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师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武干卿
2020-02-13 23:19:29 来源：抗日战争纪念网 点击： 复制链接
老兵档案：武干卿
1917年出生于湖南
1934年12月在江西南昌加入88师262旅
1937年8月作为第88师262旅524团2营重机枪连的特务长，参加淞沪战役
1937年12月参加南京保卫战，后又陆续参加了徐州会战、鄂西会战
1950年解放后在长沙市消费合作社工作，直到退休
八字桥终于攻下来了
在长沙铁佛东街的一幢老旧居民楼里，我们见到了武干卿老人。武老很健谈，声音也很洪亮，颇有军人的气质。
武老已90高龄，却还经常参加街道居委会组织的一些社会活动，老人没有什么嗜好，唯独抽烟很厉害。
听说我们是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的，老人像见到了亲人，特别亲切，紧紧地和我们握手。
“我所在的88师，是中央军装备最好、战斗力最强的部队。师长是黄埔一期的孙元良将军。”武老对我们说。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日本军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侵略的步伐。淞沪会战爆发前夕的8月11日，88师奉命连夜从无锡登上开往上海的列车，第二天上午，88师主力到达上海郊区真如、大场一线。武干卿所在的88师262旅524团，进入了真如南面离苏州河不远的阵地中。
当时武干卿是2营重机枪连的特务长。
部队刚进入阵地，团部就下达了准备战斗的命令，武干卿立即进行了全连弹药补充和伙食供应的准备工作。8月13日上午，日本军队首先向我上海市保安总团阵地进犯，并首先向我军开枪射击，我军奋起自卫反击，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了。
上午10时以后，日军开始向88师防地进行攻击，但都被打退。
下午4点左右，日军大举进攻。闸北区青云路、西宝兴路多处起火，下午6点钟的时候，88师冒着日军的炮火，奋勇反击，不但打退了日军，还收复了曾被日军占领的八字桥。
“我记得当时长官说，八字桥战略地位很重要，夺取了八字桥，我们就可以过河去攻击虹口的日军据点。”武老吸了口烟，精神倍增，仿佛又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524团2营重机枪连共有三个排，二个重机枪排，一个步兵排。步兵排有几挺轻机枪，作战的时候，三个人一挺重机枪，其他连队在冲锋的时候，就加大火力掩护步兵前进。由于敌人火力太猛，攻击的时候，士兵们都是匍匐前进的，一面打，一面进攻，利用小河沟、房屋作掩护。
8月14日天还未亮，524团接到了准备攻击的命令。这时88师262旅的位置，在闸北区北站周围至闸北公园一带。524团向虬江路、横浜路一带的日军阵地发起进攻。264旅集中兵力进攻日军陆战队司令部外围的几个据点，主要是消灭盘踞在持志大学、五卅公墓、爱国女校的日军。
“14号天刚亮的时候，我们听到信号枪呯地一声打响了，这时天已亮，我隐隐约约看到一丝闪亮，冲锋号立即就响了起来，我们就开始进攻了。”武老说：“那天的情景到今天我还记得很清楚。”
