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导总队严开运回忆淞沪大撤退
2020-02-13 22:16:46  来源：抗日战争纪念网  点击：  复制链接

　　老兵档案：严开运

　　1913年生于四川邛崃市

　　193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10期，加入教导总队，就读期间分别以上尉排长、少校连长的身份参加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

　　1937年12月南京保卫战后黄埔毕业，考入陆军大学

　　1945年到南京参加日军受降仪式

　　1950年1月在四川以少将参谋长身份起义。先后在西南军政大学、南京军事学院、新华炮兵学院、二炮战术研究处任教

　　1979年退休到南京市白下区军队干休所。现在和儿子严正愉生活在一起

　　抗战简历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时，我是南京中央军校教导总队步兵2团第13连一排排长。教导总队步兵团的编制，除三个步兵营外，尚有团直属的三个炮兵连，即第13连、第14连、第15连。第13连为平射、高射两用的小炮连。连下属三个排，每排有排长、副排长各1名，传递兵、现检兵各1名，火炮2门。下分两个班，炮手班和机手班。

　　事变发生后的第三日，我排奉命由住地孝陵卫进入南京市区，担任市区部分的防空任务。开始时被派掩护清凉山(东北侧的)自来水塔，八·一三淞沪抗战开始之次日，由清凉山改调小营，协同总队直属的高射炮连，担任明故宫及大校场机场外西北的防空。8月18日小营被炸以后，我排的阵地，转移到九华山山上，继续担任防空任务。

　　8月28日，奉命开赴上海浦东奉贤县南桥附近之柘林，归高射炮兵第2团第2营营长封成林指挥，担任防空，掩护第8集团军总司令部(总司令为张发奎)。

　　11月3日(日寇金山卫登陆之前两日)奉命调嘉兴。到嘉兴后，又改调常州火车站的防空。

　　11月23日，由常州回南京归还建制，直接受总队指挥部的指挥，参加南京保卫战。

　　12月12日黄昏后撤退，13日下午渡江。前后经历的时间，大概为5个月左右。现将这5个月中的亲历、耳闻、目睹、身变、心感的主要记忆，分述如下：

　　八·一三前后参加南京市的防空

　　1937年七七事变，到8月14日的这段时间内，南京市区虽然不断地有空袭警报，但并未受到轰炸，临空的敌机均为侦察机，掠过它要侦察的地区后即行逸去。8月15日，南京市区遭受敌机轰炸。敌机临空的时间，是下午一时左右，飞机的数目是8架。这次敌机飞入南京市区，进入无人之境。敌机飞行的高度，不过四五百公尺。除集中地轰炸飞机场以外，还对大行宫和中山东路等地没有掩蔽的人群，进行了俯冲射击。南京当时是我国的首都，敌人以为轰炸南京，就可以动摇我们的人心，破坏我们的抗战。但长期以来由于被侵略、被压迫、被侮辱所激怒起来的中国人民，是不会被吓倒、不会被屈服的，反而愈加同仇敌忾，众志成城，誓与日寇血战到底。

　　在空袭警报以后，我空军在机场准备好了战斗机，立即起飞迎击。在敌机进入市区以后，我地面的高射炮火，瞄准敌机，纷纷开火。当时，在城区及郊区上空，被击落的敌机，即有3架，其中1架坠毁于上枋门附近。除此3架以外，另传尚有2架，中弹以后坠毁于逃归途中。这是一次胜利的空防战斗，人心极为振奋。警报解除以后，街头巷尾，到处可以听到人们的相互交谈，手舞足蹈地描述着敌机被击毁时各自所见的情景，庆贺这次防空的胜利。

　　8月15日痛击来袭的敌机时，我排和总队的高射炮连，都在小营的大草坪里，总队的阵地在草坪之西，我排的阵地在草坪的东北。当时进入阵地不久，火炮和人员的掩体都还未构筑。这次来袭的敌机，主要是轰炸飞机场，我们的阵地未受破坏。虽然，这次来袭的敌机已受到应得的惩罚，但并不可能中止敌人对南京的继续轰炸。当时，在上海的侵华日军，正遭到我军的英勇抗击，进展困难。南京不但是当时我国的首都，也是对上海我军补充、补给的后方要地，日军必将采取军事行动，牵制对上海的增援。

　　日寇对南京采取继续轰炸，企图阻断对上海的增援。

　　我排决定抓紧时间构筑火炮和人员的掩体。

　　由于小营的地下水位和材料的限制，所有的掩体，都只能构筑露天的。

　　有些士兵对露天掩体不感兴趣，他们说：“炸弹从天上掉下来，掩体上面没有掩盖，顶啥用?”

　　我说：“要是炸弹直接命中，有掩盖的野战工事，也不见得能顶啥用。露天掩体虽然没有掩盖，但它能避免或减少敌弹片的杀伤，非做不可。”

　　这些工事，在敌机第二次袭击南京，我排阵地遭受剧烈轰炸时，对我们所起的防护作用可不小。

　　敌机第二次轰炸南京，是8月18日下午4时前后。这次来袭的敌机一共是18架，先在下关附近轰炸了一些目标再转入市区的。

　　那天，天气阴沉，云层较厚。

　　事前，我们还以为敌机是不会来呢!当紧急警报发出不久，我们马上听到下关方向传来爆炸声音，我军的高射武器纷纷用红色光弹射向云层。接着，敌机从云层里出现了，直向我们阵地扑来。

　　当敌机飞临小营的上空时，总队高射炮连和我排的炮火，同时集中火力向敌机射击。就在这一瞬间，敌机也集中向我们的阵地投弹。小营草坪及其附近，到处是剧烈的爆炸声，地面也引起强烈的震动。硝烟布满了小营草坪。高射炮连临时存放弹药和器材的木棚以及小营营房内不少的房屋，都着火燃烧起来了。机场和新街口等处，也同时传来了爆炸声。这次敌机投弹和8月15日那天不一样，采用的是水平投弹，不是俯冲投弹。飞行高度，都在两千公尺左右。

　　这次轰炸我们遭受的损失情况是：高射连的弹药、器材被炸掉不少，火炮也有部分被炸坏了。

　　连里的一个列兵被炸死，司务长和两个列兵被炸伤。被炸死的那个列兵，当场只看到一些残骸。在被炸后第二天早晨，在草坪南边珠江路距列兵炸死的位置约百公尺地上，发现他被炸飞的一段胳膊。

　　粉身碎骨尸骨难觅，不负青春报国心，可歌亦可泣!

