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枣会战之宜昌沦陷
2017-04-11 10:05:06  来源：抗日战争纪念网  点击：  复制链接

1940年日军攻占宜昌，是枣宜会战的最后阶段。研究表明，实际上在枣宜会战之前，日军早有攻占宜昌的蓄谋。重庆军事指挥者未能及时识破日寇的阴谋，导致宜昌保卫战十分被动，宜昌失陷不可避免。 

日军战前预谋 

攻占宜昌是日军1940年发动“宜昌作战（即枣宜会战）”的战役目标。 

侵华日军第11军于1940年2月25日制订了一个《会战指导方针》。这个方案策划者，是当时日军第11军的军长冈村宁次中将。他拟定此次会战目的是：“拟在雨季到来之前，在汉水两岸地区将敌第五战区的主力击败，通过作战的胜利，进一步削弱蒋军，并为推动对华政治、谋略的进展作出贡献。”其会战的指导方针是：“在最短时间内作好准备，大概在5月上旬开始攻势。首先在白河以南捕捉汉水左岸之敌，接着在宜昌附近彻底消灭该河右岸之敌核心部队。”（参见日本防卫厅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华书局1983年中译本）此作战计划呈报到日大本营，等待批复。 

1940年4月7日，冈村宁次调往华北，第11军军长由原关东军第7师团长园部和一郎中将接任。4月10日，园部和一郎刚到第11军走马上任，立即接到日大本营“大陆命第426号”命令，批准执行冈村宁次呈报的第11军会战计划。 

园部和一郎研究此次会战的作战方针，将战役分成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打击枣阳附近的第五战区主力；第二阶段：渡过襄河（即汉水）攻占宜昌。为了牵制和迷惑中国军队，江南各师团在进攻开始前，对当面的中国军队发动攻击；在枣阳地区作战时，对外大力宣传此次作战结束后即返回原防地，使中国军队毫无第二阶段的作战准备；有意在枣阳地区作战时，丢失制造的假命令（即日军只有第一阶段的作战计划），隐藏第二阶段的作战意图。 

日军在第二阶段作战兵力部署是：第3师团从襄阳、宜城之间汉水弯曲处渡河，向当阳进发，切断中国军队的退路；第39师团于宜城附近渡河，进入荆门；第13师团于沙洋镇附近渡河，经十里铺进击至当阳河溶附近，尔后伺机攻占宜昌。 

日军第39师团第231联队是宜昌沦陷后长期驻扎宜昌的部队。此联队第二任联队长尾浦银次郎（又译成梶浦银次郎）在他的回忆录中写到： 

日军昭和十五年（1940年）四月十日，大本营同意实施“支那派遺军”希望的进攻宜昌的所谓“宜昌作战”计划。 

直接向重庆政府开展的“和平工作”（指迫使蒋政府到桌上谈判），即所谓“桐工作”，虽正在进行，但也有必要对重庆政府施加更大压力，以便“和平”工作得以促进。 

再次，就地理上看，宜昌对中国方面来说，地位极为重要，它正在成为中国军队集结战斗力的大据点。此外，在宜昌东面，还是农作物的宝库。 

另外，老是处于专门防守状态下，也含有带来军纪士气低落的危险。所以，在分析了各种情势以后的结果，便是认可对宜昌的进击。 

注意，日军把此次作战称为“宜昌作战”，中国军队称为“枣宜作战”。一字之差，说明日军战前预谋的主要作战目标，便是宜昌。 

战后发现，尽管日本侵略中国的中国派遣军与日军大本营在侵华战争中，对于占领宜昌和保持宜昌（即不长期占领宜昌）问题，一直争论不休。但这次战役（指“宜昌作战”）中，日军毫无疑问是要“攻占宜昌”。 

枣宜会战第二阶段 

枣宜会战初期，重庆统帅部误解日军意图，以为日军此次会战主要目的同1939年5月随枣会战一样，只是企图在枣阳附近寻找中国军队“决战”。实际上到六月初重庆统帅部召开紧急军事会议时，也只是估计日军可能会攻占宜昌，并未认识到“宜昌作战”才是日军此次作战的最后目的。 

日军1940年5月1日发动枣宜会战。经过一个月鏖战，基本上在执行他们的第一阶段作战计划。在此阶段，第五战区司令李宗仁率领中国军队浴血奋战，虽然损失很大，但是仍使日军遭受了重创。

 

                               

