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上高会战细节的几点考证
2018-06-06 20:03:36  来源：中国论文网，作者：隆鸿昊  点击：  复制链接

　　一、战前第三战区和第九战区作战地

　　境线是否进行过重新划分

　　中国第三战区和第九战区原本以赣江作为作战地境线，赣江以东为第三战区，以西为第九战区。在上高会战开始前，中国军事当局是否对这条作战地境线进行过重新划分呢?对于这一问题，目前学术界存在着分歧。

　　张宪文在所著《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一书中写到：“右翼，由划属罗卓英指挥的第三战区第四十九军刘多荃部(辖王克俊第二十六师、王铁汉第一。五师、曾戛初预五师)从赣江东岸秘密出击，与左翼友军配合，对敌施行外线反包围。”也就是说，他认为驻守赣江东岸的第四十九军虽然归赣江西岸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指挥，但仍属第三战区序列。按照这种说法，中国军事当局在战前并没有对第三战区和第九战区的作战地境线进行重新划分。

　　而姜克夫认为，第三战区和第九战区的作战地境线在战前进行过重新划分。他在《民国军事史略稿》(中华书局1991年版)一书中写到：“赣江、抚河流域原为顾祝同第三战区和陈诚第九战区结合部，薛岳、罗卓英为规划收复南昌，建议重庆国民党军统帅部将第九战区的作战地境向右延伸至抚河东岸亘鄱阳湖南岸之线，至是驻守赣江东岸罗舍渡、梁家渡、抚河亘叶子山、市议街一线的刘多荃第四十九军亦入列于第九战区序列。”陈荣华在其《江西抗日战争史》(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一书中也认为，第三战区和第九战区作战地境线在战前进行过重新划分：“为此，国民党军加紧了上高会战的各项准备工作，将精锐部队七十四军编为攻击军，并将原第三战区的部分地域划入第九战区，原守备赣江东岸的四十九军归十九集团军指挥。”

　　那么，中国军事当局战前是否对两个战区的作战地境线进行过重新划分呢?笔者认为，中国军事当局在会战前确实对第三战区和第九战区的作战地境线进行了重新划分。

　　最能证明这一点的是《上高会战概述》。《概述》中在总结我军会战胜利原因时指出：“查第三、九两战区作战地境，原系沿赣江划分，今春统帅部稍加变更，将赣江以东地区及刘军划归第九战区，使同具一个战略意义地域内之作战部队，得以整然发挥其战力，使赣江两岸部队在统一准备(战前)与指挥(战时)之条件下，进行作战，自易奏功。”《上高会战概述》是由亲历这场会战的第十九集团军总部参谋处于会战结束之后不久的1941年5月15日编写的，其内容应该相当准确。

　　蒋介石在1941年3月30日致熊斌、卫立煌等人的密电也可以证明，会战前中国军事当局曾对第三、第九战区作战地境线进行了重新划分：“罗总司令指挥适切，能放胆集中优势兵力，彻底包围歼灭敌人。而三、九战区作战地境之变更，能使该方各军在统一指挥下，迅速向一地会战，亦为战捷主要原因。”这封密电拍发于上高会战期间，而且蒋介石作为中国最高军事统帅，对于上高会战的情况肯定是比较了解的，因此该电报所述内容应是翔实可信的。

　　蓝介愚的回忆也可以作为佐证。据他回忆，1941年2月下旬，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对以赣江作为第三、第九战区的作战地境线极为不满，曾发脾气说：“赣江东岸的部队，平时不归本集团督训，战时才拨归我指挥。各部队情况一切不明，打了败仗就要杀我的头。”不久罗卓英又电呈国民政府军令部，认为“南昌方面为一整体，赣江两岸的部队统一指挥后，无论攻防，均多便益;练兵与用兵，必须紧密合一。证诸已往，赣江两岸的部队平时不归本集团督训，临时才归本集团指挥，窃以为不可”;请求军令部修改第三、第九战区作战地境线。很快，军令部就批准了罗卓英的请求，将赣江东岸30华里的正面、150华里的纵深都划归第九战区。蓝介愚时任第十九集团军总部少校参谋，对当时第十九集团军的重大决策过程应该比较了解，因此他的回忆具有相当的可信度。