　　我排的火炮、器材没有损失，人员被炸伤了2个，一个是列兵李小明，一个是副排长刘训同，都是安徽人。李小明的伤在头部的左侧，头上戴的钢盔也被炸穿了。

　　在敌机飞离市空，警报解除以后，火药硝烟的气味，仍笼罩着草坪，起火的房舍还在燃烧。我带着传达兵戴勋(湖南长沙人)到各炮、各班检查人数和被炸的情况。突然，发现列兵李小明到了我的面前，把枪直立地握在右手，叫了一声：“排长，枪!”我在惊奇的瞬间，已发现他面色苍白，头部左侧滴出的一股鲜血正往下淌。我赶快把枪接过来交给戴勋，立刻扶着他坐下来。那时，排里既无卫生员，更无担架，好在我们事前准备有云南白药和一些纱布。我把随身带的一瓶白药打开，先给他敷在伤处，要戴勋把他包扎起来，并急忙把药瓶里装的那粒救急丸给他，要他立即吞下(列兵每人都带有水壶)。李小明的伤势较重，我要他们班的副班长护送他到黄埔路(现解放路)口的中央医院。这时，珠江路口不断地有汽车喇叭的声音。戴勋说：“等等，让我去找辆汽车。”说着，他就跑向珠江路去了。去了不久，果然一辆小轿车就开到我们面前了。车上的主人是一对中年男女，他们一下车后就说：“你们尽量用好了!”话虽如此，但我怕戴勋不是真正地向人家借用，而是把人家劫持而来。我说：“你们有没有急事要办?有急事还是把车开走好了，我们能自己想办法的。”这时，男的走到我面前，非常诚恳地对我说：“请你放心吧，我们没有什么急事;要说急事，送伤兵到医院就是急事。这点义务都不尽，还是中国人么?你们尽管用好了。”

　　平时，我在路上看到坐小汽车的阔男阔女，非常厌憎，以为他们养尊处优，对国家民族，对抗日战争是不会有多少感情的。但从那以后，我的看法就不同了，这对中年男女乐意用他们的汽车为我们送伤兵，不是同样拥护抗战么?对呀，“这点义务都不尽，还是中国人么?”

　　李小明送医院以后，我继续检查全排的人数。副排长刘训同不见了。全排的伙食费和公费都在他身上，是由他负责保管的。大家听说刘副排长不见了，都纷纷地议论起来。有的说：“很明显，这是借空袭的机会，携款潜逃。”但我和大多数的弟兄，认为刘副排长不是这样的人。他平时对人诚恳，一向忠厚老实。我们分析，在空袭时他很可能单独找地方隐蔽时，被炸伤或炸死了(空袭时他不负责射击与指挥)。因此，我派了几个人在阵地附近比较隐蔽的地方去寻找，并要他们问问附近的居民，在空袭的时候，见没见过像刘副排长这样的人?派出去的人回来时说：“附近的地方都找了，不见人，有的老百姓说，刚才他们看到地方组织的救护队，抬了一个受伤的军人经过他们那儿向西去了。”我估计，这很可能就是刘副排长，但这“向西去”又西到哪里呢?忽然想起了，鼓楼医院不就在小营之西两三里么?我决定先到鼓楼医院去找。

　　我到医院时天已全黑。门诊部的一个护士告诉我说：“敌机轰炸以后，各处送来的伤员不少，现在都在地下室进行抢救和治疗。”接着，她把地下室的位置和去路告诉了我。我就根据护士的指点到了地下室，那里的灯光非常黯淡，因为怕灯光外泄暴露目标，灯泡全用黑纱布罩着的。室内床位不少，伤员很多，医护人员都在忙碌着。伤员很少有讲话的，也很少有呻吟的，气氛极其凝重。我正准备逐床地查看时，刘副排长已发现我了，他用低沉的音调叫我，“排长，我在这里。”我奔到他身边正准备问他受伤的情况时，他用右手指着他的左上胸，轻声地说：“在衬衣口袋里。”我知道他讲的是钱，是公款。接着，他说：“空袭时在小营水沟边隐蔽的，左足的足趾都炸掉了，刚才医生给我消毒上药后，已包扎好了。不要紧的，但不能走路，不然，我早回排了。”他边说边用手把包在手巾里的公款，从衬衣的口袋取出给我。他问我排被炸以后的情况，我简要地告诉了他。他对李小明很挂念，他说：“李小明性格好动，到医院恐怕还过不惯呢，排长，你去看他时，一定要他安心养伤啊!”

　　我离开刘副排长以后，在回排的路上，心潮起伏，反复地回味刚才经历一些情景：受伤的刘副排长，见了我以后的第一句话，是先讲公款“在衬衣口袋里”;李小明在受伤的情况下，还牢牢地握着自己的武器，怕它丢失;还有用私车给我们送伤兵的中年男女，说：“送伤兵就是急事”。

　　这些都是“情”啊!是爱国之情，是抗战之情。这些情，对个人来讲，自然都是点点滴滴，但他们把全国人民的这种爱国情结聚汇在一起，就好像涓涓细水汇成波涛汹涌的江河大海了。

　　由此，我想起了另一件事：在清凉山防空时，我排的阵地，距扫叶楼不远。扫叶楼有个和尚叫“寄龛”，善画兰，能写诗。七七事变以前，我到扫叶楼游玩时就认识他，但并不熟。我排住到清凉山后，有一天早晨，我从扫叶楼门前经过，他正拿着一把竹帚在那里打扫台阶。他一见我，便停下来和我打招呼，我也停下来和他谈了一阵。我问他：“你近来有什么新的诗作?”他说：“有点新感受，随便打打油，谈不上诗。”我要他念给我听。有一首题为“晨钟”的七绝，直到今天我还能记得，其诗为“袈裟无碍学操戈，佛法慈悲不赦魔。和尚也能供战役，难为只念阿弥陀!”他这首诗，充满着同仇敌忾的抗战精神。这个和尚，非常有骨气。1945年，我在陆军司令部第三处时，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我被派到南京参加受降时，还专门到扫叶楼去看过他。那时，扫叶楼已成了一个非常凄凉冷落的地方了，寺里只剩他一个孤僧，生活非常困难。我问他“怎么弄得这样?”他很沉静地讲了这么一句：“苦点不要紧，总算抗战胜利了!”我要他的诗稿看，他给我看了。其中有一首题为“腊味”的五绝，这样写道：“天寒临岁暮，风雪遍秦淮。持钵城乡客，非人不化斋。”这“非人不化斋”五个字，把一个身在沦陷区的爱国和尚的精神风貌，入木三分地刻画了出来。