日军骑兵在枣宜会战中渡过白河      

日军“宜昌作战（即枣宜会战）”第二阶段与第一阶段最大不同，即不计较城池得失与是否“主力决战”，而是将战役目标锁定在宜昌。多路快速进攻，直逼宜昌。日本中国派遣军为缓解第11军“宜昌作战”兵力不足的现状，从南京、杭州抽调七个步兵大队和一个炮兵大队增援第十一军，日空军第3飞行团也归第11军指挥。 

5月25日，第11军下达了西渡汉水（即襄河）进攻宜昌的命令，继续执行此战役第二阶段作战计划。日军以6个汽车中队紧急调运1000多吨军需物资至前线，于5月30日完成了作战准备。5月31日19时30分，第39师团开始炮火攻击，向汉水西岸足足轰击了1个半小时之后，从宜城北边的王集强渡汉水。3个小时后（即6月1日零时），日军第3师团从王家集北面庞居附近强渡汉水。我军不支，弃守襄阳。6月3日，日军突破中国第33集团军防线后，第3师团占领南漳，第39师团占领宜城。   

6月4日，南线的日军第13师团、池田支队、汉水支队从钟祥南边的旧口、沙洋附近强渡汉水。他们兵分两路，留下一支部队进攻沙洋，另外一支部队继续向西进攻荆门建阳驿。同日，从南漳南下的日军第3师团，在荆山东麓遭我第75军侧翼的打击，损失惨重。但这次日军不反扑，不恋战，一边还击，一边继续向当阳推进。当第五战区发现日军意图在于攻占宜昌，立即令第2、第31、第33集团军紧紧在后面咬住日军，以减轻宜昌守军的压力。 

6月5日晚，我26军41师在日军第13师团猛烈攻击下抵挡不住，被迫放弃沙洋。次日，日军占领沙洋。至此，南线第13师团与北线第3师团、第39师团对荆门、当阳形成南北夹击之势。（参看下图）

                  

枣宜会战第二阶段日军进攻示意图（5月31日-6月6日）      

6月6日，重庆军委会曾电令第五战区司令李宗仁“为配合宜沙地区之作战，第五战区应即派有力部队，迅速进入汉水东岸敌人后方，照原令构成汉水下游泛滥。该部队之行动应随时与重庆统帅部保持无线电联络，届时由后方派遣空军协力炸毁旧口汉水河堤。”此命令本想炸堤放水，拦截南线日军向西进攻。可惜这个命令来得有点晚，因为南线日军已经从旧口提前渡过汉水，早已奔西去了。 

6月8日晨，南线日军的第13师团、池田支队，约步、骑兵2000多人，分两路攻打江陵（荆州）、沙市。在8架飞机轮番轰炸下，日军攻势凌厉。下午2点，日军池田支队攻占江陵。接着，沙市沦陷。江防军第32师且战且向当阳退去，敌第13师团尾随而至。 

担任当阳正面防守的，是敢打能拼的第18军第11师（师长方靖，副师长胡琏）。因第18军远在重庆，故而防守当阳时，暂归第2军李延年指挥。第11师刚从湖南长沙调来，经常德、津醴长途跋涉，五月中旬赶到当阳布防。师长方靖在临战会上动员官兵：“当阳长坂坡，是当年三国时刘备破曹操处，此次战斗倘若当阳失守，宜昌不保。日寇就会将我们窒息在西南。国家生死关头到了，我师必须人人做张飞、赵云，使日寇有来无回。”胡琏接着说：“我们就要像当年赵子龙大战长坂坡那样，杀得日本鬼子片甲不留！” 

6月8日，敌第3师团从远安北边观音洞一带向南出发，进攻远安第2军。当日晚，第3师团突破远安防线，一路向远安进攻，一路继续向南推进，靠近当阳。与此同时，第39师团攻克荆门，向当阳进发。 

6月9日凌晨，南北两线日军开始向当阳发动猛烈进攻。第11师顽强抵挡，与日军打得难解难分，敌我双方伤亡都很大。从东北方进攻当阳的第39师团，凭借几天前缴获的中国军《当阳防御配备要图》和地形图，认准第11师主阵地，由231联队主攻。下午，日军出动10架飞机支援，第11师防御阵地被炸得全成了松土，伤亡惨重。夕阳西下，由于两侧友军均已后撤，第11师残部只得被迫撤向大峡口、风洞河一带山地。傍晚时分，当阳失守。同日，远安沦陷。

                                

