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政略的角度看淞沪会战
2018-07-01 19:25:30  来源：作者 郑浪平  点击：  复制链接

　　“各地战士，闻义赴难，朝命夕至，其在前线以血肉之躯，筑成壕堑，有死无退，阵地化为灰烬，军心仍坚如铁石，陷阵之勇，死事之烈，实足以昭示民族独立之精神，奠定中华复兴之基础。”——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三日国民政府

　　在中日的历史决战之中，再也没有一场会战，能像淞沪会战这样打得惊天动地与扣人心弦。中日双方所动员的部队总数，最后超过了一百万人。所有现代的武器，如空军飞机、海军舰炮、坦克、毒气都大量的出笼。但是同时，最为原始的作战方式，面对面的以刺刀格斗、甚至石块投掷，也有壮烈的人肉炸弹，全都于战场出现。战斗就在十里洋场的上海都会区的租界边缘进行，新闻记者可以一面在大饭店的阳台上喝咖啡，一面远眺中日两军的浴血作战。

　　这种大会战的规模与型态，恐怕是人类战争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若以战争规模、作战时间、战争激烈程度、作战伤亡数目、以及作战使用的手段等综合比较，特别是其造成的整体战略结构影响而言，淞沪会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第一大战”，时间序列第一。而历史性的战略影响，只有斯大林格勒、中途岛海战等著名的战略转折点战役，才能相比。对于中国而言，淞沪会战之重要性在于，它不仅发挥了抗战史上罕见的战略影响——全面落后的中国，竟然从此掌握了战略主导权，使得居于优势与领先的日本，始终无法摆脱中国的战略主动，最终陷在中国的“持久战”战略消耗之中，进退维谷，而失去战胜中国的机会。更展现了中国历史的智慧胆识以及英勇奋战的勇气，重写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塑造了中华民族现代国家的自我认同，中国不会亡的信心，正是从这场血战的战场中得到了验证。

　　当时参加淞沪会战的绝大多数中国军人，根本没想过他们将面对一场最现代的三军联合立体作战，以及在飞机与八英吋炮弹攻击下的可怖景象——全面落后的中国军队，却出现视死如归的英勇作战精神，当时中国参战的军队有如前清遗留改编的团练，无统一制式装备，无统一完整训练，无统一指挥后勤体系，无统一中心思想，硬是以保家卫国的民族意志，以血肉之躯对抗暴雨倾盆的钢铁炸弹，(估计国军伤亡约在18万人，日军伤亡约为6万人) 而且在各个阵地上反复冲杀，一直支撑了三个月。他们用身体筑成拒敌的唯一长城。

　　在卢沟桥事变开始恶化，迅速地扩大成为华北事变的时候，中日双方的领袖们，都在计划一场历史的大决战。但是，中日两国的军政决策者，在刚开始考虑决战的地点与方式之时，都没有把上海当成中日两军大决战的地点。

　　事实上，当时中日双方的军政领袖，都已经准备选择在卢沟桥事变爆发的华北地区，就地进行军事决战的较量，中日的主力作战部队，开始向河北集结。但是，中国方面的军事领导人，在考虑争取战略主动以控制战略轴线发展的大历史眼光下，断然决定，放弃华北决战，改在华东决战;日本方面则是一直以为可以在华北进行决战，重创中国军力，成功切割华北成为日本的新占领区，面对国军在上海的挑战，日军有着皇军输不起的心理，所以被动地放弃了华北决战的计划而转往上海。于是中日之间的战局，出现了重大的变局，原先预期的华北决战没有打热，反而是由上海的一个小型的冲突事件，迅速扩大成为中日战争历史中，最大规模的会战，从此中日战争的战略发展，也转为由中国方面主导的局面。

　　淞沪会战的大历史背景：中国到了“最后关头”，日本走向战略“泥沼”

　　日本的如意算盘：蚕食中国，提防苏联

　　时间回到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晚间，北京郊外的卢沟桥，发生中日两军的意外磨擦(所有证据都指出，事变绝非预谋，双方都没有准备军队的布署以及事件发展的兵力计划)，由于并未发生死伤，照当时的局势而言，事情可大可小。至少在中国方面，当时河北的中国军政最高长官宋哲元，还在山东老家“休假”，他没有立即销假回北平掌握大局，而是遥控局势，要求部属息事宁人，尽量不要给日军扩大事端的借口，为中国争取更多准备抗战的时间。

　　此时，南京中央正在与延安红军进行改编国军的谈判、与西南的诸侯进行军队整编安排，以及进行准备抗战的理财、练兵计划。根本顾不上在北平郊区的军事冲突。

　　当时的日本政府，则是受困在全球经济大萧条余波影响，财政焦头烂额，无意对外生事(打仗就是要花大钱)。日本军方参谋本部，在参谋次官多田骏及作战部长石原莞尔的领导下，正在推动对苏联作战的战略整备，指示海外日军减少对中国的军事挑衅。而日军在河北的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中将，刚刚暴毙，尚未下葬，新任司令官香月清司还没有到任。虽然日本政府与军部都非常关心西安事变之后，中国内部国共之间的整编与联合抗日的局势发展，但是日本政府与军部却末决定要对中国的局势发展，进行直接的干预。

　　所以，既然卢沟桥现场没有什么重大冲突，中日两国最高军政系统又没有事前摊牌的规划，整个事情是可以慢慢谈判。但是，谁也没有想到，日本的强硬派将校，却决定联手利用这个意外，要对中国的华北重镇北平与天津，进行一个扩大的控制拓展。至少要能拿下永定河以东的河北地界，并入冀东自治区，若是能够进一步吃下冀察两省，分裂中国华北，更是上策。

　　因此日本海外的驻军将校，以及陆军省的少壮派军官，眼见日本政府与军部缺乏借机扩大的作为，于是开始串联扩大声势，其中以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最为积极，不但主动将部队推送到长城与鸭绿江边，进行入侵作战演习，同时派遣军官赶回东京进行串联游说，特别是要求香月中将上任之后不能就地和平解决，一定要扩大事端，日本的支持军队已经在边界就地等命令，随时可以配合驻屯军进攻永定河东岸，控制平津。

　　果然施政无方的日本政府，无法提振大萧条下的经济，所以民意支持度低，在日本军方串联的压力下，又觉得多年以来，日本在华北的发展并不顺利;而在西安事变之后，中国的国共以及中央地方之间团结抗日的共识已经建立，加上日本军方狂人陆相杉山元向日皇保证，“支那事变可以轻易在三个月之内就可以完全解决”，所以日本政府终于同意军方的决定，利用卢沟桥的意外事端，打击中国，以获得民意的支持，扩大日本的利益。

　　经过日本军政领导人最后定调的日军立场是，日军利用这次卢沟桥事变扩大争端，最少要拿下平津这两个历史名城，若是中国方面真的不肯退让，那么日军决定要在河北中部，以大会战方式歼灭中国主力军团，以达到“严惩暴支”，完成切割中国华北的另外一场历史进展，日本决定成立华北方面军，由寺内寿一大将出任统帅，统筹日军在华北的军事行动。