　　为了保家卫国，为了救亡图存，前线官兵的战斗精神，人民大众的爱国热情，都是非常值得称道的。但暗藏在阴暗角落搞出卖灵魂、卖国求荣的汉奸，也并非没有。我排由小营转移到九华山防空时，就曾遭到汉奸的偷袭。在小营被炸以后的第二天，为了便于隐蔽，上级同意我排将阵地转移到九华山上。

　　当时，九华山是要塞地区，山的周围都有铁丝网，是不许一般行人通行的。山上灌木丛生，我们就在这些灌木的中间，分别用雨衣架成临时住宿的帐幕。每一帐幕中住三五人不等。

　　住在九华山的第二天晚上，山东头(向太平门)的一个哨兵，说他在夜里站岗时，发现一只既像狗也像狼的东西，在山坡下面，由东边跑到西边去了。九华山的东面是富贵山，富贵山上有狼，我早就听人说过，哨兵发现的可能是狼，这是我当时的想法。第二个夜晚，那个岗位上的另一个哨兵，说他夜里站岗时发现了“鬼”。他说：“从山坡下的东边跑来一个像狗也像狼的东西，它跑跑停停、停停跑跑，以后它站起来了，像人一样，突然间又忽然不见了。”

　　在第二天早上我听说这个情况以后，我带着他们的班长到现场查看，什么痕迹也没看出来。这样一来，有的士兵产生了怕“鬼”的心理，那个岗位的哨兵，夜里有些不好派了。派当然还是照样地派了，但这闹“鬼”的情况，必须要把它弄清楚才行。于是，我带着戴勋，在入夜以后就到那个岗哨的附近露宿，以便好直接了解情况;同时，我认为有我在岗哨附近露宿当班，对哨兵也可以起到壮胆的作用，减轻他们怕“鬼”的心理。就在这一夜里，前两班的哨兵都没发现什么情况，但当第三班的哨兵马志远(四川人)接班不久，忽然响起了“啪、啪、啪”的枪声。我知道出事了，我立即潜步跑到哨所，这时，马志远正握着手枪指向山坡的下面。他一见我，带着极其紧张的神态对我叫着：“跑了!我挨了!在左肘上。”我近前一看，他左边的衣袖上已浸满了鲜血。这时，他的班长也赶来了。我们一面给马志远上药，一面听他报告情况。他说：“我上班时，上一班的交代，说没发现过什么情况，我也没看到什么新情况，刚才这前面(指他前面约三四公尺处的一簇矮丛林)，突然站起来一个人，我正准备开枪，他已先向我射击了。我向他开枪时，他向地上一躺，顺着这山坡就滚跑了。”这明显是汉奸对我们的袭击。

　　我除派人护送马志远到中央医院外，立即派人把这个情况通知住在山下的一个宪兵连，请他们封锁通山的路口。我迅速地组织了三个搜索组，遍山搜索。搜索的结果是，除东侧山坡上的茅草被压倒，可以看出有人从那里滚压的痕迹以外，什么别的现象也没有。在马志远被击以后，我把情况向总部作了报告，总队部曾派专人来慰问并了解情况，也提出这样的怀疑，马志远会不会用自击的办法，诡称汉奸偷袭，以便借此脱离战斗，经过认真的查验与分析，马志远确系被击而非自残。

　　我排离开九华山时，来接我排任务的是高射炮兵某团的一个连。有关我排被汉奸偷袭的情况，我曾详细地向他们介绍，可惜未能引起他们足够的重视，他们连在九华山时不止一次地遭受偷袭，并被打死1人，打伤1人。

　　奉调上海浦东，参加淞沪抗战

　　8月28日，我接到总队部调我排到浦东的命令，其主要内容为：“一、该排九华山的防空任务，着即交由高射炮兵第2团之第2连接替。二、防务交替后，着由下关搭乘8月29日8时30分开往嘉兴的火车，先到嘉兴;再由嘉兴改用汽车输送，转赴奉贤柘林后归高射炮兵第2团第2营营长封成林指挥。封营现在奉贤南桥。”

　　我排当即遵照命令行动。有关任务的移交、车辆的接洽、给养的准备，都非常顺利;火车输送和汽车运输的途中，也未遭受敌机的袭击。在行军途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各地慰劳队对部队慰劳的感人情景。

　　我排所搭乘的那列火车，全是开赴前线的部队(我排使用的两个小的敞车厢，面积不大，一个装人员和火炮、一个装骡马)。火车从下关开出以后，沿途所经各站，除苏州外，都有慰劳队。队员多是男女青年，都带有臂章。当火车快进站时，他们迎着火车手挥彩旗，高唱抗战救亡的歌曲，高呼向军队致敬的口号。当火车通过月台时，另一些队员把装有慰劳品的小布袋，热情地送到车厢。这些小布袋里装的物品有毛巾、布鞋、袜子、饼干、万金油等等。在他们挥旗、唱歌、赠送物品的时候，一双双的眼睛都充满着深切的热情，注视着我们，我们也都带着感奋的心情望着他们。彼此互不相识，彼此互不交谈，但在那一刹那的空间，互相都成了心血相通、呼吸与共的亲人!

　　我排到嘉兴后，住宿一晚，并接洽好了运输的汽车。于30日早晨，经平湖、乍浦、金山卫，下午到达柘林。到柘林后，刚把住地的位置定下来，封营长就派车由南桥来接我了。

　　柘林到南桥约15公里左右。我到南桥见封营长后，他首先告诉我排的任务。他说：“我营包括你排在内，任务是掩护张总司令(张发奎)的司令部(司令部在南桥的西头)。为了不暴露司令部的位置，对敌机的射击，须在敌机轰炸时才进行。你排现住柘林，火炮射击的阵地，即在柘林地域内选定。高射炮兵第二团第二营的阵地在南桥。”他向我交代任务以后，还询问了我排士兵的人数、素质、武器、器材及有无困难等情况。在了解器材情况时，他问我“有没有通讯器材?”我告诉他“没有。”他说：“那就暂时用柘林的长途电话。”封营长在谈话中曾问我是否军校毕业，我也问过他的学历。他说他是军校第四期毕业的学生，毕业后曾到英国的皇家学院留过学。

　　我排在柘林住在街南头不远的一个居民家里。房主叫顾存心，是一位六十来岁的老人。他家的院子很大，有花园，还有图书室。据说，他的祖父和曾祖父，在清朝的时候曾做过不小的官，他父亲在上海经营过商业。我们住到他家以后，他对我们非常热情。他说：“你们远离家乡，到这儿抗战，够辛苦的。你们有没有需要我帮你们办的事?有，你们讲，我一定帮你们办。”当他知道我要和南桥联系，需跑到街上用长途电话时，他对我说：“我家里原来的电话，现在不用了，机子放着没有用。你们可以到电话所接洽，把线路接过来，就可以不用跑街了。”我感谢他的好意，也照着他的意见办了。以后，我的房间有了电话，同封营长联系方便多了。我们在他家里住了一段时间以后， 他的儿女和我以及我排士兵，都逐渐地熟悉起来。他们也知道了，我排的士兵都是来自学生(大部分是中学生)。有一天，顾存心老人来看我时，他说：“我家里图书室的书不少，你们要看书，可以到里面去取，看了后放归原处就行了。”接着，他把图书室钥匙也交给了我。这当然得谢谢他，我并未推辞，因为我也喜欢看书。