枣宜会战中坚守阵地的中国士兵      

6月10日，池田支队沿江而上，汉水支队也从东南逼近宜昌。日本海军第1遣华舰队，已经抵达宜昌下游，准备协同陆军攻击宜昌。同日，日机狂轰鸦鹊岭和宜昌，给中国守军与平民造成极大损失。日军第13师团、第39师团、第3师团，已从东南方向到东北方向对宜昌进入三路攻击态势。（参看枣宜会战第二阶段作战图示）

      

                           

枣宜会战第二阶段作战图示       

日本《大阪朝日新闻》昭和15年（即1940年）6月11日报道了当阳沦入日军之手和日本飞机对宜昌城区进行轰炸的消息。

 

                   1940年6月11日，日本《大阪朝日新闻》报道攻陷当阳并轰炸宜昌城区          

6月初，由于94军、75军调往汉水东与汉水西作战，26军防守江陵、沙市和沙洋一线，当日军准备进行“宜昌作战”第二阶段时，宜昌城区周围没有成建制的中国军队，几乎是座空城。 

6月1日零时，日军第3师团从王家集渡过汉水，进攻襄阳。我军苦战不支，弃守襄阳。江防军司令郭忏向重庆告急，说明日军有进攻宜昌的企图。 

宜昌是三峡门户，如果失守，四川将门户洞开。况且，宜昌江边还有从湘桂撤下来的兵工器材2万多吨！6月1日上午9时，重庆大本营召开紧急军委会，拟定出《襄河西岸作战紧急部署方案》。下午3点，又由最高司令长官蒋介石主持召开紧急会议，专门讨论襄西作战紧急处置办法。与会者有：参谋总长何应钦、军令部长徐永昌、政治部长陈诚、后方勤务部长俞飞鹏、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张治中、办公厅代主任商震、代次长刘斐、总顾问福尔根等。会议涉及宜昌原守军调度，却并未将他们迅速调回宜昌防守，而是： 

令75军（周礨部）进守南漳。 

令李及兰军（第94军）经大洪山，归还江防军序列。如渡襄河困难，即协同王缵绪集团（第29集团军），以大洪山为根据地，袭敌后方。 

会议中，由蒋介石点名陈诚，让他率第18军（欠1师）赴宜救援。陈诚当即表示接受这一艰巨的任务。此次仓促救援宜昌，大家都知道是异常艰巨且无法完成的任务。散会后，陈诚的好友张治中把他拉到一边，开玩笑说“你本是智不可及的，可是这次前去，却成为愚不可及了。”陈诚并非愚者，他明知这任务不接不行，即使接下来也不一定能完成。但他认为：“其实我之此来，结果如何，早已前知。但临难茍免，不是军人应有的态度。就算宜昌是由我手里失的，充其量不过又代人受过一次罢了，又何不可之有？（摘自《陈诚回忆录——抗日战争》）” 

重庆最高军事会议散会后，陈诚即乘“民本”轮赶往宜昌。6月4日凌晨，陈诚抵达宜昌。了解敌情与宜昌防务后，6月5日下午2点，他将自己的军事调度安排情况，致密电汇报给蒋介石。 

第18军接6月3日军委会电令，出川救援宜昌。当时第18军下辖三个师，除第11师远在当阳作战，实际驰援宜昌仅两个师：驻扎在重庆的第18师（师长罗广文）、驻扎在万县的第199师（师长宋瑞珂）。 

其时，第18军军长彭善，正在重庆以西的璧山县青木关举办军事干校轮训，接令后立即率机要人员、参谋、电台、特务营先期出发，到宜昌布置防务。了解宜昌情况后，彭善布防：18师担任宜昌城区守备，199师布防于南津关、小溪塔一线作为策应，第18军军部设在西陵山腰的前坪。 

6月5日，第18师在罗广文率领下，从重庆北碚出发，乘轮船下宜昌。199师随后出发，从万县上船，先到达秭归县香溪集结，再赶往宜昌。当时199师师长宋瑞珂还在重庆，只好另外搭乘轮船直接赶往宜昌。

 

                                     

 第18军驰援宜昌      

第18军驰援宜昌的途中，并不顺利。 

第18师轮船行至云阳观音滩，遭日军飞机轰炸，有一艘轮船被炸伤。轮船上的高炮部队向敌机开火，击落1架日机，其余仓皇逃走。被击落的日机飞行员，跳伞逃生，坠入奉节附近长江中，被中国守军活捉，解送去了重庆。 