信号枪响以后，队伍立即就发起了进攻。战士们利用各种障碍物作为掩体向敌人阵地冲去，枪炮声霎时间响了起来，重机枪连依旧紧跟大部队，掩护步兵进攻。这一天战斗的激烈程度要比昨天利害得多，炮火异常猛烈，进攻的时候，遇到了日军激烈的抵抗。日军的阵地都是几年前准备好的工事，很坚固，武器装备也很好。524团是在八字桥一带和敌人战斗，虽然我们士兵作战都很勇敢，边打边向前冲。但由于敌人的炮火非常猛烈，堡垒又很坚固，所以双方呈现出胶着状态，整整打了一天，敌人的阵地还是没有突破下来，但我军的攻势依然不减。
“后来，我才听说，我们旅当时主要的任务是向虬江路、横浜路正面之敌发起攻击，以牵制虹口日军的主力，支持264旅攻击持志大学、爱国女校等处的日军，对日海军陆战队大楼形成包围圈。”
第二天，262旅又组织了多次进攻，收复了被日军侵占的几处阵地，日军进行了反扑，飞机、大炮不断向我阵地进行轰炸，部队伤亡十分严重。
“我们还在和日军展开激烈的八字桥阵地争夺战时，传来了264旅旅长黄梅兴在爱国女校的战斗中，不幸以身殉国的消息。”武老对我说：“当时我们听了以后，都很悲痛，黄旅长为人正直，对士兵很客气，很爱护，他亲自带领士兵冲锋陷阵，身先士卒，誓死抗击日寇，体现了一个中国军人为国家、为民族，精忠报国的民族精神。士兵们本来就因为牺牲了许多好弟兄，心里已经悲愤难忍了，黄将军的牺牲，更是点燃了大家的怒火。”
一时间，群情激奋，524团部马上打出一个信号弹，士兵们勇猛地继续冲锋，大家都想为黄将军和弟兄们报仇，所以打起来更勇敢了，冒着敌人猛烈的炮火，冲到了八字桥边。敌人的机枪、大炮疯狂地向进攻的部队扫射、轰炸。虽然有许多人倒下了，但其他士兵们毫不畏惧，继续向敌人阵地发动进攻。“敌人的机关枪像扫地一样，打得地上灰尘都扬起来了。炮弹炸得到处都是坑，到处都是烈火和浓烟。”日军在增援部队的支持下，不断反扑，两军反复搏杀，相持不下，战斗进入了白热化。
“我带了几个士兵，冒着炮火，给前线送弹药，送饭菜。”武老说，由于士兵们不怕死，勇敢作战，八字桥终于攻下来了。
亲眼看见杨瑞符营长负重伤
从8月份开战以来，日军组织兵力，多次向88师阵地发动猛烈进攻，都遭到顽强抵抗，日军死伤许多。
“日本人对我们又怕又恨。我听说日本人在开战时，曾扬言1个星期攻克上海，3个月灭亡中国。可我们在闸北，冒着敌人飞机、大炮的轰炸，还有敌人装甲车和部队的轮番冲击，尽管伤亡了许多人，但还是牢牢地守住了闸北，守住了阵地。”武老说这话的时候很自豪。
“在闸北的2个多月里，我们怀着战斗到死的想法，不论敌人怎样疯狂，我们决不后退一步。”
“从8月下旬开始，日军大批增援部队到上海。到10月26日，88师奉命向苏州河南岸撤退。”
残酷的战斗情景，武老直到现在回想起来，仍记忆犹新，夹着香烟的手也因激动而颤抖。“我们师一直坚守闸北阵地达2个半月，敌人未能越雷池一步。我们的部队冒着日军强大的火力，全凭血肉之躯与敌人搏斗，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10月下旬，524团接到了掩护部队撤退的命令。
“退了有几里地的时候，军部决定派一支部队坚守四行仓库，掩护大部队撤退过河。”
524团团附谢晋元主动要求带第1营留下来，守住苏州河边的四行仓库，第1营的营长是杨瑞符。