　　这一年的中秋节(公历是哪一天?我记不起了)我们是在柘林过的。

　　过节的那天，顾存心要他的儿子给我们送来海蟹、海鳗、红烧蹄髈、皮蛋、白酒之类的东西，请我们过节。

　　这哪能接受?我向他的儿子表示谢意，但东西我坚决地退还，要他的儿子带回去了。

　　但过不多一会，顾存心老人又亲自给我们送来了。他说：“严排长，‘军民一家’嘛(这是当时颇为流行的一句话)，我送点东西给你们过节，这是我拥护抗战的一点小心意，连这你都不肯接受，不成军民两家了么?”

　　他的话讲得比较慢，态度非常诚恳，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也只好接受了。

　　对这样的一位爱国老人，我是非常尊敬的，我还准备在抗战以后同他交往呢。

　　谁想到浦东撤退以后，抗战竟达8年之久，以后也再没有机会见到这位爱国老人了。

　　我排在柘林的时间是65天。在这65天中，敌人的飞机没炸过南桥，也没炸过柘林。有时，敌人的侦察机临空盘旋，低空侦察，但为了不暴露总司令部的位置，均未予以射击。

　　在没有敌机轰炸的情况下，我们就抓紧时间搞训练，除火炮阵地的值班及警戒的士兵以外，每天都要出操上课。操课以外，可以到图书室看书。在九月的那个月里，天气还较热，海滩又距我们的住地很近，每天下午，我们常到海滩去游泳，那里的海滩全是倾斜极缓的沙底，非常适于练习游泳。说老实话，我排在柘林的生活简直有些像大后方。我们能到海滩去游泳，但这时上海市市区和郊区的战斗一直是异常的激烈。我从一些文件和信函中，知道不少的战友牺牲了，不少的战友负伤了。在读中学时和我非常要好，以后又在黄埔军校四期的同学华启封(四川简阳人)、唐前辙(四川灌县人)、白煜(四川成都人)已先后战死于罗店。刘庸诚同学(四川成都人，现尚健在)也在张华浜负了重伤。这些消息，也是我在柘林的这段时间内知道的。

　　在柘林这段期间，我排曾发现过一次颇为重要的情况，这里有必要说一说。

　　在10月下旬的一天上午10时左右(准确的日期现已记不清了)，在柘林附近的海面上曾经停泊了一艘敌舰，距离海岸约300公尺左右，但并无准备登陆的迹象。我排发现这一情况后，立即用电话向封营长报告。封说：“你们继续观察，如发现敌舰有准备登陆的迹象，或有后续的舰艇开到时，必须报告。”这艘敌舰，在海上停留的时间约四小时，于当日下午2时左右，即起锚离去了。

　　此事，从11月5日敌人在金山卫登陆的事件分析，该敌舰当时的停泊海上，极有可能是在侦察登陆的地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封营长是否将这一情况及时地转报总司令部?总司令部是否及时地作了分析、判断和作过必要的处置?不得而知。由于当时自己战术水平所限，我除了报告情况以外，也没有提出任何的分析和判断。

　　浦东虽地处前线，但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们一直未和敌人正面交锋直到撤离。

　　11月2日的午夜，接到封营长命令，其主要内容为：“一、高射炮兵第二团第二营(包括你排)，奉命迅速转移嘉兴，担任嘉兴城区和车站的防空;二、运输你排的汽车于明日(11月3日)8时前到达柘林;三、你排须于上午7时30分以前作好出发准备，并在柘林街口的汽车路旁等待;我明日(11月3日)上午7时由南桥出发。”

　　根据封营长的命令，我排按规定的时间到达指定的位置待命出发，但担任运输我排的汽车，却拖延到12时左右才到达柘林。

　　关于我军在上海的总撤退，大家都这样说，是敌人从金山卫登陆以后开始的，这就产生了这样的问题：浦东的部队，属于整个上海抗战部队的战斗序列，而我们封营和我排撤离南桥、柘林的时间，系在敌人金山卫登陆(11月5日)的前三天，却并非在敌人金山卫登陆以后，这能说上海抗战的总撤退的时间，是在敌人从金山卫的登陆以后吗?由于当时我是一个小排长，知道的情况极为有限，对这个问题，我解释不了。

　　在常州火车站防空

　　11月3日下午5时左右，我排一到嘉兴，封营长即派人通知，要我排继续利用原来的汽车，趁夜赶赴常州，担任常州火车站的防空;到常州站后，即由高射炮兵第2团黄团长直接指挥(黄团长的名字，现在记不清了)，黄团长的团部，在常州奔牛镇。

　　我接到上述命令后，立即向全排传达，并要炊事员抓紧时间做晚饭，要驭手班抓紧时间喂好骡马，在晚饭后出发。

　　当我们途经苏州、无锡两地时，都有空袭警报，被迫停留。汽车熄灯、人员下车分散掩蔽。

　　由于途程的迟滞，我们在11月4日早晨8时左右，才到达常州车站南面的尼姑庵附近。

　　刚到那里，敌人的6架轰炸机，已飞临火车站的上空了。这时，我们已来不及选择什么阵地了，就在原地找两个便于射击的位置，立即向敌机射击。

　　敌机围绕车站盘旋，先后进行了两次投弹。车站被炸了，车站附近的民房，有的中弹起了火。我排第二炮位附近也落了一颗炸弹，射手张占武(湖南人)的背包，被弹片炸了一个大窟窿。炮长邵秉琥(山东人)和士兵们衣服上被炸弹炸破，面部被硝烟熏染成乌黑，好在没有人员伤亡。

　　这次敌机飞行高度不高，我们有一枚炮弹击中了敌机的翼部，但并未击落。

　　当敌机飞走以后，我立即在火车站附近查看地形，并决定在位于车站北面叫城隍庙的村子里宿营。因为那里便于找到隐蔽和射击的阵地，而附近有些稀疏的树林，也便于隐蔽。

　　常州城外有座城隍庙，这是别的县城很少见的。在我们到了住地并将火炮安入射击阵地以后，大家忙着整理、打扫住地。停顿之后，士兵们才有时间把在敌机轰炸时污染的面部用水洗干净了，炮长邵秉武却故意把它留着。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对他说：“该洗洗了吧，多难看。”他调皮地向我看了一看说：“这是战场上的光荣标志，有什么难看的!”有个列兵趁机插话：“人家邵炮长还要凭这张黑脸回家找老婆呢，洗不得!”说得大家哄堂大笑。