　　日军当时并未想到要在上海，或是长江三角洲的中国军政经济财税重心，同时进行军事行动，因为日本只想切割蚕食中国，若同时在上海开战，将会牵连日本与国际强权的重大经贸利益，当时的日本还不想引起国际众怒而完全孤立。何况日本更为担心苏联的动作，若在上海开战，日军兵力向华东分散，恐怕难以兼顾苏联在北方的行动。

　　当时的日本，已是世界级的军事强权，有着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全国动员参战的体制，日本所缺的只是战略原料供应而已。日本想要征服整个中国，但在策略上，所要采取的是逐步蚕食，而不是一举鲸吞，所以日本侵略中国的手，不会一次伸得太长，以免贪多吃不下，陷在中国的战略泥淖之中，反而给苏联有可乘之机，同时又有遭到国际社会反弹的后遗症。当时的日本政府与军部，都是吃定中国不敢全方位反击日本侵略，中国军队最多只能在华北对日军的进攻，进行局部有限的抵抗，根据过去的经验，中国面对日军侵略，防守不住，又遭到损兵折将之后，中国只有默认日军控制的战局，有如九一八事变之后的东北、长城之战之后的热河，都是日本侵略中国，中国打不过也守不住，只有让日本硬占中国的领土，中国除了外交抗议之外也无可奈何。当然日本知道，国际社会虽然不愿日本独自吃掉太多的中国利益，但是由于绥靖主义迷漫，国际强权还不至于为局部的中国战役，而与日本决裂。日本可以放心侵略中国的华北。

　　蒋介石：内有分裂，外有强邻之下的牺牲战略

　　而当时国际强权之中，恰恰是日本最担心的苏联，希望中日之间扩大冲突，爆发全面战争，因为只有中日陷入历史大战之中，苏联才能轻易的获得中日相争的历史机会，以最低的代价，争取到远东的最大战略利益。

　　蒋介石当然非常懂得苏联的利益观点，但是，以当时的中日关系以及国际局势而言，中国自立还需要时间，国际社会其它国家自顾不暇，不会有人为中国得罪日本，蒋介石除了采取“联苏、容共、抗日”的战略之外，中国已经没有别的策略可以选择。这就是假如魔鬼可以救中国，中国都必需与魔鬼合作的历史悲剧时刻。(当时日本侵略中国东北与内蒙，苏联侵略中国外蒙与遥控新疆)

　　对于中国本土政治而言，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之后，只是在形式上成为中国领导抗日作战的共主，还不是拥有完全领导权的国家领袖，蒋还需要更多的时间以扩充巩固对日作战的实力——比如，准备六十个德式装备师，同时建立一支可以抵抗日军掌握绝对制空权的中国空军，以及在全国战略要地，修建军事防线与要塞。同时整合更多的诸侯部队，在西南大后方建立交通、电讯以及后勤兵工厂，这样中国才能勉强有实力与日本较量，蒋介石希望最快能在一九三九年初步完成这个战略布局，但是最好的时间是一九四一年，让中国有更多的时间调整提高整个战略的实力。

　　但卢沟桥事变之后，全民共识是，蒋介石不能再对日本任何的侵略行为退让，也就是说，抗日的最后关头已经到了。

　　平津不能再失，维持七七事变之前的态势，是中国与日本交涉最低也是唯一的底线。既然已经进入“最后关头”的全面抗战时刻，就要从全局与历史而非局部与片面的观点来考虑中日之间的历史总决战，蒋介石原已先将西北军北调，支持宋哲元强硬周旋，另外一方面也在规划调派大军一百个师北上，在石家庄建立指挥行营，由徐永昌出任行营主任，节制华北各军作战，必要时在河北中部与日军进行硬碰硬的大战。

　　但蒋很快就被国军中的年轻将领如陈诚、张治中等人，加上智多星白崇禧、德国军事顾问法肯豪森所说服，他们都指出河北决战的地缘战略危机，假如日军在河北决战取得胜利，那么日军一路追击撤退的中国军队，势必可以轻易渡过黄河，进入中原，然后就可以进窥武汉，切断中国西撤的战略通路，将中国由北而南，切开两半。

　　当时中国自从明清两朝以来，包括民国初年的一点工业化基础，以及所有的资源与军力重心，都在京广路以东;而在规划中的抗战大后方的西南，当时连军阀割据的问题都没有完全解决，基本上，中国西南的四川、云南、贵州以及广西几省，都还是保持独立的军政系统，对于蒋介石的中央政府的命令，很有保留，比如发生卢沟桥事变之时，中央政府的参谋总长何应钦，正在四川与三个差点相互开火的派系领袖进行军队整编的谈判，而接到中央召开抗日共识会议的通知时，云南的龙云还有所保留地私下通知李宗仁、刘湘等人，不要轻易相信蒋介石的决心抗战。所以中国在西南大后方，根本没有储备任何的战力，假如日军一旦从北而南地完成对中国的战略切割，那么中国就没有任何进行持久战的战略纵深，根本无法与日军进行“持久抗战”，也就是说，在战略上，中国非败不可。

　　所以，中国要想执行持久抗战的战略，唯一的办法就是争取战略主动，改变战略发展轴线，蒋介石知道，只有在首战就拿出上海、南京这片中国的军政经济中心与长江三角洲精华区，才能诱使日军陷入由中国所主导的战略运作。这也意味着蒋介石要在首战就要面临：首都面对战火，经济中心遭到摧毁，以及中央军将要失去地盘——当时四分五裂的中国，至少分成中央军、红军、粤军、桂军、晋军、川军(三个派系)、滇军、黔军、湘军、东北军、西北军(五个派系)，所有派系的最终利益都靠军力维持，而军力是靠地盘的粮饷与兵源支持，任何势力若是失去地盘，就将寄人篱下，一无所有，例如九一八事变之后的东北军。但是，从战略与历史的角度而言，中国要想在中日全面战争中，保持不输的奋战机会，只有牺牲上海这个城市，主动挑战日军。

　　这个战略远见，使得蒋介石不得不痛苦决定，纵使付出最高的战略成本也在所不惜，立刻转换首战的决战地点，由华北转换成华东，以上海、南京的重大地缘经济政治利益，来吸引日军跟着中国转换战略决战地点。之后，设法以长江做为中国战略纵深轴线，节节抵抗，步步后撤，逐渐拉高中国的地利优势，同时也将抗战的战略资源，同步移转到长江上游的大西南地区。

　　从政略而言，蒋介石也很清楚的知道，中国自从清朝末年以来，已经出现四分五裂的发展趋势，外国帝国主义又介入挑拨，中国内战多年，不但国家元气大伤，而且各个派系与割据诸侯彼此之间结下“深仇大恨”，所谓团结抗日，曾经也被怀疑为消灭异己的斗争工具之一，所以要想取信于各路诸侯，要想取信于全体人民，这次的抗战是全民一致的民族战争，身为中央军的领导人，就必需拿出证明，先将自己的部队与自己的地盘，不计牺牲与代价的投入这场全民抗日战争之中。才能表明，中央以行动证明抗日到底的决心。各路诸侯才会义无反顾的齐心投入抗战。