当时正下着大雨，日本人的飞机大炮仍在狂轰滥炸，地上到处都是瓦砾、泥浆，士兵身上都是一身泥土。在撤退的时候，敌人的轰炸一直不停，飞机到处扔炸弹，枪炮声响成一片。武干卿所在的2营许多人被打散了，有些人跟着1营进了四行仓库。
武老回忆说：“我当时手上只有一把二十响的快慢机手枪，当敌人追上来的时候，我就以断墙作掩护，和大家一起向敌人射击，掩护其他部队撤退。”
敌人的攻势稍稍小一点的时候，武干卿和其他士兵马上趴在地上匍匐前进，朝四行仓库撤退，离四行仓库还有几十米的地方，一个传令兵过来对武干卿说：“特务长，杨瑞符营长负伤了。”
“因为我是特务长，所以我马上就进了四行仓库，一看躺在担架上的杨营长的伤还是蛮重的，我和他讲话，他也不答应，衣服上全是血。”随后武干卿叫人简单地给杨营长包扎了一下，和救护队一起护送杨营长撤出了四行仓库。过了苏州河，送走了杨营长以后，四行仓库已被日本人包围了起来，枪炮声又响成一片，真是枪林弹雨，炮火连天，回四行仓库的道路已被炮火封锁了，武干卿就随着大军到了苏州河南岸。
当时武干卿跟着大部队走，几天后，总算找到了523团。
武老和四行孤军的杨瑞符营长很熟，一直称他为“老长官”。我们对武老说四行孤军的名声可大了，当时你要是进了四行仓库，你也是“八百壮士”之一了。
“当时乱得很，官兵之间都失去联系了，官不认得兵了，兵也找不到官了。”武老对我们说：“能活着出来已经不错了。”
武老告诉我们，他命很大。
“我在寻找部队的时候，在昆山附近，日本的飞机又来扫射和轰炸，我躲进了一间民房，刚躲进去，日本人的炸弹就落在门口，我眼一闭，心想这下完蛋了，可是等了一会，没有听到爆炸声，我一看原来是炸弹哑火了，连忙爬起来撒腿就跑，一路上再也不敢停留，一直朝苏州的方向跑。”
到了晚上，命大的武干卿碰到了连长，继续朝无锡方向走，然后从无锡上了火车直到南京，回到了88师。
那个时候，88师许多弟兄可都没有像武干卿这样的命了，陆陆续续回来的没有多少人。
“补我一枪”
没过多久，武干卿又参加了南京保卫战。
“我们88师524团奉令在雨花台的前沿阵地坚守，这个地方离雨花台有5华里。”12月8日，日本机械化部队在飞机的配合下，占领了镇江炮台，大批日军向南京蜂拥而来，南京小汤山也在日军强大的火力下失守了。雨花台成为日军随时都可能发动攻击的目标。
12月9日拂晓，日军进攻南京的总攻开始了。日军还是仗着其武器的优势，用飞机、大炮，不断对南京城里和外围阵地狂轰滥炸，地面上的日军在装甲车的掩护下，向我军阵地发起了轮番进攻，一时间，南京城里城外，浓烟滚滚，火光冲天。
在雨花台的前沿阵地上，日军的炮弹到处开花。524团团长牺牲了，连长也牺牲了。营长黄齐这时对武干卿说：“武干卿，连归你指挥。”
“是，我来指挥。”
武干卿接受命令后，指挥全连战斗。过了两三个小时的时候，黄齐营长左肋也被日军的弹片击中，鲜血直流。
“黄营长躺在地上，对我说‘我受不了，武连长，补我一枪，补我一枪。’”
武干卿哪里下得了手，对我说：“那不行，我不能打自己人啊。”
这时有一个士兵想把黄齐营长扶起来，结果还没扶起来，营长捂着伤口的手却松了下来，大量的血一下子涌了出来，营长就这样牺牲了。
“营长一直对我很好，很赏识我，我参加这个部队后，营长一直培养我，现在又让我当连长，现在他牺牲了，我的心情非常悲痛。”老人的眼角挂满了动情的泪花。我们能想像当时的悲壮，也能感受老人此时的情感。
524团在雨花台前沿阵地坚持战斗了4天。团长、营长、连长都牺牲了，武干卿的连队也只剩下十几个人。
其他连的伤亡也差不多，这时团里没有人指挥了，只好各自为战，边打边撤。