　　战场生活既紧张也挺有趣的，刚才打飞机，乒乒乓乓，现在讲笑话，嘻嘻哈哈。

　　往事距今已70年了，闭目而思，恍如昨日。

　　奔牛镇黄团长那里，由于缺乏通讯器材，还来不及向他报到，但他派来和我联系的人在敌机轰炸后不久找到我们排了。我向他汇报了早上的战斗经过，他向我转述了黄团长的指示：一、重申我排的战斗任务是保护常州火车站;二、要求运输我排的汽车立即回团，目前敌机轰炸频繁，要求我排人员不要轻易离开阵地。我们到常州火车站，就是为了要打敌人的飞机。为了减小在遭受敌机轰炸时的损失，我们在火炮进入阵地以后，就开始构筑工事。我们住地附近的土质良好，地下水位也不太高，木材之类的材料也比较好搜集，我们阵地上的人员掩蔽工事，都是加了掩盖的。火炮掩体为了便于射击，虽然构筑在露天，也进行了严密的伪装。我们在常州车站担任防空的那一段时间，经常有敌人的飞机轰炸，有时，一天两三次。敌机投弹时的飞行高度，通常都在2000公尺左右，投弹的命中率虽然不大，但有时给我们造成的损失可不小。

　　一次，有一列车刚进站不久 ，就遇到空袭警报。敌机轰炸时，车头被炸坏了，下车到铁路两旁掩蔽的人员，被炸伤炸死的不少。

　　敌机在我排的阵地及其附近投下不少炸弹，被炸起的碎土，把我们的一个掩蔽工事的出入口都堵塞了，但里面的人员却并未受到伤亡。

　　我们在常州车站防空的时间，一共是10天。

　　11月23日上午，黄团长要我立即到奔牛镇见他。见面后，他说：“我们团现在奉命要到武汉，你排可以回南京归还建制，也可以随我团行动，我先听听你的意见。”

　　当时我这样考虑：排的编制没有汽车，要是随他们机械化的部队行动，有时是很被动的。离开柘林时，运输我排的汽车，照封营长的指示，应在上午8时前到达，但结果却拖到12时才来。因此，我表示愿意回南京归建。

　　他对我的意见表示采纳，并给我一件回南京归还建制的书面命令。黄团长在谈话中说：“你排这段时间的任务，完成得不错。”他对我褒奖，但我听了以后，并不感到舒服。我说：“连一架敌机也没打下，真丢脸!”“不能这样讲。”接着，他像教训我似地讲了以下的一些话：“打下敌人的飞机当然好，迫使敌人的飞机不敢低飞投弹，减小它投弹的命中率，也是不错的。你排这种小口径火炮的射程，比较有效的是在1000公尺以内，这你是知道的。再说，小口径的炮弹，如果击中敌机时触及它的主要机件，它照样可以飞行;但这种中过弹的飞机，它飞回后不经修理，是不好重新使用的。”

　　我从奔牛镇回排以后，立即将黄团长的命令向全排传达，接着就到常州火车站运输指挥部接洽车辆，于当晚8时离开常州，回南京归建。

　　参加南京保卫战

　　我回南京归建时，教导总队的编制，早已由3个步兵团扩充为3个步兵旅，原来的直属营，除特务营、军士营、通讯营外，骑兵营、工兵营、炮兵营均已扩充为团。我连连长朱樑(广西梧州人)已调升第7团当营长，赴湖南接收新兵。新连长由原来的连副赵自修升任。他率领连里的第2、3两排，刚从上海撤回南京不久。

　　见面后，赵连长同我谈了一些在上海作战时的情况。他告诉我，第3排长唐沅(湖南人，是我在军校时的同期同学)已在上海牺牲了。唐沅同学一向工作勤奋，责任心强。上海撤退时，部队相当混乱。我连在火车站上车之前，唐沅发现牵着他的乘马的传达兵未到，估计他还在原地未下来。他急忙要回原阵地去找，连长不让他去，但他仍然去了。他刚返回到原阵地，原阵地就被敌人占领了。他自然也就无法生还了。

　　唐沅，是我同连的好战友。8月里，我在南京九华山担任防空时，他曾由孝陵卫营房到九华山看我。他说：“这次的战争，是关系我们国家生死存亡的战争，现在军事上敌强我弱，艰苦在所难免，战争中谁死谁活也很难说的，可能我死，可能你死，可能我们都死，但这算不了什么!为打鬼子而死，死了也心甘情愿。”他的话使我终身难忘。

　　唐沅牺牲了，我想起了他那“心甘情愿”的豪言壮语，想起了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诗句。时代不同，但都是中华儿女爱国爱民的拳拳之心。

　　回孝陵卫营房后，我们一共只住了两天。

　　11月26日，我连奉命归总队指挥部直接指挥，驻地指定在太平门外的岗子村小学(当时那里的小学已早停课了)。此时，我连尚无战斗任务。

　　有一天，我回孝陵卫营房取东西，路上遇到了李西开团第三营迫击炮排长谢造时(湖南人，和我是军校同期的同学)。他邀我到他排的住地——明孝陵东南的一个小村，并留我在他那里吃了一顿中饭。他把他排里养的猪、鸡和堆积的木柴与存放的油、米等物，都逐一地让我看了，并问我：“你看，够用三个月了吧?”(当时，唐生智宣称，在南京要死守三个月)他还告诉我说，在湖南的一个师要调他去当连长，电报已到，总队已同意他去。我问他：“什么时候走?”他说：“不急，我已给总队讲了，让我把这一仗打完再走。”可惜的是，还没等到这仗打完，他已在梅花山西南侧的阵地上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在岗子村期间，我们曾看到过南京东部上空的激烈空战，敌我双方的飞机都不少(各约十余架)，犹如飞鸦似地交织盘旋，直扑射击，枪炮声电轰雷鸣般地响个不停。此种情况，到12月初以后，就很少有了。

　　从12月9日下午起，敌人的侦察气球，已毫无顾忌地出现在马群附近的上空了。

　　12月5日，我连奉命在廖仲恺墓地附近地区进入阵地，任务是担任防空，掩护总队的指挥部。总队指挥部的位置在富贵山下的坑道内。为便于指挥部同前线联络，也为了富贵山附近的预备队出城时不绕道太平门和中央门，在富贵山东面，还临时开设了一道城门(此门当时叫“新开门”，现在还在，但不开放通行)。