　　既然蒋介石决定在上海引爆中日大战，那么就需要一个因势利导的环境与名正言顺的借口，这时候，日本海军送上了这个机会。

　　日本海军挑衅，中国在上海引爆大战

　　在一九三一年的“一二八”事变之后，中日双方在上海的军事冲突，受到国际社会强烈干预，要求中日两国不要在上海地区进行战斗，以免影响国际社会的重大利益。因为上海不单是中国的金融与经贸中心，也是一个国际经贸金融的大都市，世界各国在上海有着极大的商业利益，上海的精华商业区，是属于国际强权拥有主权的租界地，因此在一二八事变之后，上海划出非武装的中立地区，以减少中日之间的军事摩擦。依照规定，中国正规军不能在上海市区附近布防，但是日军却可以在其租界地内，建筑防御工事，日本精锐的海军陆战队在这里设立司令部，日本海军的第三舰队，则在附近的水域巡弋(列强与日本的海军船只，依照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可以自由进出中国的内河水道)。表面上，除非日军有意在上海主动发动战争，否则中国方面还不容易以“擦枪走火”的方式，在上海引爆中日大战。

　　在卢沟桥事变扩大之后，上海的紧张情势也随之快速升高，因为日本在上海拥有虹口租界，负责经营日本在中国的经贸利益(当时中国是日本最大的经贸国家)，同时派驻了海军的重兵防守，而中国抗日风潮民气最盛的地方，也在上海。华北的中日冲突，立刻引爆上海强烈的反日民气，上海人民自动自发地抵制日本人所有的活动，甚至开始威胁日本人的生活安全(有些商店连米都拒绝卖给日本人)。

　　由于日本的海军，一直想在大陆政策上，强化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以增加争夺建军资源的筹码，因此日本海军不甘心由日本陆军一再的主导侵略中国的政策。根据日本海军的观点来看，假如中日两国在河北进行决战，那么日本海军仍然只是一个支持的角色而已，战后日本陆军必然会获得更大的资源分配权。何况在“一二八”事变之后，日本海军对于上海的攻防，就有着极大的军事兴趣，因此日本在上海的日租界中，秘密的建设了有如要塞般的防御工事。

　　当中国人民因为卢沟桥事变，而在在上海出现强烈的反日风潮之时，上海的日本侨民与工商业活动，都立刻受到极大的影响，日本海军当然要立刻展现强势的做为，增加部队，进行护侨的工作。同时日本的海军也积极建议参谋本部，应该在上海展现军力，以打击中国的政治与金融中心，牵制华军北调，以增加速战速决战略的威力。

　　不过，日本参谋本部的战略部署，一直是以防苏做为国防的重点，实在不希望再将军力分散到华中，所以并不同意海军的要求，在上海增兵。但是在卢沟桥事变之后，上海也发生了中日之间的冲突事件，八月九日，中国的保安队在虹桥机场，因为穿着便衣的日军大山勇夫车闯越机场封锁线，连同驾驶被中国的保安队射杀，这立刻成为中日双方在上海最为严重的交涉事件。

　　依照过去中日冲突的惯例，这种日军有人死亡的事件，是可以扩大成为正式的战争冲突(卢沟桥事件，既无人死伤，也无实物破坏，尚且都能扩大为攻占北平、天津的华北事变，何况虹桥机场日本死了军官)。虹桥机场事件爆发，给日本海军要求在上海增兵，找到了借口，日海军陆战队，首先在八月十一日，大量增援上海。日本驻上海的军政首长，则立刻向上海地方当局，提出强硬无理的要求，于是上海局势的发展，立刻出现了爆炸性危机的因子。

　　面对上海出现极度爆炸性的发展，给蒋介石一个在上海挑战日本的借口，蒋介石决定将精锐的中央军，开始调往上海布防，以防局势急转直下，而危及首都的安全。当然蒋介石同时已有改变决战地点的大战略考虑。而日本方面同样地重视上海的紧张局势，在海军强烈的主导之下，派遣了陆战队增兵支持上海，于是中日双方的军队，开始迅速在上海市内与近郊集结。

　　由于京沪警备区司令张治中积极请战，在八月十一日晚上，蒋介石同意派遣负责中央警卫部队的 87师(师长王敬久)、88师(师长孙元良)前往上海，同时开始调集更多的部队向上海外围地区移动，也有化装的保安队与便衣队参与，在八月十二日清晨，大量的华军开始驻进上海市区，中国试图掌握华东决战的主动权。

　　中央军在上海市区出现，立刻引起了国际媒体的大幅报导，上海市民更是民气高昂的欢迎中央军的保家卫国行动，但对于日本在上海的军队，就造成极大的压力，因为中日双方的指挥官，都在设法争取在上海先发制人的作战机会。日本海军将蒋介石调派大军驻进上海的情报，回报东京之后，日本海军大为震动，在海军强烈的要求之下，日本政府当天晚上就举行四相会议，最后决定派遣日本陆军增兵上海，以保护皇军与侨民在上海的利益。这个消息立刻由日本海军军令部长博恭王，先传给日本在上海的陆战队指挥官大川内。第三舰队同僚长谷川也立刻下令舰队进入中国长江水域备战。

　　日本在上海的驻军，在接到日本决定要在上海增兵的消息之后，当然有恃无恐，挑衅的动作更为加大，于是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二日起，上海已是接近风云急变之前的紧绷状态，任何的风吹草动，都会引爆不可测的冲突。华军与日军都在争取抢先布防战斗据点的时机，双方的便衣部队更是夹杂在人群之中，互相的刺探军情与寻找有利的地形。一时之间，中日双方出现大军云集，以及设阵布防的动作，上海局势紧张到随时可以爆发冲突。

　　八一三上海事变：华军欲制敌先机

　　究竟是谁先在上海开出第一枪，现在已经无法清楚的查证，但是可以比较清楚知道的是，在八月十三日上午九时过后不久，于上海的北站与宝山路一带，爆发了日军便衣队与中国保安队射击事件，接着事件持续扩大，上海各处都开始传出枪声与冲突。十三日下午，在八字桥的持志大学附近，中日双方爆发了更为直接的射击事件，中日两军当然立刻进入阵地待命;在当天的下午四时左右，日本陆战队司令部，挂出了日军作战的战旗指令，于是停在黄埔江与长江水域的日本舰队，立刻万炮齐发地射击中国军队阵地与上海市区，中国军队立刻加以反击，于是中日在上海的军事冲突，就于八月十三日，在上海市街头正式开战。

　　虽然上海之战，原是在卢沟桥事件牵引之下，借着虹桥机场意外而引爆的。但是在中国方面，蒋介石已有将战略重心，从华北转移到华东的计划，在虹桥机场事件之后，蒋介石更开始下令进行战略方向大转弯，抽调大军由华北赶赴上海，准备改变与日本的决战地点与战略方向。不过日本参谋本部，仍然希望中日能在华北决战，所以设法控制上海军事冲突的规模，但日军也绝不能让华军占到上风，因此日军在上海的军事反应，是属于战略上的被动式。因此在上海战事扩大之时，日本的参谋本部，还尽量想控制上海的战事规模，以避免华东战局的扩大与恶化。