最后出发的第18军军部直属部队，乘民生公司专轮东下。船到万县，三五成群的敌机来扰袭，轮船只得昼停夜航，行进缓慢。经过两天三夜，6月10日晚上才到达宜昌下红溪一带，半夜下船，向桃坪方向集结（桃坪离前坪约1公里）。天快亮时，经过上桃坪，于11日拂晓才抵达下桃坪。当时，宜昌城东方向第18师已与日军交火，枪炮声隆隆不绝于耳。 

再来看看仓促奉命驰援宜昌的第18军第18师。 

6月8日，满载第18师官兵的轮船进入三峡，第18师师长罗广文在船上召开连级以上军官会。罗广文介绍了宜昌情况，进行战前动员。紧接着，由师参谋长赵秀昆介绍宜昌外围地形基本情况、战场联络、战斗准备和工事构筑要求。 

罗广文在会上讲：“这次我师奉命增援宜昌作战，时间仓促一些。从接到命令到出发，仅两天时间。连集合开会部署命令都来不及，只有移到船上来开会，边走边开。各种作战准备，有些不周到的地方一一提出来，立即弥补充实。师部各处按职责迅速将在重庆领到的武器弹药装备器械等，到宜昌前发到连，充实第一线部队。这次作战，就地势来说，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有利的一面是西靠大山，南临长江，侧背无虑敌情。但我们是背水阵，无退路，是不利的。历史上背水阵打胜仗的不乏先例，我们要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气慨，奋勇作战，为民族存亡而战。战斗到最后，无令不准后退。……我们必须全速前进，一级装备进入阵地。” 

6月8日深夜，第18师抵达宜昌。下船后，师长罗广文立即率师指挥部众人勘察宜昌城区和城郊地形。当他来到江防军司令郭忏的指挥所时，只见工作人员已将指挥所打包装箱，收拾一空，准备乘船西撤。 

罗广文对宜昌的布防情况是：54团（团长皮宣猷）守备城区，作好巷战准备；52团（团长唐启琨）和53团（团长张涤瑕）担任宜昌东边至镇境山阵地防守；为指挥方便，第18师师长罗广文率副师长李钦若、师参谋长赵秀昆等人，将师指挥部设在镇境山的山头上；师直属工兵营谢增勋作为预备队，在镇境山后设防。18师防线较长，南至长江江岸，北至镇境山。 

54团有一个营从重庆出发较晚，乘民生公司“民贵”轮10日上午才到巴东。夜晚，“民贵”轮先停靠宜昌三游洞，下了一部分人，转身抵达宜昌港，从港口下人。54团这个营在宜昌港下船上岸，立即进入市区作巷战和固守准备。第199师长宋瑞珂在重庆接到命令，也乘坐“民贵”轮赴宜（与54团这个营同船）。宋瑞珂10日晚在三游洞下船后，徒步经南津关、后坪到达前坪，向彭善报到。彭善将宋暂留在军部。 

6月10日前，199师到达宜昌小溪塔以西的桃坪一带，对当阳、远安方面施行警戒。 

宜昌城区沦陷 

6月10日，日军第13、第39、第3师团基本形成三路会攻宜昌的态势。上午10点30分，日第11军下达攻占宜昌的命令： 

军决定攻占敌军具有战略意义的长江南北联络要冲宜昌，而后迅速保持机动状态势。 

第3师团及第39师团消灭北面集团敌人后，在当阳一带及当阳以西地区整理阵容，准备尔后的行动。 

第13师团击败安福寺一带南面集团敌人后，向宜昌突进，并迅速围攻和占领宜昌。 

突入宜昌的部队要经过选拔，对第三国的各种权益，要防止发生无益的纠纷。 

——摘自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 

日军第11军上午下达占领宜昌的命令后，在南京的侵华日军总部作战参谋井本于中午乘飞机到宜昌上空盘旋观察，主要目的是想对宜昌战略地位进行评估，以帮助中国派遺军总部决断是否长期占领宜昌。 

日军下达攻占宜昌的命令时，最接近宜昌城区的日军是靠近长江的第13师团与池田支队。由于第3师团被中国军队死死地挡在当阳西北的峡口一带，第39师团离宜昌城区较远。为了加强对宜昌城区的进攻，园部和一郎于次日晚专门下达补充命令，让第3、第39师团各派出一部参加占领宜昌战斗。这样，进攻宜昌的日军达到2万多人。当然，这一命令，也是为了照顾第3、第39师团的日军在胜利面前分一杯羹。 