　　我们进入阵地后的三四天内，敌机轰炸的次数较少，这时，我们抓紧时间，集中力量，构筑工事。

　　我们构筑的人员掩蔽部的抗力都比较强，因为在我们阵地附近的琵琶湖畔，有一个小仓库，里面有木材、水泥、钢筋等材料。那时，管理人员都走了，没人管，要拿多少就可以拿多少。

　　战斗到了9日以后，情况就不一样了，战线已逐步地逼至城郊。

　　9日那天，在敌人尚未进入孝陵卫以前，总队指挥部为了营房不留给敌人使用，临时组织了一些人员，赶回孝陵卫烧毁自己的营房。我连连长被抽调负责指挥焚烧原第2团所住的营房。除了公家的房舍、器材、什物以外，也有个人放在营房的衣箱、用具等，也都同时付之一炬。

　　连长不在连，由我代理连长的职务。我们连长，除9日那天不在连以外，12日撤退的那一天也不在连。早饭后，他说他要到琵琶湖的村子里检查骡马，接着又说要领弹药，整天都不在阵地。那天的战斗和撤退，都是我负责指挥的。以后撤退到武昌整训时我们才见面，他说，12日那天下午他回连阵地时，发现阵地没有人了才知道撤退的情况。他以后是从燕子矶的八卦洲渡江的。

　　12月11、 12日这两天，战斗够激烈的。敌人的炮兵不断向我地堡城及富贵山一带的炮兵阵地射击。敌人的飞机轮番地向我阵地纵深及城内一些大的建筑轰炸，城内有好些地方都升起了浓烟，燃起了大火。

　　12日那天，第一线和我连阵地的距离，已越来越近，枪炮声也越来越密。经由明孝陵、廖墓、太严开运老人在接受采访

　　平门之间的路上后送的伤员，也是越来越多。

　　上午11时左右，我连阵地附近，有的树林和地上的枯草，已被敌机投掷的燃烧弹引起燃烧。这时我准备把阵地向后转移，向指挥部请示时，电话不通。好在我连的阵地距指挥部不远，只有三百来公尺，我通过新开门进入坑道指挥部，找到了参谋长邱清泉。我简要地向他报告了战斗和阵地燃烧的情况，并将准备把连阵地向后转移的建议向他请示。他听了我的报告以后，要我靠近他室内壁上的《敌我态势图》，他指着地图对我说：“这里(指明孝陵、四方城、卫岗地段)我们第一线的部队，仍继续在坚持战斗，你连的阵地不能转移。你们转移了，第一线的士气会受影响。为了避免遭受火烧，班、排的阵地，可在你连阵地的地区内自作调整，但决不许后撤。”

　　指示非常明确，我得马上回连，但走到坑道口时，那里的哨兵不让我通过。他说：“出坑道口的人员，要有指挥部的通行证才能放行。”我知道同学刘庸诚伤愈以后，已改调指挥部当作战参谋，我到他那里要了一张通行证，出了坑道口。

　　我回到阵地，把有的班、排的阵地，作了必要的调整。战斗十分艰苦，但第一线官兵的战斗表现，仍极英勇顽强。防守卫岗及其南北地段的官兵，在阻击鬼子沿公路向中山门突进时，与敌人反复拼搏，伤亡极大。第三团连长王植三(江西人)受伤三处，但他一直不肯退出火线，誓与阵地共存亡。

　　守卫光华门那个团的团长谢承瑞(浙江人)，是学兵工的，曾在法国兵工大学毕业。他平时书生气十足，但在战斗中勇猛异常，和他一道守卫光华门的官兵，也个个敢于拼搏。他们用手榴弹、用刺刀甚至用肉搏同冲进城门的鬼子硬拼，光华门一再地失而复得，直到奉命撤退以前，光华门一直在他们的顽强固守中。

　　更使我难忘的是老2团(原胡启儒团)14连(防坦克炮连)连长颜希儒。他的连和我连一样，都是直接归总队指挥部指挥的。他连的阵地位置和我相距不远。

　　12日下午，他曾专门到我的掩蔽部同我作了一次仓促的联系，他说：“现在第一线够吃紧的，稳不稳得住很难说，要是撤退的话，你走不走?”我说：“有计划的撤退，当然要走，没有计划就麻烦了。”他听了我的话以后，发了一声冷笑，他说：“还能有计划的撤退么?”我不了解他这样讲的目的何在，我反问他：“你准备怎么办?”他说：“不管它怎样的撤退，我不走了”。这时，他从腰部取出两个用绳拴着的卵形手榴弹，一手拿一个，无限感慨地对我说：“你看，够本了吧?”他这是明确地告诉我，要与敌人血战到底、同归于尽。我当时认为这也可能是他出于一时的激愤，因此，我还劝他：“有命令撤退的话，还是照命令办吧。”他说：“好，那就等着吧!”讲了这话以后，他就回他的阵地去了。他回去以后的情况怎么样呢?我当时并不了解。以后，听他连里的一个姓安的排长是这样讲的：“12月12日快黄昏的时候，连长接到撤退的命令后，很快地召集班、排长作了传达，并指定我负责指挥全连的队伍，立即后撤。他随身跟着一个传达班长和一个传达兵，他说他还要到阵地各处检查一下，看看有无遗失的东西。当时有几个士兵，听说连长要检查阵地以后才走，主动要求和他一起行动，他也把他们留下来了。我们在撤退的行进中，一直在盼望他们归队，但始终不见他们的身影。”

　　他们到哪儿去了呢?很显然，他是随他一道的士兵，执行了他那决不撤退的计划，同鬼子硬拼到底了!