　　对于在上海的中日双方的前线指挥官，都记得一二八事变的前车之鉴与历史的教训，因此，谁都想先发制人的抢先发动攻势，给对方一个措手不及的打击。日本海军希望能够立刻扩大攻占据点，以利援军部队登陆;而华军的指挥官与参战部队，正是当年参加一二八事变的原班人马主力之一。中日双方都在誓报当年之仇的心态下决定针锋相对，设法抢夺有利的作战时机与位置。双方的战线主轴，是在黄埔江的东西向作战，华军由西往东进攻，企图将日军赶下黄埔江，日军是由东往西打，企图扩大日本援军登陆的桥头堡。

　　不过，提早爆发上海的战事，对华军比较不利，因为当时华军兵力集结部署的速度，根本比不上日军的增援速度，日军从本土的海岸出发，只要五到十天，就可赶到上海，华军则要三到五星期，才能由华中、华南到达上海。八一三爆发战事之时，在上海的华军，并未完成优势的部队集结，但是指挥官张治中复仇心切，中日双方的部队又不断爆发军事部署的摩擦交火，因此中国方面就决定，不惜牺牲地冒然全面开打。

　　虽然上海的日本租界与军事基地，在中国的领土之内，但是华军显然的缺乏正确的情报，并不知这些年来，日本军队早已在上海的租界内，秘密兴建了比要塞还要坚固的军事据点。开始冲突时，虽然在人数上居于劣势，但是日军一面可以据险顽抗，一面则有日本优势的海空军火力支持，所以中国的部队作战虽然勇猛，几度近距离攻入日军阵地，但是却无法攻克其要塞据点。华军缺乏事前情报掌握，以及没有攻坚火力支持的严重缺点，在此次功败垂成的战斗中暴露无遗。

　　华军能够在上海争取到主动与猛烈攻击，让日军大吃一惊，假如日军没有在上海租界内，秘密建设了比要塞还要坚固的军事据点，以及绝对优势的海空军火力掩护，中日双方真凭战场实力在上海较量，日军还真有可能被华军赶下黄埔江。但是华军的兵力与火力仍然无法取得优势，特别是没有足以攻坚的重型武器，单靠部队英勇攻击，仍然无法攻破日军在上海坚固的据点，但也打得部分不在要塞内的日军，狼狈奔逃——这些逃命的日军，最后不得不退到上海的外国租界，受到缴械的命运。

　　当中日两军在上海正式开火之后，国际强权此时才感觉到，他们在上海的利益受到重大影响，这才装模作样地提出停战调停的要求。蒋介石基于中国的战略原则就是要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因此不得不对国际强权的要求有所敷衍，日本则是利用机会喘息以困守待援，这增加了华军在早期攻势的国际困扰因素。上海之战一开始，华军虽然取得攻击的先机，而且表现勇猛，但是却终于没有达成赶日军下黄埔江的目的。

　　“中国无投降的空军”：中国空军重创日本

　　而日军在开战之初，就企图以优势空军兵力，先对中国空军进行歼灭打击作战，因为日本对于中国加强部署空军战力，早就如芒在背，所以作战的优先目标，就是要歼灭中国刚刚在培训养成的空军，日本空军根本就不相信“年幼的”中国空军能够有任何真正的战力。日军飞机同时也对中国军事与平民目标，进行大量炸射，造成上海百姓大量伤亡，以制造中国人民惧战的恐慌心理。但是中国空军却展现了超水平的反击，使得日空军伤亡惨重。

　　按照中国原先的作战计划，是准备在华北与日军进行决战，因此中国新编的空军也奉命北调，预备轰炸平津。但是在蒋介石决定将中日决战改在淞沪之后，中国空军奉命紧急南飞，刚驻进基地，就爆发八一三上海作战。由于日本第三舰队以绝对优势火力，猛轰中国守军阵地，造成华军极大伤亡。因此由蒋介石亲自下令，中国空军决定在八月十四日清晨，主动对日本海军舰艇发动攻击，第一波的攻击目标，就是停在长江水面上的日本舰队，中国空军对日本舰队成功的突击，立刻激怒了日军，因此日军立刻下令，动员日本空军，优先歼灭中国空军部队。

　　日军立刻调动从台湾新竹机场为基地的日军木更津联队与鹿屋联队战机，企图一举攻击京沪地区所有中国空军基地，以消灭中国空军挑衅日军的潜在威胁。不料当天入侵的日本空军机群，遭到中国空军第四大队高志航领导的中国空军猛烈反击，获得中日空战首战全胜的记录——中国空军以六比零的战绩大胜，日本空军简直“不肯”相信这个结果，而全中国人民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可以说欣喜若狂，国民政府在次年宣布八月十四日为中国的空军节，以记念中国空军这种超水平战绩的历史表现。

　　日军当然无法接受这个“皇军无敌”之神话竟遭到打击的事实，所以日本空军立刻在第二天(八月十五日)，全面对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中国空军，进行歼灭性的攻击，以讨回日本空军失去的军威，结果却是日军损失更多的飞机。在连续三天的中日密集空战之中，日本空军竟然被击落四十六架之多，台湾皇民心目中的“飞天战神”木更津与鹿屋联队，更可以说是被中国空军打得溃不成军。而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兴奋的中国人民，竟然不畏日本飞机到来的空袭警报，纷纷跑到屋外与制高点，观看中、日军机的空战缠斗，为中国空军纳喊助威，在夜间，中国各地纷纷举行火炬游行，以表达他们对于中国空军英勇表现的支持。

　　日本空军之“惨败”可以说造成日本举国震惊，也许日本至今仍然不能了解，为什么它优势的空军，竟然会被中国弱小的空军，打成如此难看的败相。中国空军才刚刚勉强成军，因此无论在数量与质量上，都不能与日本空军相比，但是由于日机的轻敌与华军奋不顾身的力战，确实发挥了令日本空军受到重创的效果。

　　沈崇诲烈士以人机一体的方式，撞上日本军舰;阎海文烈士因为飞机中弹被迫跳伞，落入日军阵地，但是他拒绝向日军投降而举枪自尽，“中国无投降的空军”成为他自杀前的名言。他们不但赢得中国人民的热泪与尊敬，就连日本都觉得可以拿这些中国空军烈士的英勇表现，做为激励日本武士道精神的榜样。“支那空军勇士”的勇气让日本军民真正感到中国民族主义的热血精神，这种英勇奋战的精神，不断感召着中国人民族精神的觉醒。不过，中国空军毕竟刚刚组成，完全没有自己的根底，与日本空军进行这种硬碰硬的战斗较量，虽然表现优异，但是毕竟寡不敌众。淞沪会战还没有打完，中国空军的空中作战力量就完全消失了，不过也至少击毁了日本两百五十架以上的战机，参谋总长何应钦报告，“在开战三个月内，中国所有歼击机队的飞行员都完全殉国”。