　　另外，台湾学者胡璞玉在其《抗日战史――上高会战》(台湾国防部史政局1966年版)一书中，也提到在上高会战前第三、第九战区作战地境线被重新划分：“我第十九集团军……三月初，又奉令修改第三、第九两战区之作战地境，为广昌、南丰(不含)、宜黄、临川、东乡、瑞洪(不含)、吴城镇(自此以北仍旧)之线，线上属该集团军，并以原守备赣江右岸之第四十九军，亦改归该集团军指挥。”该书为台湾国防部史政局出版，因此也应该具有相当的可信度。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上高会战开始前，中国军事当局对第三战区和第九战区的作战地境线确实是进行了重新划分的。

　　二、我军合围期间，日军增援部队与被围部队在何地点会合

　　1941年3月24日，我军第七十军预九师、十九师，第七十四军五十七师、五十八师以及第七十二军新十五师等部完成了对此次会战日军主力第三十四师团的合围。日军第三十四师团长大贺茂急忙电告驻汉口的日军第十一军司令部，请求增援。第十一军司令官圆部和一朗中将立即令第三十三师团前去解围，同时第三十四师团亦开始向外突围。3月25日，被围日军与增援日军会合。对于两股日军的会合地点，史料中亦存在分歧。

　　据何应钦回忆，两股日军的会合地是棠浦。“三月二十五日，敌北路援军二一五联队，向西急进，此时上高东北地区被我包围之敌，遂以一部由南茶罗向南攻击，藉以掩护其主力，而其主力则向北突围，与其北路援军夹击我北面包围部队之李军，于是该突围之敌军，遂能与其北路援军在棠浦附近会合。”何应钦所说“李军”即我军第七十军。

　　而据罗卓英回忆，日军会合地是官桥，而非棠浦：“该大贺师团在被围时，曾声请其汉口军司令官复派第三十三师团，由奉新前来增援，于是(二十四日)夜到达伍桥河，二十五日经村前街以一部窜犯棠浦，主力则向官桥急进。大贺残敌，得此援救，于二十五日晨起，向我东北包围线行极猛烈之突围战。我北翼包围部队，在敌东西夹击之下，是晚稍向北转移，开一口袋，敌增援军与突围军乃得于官桥附近合流。”

　　那么，两股日军究竟是在棠浦还是在官桥会合呢?笔者认为，应该是在官桥。 　　最有力的证据，是秦孝仪所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二)”，其有关内容如下：“直至二十五日，由奉新增援敌第三三师团一部约三千，由五河桥经村前街分向官桥、棠浦急进，被围之大贺师团(第三四师团)亦于是日(二十五)晨，向东北包围线突围，我乃将包围线放开一部，两敌遂于官桥附近会合，企图再作最后挣扎。”上述内容录自台湾国防部史政局抗战史料，应该是比较准确的。

　　《陆军第七十军参加上高会战作战经过概要》(1941年6月)也可以证明两股日军会合于官桥。《概要》中有如下记载：“此时我9RD在官桥附近，西南正面之敌知其增援已到，即又悉力与敌猛烈反攻。我9RD遂陷苦战境地，前后交通通信均被截断，腹背受敌，而敌机之轰炸亦更加猛烈，伤亡至为惨重……戌刻张副军长率9RD一部，突围到达桐子坑，与唐师长晤面……结果决定暂时向北突围转移。以19D集中凤凰圩，9RD集中庄坊各附近，再作后图……至二十七日丑刻，均先后到达预定地区集结整顿，准备后图。关于该两师转移行动，军部于二十六日未刻接总部梁参谋长电话见告，始得知悉。当经迭电严饬，务立遵照总部司令部罗电令，仍迅向官桥街南进，堵击突围增援之敌，以竟全功。”从这则记载中可见，第七十军预备第九师在官桥附近遭到突围日军与增援日军的夹击，伤亡惨重;不得已，第七十军副军长兼预备第九师师长张言传率部突围至桐子坑，与第十九师师长唐伯寅取得联系;随后两位师长决定率部向北突围，再作后图;两师向北转移后，通过第七十军军部给两师的电报(令其“仍迅向官桥街南进，堵击突围增援之敌”)可以分析出，日军突围部队和增援部队很可能已经在官桥会合。