事后分析，以国军第18师不足1万人布置在宜昌城郊十几里的防线上，正面防守参与进攻宜昌的第13、第3、第39师团、池田支队2万多日军，力量十分悬殊。比较作战双方：我军千里奔波疲惫之师且没有重武器，既无坚固工事，又无纵深配备，更缺乏制空权；日军蓄谋已久，经过充分准备、陆空火力强大——这场战斗的胜负显而易见，不存在悬念。 

6月10日下午，宜昌城东南的小规模接触战已经开始。 

日军沿双莲寺、龙泉铺公路线进攻。在此布防的52团1个营，听说龙泉铺战事吃紧，抽调了两个连前往增援。这个营防守兵力显然过于薄弱。师长罗广文情急之下，命令师直工兵营、侦察连、机炮连和警卫连抽出两个排，组成一个战斗队，由工兵营长谢增勋任队长，马千毅任副队长，带队前往增援。他们行至郭家场、杨岔路一带时，与日军步兵相遇，双方交火。江中日海军第1遣华舰队的炮艇向他们开炮，支援岸上日军作战。两面受敌，作战十分不利。危急关头，谢增勋令工兵将杨岔路江边的洋油罐炸穿，燃烧的洋油流入长江。火油浮于江面，借着流水与风势，迅速烧向日军炮艇。日军炮艇向下游仓皇逃避，来不及逃的炮艇即被烧毁。岸上中国军队乘势发起猛攻，将日军击退。江北岸危急，暂时解除。 

6月11日拂晓，在数十架飞机轰炸、数十门野战重炮轰击之后，日军发动全面进攻。退守古老背、虎牙山的第26军，抵敌不支，渡江退向红花套、五龙口。这支部队与第九战区赶来策应的第32军、第8军，在后来的宜昌防守战中，只能隔岸观火。 

日军迫近宜昌城郊，先用飞机、炮兵向第18师52团和53团轮番轰炸，随后步兵向我军阵地进行猛攻。由于我军阵地还没有构筑好防御工事，在敌人猛烈的炮火下，不少士兵被翻起来的土石活埋，伤亡极为惨重。 

上午10时许，第52团右翼被攻破，一部分官兵被冲散，另一部分官兵溃退入城。鬼子乘势追击，向飞机场（即铁路坝）强行推进，把山上守军与守城部队隔断。我军各守城部队与师指挥所联络中断，形成各自为战的局面。镇镜山一时成为孤立阵地。 

镇境山位于城区北部，海拔120.5米，是宜昌北面的屏障，敌我双方都知道这是战斗要地。敌军猛攻镇镜山，我第18师师部及53团部分官兵虽孤立无援，他们在师长罗广文的率领下，殊死抵抗，坚守镇镜山，打退了日军一次次进攻。战斗异常艰苦，阵地上到处堆满了敌我双方的尸体。 

此时，作为中国战区总司令的蒋介石，在重庆焦虑万分。他明知远水难解近渴，还是电令在江西上饶的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与湖南长沙的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要他们努力向南昌、蒲圻等地“积极进攻，牵制敌人，以解友军之危。” 

52团溃兵潮水般穿城而过拼命向西逃窜，给守城的54团官兵带来巨大的恐慌。第54团大多是新兵，未经过大的战阵。团长皮宣猷最先被吓傻了，只身潜逃——致使第54团失去指挥，全线崩溃。虽然敌人还未到，但指挥官的失踪，使第54团陷入极度混乱。部分官兵哄抢渡船要渡江，另有少部分没登上渡船的官兵泅渡过江，向长江南岸溃逃。日军乘机炮击第54团，江面上船翻人亡，士兵们的鲜血染红了江水。从城东逃入城区的第52团官兵，越过黄柏河继续向南津关方向溃逃。 

驻在南津关的陈诚闻知18师52团防线已被迅速突破，士兵如一盘散沙似的穿过宜昌城区向西溃逃，他立即打电话给第18军军长彭善，说“楚珩（彭善字楚珩），18军向来是怎么打仗的，你比谁都清楚。现在你就这样把阵地给我丢了？”彭善接电话时热血沸腾，脸上发烧。他镇定一下后大声回答“辞公（陈诚字辞修），我丢官丢性命，决不丢18军的脸！” 

放下电话，彭善立即命令199师的595团到前坪背后占领三一0高地，掩护18师侧背。他带着第199师师长宋瑞珂离开指挥所，来到前坪小高地上，观察并进行指挥。敌人的炮弹不断落在小高地上，第18军军医处长王文明一再建议彭善与宋瑞珂退到指挥所去（指挥所有半永久工事），但彭善置若罔闻，仍聚精会神地指挥战斗。 