武干卿带着剩下的三四个士兵退到了中华门，遇到了军长孙元良将军，他在中华门外沙包工事上，手拿望远镜正在观察敌情。“他认识我。”武老说。
“孙元良说‘你是武干卿吧’，我立正回答说是!他手一招，让我进入了工事，他又把手挥了挥，要我后退，撤离阵地。”
武老回忆说：“记得那天是12月12日早上，我进入了中华门，慢慢地朝下关方向走去。后来我才听说，12月8日日军机械化部队曾进入过南京外围，但被我军击溃，随后日军的大部队就从三面包围了南京，南京卫戍司令唐生智等高级军官，召开保卫南京的军事会议，正在开会时，日军的几十架飞机，又开始轰炸南京，炸弹像暴雨般地倾泻，城里的房子不是炸塌了，就是着火了，军事会议的会场也被炸了，会也没法开了。唐生智、宋希濂、孙元良、王敬久等司令和军长们都马上撤离了会场。虽然当时准备坚守南京六个月，但日军的攻势太猛，我们的部队又被日军分割包围，各个部队只能各自为战，最后实在支撑不下去，就都撤退了。”
江面上人脑袋就像下汤圆一样
南京撤退的情形，武老至今仍历历在目。
武干卿是13日早晨天亮时到达下关的，到了下关一看，吓了一跳，下关的轮船已经撤走了。
“会游泳的和不会游泳的都往长江里跳，江面上人脑袋就像下汤圆一样的，一锅里，尽是人脑袋。”
这时日本的兵舰正从燕子矶江面上炮轰紫金山，看阵势，很快就会开到下关。这时还在江边犹豫的人也都跳江了。武干卿也没办法了，只好带着两个战友，一个姓杨的和一个姓胡的排长跳入江里。
武干卿用了几个小时，总算到了对岸八卦洲。那八卦洲岸边全是黑泥巴，是很烂的淤泥，好多人不知道淤泥的厉害，从水里出来站起来就走，结果许多人都陷在淤泥里爬不起来了，武干卿很有经验，一见急了，大声喊叫，叫他们扑在地上爬着走。这样许多人根据武干卿所说的方法，慢慢地向前爬行了一里地的样子，都安全脱险了。
到了岸上，有一些散兵，乘机打劫，抢士兵们的钱。“我一看不对，就对身边的两个人说，上岸后，他们要是问你们，你们就说我是军长，我先冒充一下，否则难过这一关，身上带的钱恐怕保不住了。”
上了岸，一个士兵拿着一支步枪，对着我们大声呼叫，什么人，上来!姓胡的排长正好走在前面，也是大声的回答，你们想干什么?我们军长在这里。由于撤退时，武干卿老人在接受采访许多长官都穿上士兵的服装，分不出真假，那些人听了以后，不敢惹麻烦，就把枪放了下来，让武干卿他们走了。
“我们走了约十里路，就在一个老百姓的屋里，弄了点吃的，又到了乌衣车站，坐火车到了徐州。见到了一个告示牌，88师失散的士兵到河南开封集中。我们就坐火车到了开封，在开封集中以后，马上开始整编，由于伤亡过多，新兵又一时难以补充，524团建制取消了，我们编入了523团，开到河南洛阳集训。”
我们消灭了100多个鬼子兵
我们问武老，你在战场上差点送了命，为什么还要去部队。武老这样回答我，那时候兵荒马乱，除了去当兵杀鬼子，还能去哪儿?
徐州会战的时候，武干卿所在88师奉命去台儿庄增援，那时已是徐州会战的后期，刚到兰封县(现该县已撤销，一部分在兰考县)日军的机械化部队把铁路拆了，去不了台儿庄。88师就在兰封和日军交战，打了3天，就又撤退了。撤退的情况又和淞沪抗战的撤退一样，比较乱，官兵之间再次失去联系。
“我当时撤退时从开封坐火车到了汉口，找到了已养好伤而且担任团长的杨瑞符，他把我安排到第11补充兵训练处当连长。”
两三个月后，杨瑞符对他说：“武干卿，你行伍出身，年纪还轻，送你到陆军步兵学校去学习，你看怎么样?”