　　为解日军在上海困守待援的情势，日本大本营在八月十五日决议，立刻派出增援上海的部队，由松井石根大将组成上海派遣军，以日本第十一师团与第三师团为先锋，加派航空母舰战斗群，支持第三舰队，前往上海地区作战。八月二十二日，日本上海派遣军的援军抵达上海，立刻分兵在黄埔江码头登陆，以驰援被困的日军，主力并从华军阵地的侧背，长江沿岸的浏河、川沙口到吴淞口登陆，企图包围攻击上海日军基地的华军。

　　一寸山河一寸血：惨烈的阵地争夺战

　　于是中日双方的上海之战主轴，开始由东西向，转为南北向，日军从长江沿岸登陆，作战轴线由北向南延伸，企图切断华军与南京方向的补给线。因此中日之间淞沪会战的主战场，就在上海西北的郊区展开，整个战场的方圆半径，不过几十公里左右，但是中日两军在此血战长达两个多月，死伤的人数超过30万人以上，几乎是达到了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地步，而战斗最为激烈的罗店与大场，由于中日两军争夺激烈，更是成为名符其实的“血肉磨坊”。

　　华军先发制人的攻击，没有击溃日军的防御阵地据点，反而引来日军援军的侧翼包围，这时蒋介石已经决定将主力决战的地点，放在上海地区了。于是立刻重新部署在上海作战的兵力，成立第三战区，派出张发奎的第八集团军，防守浦东到杭州湾阵地，张治中的第九集团军防守上海市区，而陈诚的第十五集团军负责上海市郊到长江的防线。而此时日军攻击的重点，正是上海西北方的市郊地带，日军希望能够切断华军与南京相连的补给线，以包围在上海参战的华军。这时候，日军还没有看出，蒋介石已经决定将华军的主力部队，在上海孤注一掷的与日军决战，由于华军主力源源涌到，造成日本一再被迫增兵，日军初步只是希望能够解上海之围。 这次日军记住一二八事变的教训，在上海派遣军中，大量抽调各个师团的工兵单位，特别增加各种撘筑桥梁的设施装备，以增加日军在河道之间的运动能力，并且避免在上海的市区作战。松井石根先将主力放在攻占上海西北郊区的宝山到罗店一线，以扩大日军登陆的滩头阵地。陈诚第十五集团军的主要作战任务，则是“反登陆作战”，于是中日两军的主力，就在这个地区进行非常惨烈的阵地争夺战。

　　由于日军拥有绝对的海空军优势，特别是日军的海军炮舰的火力，更是全球第一的，对于华军阵地，进行近乎摧毁性的密集射击，弹幕的威力可以说是打得天摇地动，华军是血肉横飞。华军仅有的轻炮兵，根本没有还手的力道，于是在长江沿岸阵地，华军可以说是死伤无数，其中以守宝山的姚子菁营血战七昼夜，全营战死无一生还最为壮烈。其实在罗店争夺战中，华军牺牲的程度，几乎也是到了全部队牺牲有死无回的程度，罗店成为名符其实的血肉磨坊。陈诚的第十五集团军，才打不到半个月，就已经少了一半以上的兵员，到了九月十日，华军才放弃反登陆的滩头决战，退到河道密布的内陆，防守马路河到蕴藻滨，以及潘泾到杨泾的地区。

　　此时松井石根虽然攻占罗店，但是没有足够兵力继续南攻，以切断华军上海到南京的交通线，而完成对上海华军的大包围。因为在上海市区以及东区的华军，仍然在对受到围困的日军阵地，进行猛烈攻击，松井石根必须要抽调兵力，支持这些地区的战斗。

　　上海之战，这时已经成为全球新闻关注的焦点，没有一个国际军事专家敢相信眼前的事实，华军竟然能在上海力战日军，本以为最多防守一个星期的战斗，竟然打了一个月以上。华军猛攻张华滨车站，攻势之猛烈，令中外记者看得目瞪口呆，日军只有全力投入部队稳住战线;在黄埔江中的日本舰队，更是不断进行弹幕射击的火力掩护，整个上海租界可以说是全被炮声与火光所笼罩，日军拚死反击的结果，也只能勉强守住阵地而已，北站、八字桥等阵地，仍然不动如山的守在华军第九集团军的手中。

　　大决战：蒋介石尽耗嫡系，各路军阀共御外侮

　　这时日本的大本营才意识到上海战事，正在发展成为一场超级大会战，日军原先规划的上海派遣军兵力，根本不足以击败华军，于是日本参谋本部在九月十一日决定，对上海派遣军进行大量增兵，正式组成上海派遣军战斗序列，调动日本第九、十三、一○一师团，台湾旅团、炮兵第五旅团，以及抽调大量工兵特种作战部队，与海、空军支持作战部队，增援松井石根的上海派遣军。这样，日本上海派遣军的兵力已经是五个师团，两个旅团，以及陆海空的特种与支持部队，总人数超过十六万人。日本决心要在上海地区的会战中，与华军一争高下，但是日军仍然没有想到，华北决战已经不可能发展，华东会战才是中日之间的真正决战。

　　蒋介石也在九月二十一日，下令改组第三战区，自己亲自兼任战区司令长官，将上海的作战部队分成左翼作战军(陈诚)，中央作战军(朱绍良)，同时将所掌控的中央军，几乎全数的投入战场。而此时从华南、华中，甚至西南的各路诸侯部队，也毫无保留陆续赶往上海战场增援，中国几百年没有出现这样的勤王之师(拥护中央)云集，而共同抵御外侮的作战情景。上海的战事，已经融合了中国所有军民的血泪、力量与注意力。

　　松井石根得到增援之后，还是将主力放在上海西北部的郊区，以进行对华军的侧翼包围作战，不过此时日军深入内陆，已经没有威力强大之海军舰炮为火力支援了。日军从九月十一日到十月二十日的四十天之内，在这个地区的作战进展，只是从潘泾打到杨泾而已，东西的距离仅为五公里，多处阵地几度易手，华军的每个据点大多是拚到弹尽援绝，血流成河，才不得不退。松井石根用尽各种作战的王牌，最后才终于在十月七日，从蕴藻浜河道的华军防线，攻到上海西方郊区的交通枢纽大场。日军只要攻陷大场，华军在上海市区以及浦东的部队，也只有退出阵地，以免受到日军的包围。

　　为了守住大场，夺回蕴藻浜防线，蒋介石也把手边可以调动的兵力，全都耗尽了。军政部长何应钦表示，在上海战事最为激烈的时间中，一个师的部队调到火线，只能维持半天，就已经报销。迫使蒋介石最后把中央军校教导总队，以及其舅子宋子文所掌握的税警团，都调出应战，以防堵蕴藻浜战线的崩溃。税警团是以总队的编制(黄杰当时任总队长)组成，下辖两个支队共有六个团，总兵力接近一个军，由于上海的财政经费充裕，以及规避日本的压力，蒋介石允许税警团拥有德式正规军的装备。其中留学美国军校的税警团第四团团长孙立人，在防线争夺战中，可以说是奋不顾身地反复冲杀，几度夺回阵地，自己也身负重伤，因而使得税警团的声名大噪，孙立人也就成为华军将领的新星。