　　宋代李清照过乌江吊项羽的诗中，有这样的两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余暂借之以悼念颜君。

　　撤退与渡江

　　战斗中虽然有不少官兵英勇奋战，为国捐躯，但由于某些高级指挥者的无能，仍发生了令人心痛的一派混乱溃退的局面。下面是撤退与渡江中我所亲身接触到的一些情况。

　　撤退命令的下达，有的单位被上级遗漏了，要是不打下敌人的飞机我也接不到撤退的命令。

　　在撤退那天的下午，敌机三五成群地在阵地的前沿俯冲扫射、在阵地纵深低飞投弹。敌机低飞时，正是我小高炮射击最有效的时候。12日下午4时左右，我连击毁了1架敌机，坠落于中山门北侧的前湖东南畔。当时，总队曾有命令规定，击落敌机1架者，发奖金500元。为这，我特地到指挥部请领奖金，没想到领到的不是奖金而是一道撤退的命令。当我进入指挥部时，发现许多人都在忙碌地准备行装，有紧急出发的模样。但当我到参谋长邱清泉那里时，他却非常从容镇静，好像没有任何新情况发生似的。那时虽是冬天，但坑道内却比较暖和，他连军服上装也没穿，穿的是一件酱色的毛衣，手里拿着一支香烟正抽着。他一见到我便问：“有什么事?”当我把打下1架敌机的情况向他报告以后，他说：“打得好!奖金等以后再发给你们。”接着，他问我：“撤退的命令你接到没有?”我说：“没接到。”他说：“现在准备撤退，你回去马上行动，队伍先到城里马标集合，再渡江到浦口。你们的火炮和不便携带的器材，要把它全部毁掉，或把它埋藏起来。”由于我当时没预料到撤退时会那样混乱，我不同意毁炮，我说：“我舍不得。”他听了我的话以后，若有所思地沉默了一会说：“舍不得你就带走吧，但千万要记住，带不走时一定要破坏，不能留给敌人使用。快回去吧!”

　　我回到阵地后，立刻把撤退的命令传达给全连，很快地就带了队伍出发，向马标前进。当前进到太平门时，天已全黑了。在那里的人很多，非常拥挤、非常混乱。有的要进城，有的要出城，我问一些向城外挤的人：“你们从哪里来?你们不到马标集合吗?”回答是：“马标没人管，我们是刚从那里来的。”我听到这话以后，知道情况不妙，怎么办?好在参谋长已给我明确指示，要渡江到浦口。我决定不去马标了，我告知全连，直接向下关前进。

　　战场情况瞬息万变，实在难于预料，谁能想到有那样的蠢人呢?他们在自己部队撤退的路上，也竟然设起地雷来了!从太平门经和平门(在中央门东侧)到下关的道路上，很多地方都有用白色标写的“小心，地雷”这样一来，可麻烦了。原来的双纵队，非成一路纵队不可，而且还得要从路侧绕过。队伍多、人挤、我连又是骡马部队，本来两小时左右即可到达的途程，却费了四个多小时才走到。

　　赶到下关，是为了要在那里渡江，谁知到了那里，使人万分失望。在那里，到处是被人遗弃的车辆，到处是没有人指挥的拥挤混乱的人群，船上挤得更厉害。指挥渡江的人员在哪里?渡江的船只在哪里?可以利用的渡江器材又在哪里?连一丝一点的影儿也看不到啊!

　　江边上，除码头以外的近水部分，都是松软的淤泥，一足踏下去，就难拔起来。夜色昏昏，大江茫茫，都不知道怎么办好，哪还能渡炮呢?于是，我决定先把火炮沉到江里，再设法渡江。当我向各炮的炮长宣布这个决定时，我亲眼看到有的炮长流泪了，我也心如刀绞，难道我乐意这样办么?为了不留给敌人，不得已而为之。火炮沉了以后，我原来的计划是，就在下关附近，设法找点应用器材，如门板、木材、竹竿之类的东西，结筏而渡。后来，有个排长(李大海，安徽人)向我提出建议，他说：“撤退的部队这样多，又这样乱，能不能找到渡江器材又毫无把握，我看，在下关或下关附近渡江，都是没有希望的，不如沿江上撤的好。如能到芜湖，那就什么都好办了，也说不定我们在路上还会找到船只呢。”我们并不知道芜湖已经失陷，因此，我采纳了他的意见。

　　那时的队伍，实在太难掌握了!再集合时，许多人早已不知去向何处，一个连只有30来人了。

　　当我带着队伍，由下关向三汊河、上新河方向前进时，发现想法和我们相同，准备去芜湖的人是很多的，一路上照样是拥挤、混乱。在快到上新河的时候，天已经快亮了，忽然前方传来时断时续的阵阵枪声。接着，发现前面的队伍都停下来，不再进了。经打听，才知道通向芜湖的道路，已经被敌人封锁起来了。当时，在那里的队伍是不少的，吵吵嚷嚷，没有谁能统一指挥。这时，有个军官模样的人，在人群中大声疾呼：“弟兄们，我们是已经走投无路了，我们要拼呀!”接着，又有人高呼：“我们都是黄帝的子孙，我们决不能当鬼子的俘虏，拼吧!前进!”我们和不少的人都跟着前进了，都准备去拼杀。但我们却无法接近敌人，敌人的火力点，都是事先设置好的，已经严密地封锁了道路。在我们快接近敌人时，敌人用猛烈的机关枪不断地扫射，一时牺牲在路上和道路两旁的人非常多。前进被阻止了，人群更混乱了。这时，我连里随着我前进时还在我身旁的，现在只有4个人了。我们注意利用地形，沿着比较低凹的地方运动。

　　当我们通过一个池塘的边缘时，有个受伤的军官躺在那里，向我发出一种悲切而壮烈的请求。他说：“兄弟，请你做个好事，给我一枪吧!免得我留下受罪。”这时，在我身旁的传达班长戴勋，便拿起手枪，准备要打。我不许他打，我狠狠地瞪着两只眼睛，向他发出“不许打”的示意，他才把手枪放下了。对伤员，我只好说谎了。我说：“后边已有担架来了，你等等。我们要向前冲。”这样，他才放了手。

　　当时，我知道这种情况下向前冲是无用的，无异是向敌人送死。于是我带着我这最后剩下的4个士兵，绕到夹江江岸，决定设法横渡长江。在离开敌人稍远时，戴勋以责怪的口吻问我：“刚才你为什么不许我打那个伤员?”我说：“你忍心吗?”他说：“好，你不忍心，你把他留给日本鬼子，你让他受罪!”我没答复他，也没吭气，我觉得他的话和伤员的请求，都是一种精神：“我们宁死也不当鬼子的俘虏!”