下午4时许，镇境山战事吃紧。彭善出于对罗广文的爱护，命令他到后坪去收容溃退的18师士兵，留下李钦若副师长与赵秀昆参谋长指挥53团守镇境山。罗广文对军长的爱护心知肚明，但他已有成仁的决心。因此，他一再向彭善请求自己要留不来，说李钦若副师长不熟悉宜昌情况，让李下去收容。彭善强调收拢散兵的重要性，最后让罗广文和李钦若一起撤下来收容溃兵，在南津关、三游洞一带组成新的防线。同时，彭善令参谋长赵秀昆和参谋主任汤国城留在镇境山上指挥。 

53团团长张涤瑕率领官兵坚守镇境山，奋勇杀敌，打退敌人一次又一次进攻。增援日军赶来，张团长被敌人子弹打中右手腕，血流如注，他简单包扎一下继续战斗。眼看日军攻上阵地，张涤瑕立即率团预备队冲上去拼刺刀，与鬼子展开肉搏。一番恶战，终于将日军赶下山去。 

到了傍晚，日军集中炮火向镇境山53团阵地猛轰。炮轰之后，攻山的敌军，竟动用了灭绝人性的毒瓦斯。镇镜山上的师掩蔽部早已被敌人炮火摧毁成一片废墟，守山官兵没有防毒面具，也无法躲避，均感到窒息难耐。18师参谋长赵秀昆怕死，佯装中毒倒地，被救护人员抬下镇境山撤向黄柏河北岸。此时，山上守军与上级联络中断。师参谋主任汤国城本来就胆小，看见日军太疯狂，借此机会，他以联络已中断、要保存实力为由，窜掇张涤瑕率53团也撤下去。趁着夜色，张涤瑕率53团残部撤下镇境山，退向黄柏河对岸。 

晚10点左右，罗广文渡过黄柏河来到前坪。彭善命令他将收容起来的溃兵重新组织起来，在南津关、前坪、后坪一带布置防守阵地。下半夜，原三游洞的湖北省主席严重（严立三）、南津关的陈诚指挥部后撤到宜昌县太平溪，第18军军部也从前坪向西撤到三游洞以北的冰厂附近。 

6月12日清晨，日军第13师团步兵第116联队和配属的第39师团231联队开始向老城区发动进攻。同时，日海军第1遣华舰队的炮艇也运送士兵在城区奎星楼附近驿码头登陆。 

上午10时，日军步兵第116联队左翼先头骑兵部队由城东杨岔路突入城区中心地段。趾高气扬的日军骑兵炫耀胜利，得意洋洋。万万没想到的是，他们遭受到第54团邓萍营一支部队的突然打击，一时狼狈不堪。第54团邓萍营这支部队没有受团长皮宣猷潜逃的影响，他们誓死保卫宜昌。官兵们凭借着宜昌中国银行和聚兴诚银行的坚固钢筋水泥，以此作为掩体，机枪、步枪不断地向敌人喷射出怒火，一下子将日军骑兵打得人仰马翻，数十名鬼子当即毙命。日军恼羞成怒，向我邓营守军不断进行反扑。下午，敌人久攻邓营不下，调来燃烧弹向两银行内纵火。除少数受伤官兵在日军进攻前被化装成红卍字会工作人员撤退外，绝大多数官兵在熊熊的烈焰中壮烈殉国。战后，人们把保卫宜昌坚守“两行”的邓营官兵比作保卫上海坚守“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 

6月12日下午4时左右，日军全面占领宜昌城区。

 

               

                        

日军攻陷宜昌

宜昌沦陷时，日寇在宜昌犯下的罪恶，罄竹难书：12日，在怀远路和光里一带；13日在滨江路、招商局一带；14日在环城东路、环城南路一带；15日在通惠路（现解放路）一带；16日在大东门大北门一带，共烧毁大小房屋达六、七千栋。日军每天用卡车、马车、人力车把商店、公司和仓库的物资及较好的家具运走，然后放火烧屋。日军破城之后，大肆奸掳烧杀。被杀老百姓，达数百人。大街上、长江边、西坝东侧干涸的河床上满目尸体，惨不忍睹。低洼处，一滩一滩的血水，由红变黑。城区大火弥漫，三周不熄。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7-04-11 10:2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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