　　日军掌握了长江下游地区的绝对空中优势。华军要想前往战线已经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许多华军部队还没有到达前线，就已经一路遭到日机攻击而受到损失，后勤支持与伤员后送更是非常困难，经常处在时断时续状态。

　　在这种情况下，宋美龄竟然还冒险亲自前往上海慰问伤员官兵，结果在路上遭到日机炸射，车毁人伤，被迫出国治疗，这在现代战史而言，是几乎绝无仅有的实例(各国的第一夫人，都是在后方医院慰问伤兵而已，绝对不会到交战前线的)。而蒋介石以最高统帅之尊，更是四度亲身冒险，前往上海前线指挥，而其中一次，更在苏州附近遭到日机追击炸射，个人生命几乎遭到不测。这种上自最高统帅夫妇，下到非正规军的武装力量，全都义无反顾的投入战线决战，表现出中国是要把这半世纪所遭到日本欺凌的屈辱与愤怒，全都化为与日军决一死战的行动，全中国上下的目标只有一个，要打出中国作战的士气与信心，要让国际社会肯定中国的表现。

　　而在十月十七日，李宗仁的桂军王牌部队，第二十一集团军增援到前线，蒋介石认为中日两军在上海的战斗，已经到了最后关头，因此决定将二十一集团军，当成决战预备队，立刻投入战场，企图反击日军攻势，以争回蕴藻浜防线。但是由于这次出击，时间过于仓促，计划配合又不够周延，而在战线上配合攻击的部队，根本已经没有战力可以配合运用，因此造成攻势受挫。

　　日军立刻运用这个华军攻势受挫时机，发动反击，华军的阵地陷入支离破碎的状态，日军终于在十月二十五日攻陷战略重镇大场，直逼苏州河，因此华军在上海作战防线，有被日军切断的危机，第十八师师长朱耀华因为大场的战线被突破，全师阵地溃散而拔枪自杀。因此在大场阵地被日军攻克之后，蒋介石只有下令华军的部队，全都后撤过苏州河，重新布防。事实上，在奉命撤退之时，华军还一直坚守闸北、江湾到庙行的市区阵地，两个半月的激战，日军根本无法越雷池一步，因而日军把坚守闸北阵地，血战三个月，不曾后退半步的八十八师，称做“可恨之师”。

　　为了营造国际舆论的报导与支持，蒋介石本人亲自下令，八八师留下一个营的兵力，据守四行仓库与日军周旋到底，这就是被人传颂一时的“八百壮士”事迹，当时，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民，日夜守在苏州河边的租界地区，为华军作战呼喊助阵，日军当然是气极败坏组织敢死队，不计牺牲地猛攻华军阵地，经过三天三夜的血战，中国守军的阵地，仍然飘扬着国旗。最后在租界各国请求之下，这支力战不屈的孤军，才奉命退到租界之内。虽然这种作战无补于全局，但却有极强宣传效果。让中国人民兴奋、国际舆论惊讶、日军脸上无光。

　　日军战术杰作：金山卫登陆围攻国军

　　此时，日本的大本营，对于日军在上海一直无法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可以说是已经陷入困惑与激怒的状态，国际社会开始怀疑日军的战力，日本人民也开始从狂热中体会到挫败与死亡的忧虑。日军大本营再度权衡整个中日战事的发展，认为既然华军已将主力放在上海，因此日本要想速战速决，也只有在上海击溃蒋介石的主力，而松井石根经过三度增兵，还是无法取得决战的胜利，日本大本营除了再度增兵之外，也别无其它的选择。直到这时日军才真正的知道，中日主力决战的地点是华东，日本在华北方面过多待命决战的部队，根本是战略部署的浪费。

　　于是日本大本营在十月二十六日，以“临参命一二○号”，做出最新战斗序列的调整，下令由华北方面军抽调第十六师团，加入上海派遣军战斗序列，给松井石根增加决战的预备队兵力。同时另外以第六师团、第十八师团、第一一四师团，以及国崎支队等特战与支持部队，组成第十军的战斗序列，由柳川平助中将率领，前往上海地区参战。这样日本上海派遣军与第十军的部队，总计为九个师团、两个旅团以及大量的海空军支持部队，日军总数达到二十七万人。

　　蒋介石眼看九国公约(Nine-power Treaty)会员国，将在十一月三日于比利时召开会议，主题是讨论中日之战，所以他希望华军能够在上海地区继续作战，以利于中国求诸国际仲裁，因此没有将已经面临作战力量衰竭的华军部队，向京沪线后方的纵深预定阵地调动，反而要求华军继续设法固守已经残破的阵地，而松井石根的部队，在得到大本营的支持与压力之下，只有拼命设法强渡苏州河，继续攻击华军阵地，于是中日两军又在苏州河南岸，陷入浴血苦战之中。

　　正在此时，日本增援的第十军，突然在十一月五日，在杭州湾的金山卫登陆，包抄华军防线南方的背后。虽然蒋介石在上海作战初期，曾经设想过日军从金山卫登陆包抄华军战线的背后可能，因此在沿岸建有简单的防御工事，以及留有部队监视。但是由于华军在上海的决战过于激烈，因此将防守杭州湾的部队抽调，蒋介石与德国军事顾问都认为，日军也已经全力投入上海正面作战，不会有兵力再投入登陆杭州湾。

　　蒋介石没有想到，日本大本营也是把所有的赌本，都投进了上海决战，竟然由华北方面军抽调兵力，组成第十军战斗序列，而由杭州湾登陆，迂回进攻华军防线的背后。蒋介石闻讯之后，立刻火速的调兵阻挡，但是华军事实上也没有兵力可调了，六十二师回防阵地已经太迟，第六十七军刚从河南赶到，根本还没有完成集结，立刻就被日本第十军的主力所击溃。事实上，就算是华军在杭州湾阵地待命，也根本没有可以阻挡日军第十军三个半师团登陆的军力。

　　日军在杭州湾登陆的战略企图，非常的明显，就是要从背后包抄在上海决战的华军，准备围歼华军主力。但是令人感到非常遗憾的是，蒋介石此时已经乱了方寸，没有对于这个情势变化，做出实时与果断的退兵决定。蒋介石虽然设法抽调一切可能的部队去杭州湾沿岸，企图阻挡日本第十军的登陆与推进，却迟迟没有下令在上海地区参战的华军，立刻进行有计划的撤退。因此造成在杭州湾登陆的日军，有如势如破竹地直扑松江，准备切断沪杭路的交通，而对在上海的华军，展开全面包围的态势。

　　日本第十军在杭州湾的金山卫登陆成功，加入上海外围战斗之后，日本大本营为了统一日军在上海地区的作战指挥，在十一月七日下令，组成华中方面军战斗序列，由松井石根大将出任方面军司令官，统帅上海派遣军以及第十军的部队，对上海方面的华军，进行最后的合围。因此在华军方面，可以说是陷入全面被包围的危机与混乱之中。