　　到了夹江江边以后，我们发现在那里的人也很多。都在寻找船只和渡河器材，但就是找不到。我们是沿着江边找的，和许多人一样地找不到。最后，在一个地方，我们发现有二三十人聚在一起，用一只由几个木板结成的小筏，正在摆渡。经我们同他们接洽后，他们同意把我们一道划到江心洲上。原来我的估计，到江心洲后是会找到船只的，因为它四面环水，怎能没有船只呢?但实际情况，就是没有船只。据说，洲上的船只本来是不少的，但早在两三天前就被搜光了。

　　人很多，船只没有，都在各自想办法。这时，门板、木材、竹竿之类的东西，早被先到洲上的人用光了。在这样的情况下，秧盆、大的水缸、也被人用作渡江的器材了。我们到洲上的时候，就连秧盆、水缸，也找不到了。这时，我见一个士兵，牵了一条水牛，他搞骑牛泅渡。刚下水时，牛还向前游行，但到离岸十多公尺的地方，它就再也不前进了。牛要回头向岸游，这个士兵拼命地扭打它，不许它回头。他急，牛犟，他越急，牛越不听他的指挥。最后，牛在水里用力的一跃，这个士兵被抛到长江里了。

　　我们和别的人一样，到处找可以利用来作渡江器材的东西。最后，在一个地方发现了4只粪桶，除了1只稍小外，其余的3只都比较大。一见到这些粪桶，戴勋高兴地叫了起来：“好，有办法了!”我说：“粪桶如何能渡江?”他说：“把它翻过来用就行了。”于是，我们把粪桶的口部向下，当作浮囊，并把它们分别地排在四个角上，用树条把它们连在一起，解下“绑腿”，把它们缚得牢牢的，再用江边上的许多干芦苇铺在上面。

　　就这样，我们横渡长江的小筏做成功了!我们把它放到水里，逐个地增加到上面试了一试，不错，难得这“一叶扁舟”。我们以碗当桨，立即向北岸划去。筏不断地在前进，但速度很慢。当划到江宽的二分之一的地方，粪桶有的已开始进水，筏身已逐渐地在下沉。这时，我们的心情又紧张起来了，大家加劲努力地划，希望能在它下沉以前赶到北岸。对江面上空扫射的敌机，我们全置之不理，只能听之任之。正在我们加劲划筏的这个时候，我们发现由北岸来了一只小船，是对着我们这个方向划来的。快、快、很快地就划到我们的面前。划船的是一个四十来岁的男子，他说他是专门来接我们的。这是多么英勇难得的船民啊!他冒着敌机轰炸机枪扫射的危险，抢救抗战官兵，他比那些丢掉前线官兵不管，坐着汽轮渡江逃跑的将军老爷们，该是多么的伟大。

　　我们上了船民的小船以后，很快地就到了北岸。

　　到了北岸，天已黄昏， 鬼子的兵舰已出现在江面巡逻，并不断地向我们还在江上面抢渡的官兵炮击。

　　我们登岸以后，想找个地方歇息歇息，但附近没有村庄，仅有一只大木船停泊在上游的江边。我们走上了那只大木船。船上装的全是面粉。船上只有一个人了，他说：“船到这儿以后，听说浦口和浦镇都有了鬼子，所以停下来了。别的人都回家了，我是留下来看船的。”我们问他：“这船能不能驶向上游?”他说：“不能开，乌江也有鬼子。”真没想到情况的变化这样快，我们虽然已渡过长江，但仍在敌人的包围圈内。

　　走，必须走。为了便于隐蔽，还须趁夜里就走。我们已经是一个整夜和一个白天都没有吃过东西了，好在船上有的是面粉。我们做了些饼，除了当晚饭的以外，还准备了带着在路上吃的。疲劳也顾不得了，很快地离开木船，乘夜向滁县方向前进。

　　归队路上

　　13日的这一夜，我们不断地在摸索中前进。在前进中一听狗叫，就及时防备，细察动静。近处的村庄狗叫，我们怕被敌人发现，远处的村庄狗叫，我们怀疑可能已被敌人占领。情况弄不清时，我们就绕道而行。一夜都在紧张中，已不知什么是疲劳了!当天亮了以后，我们遇人就打听敌人的情况，除浦镇以外，没听说别的地方有敌人，我们也就比较放心了。我们好像几只失群的孤雁寻找雁群，在想方设法找寻我们的队伍，可是，我们的队伍在哪里呢?

　　前途茫茫，我们成了散兵游勇了，像几个武装流浪者。

　　一路上，像我们这样的武装流浪者可不少。武装流浪者不比徒手漂泊者祥和，心情容易激动，有时彼此之间为相互争购食物也会引起吵闹甚至打架。最痛心的还出现过为夺取别人的手枪而把别人打死的事。

　　在乌衣镇附近的公路上，有两个被杀者的尸体躺在那儿，当地人说，因为这两人身上带有手枪，被人(别的武装流浪者)下了毒手。谁管?谁也不敢管(手枪带到后方能卖到不少的钱)。

　　14日的夜里，我们是在一个庙里度过的。我们手里握着快慢机的手枪(德制)，我们怕遭人偷袭，一夜都在提心吊胆。

　　天一破晓，又继续赶路。由于身上带着干粮——面饼，我们的行动比较利落。

　　15日中午前后到达滁县。这时，我们在路旁的电杆上发现教导总队官兵到开封集合的留条，部队有了消息，总算有下落了，心里就踏实了。我们准备到火车站搭车，胡宗南第1师派部队在车站维持秩序，但秩序仍然很糟，非常混乱，非常拥挤，什么时间开车也弄不清楚。我们是继续徒步而行，还是等待火车?心乱如麻。

　　入晚后正好有一列火车升火待发。车上人不少，车门有兵把守，不让我们上去，不让上就不能赶到开封，非上不可。我们拔出手枪，做出不让上就开枪的姿态。这一招很灵，我们上车了!

　　赶到开封。报了到，我们就归队了。

　　后记

　　上海、南京抗战亲历的回忆，我暂时就写到这里。这是一份无足轻重的材料。执笔的动机，主要是想以雪泥鸿爪之踪，聊供友好间之话故而已。在当时，我和庸诚、慕超，都是下级的小军官，那辽阔战场上千变万化的复杂情况，就我们所能直接接触到的而言，何异“九牛之一毛”。因此，片面、零碎、错乱，在所难免。虽然如此，但在我们的点滴情况中，也有可嘉可赞之人，也有可歌可泣之事。从这些人与事中，也可以看到当时抗战的士气与民情之一斑。

　　从我们的记述中，也可以看到当时有的高级指挥者们的“功绩”。上海和南京的混乱溃退，千万的爱国健儿因之而牺牲、残废。就这点讲，当时的有些高级指挥官，不但是无能，而且是犯罪。

　　这已经是70年以前的往事了，70年中人和事的变化是很大的。当时亲历战场者，现在已经是所剩无多了，而有时间尚有些精力能记述这些往事的人，那就更是不多了。目前，我们心尚能思、目尚能见、字还能写，在饱食终日的情况下，来个点点斑斑的笔记，此亦消磨时间一良方也。

　　“落后挨打”的历史教训，对我们这一代人的教训是刻骨铭心的，至今仍心有余悸。但对广大年轻人而言，未必能领悟其中道理。我的回忆或许对后人有所启示，我就感到莫大的欣慰了!

　　(采访日期：2006年3月1日)

责任编辑：振中 最后更新：2020-02-13 22:2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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