缩短防线,加紧西犯的准备。3月中旬,三路日军夜行昼伏秘密向预定攻击地转移集结。
此时,第19集团军也已侦知日军独立混成第20旅团运抵南昌的情报,并发现南昌及锦江南北各点日军集结的迹象,由此判明日军有近期发动进攻的可能。
早在1940年4月,第九战区针对日军可能携攻占南昌之余威进犯赣南的可能性,制定了一个反击作战计划,即“敌如向高安、万载进犯时,则诱敌于分宜、上高、宜丰一带地区反击而歼之”。
据此,第19集团军制定了上高会战的计划:采取诱敌至预设战场而歼灭的方针,依托市汊街、锦江南岸、祥符观、米峰、来堡、塘里之第一线阵地和仙姑岭、老坑岭、龙团圩、华林寨、泉港之第二线阵地,节节抗击,迟滞与消耗日军;待诱其进至上高附近钩石岭、石岗、泗溪、棠浦、上富、九仙汤第三线阵地时以主力反击而歼灭之。
3月15日,日军发起攻击,先以第33师团主力约1.5万人,在炮兵和空军掩护下,由安义沿潦河盆地向西进攻,很快占领奉新,独立混成旅团八千余人由河口嘎附近西渡赣江,沿锦江南岸西进。继两翼发动攻势后,中路日军第34师团主力约两万多人于16日开始行动,由西山、万寿宫沿湘赣公路和锦江北岸向西突击,当日占领祥符观、莲花山。三路日军主要作战目标在消灭第19集团军主力第74军,并占领上高。在开始进攻的两三天时间内,三路日军都进展顺利,更有了骄傲情绪。
三天后战场形势逐渐发生变化。中国守军第70军依据作战计划,在潦水两岸地区逐次抵抗日军第33师团,日军占领奉新后继续追击第70军。这时,第70军由西转北,实行了离心退却,3月17日退至上富、甘坊、苦竹坳之间山地。日军第33师团跟踪追击,反而遭到中国第70军、第72军围攻。激战两日,日军第33师团受到重大伤亡,突围而出,19日返回奉新,认为配合第34师团作战的任务已经完成。遂转入休整,准备调往华北。罗卓英抓住这个机会,急令位于南昌以南的第49军由市汊街等地西渡赣江,在泉港附近截击日军赣江支队,歼其大半。然后尾追独立混成第20旅团,击其侧背。从此,日军只有分进,没有合击,造成了中国军队包围日军的有利态势。
3月21日起,日军第34师团在得到独立混成第20旅团加强后,以三十多架飞机掩护轰炸,向官桥、泗溪第74军主阵地连续猛攻。中国军队第74军各部队英勇奋战,反复争夺,阵地多次易手。战斗极为惨烈,双方伤亡严重。
3月24日,日军第34师团长大贺亲自督战强攻,并出动百余架飞机反复轰炸第74军主要阵地,投弹达一千七百多枚。中国守军阵地大部被毁,人员伤亡惨重,情况十分危急。这时王耀武指挥预备队先后发起七次冲锋,与敌人肉搏,毙敌两千多人,才使74军脱离险境。次日,第74军全线出击,转守为攻。
第74军在上高东正面的顽强抵抗的时候,第78军攻击棺材山,牵制住北路日军第33师团,第70、第72军则迅速南下,会同北渡锦江的第49军对日军第34师团和独立混成第20旅团构成合围,并逐渐压缩包围圈,与正面第74军协同,展开围攻。
置两翼侧背于不顾而一味恃强进攻的日军第34师团突然感到处境不妙:左右失去掩护,成了孤军,几百名伤员还未来得及运送,新的伤员还在不断增加,中国军队9个师的围攻越来越紧。
武汉日军第11军总部急令第34师团在飞机掩护下突围后撤,并令第33师团和其他后方部队紧急出动接应。但接应部队途中也遭到中国军队阻击,前进困难,直到3月27日才在南茶罗、毕家、龙团圩等处打开缺口,与第34师团取得联系。而此时,连下几天大雨,主要道路已被破坏,雨后更加难行。中国军队尾随追击,日军炮兵第8中队在途中全被击毙。到4月2日,第15集团军先头部队收复高安、奉新、万寿宫及安义外围要点,恢复了战前态势。
上高会战到4月9日结束,历时25天。中国军队伤毙日军少将指挥官岩永、大佐联队长滨田以下1.5万多人,军马两千八百多匹,击落日机1架,俘虏日军一百多人。对中国军队来说,这是一次难得的,始终掌握着战场主动权而获胜的会战,何应钦称此为抗战以来“最精彩之战”。在当时称为“上高大捷”。在上高会战中,第74军作战勇敢,获“抗日铁军”称号,国民政府为之颁授中国军队中最高荣誉——飞虎锦旗,王耀武也被授予青天白日勋章。第74军57师在师长余程万指挥下坚守主阵地,顽强抗敌,表现异常英勇,被命名为“虎贲”部队。
上高会战的胜利,沉重打击了日寇,体现了中国军队正确的作战指挥和全体官兵奋勇向前的战斗精神和视死如归的英雄气魄。上高大捷,体现了中国军民团结一致,同仇敌忾的民族气节和抗战必胜的信心,极大地鼓舞了中华民族的抗日斗志!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7-05-05 16: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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