　　而直到十一月八日，华军在上海的战线，已经面临全线崩溃的动摇，蒋介石才下令在上海作战的华军部队，进行全面的撤退。撤退的时机迟了近三天，造成华军几乎以溃散的方式脱离战场。一路上，华军各个单位完全乱了章法，各自寻求突围与逃命的方式——先前退却的部队，担心日军的追击，因此大量破坏桥梁与道路，使得后续撤退的华军，根本无路与桥可走，所有的重装备，几乎损失殆尽。

　　十一月十三日，日军完成对上海地区阵地的合围，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发表退出上海的声明。淞沪会战进行长达三个月，华军寸土必争的浴血抵抗，的确造成全世界媒体的注意与震惊，使得日本企图三月亡华的作战目标，根本无法实现。但是由于华军在上海的作战，缺乏弹性的运用，因此发生军力超额透支的危机，几乎将蒋介石所累积的抗日战力储备，完全消耗殆尽。中国总共调集七十八个师投入战场，后续仍有十几个师没有赶上作战。所幸是，日军虽然击溃华军，但是仍然没有办法歼灭华军，更无法屈服华军继续作战的意志。所以日军在攻占上海之后，立刻就面临下一步将如何结束战争的战略争论，至于是否需要攻占中国的首都南京，就先在日本的参谋本部中，掀起一场论战。

　　淞沪会战意义：改变中日战略轴线

　　中日的淞沪大会战，可以说是规模空前，同时也改变了中日决战的事前安排，以及事后的战争发展方向。在这里就产生了一个战略历史上的大问题，当时蒋介石决定将主力东调，寻求上海决战的策略，是否适当?

　　因为一般的解释，特别是陈诚等将领的意见是，若是中国军队在华北决战不利，日军精锐的机械化部队，在华北平原会以其战场优势，沿着平汉线大举南下，直攻武汉，那么中国就会无险可守而迅速被日军分成东西两块;中国的军政中心既无法西迁四川，日本又可以运用海空军支持的绝对优势，将华军主力在东南歼灭，历史上中国南方政府，都是遭到这样战略所击败的。

　　这种战略分析，当然有极强的说服力。但由于日本认为若要深入攻击中国，必然是旷日持久，并且动员太大，他们认为只要攻击中国刚刚建立的工业地带与军政中心，最多再封锁中国的海岸线，中国就绝对会屈服，中国那有能耐撤退到西南落后地区，还能与日本对抗?所以中国最为担心的日军由北而南之攻势，却是日本没有认真考虑过的(日军迟迟在六年之后，才在其一号作战计划中，选择这个方向的攻势，但是已经时过境迁了)。

　　虽然如此，中国却不能不加以防范。另外，假如就此认为，蒋介石决定移转决战地区的构想，是战略上的重大错误，也不全有理，因为中国部队机动性极差，假如完全采取守势作战，将会无法取得战略主动，日军若是掌握全面战略上的主动——一旦它在华北无法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迟早会对长江三角洲的政治、金融重心发动攻击，这时蒋介石将根本无法两面兼顾。因此不如由中国主动在上海发动攻势，强迫日军改变战略决战地点，对于中国更为有利。

　　当然蒋介石在选择上海的考虑重点之一，恐怕还是希望在上海决战，容易引动国际社会的干预，中国的最高战略指导原则是“以时间换取空间”，其真正意义就是在此。只有设法将中日之战引动国际社会支持，最终能提早扩大为全球的为正义之战，中国才能有机会死中求生。

　　所以中国放弃在华北的决战，以及在华东果断形成决战，是掌握战略主动的正当决策，一旦由日军控制战略主动，华军将更会首尾难以兼顾。从日军华北方面军战斗序列的组成，即可显示日本对于在华北决战的准备，是多么迅速与完整，假如华军真的以主力反攻华北，蒋介石更是鞭长莫及无法有效指挥，而漫长的补给线，也将会发生无法支持一百个师作战的严重后勤问题，因此日军将会在华北更为轻易地大获全胜。此外，日军仍是可以以海空优势，随时威胁上海地区，中国无法将有限的兵力，分散布防。

　　而以当时中国的国情，也不可能允许蒋介石在上海按兵不动，坐观日军在上海随意部署——舆论与诸侯们会真的怀疑蒋介石与日本有默契，或是认为蒋介石的抗日决定别有用心借刀杀人，不敢也不愿在自己的地盘与日本作战，专门挑诸侯们的地盘与军队进行抗日，这在宋哲元与韩复渠的身上都可以看出来，因此他们不肯使全力与日军拚搏。而在蒋介石表达中央抗日决心，要求各路诸侯前往南京共商大计之时，西南的龙云、刘湘等人，也曾经担心这是蒋介石的政治圈套。因此蒋介石必须要在自己的地盘，用自己的中央军，与日本进行殊死战，才能清楚地证明，抗日并非消耗诸侯部队的借口。

　　淞沪会战检讨：如果淞沪会战打成长江三角洲会战

　　由上海决战所展开的淞沪会战，是整个中日战争，甚至是人类战争史上少有的城市大会战，虽然日军在得到海空军优势支持下，造成了中国军队过度惨烈的牺牲，但是这是战场战术指挥上的问题，而非战略决策的问题。假如蒋介石能够控制住军力，不要全部投入在上海近郊，而能适时全力拉长防线的纵深，把淞沪会战打成长江三角洲会战，不只在上海四周进行决战，及早让部队进入预先设好的防线，灵活运用轻装部队在水乡泽国之中进行逆袭，那么中国军队在战场的牺牲并不会如此之大。这场会战几乎把蒋介石中央军的大部分主力，给全部地消耗掉，当然也造成多数诸侯近乎毫无保留地派兵支持抗日作战，这是中国两百年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整体团结作战。

　　当然蒋介石在上海指挥的这场决战，可以说是超过他能力与经验范围之外，也超过了华军的武器、训练与能力之上的。但是中日之战，本来就是一场实力悬殊的战争，中国无论在哪里决战，都得要面对日军绝对的优势，中国不可能不战而弃守上海，因为这不但是中国税收、工业与国防的重镇，更是民心士气与国际形象的象征所在，蒋介石要先不惜代价地打出几场硬仗，才能稳住民情军心，争取到国际的同情与支持，否则中日抗战根本就支持不了八年!