就这样，武干卿又到了陆军步兵学校射训班第十五期学习了半年。毕业回来后，杨瑞符的团改编为陆军第6师17团，杨瑞符仍然担任团长。杨瑞符举办了一个班长以上人员参加的军事训练班，武干卿担任主任教官，训练班办了3个月。结束以后，武干卿任17团第3营第9连连长。
1940年5月，日本侵略军为了解除鄂北、豫南方面中国军队对武汉的威胁(此时武汉已被日军占领)，集中了7个师团的兵力，向襄阳、枣阳等地发动进攻，企图消灭第5战区的中国军队主力，中国军队在河南信阳至湖北江陵一线顽强抗击日军，进行了闻名中外的枣宜会战(又称鄂西会战)。这次会战历时2个月，大小战斗500余次，歼灭日军2.5万人，日军在这次战役中，始终未能捕捉到中国军队的主力，也未能解除中国军队对武汉的威胁。但在这次战役中， 33集团军司令官张自忠将军在枣阳南瓜店作战中不幸阵亡。
“当时我们部队还在湖南，听到张将军身先士卒，奋勇抗战，光荣牺牲，特别是张将军的遗体还落到了日本人手里，大家都很愤怒，我们的部队立即渡过长江，前去增援33集团军。”
“到了湖北潜江县，在广华寺一带和敌人交上了火，我记得附近有一个敌人前哨据点，叫八家岭，这是一个高地，很重要，如果能攻下来，可以控制左翼阵地，有利于大部队进攻。这个任务交给了我们第3营，营长是浙江人，讲话我听不大懂，他特地用官话对我说：‘武干卿，你们连要在9点钟以前，拿下八家岭，听我们信号弹就进攻。’”
武干卿刚回到连队，向士兵们传达了进攻的命令，信号弹就响了。
看到信号弹，武干卿大喊一声：“弟兄们，冲啊!”
喊声还未停，士兵们就开始冲锋了，山上的日军有100多人，根本没料到会突然受到攻击，有许多人还在宿舍里睡觉。
“我们一上去，先把山腰三个哨所的6个日本兵干掉了，然后一排在左，二排三排在右，一鼓作气冲上山顶。三排排长用机关枪开路，杀进敌人屋内，乱枪齐发，100多日本鬼子很快就被我们消灭了。”武老很兴奋地对我说，“还捉到了2个俘虏，我们的心情，真想把他们毙了，日本鬼子杀了我们多少人啊!但因为上面有命令，不能杀俘虏，所以我叫士兵们把他们捆绑起来，送到团部去了。”
过了不多久，日本人大部队反扑过来了，炮火很猛，由于力量悬殊，武干卿连的伤亡很大，三排长和排里的战士都牺牲了。其他排伤亡也很大，一些士兵一看苗头不对，临阵脱逃，不听号令就往后跑，结果其他人也跟着撤退了。
“退到了八家岭下一条河沟的时候，我追了上来，我那时年轻气盛，对部分士兵逃跑的行为十分气愤，我跳过河沟，拔出手枪，指向那几个带头逃跑的士兵，命令他们转过身来，准备战斗，其他士兵一看，也都就地卧倒，寻找隐蔽的地方，继续向敌人射击。”
这时我军后方的部队也向敌人开炮了，阵地得到了支援，同时敌人的炮火更猛烈了，就在稳定部队投入战斗的十分钟后，武干卿的腿被敌人的子弹打穿了。倒在地上怎么也站不起来了，士兵们用担架把武干卿送到了卫生队，卫生队的医生一看伤得不轻，简单地包扎了一下，开了伤票，就叫人把他送到大后方——四川第120后方医院治疗。
一切能证明我那时身份的东西，全扔在长江里了
从战场下来的武干卿在医院里住了1年多，动了几次手术，伤虽然看起来好了，但走路却很不灵便，一瘸一拐的。后来又被安排到重庆南边的江津伤病员休养院去休养。那时孙元良将军正在成都，听说有些88师的伤病员在休养院养伤，就去休养院视察，看望老部下。
没想到事隔3年，孙元良将军还认识武干卿，他一看见就问：“武干卿，怎么样啊?”
