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中会战惨败 蒋拒绝严惩汤恩伯
2017-04-12 17:18:42 来源：抗日战争纪念网 点击： 复制链接
1944年豫中会战，国军第一战区蒋鼎文、汤恩伯部8个集团军约30万部队，不敌10余万日军之攻击，全线溃败。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也因此成为各界炮轰的对象。朝野舆论，更是将河南四害之“水旱蝗蹚”，换成了“水旱蝗汤”。
汤恩伯
豫中会战惨败，蒋拒绝严惩汤恩伯，还在参政会上公开为他辩护
1944年豫中会战，国军第一战区蒋鼎文、汤恩伯部8个集团军约30万部队，不敌10余万日军之攻击，全线溃败。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也因此成为各界炮轰的对象。朝野舆论，更是将河南四害之“水旱蝗蹚”，换成了“水旱蝗汤”。
然而，身为国民政府最高领袖的蒋介石，却拒绝响应朝野舆论的要求，拒绝惩罚汤恩伯。不但如此，蒋介石还亲自出面，公开替汤恩伯辩护。1944年9月16日，蒋介石出席第三次国民参政会第三次大会，并在会上发表讲话。针对与会者要求惩处汤恩伯的呼吁，蒋介石回应道：
“河南战事究竟是失败的。整个的责任谁属?我们应该处罚何人呢?现在许多社会人士，差不多众口一词的以为非将汤恩伯置于重典不可!以为政府现在没有严格的处罚汤恩伯，有欠公允。其实我对于部下将领的处罚，向来主张罚自上始，愈是追随我十年二十年的将领，平时受我教育的机会既多，如果再不能达成他自己的任务，则其应得的处罚自亦愈重。以汤恩伯在河南的情形而论，迭据各方报告，他平时经营商业，包庇走私等等，当然应该澈底的查究。但这是依平时的执行纪律而言，应当处分，而不能与此次战役失利的责任混为一谈。
“讲到这次战役的责任，首先当然应该由我统帅负督导无方的全责，其次就是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他这次指挥失当，以致河南大部沦陷，应该要负最大的责任。至于汤恩伯个人在地位上他是一个副长官，在指挥上他不过是秉承司令长官的命令与调度，就事论事，他应该与蒋司令长官负连带的责任。然而不能将他平时的过失就作为他战时的罪案，否则，就是责任不分，如果责任不分，则赏罚不明，赏罚不明，就要使抗战整个的失败。这一点，希望大家要特别注意。现在蒋鼎文已经革职，汤恩伯已受撤职留任的处分，要他带罪立功。其它还有许多失职的军长、师长，仍在继续调查审判，务要达到政府严明赏罚，整饬军纪的目的。”
蒋介石的这番辩护，有些地方是不实的。譬如他说“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他这次指挥失当，以致河南大部沦陷，应该要负最大的责任”，就不符合事实。虽然蒋鼎文的身份是“第一战区司令长官”，但他手中并没有掌握多少基本部队;第一战区的真正大权，是握在“副司令长官”汤恩伯手中的。文强回忆说：“蒋鼎文当时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应该是汤恩伯的上司，而汤咄咄逼人，使蒋鼎文几乎无权过问，令不出户。”“令不出户”当然太过夸张，但在第一战区，蒋鼎文与汤恩伯争权，蒋长期处于下风，却是当时尽人皆知之事。所以，蒋介石拿蒋鼎文来替汤恩伯顶缸，并不能服众。
蒋介石
蒋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会战惨败的最大责任人，其实是蒋自己
其实，蒋介石也知道自己这番言辞不能服众。不过，他仍要这么说，是因为真正的不处分汤恩伯的原因，他没法在国民参政会上说出口。只有在日记中，蒋介石才能说出真话：“此次战略错误，则战术自必溃败矣”，而“战略”，恰恰是在蒋介石的亲自指导下制定的。按蒋介石的意志，出面顶缸的蒋鼎文，则在去台湾之后，含蓄披露：此役胜败的关键，是“统帅部所得情报未尽正确，因而处置未尽切合实际。”
1944年豫中会战，国军第一战区蒋鼎文、汤恩伯部8个集团军约30万部队，不敌10余万日军之攻击，全线溃败。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也因此成为各界炮轰的对象。朝野舆论，更是将河南四害之“水旱蝗蹚”，换成了“水旱蝗汤”。
关于情报分析与豫中会战的战略部署之间的关系，学界已有研究与总结。简单说来就是：蒋介石和军委会判断，日军此役不过是一次有限的“局部攻势”;蒋鼎文和陈纳德虽然认为日军的攻势可能是“大规模”的，但并无足够的情报资源来坚持，因而选择了服从蒋介石和军委会的判断。汤恩伯也不例外。也就是说，真正该为此次会战失败负最大责任的，是蒋介石本人。诚如学者总结的那般：“如果蒋介石早知道日军将发动超出预期、又有战车师团支援的大规模攻势,必然不会在许昌与遂平各部署两个师,以及在许昌附近的平坦地带采取牺牲较大的阵地战结合精锐部队侧击、欲与日军一决雌雄的作战方式。即使他预先如此部署,也一定会采取牺牲最小的避战措施,不至于让许昌重兵激烈抵抗而惨败,更不会让主力在平坦地带与日军决战。国军在豫中会战前期的重大损失,关键原因可说是军委会情报判断错误造成蒋介石的错误决定。”
蒋介石虽然身为最高统帅，但政敌颇多。抗战期间，重庆的倒蒋暗流从未休止过。蒋介石不愿意公开承认自己的决策失误，给政敌提供口实，又不愿让爱将汤恩伯替自己顶缸——据黄仁宇讲，“我现今过目之蒋日记只有三个部下受到他的赞许，此为汤恩伯、薛岳及戴笠。”——于是，只好处分蒋鼎文。
不过，蒋介石对汤恩伯的这番“呵护”，似乎并没有收到他预期的“报效”。1954年7月，在台北阳明山庄，蒋介石对汤恩伯的去世，表达了这样一种奇怪的“遗憾”：
“这几日以来，由于汤恩伯同志的病逝日本，使我更加感觉革命哲学的重要。本来汤恩伯在我们同志中，是一个极忠诚、极勇敢的同志，今日我对他只有想念感慨，而无追论置评的意思，我之所以要对大家说我的感慨，亦只是要提醒大家，对生死成败这一关，总要看得透，也要勘得破才行。汤同志之死，距离他指挥上海保卫战的时候，只有五年光景，这五年时间，还不到二千天，照我个人看法，假使汤同志当时能够在他指挥上海保卫战最后一个决战阶段，牺牲殉国的话，那对他个人将是如何地悲壮;对革命历史，将是如何地光耀。可惜他当时在上海撤退的时候，未能为主义、为革命捐躯殉职，却到五年以后的今日病死日本，虽多活了一些日子，但失去了一个为国家、为民族、为千秋历史重若泰山的死的机会，我想他在平时如对革命哲学果能有彻底研究和心得，勘破了这一生死关头，那他又何至错失了这个大好机会。”
蒋介石责备汤恩伯没有在1949年“殉职”于上海时，内心深处，或许也正浮现出1944年他不顾全国舆论所指，替汤恩伯辩护时的情景吧。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7-04-12 17:2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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