　　不过华军在相对弱势条件下，假如能够进行一些调整，仍然可以在上海打得更好，那就是事先的情报若是做得更正确，在争取先机攻击时，就能集结更为优势的兵力，特别是集中使用可以攻坚的火力，应该可以取胜日本的守军。而在发现日军据点防御过于坚固之时，能够灵活的转攻日军较为脆弱的防线，而分割日军，也可以获得更佳的战果。虽然当时中国的海军实力，连与日本海军正面接战的能力都没有，但若能大幅加强水雷的运用，可以发挥高度阻敌效果，这比华军在江防浴血的反登陆作战，更能发挥作用。

　　华军在上海郊区的主力决战，过于着重维持战线与争夺一些据点，造成过于重大的伤亡，也属于不智，华军应该更加拉长防御的纵深，留下更为充足与弹性的预备队，而与日军进行对抗，会比一再死守战线据点，也许更有表现。当然最重要的一点，是华军在全盘战局中，太过于集中上海市附近的决战，事实上，应该把纵深拉到长江三角洲，才能充分疏散日军的优势火力，发挥河道水乡的阻敌效果，以及运用预设的国防工事防线。

　　蒋介石指挥华军在上海作战的重大疏失，在于上海作战长达三个月期间蒋介石竟然没有派少量部队，或是参谋督导人员，认真实际地检视长江三角洲的国防工事，进行作战之前必要的整理与准备，以及整体防御规划。结果等到中国军队从上海溃退到防线之后，才发现无法顺利进入阵地应战，也没有任何支持与接应，华军根本无法使用这些国防线作战，结果几百万元投资的防线，就在几乎没有发生效果的状态下，被日军轻易地突破了。

　　假如蒋介石能够在十月中旬，开始有计划将参战部队，逐步退出上海市区，把阵地纵深拉开到苏州河南岸，并且将增援的桂军主力部队，负责接应前线有计划退出战线的部队，这样中国的部队能够带着完好的装备，开始部署事先建好的国防战线，并且动员地方政府与民众，开始打扫整理防御工事、补充粮食、饮水以及燃料，后续增援的部队也尽量留在京沪与京杭地区，成为防御作战的预备队，这样将淞沪会战拉开成为京沪会战，那么日军的进攻恐怕就会遭到更大的麻烦与更多的损失了。

　　当然，基本上中国是一个全方位落后的国家，连军队的指挥与后勤系统，都存在极多的矛盾与不兼容问题，全靠蒋介石个人居中协调指挥，而前往上海作战的部队，根本不能有准确的事前规划与掌握，各路诸侯是在讨价还价之后，才派出部队投入战场，部队运输工具更是落伍与不足，因此蒋介石经常处在无法确实掌控部队的状况下应战。许多中国军队不能适应在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作战，对于日本的海空军，以及坦克、重炮与毒气等杀伤力极大的武器攻击，更是连见都没有见过。华军长期作战最大的问题是，一旦接战之后，部队出现人员的死伤与装备的损坏，就无法迅速得到补充而恢复战力，因为中国没有完整与统一的后勤系统，更没有受过军训的后备军人，征兵制才在试办阶段，因此勉强由各地强征而来的补充兵员，根本就是没有受过军事训练的平民，各军的武器系统又分为十几种，要补充的武器不是缺货，就是即便补充上了，部队也不一定能用。

　　而日军最大的优点就是完备的兵力补充系统，以及高效率的后勤支持系统，作战部队本身就有后备兵的建制，而受过军事训练的后备军人，更是很容易在部队中发挥战力。因此中日两军在接战一回合之后，中国部队后续的战力会大幅减低，但是日军却得以在迅速整补之后，仍可以于第二回合中保持相当的水平。

　　而日军虽然最后取得淞沪会战的胜利，但是日军一直迟至两个月以后，才真正掌握到蒋介石华东决战的作战意图。因此日本在逐次增兵的状况下，根本无法速战速决在上海取得决定性胜利。假如日军能够早些掌握华东决战的战机，在上海迅速集结重兵，而能提早以大军指向太仓以西的战略据点登陆，然后大胆地向南深入，直接切断华军在上海与南京之间的交通线，那么华军在上海的阵地早就被日军所包围，会更早失去缠斗的力量。同时日军也不应过于自恃火力与兵力的优势，专门攻击华军阵地，采取硬碰硬的打法，反而应该设法进行机动迂回的攻击，才能增加获胜的机会。

　　日军能够将第十军用在金山卫的登陆作战，可以算是战术上的杰作，这样日军从华军阵地的后方，进行大迂回包围的作战，的确是瓦解华军在上海作战的高招，造成了华军出现失控地退出战场，因而损失了更多的装备与人员。不过日军竟然无法包抄与围歼到中国的主力部队，这也显示出日军在作战规划上的疏失。

　　日本“三月亡华”被彻底粉碎

　　日军在上海浴血缠斗三个月，才勉强攻下华军的阵地，已经使得世界各国对于中国的抗日实力与决心，产生刮目相看的态度，而日军久战未胜，日本的民心士气，则出现了怀疑与困惑。日本几乎已经可以确定，无法在短期内结束与中国的战争，那么日本就将面临其战略最大的致命弱点，就是日本缺乏战争与民生的资源，根本经不起长期的消耗，一旦它无法在中国战场上达成速战速决，那么最后的溃败，也就成为日本无法避免的命运了。

　　而淞沪会战改变了中日作战发展的态势，中国以弱势与守势竟然掌握了战略的主动，日军拥有优势与攻势，却无法决定战略发展的方向与决战的地点。此外这场血战真正打出了中国人民的信心与热血，推翻了国际社会公认之“日本三月亡华”的看法，虽然无法“感动”国际社会对日立刻进行制裁，却也让国际社会开始更为同情与支持中国的抗日作战。

　　总之，在卢沟桥事变之后，只要中国不屈服，中日两军的东线作战绝对是不可能避免的，与其让日本掌握主动，不如让其陷入被动。虽然日军并没有沿平汉线长趋武汉的作战计划，但是中国却不可不防这步。蒋介石主动将东线变成为主力战场，有着后勤与指挥的实际需要。因为华军的主力与补给，多数来自长江以南地区，当时的陆路运输能力，在日本空军的压力下，无法支持大军在北部的作战。但是若在上海作战，不但地理较近而且长江即是运输的动脉，这里也是蒋介石的地盘所在，就近指挥，比较灵活方便，在华北战线就会出现严重鞭长莫及的指挥问题，石家庄行营就是在各军协调困难，指挥失当的情形下，在混战中沦陷的。

　　在淞沪会战惊心动魄的三个月当中，全中国上下凝聚出了一个共识，就是为了抵抗日本的侵略，中国“纵使战到一兵一枪，亦绝不终止抗战。”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为悲壮的决定，整个民族决心以全面的牺牲来面对历史危机的挑战。

　　当时国民政府发表自上海撤退的声明，可以说是对于这场会战的过程与意义，做出最好的历史见证与结论：

　　“各地战士，闻义赴难，朝命夕至，其在前线以血肉之躯，筑成壕堑，有死无退，阵地化为灰烬，军心仍坚如铁石，陷阵之勇，死事之烈，实足以昭示民族独立之精神，奠定中华复兴之基础。”

　　蒋介石与全体军民的共同结论是，虽然上海作战失败了，但是中国决心以更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

　　本文主要参考：蒋纬国编《抗日御侮》，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黎东方《细说抗战》，蒋永敬《抗战史论》，王辅《日军侵华史》，王辅《日军侵华战争》，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及刘凤翰《抗日战史论集》。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8-07-01 19:2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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