武干卿立即站了起来，孙将军看了下就说：“你走路不方便，就不要回部队了，你那个样子怎能上前线呢，这样吧，你到粮食部运输处，你去督运，当督运专员，不要你跑，你在那里坐镇指挥就行。”
武老说到这儿，吸了口烟告诉我，“这是老长官在照顾我，我仍然可以在后方为前线的抗日将士服务，我当然服从啰。”
当时前线的许多军需物资，包括粮食，都是从四川通过长江运往湖南、湖北前线的。这条运输线虽然屡遭日军飞机、军舰的破坏，但始终坚持下来，为抗战的最后胜利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抗战的后期，武干卿就这样到了湖北的宜昌。
由于四川境内的航道比较窄，所以四川来的物资，粮食都装在吨位比较小的船上。到了宜昌以后，江面开阔了，再转到大吨位船上，往长江中游各城市送。
“我的任务就是督促检查运往宋希濂兵团的军用物资能否及时安全地运到，我在宜昌当督运专员一直当到抗战胜利，其间日本军队曾三次攻打宜昌，企图破坏水上运输线，夺取我们的船只，但都被我们打败了。”
抗战胜利以后，武干卿在宋希濂兵团的联合勤务司令部工作，还是从事督运专员工作。
1949年，渡江战役开始后，国民党军队一路溃败，解放军很快打到宜昌。
“我们被打散了，我换上了便装。有一天，我们几个换了便装的同事被解放军的前哨部队围住，他们问我们是不是国民党军官，我们都说不是，只是做生意的人，解放军就把我们放了。在这之前，我已经把军校毕业证、任官令等证件全都扔到长江里去了。”
这时，武干卿老人笑着对我们说：“你们想征集我参加抗战时的一些证件和物品的愿望，我已经无法满足你们了，我连军服、包袱、皮箱和一切能证明我那时身份的东西，全扔在长江里了。”
后来，武干卿从宜昌跑到四川万县，那里还是国民党军队占领的地方，联勤司令部的一个处长让武干卿在万县兵站当站长。
一天，武干卿在万县大桥上碰到了一个人，叫杨熙宇，在88师当过武干卿的营长，现在是孙元良第16兵团第47军长了，他一见武干卿就说：“哎，武干卿，你在这里啊!”
“我一见是老营长，也很高兴，我说我现在有点事，明天来看你。”
武老说：“杨军长住在万县一个旅馆里，第二天我去看望他。同去的还有联勤部兵站的一个总干事。由总干事做东，请杨军长吃了一顿饭。在饭桌上，杨军长对我说，他那里有一个团，团长的位置还空缺，你马上过来上任。我说，我在兵站有些事还要处理，等我移交完，3天后就来报到，杨军长答应了。”
谁知道，解放军用兵如神，第2天早上天一亮，万县县城里到处都是解放军了，武干卿一见苗头不对，故伎重演，把军装一脱，用一套很新的西装找老百姓换了一件长褂子，又装起普通老百姓，躲了起来。
舍不得老伴
其实像武干卿这样的国民党军官有很多，既参加过抗战，杀过日本鬼子，流过血，又打过内战。只是在那个时代，他已经无法作出选择了。
“我在兵站当站长的时候，就已经知道国民党长不了了，许多长官都开始往台湾跑。我也以站长的名义，叫参谋买了三张去台湾的飞机票，我一张，副站长一张，副官一张。”
武老看了一下坐在旁边的老伴，平静地对我说，“但我最终没走，为什么?因为老伴在湖南，舍不得老伴，我不好意思把她丢下自己跑了，另外对解放军的政策也有一点了解，不怎么害怕。”
解放以后，50年代，武干卿回到了长沙，和老伴团聚在一起，起先做过一些小生意，后来参加了长沙市劳动局举办的职业训练班，被安排在长沙市消费合作社工作。
“由于我有文化，领导批给我5000块钱，叫我带领四十多人开设一个门市部，我当经理，出售副食品。这个门市部由于经营得好，发展很快，成了长沙市里甲等先进单位，我以先进单位的领导参加了长沙市第一届劳模大会。”说起这事，武老很有成就感。
正由于此，过去的一些运动中，包括“文化大革命”，武干卿都安然无恙。后来门市部发展成为副食品公司以后，武干卿还是当经理，而且年年评为优秀干部。“我退休时，还让我身体不太好的女儿顶替，我退休了以后，新任的经理有事还经常找我商量，对我很尊重。”
武老对现在的状况很满足。
“我现已到了耄耋之年，回想起许许多多壮烈牺牲的战友，你说，我还有什么可抱怨或不知足的呢?”武老看着我们说。
“知足常乐。我现在正享受着人间最美好的天伦之乐，真是三生有幸。”
临走的时候，天下着濛濛细雨，和老人分别后，我们在心里默默地祈祷，愿这些为国家付出青春和鲜血的老兵们的晚年生活幸福安康。
(采访日期：2005年10月14日)
责任编辑：振中 最后更新：2020-02-13 23:3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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