　　薛岳1941年4月5日致蒋介石的密电，也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证明增援日军与被围日军会合于官桥：“有日，牛行之敌千余，以汽车输送，沿湘赣公路西进，急援奉新之敌两千余。官桥街、棠浦被困之敌被我围歼，逐渐溃集官桥街方面，期与新来援敌合力，作最后挣扎。”薛岳在上高会战时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对会战战况应当十分清楚，因此所述内容应该是准确的。

　　另外，胡璞玉所著《抗日战史――上高会战》中，也提到增援日军与被围日军会合于官桥：“连日，我南北两翼部队，逐渐进展，敌已陷入重围……汉口敌酋闻报，乃派第三十三师团之一部，由奉新驰发，其先头于二十四日夜进抵伍桥河，迄于二十五日晨，续经村前街，以一部进攻棠浦，主力向官桥街急进……该军张副军长(兼预备第九师师长)鉴于形势不利，乃于二十时，令预备第九师及第十九师，向凤凰圩及庄坊附近转进，致敌援军得以进入官桥街，与被围之大贺师团会合。”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日军增援部队与突围部队的会合地点应是官桥。

　　三、我军第二挺进纵队的司令长官是谁

　　在上高会战中，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除指挥第七十军、七十四军、四十九军三支正规主力部队外，还指挥第二挺进纵队和江西保安纵队两支非主力部队。这两支部队的任务是深入日军后方进行破坏，配合主力部队作战。目前学术界对第二挺进纵队司令长官究竟是谁存在争议。

　　姜克夫在《民国军事史略稿》中，两次提到第二挺进纵队司令长官为“陈洪时”：“正当20日晨大贺发起锥形攻势时，罗卓英为减轻王耀武军的压力，于中午电令唐伯寅派一加强团，在陈洪时挺进第二纵队一个团的配合下，由大贺师团的侧后方钻隙袭击高安，断其与后方的联络。”“31日子时，陈洪时挺进第二纵队收复高安。”

　　而陈荣华主编的《江西抗日战争史》一书却认为，第二挺进纵队司令长官为康景濂：“罗卓英为支援七十四军作战，于20日令十九师派出一个团，在康景濂第二挺进纵队保安团的配合下，从敌三十四师团的侧后钻隙袭击高安，威胁敌后方。”

　　那么，第二挺进纵队司令长官究竟是陈洪时还是康景濂呢?笔者认为，应是康景濂。

　　最能证明这一点的，是江西保安纵队军官李顺昌的回忆。李顺昌在《夜袭西山万寿宫》中回忆说：“上高会战战场属第九战区管辖，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副司令长官罗卓英。直接参加这次会战的部队是罗卓英的第十九集团军，指挥第七十四军王耀武、第七十军李觉、第四十九军刘多荃和第二挺进纵队康景濂，陆续参战的部队还有第七十二军韩全朴和江西保安纵队。”李顺昌时任江西保安纵队第九团第二营第五连连长，是直接参加过上高会战的非主力部队指挥官，因此他对当时非主力部队的情况应该是相当了解的，他的回忆应该是比较准确可信的。

　　时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参谋处处长赵子立以及第六十军第一八三师营长王光伦的回忆也可以作为佐证：“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此时陈诚在名义上也不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而由薛岳实任了)，副司令长官罗卓英、杨森、王陵基，参谋长吴逸志。指挥下列部队：……第二挺进纵队康景濂。”赵子立、王光伦二人在上高会战时均是第九战区的军官，赵子立还是司令部参谋处处长，对于第九战区部队的编制情况应该是比较清楚的，因此两人的回忆应该具有较强的可信度。

　　另外，台湾学者胡璞玉在《抗日战史――上高会战》一书中也提到，第二挺进纵队司令长官为康景濂，可参见该书第四篇第二十二章第一节插表二。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第二挺进纵队司令长官应为康景濂，而不是陈洪时。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8-06-06 20:0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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