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亡反差巨大的枣宜会战
2018-06-28 11:48:15  来源：360图书馆  点击：  复制链接

　　日军的窘境

　　武汉会战后,日军成功进占武汉,但此时日军已处于过度延伸状态,其多数常备与A级后备师团,均已投入前线,犹未能摧毁我军主力,且虽然精华区业已损失大半,重庆当局仍不准备接受日本的谈和条件,日本人发现他们陷入了他们一直想避免的持久战深渊。

　　日军此时的选择是停下来,一面巩固占领区,一面采取局部攻势,以施加压力于国民政府,冀望国民政府同意和谈,这种策略基本上只是重弹南京攻陷后的老调,可情况对日军却更恶劣---占领区大了至少一倍,日军缺乏实力既全面控制占领区,又能保有足够的预备队---如果说在一九三七年底日军采用这种策略是明智的话,一年后再重启此一想法就是愚蠢之至。

　　在决定了战略构想后,一九三八年底日军便开始进行兵力重整,即以大量新编成的独立旅团与B级后备师团开入中国,同原本投入战场的常备师团及A级后备(特设)师团进行换防,换防出来的部队,或开回国内解除动员,或转调关东军对抗俄国的威胁;至一九四零年初,日军在华(除东北)共布署达二十四个师团.二十一个独立混成旅团与两个骑兵旅团,地面部队总数将近八十万人。

　　这兵力数字非常庞大,驻军开销也令日本政府颇感压力,可是占领区太过广大,以致日军虽将驻军化整为零,驻防于大量的班.排级据点,以求控制占领区,甚至于一个师团只能保持一个大队的机动兵力,可对占领区的控制成效仍就不怎么样,国共双方的敌后游击军不但活得好好的,还有心情互相"磨擦"。

　　除了力求控制占领区以外,日军还希望以局部攻势消耗我方实力,由于中央嫡系精锐多布属于西南充当预备队,或是布置于武汉四周俟机反攻武汉,因此,日军决定将局部攻势的重心放在对我第五.第九战区的防区,以逐次打击中央嫡系单位为第一要务,于是,当各军都在忙着调防,且多以旅团取代师团的情况下,占领武汉的第十一军仍控制了七个师团又三个旅团的庞大兵力,负起连续进行局部攻势的任务;一九三九年一年中,第十一军先攻夺南昌,再先后对湖北第五战区及湖南第九战区发动大规模攻势---我方分别称为南昌、随枣.第一次长沙会战---可除攻占南昌外,对我军的打击都不严重。

　　更恶劣的情况是日本本土的经济问题,一九三七年初,日本才刚通过了一个以美.俄为假想敌的海.陆军整建计画,总额达二十四亿日元,可才开始执行,中.日战争爆发,战费消耗庞大,同时扩军仍得进行,因此,日本央行的黄金准备急速消耗,至一九三八年底,日本央行手上的黄金库存(价值仅十三亿五千万元)已消耗三分之二以上,即使如此,当年度为了进行武汉会战,日本陆军仍必须延缓整建计画的执行,才能挪出足够的预算应付战费

　　紧接着,在武汉会战后,日本陆军的整建计画又做了修改,从最初版本的战时四十个师团到一九三八年初的五十五个师团,到一九三八年底则是目标一九四二年之前完成战时六十五个师团与陆军航空队一百六十四个中队的整备工作,为了生产并储备足够的装备.弹药,整建计画所需的经费自是节节高升,仅一九三九年的扩军预算便需十八亿日元,日本的财政已经到了临界点

　　中国战场

　　事实上,日本也积极的想自中国脱身,可其和谈条件超出国民政府的底线甚远,想在此一方面达成突破的机率并不高;另一方面,日本虽在华北与华中试图扶植附庸政府,"以华制华",以帮助日军削弱重庆国民政府的影响力,但由于效果都不怎么样,即使一九三九年扶植建立了汪精卫政权,以汪之地位.威望---汪可是 国父遗嘱的起草人,那时蒋只不过是个"校长"罢了,而当他因行刺清帝国中枢要员名震天下之际,蒋还在日本用冷水洗脸---仍旧无法使国民政府土崩瓦解,所以这一招也没啥用处。

　　文的不行那就来武的吧!可前面已然提及,第十一军整个一九三九年的战果仅是差强人意,且整体上日军兵力不敷分配,就算是第十一军各师团也负有占领任务,要发动攻势就得大幅抽调守备兵力,在无兵接防的前提下,攻势自是不可能持续,换言之,要以大攻势削弱我军,日本人就得大幅增兵,否则能打的就是局部(且不深入的)攻势而已。

　　日本第十一军司令岗村宁次中将也体认到这一点,他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提出的报告中便认定了外交或小攻势是不可能有用的,必须大幅增兵采取大攻势,可此时日本陆军正忙着生钱去扩军,根本无法增兵前线,事实上,自武汉会战后日军的"守备化",就是为了省钱以支撑建军计画,在华日军地面部队自武汉会战后的高峰约八十五万人,至此时已减少约五万人之多---常备师团或A级后备师团(四联队)满编约两万两千人,新调入的守备师团(三联队)仅约一万五千人,而一个独立混成旅团则仅约六千人---岗村的想法虽然正确,上头自是不可能接受,而且,还在考虑进一步裁减在华日军到四十万的地步。

　　不过,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我军全线发起冬季攻势,给予日军极大打击,同时,我军在广西正面对日本用于斩断我通往越南国际交通线的第五师团进行大举反击,第五师团受到重创,这些攻势让日军高层发现一九三九年的战斗根本没伤到我方多少,于是终于勉强同意在华日军兵力不宜过度缩减,且同意增援两个常备师团,以便于一九四零年对我发动较大规模的攻势;最终的在华兵力目标为至一九四零年底缩减至七十四万人即可

　　一九四零年春,日本第十一军开始筹备针对我第五战区的大攻势,此一计画获得日本大本营及"中派"的全力支持。

　　战场情势与作战计划

　　环绕武汉地区,我方约布署了一百个师,在江南是第九战区的五十个师,在江北则是此次会战的主角第五战区,共有四十七个师又两个旅,其态势如下:

　　江防军:十个师,防御重心为宜昌正面

　　右翼军:含三十三.二十九集团军,共十二个师,防守汉水两岸地区

　　中央军:第十一集团军,共六个师,防御随县正面

　　左翼军:第二集团军,共五个师.两个旅又四个游击纵队,防守桐柏山区

　　大别山游击基地:第二十一集团军,含四个师.十二个游击纵队又十个游击支队

　　预备队:三十一集团军(八个师,位于河南)及第二十二集团军(两个师,守备襄阳)

　　五战区的战略构想为:攻左则右应,攻右则左应;即如果日军将主攻轴置于汉水东岸,则中央军与右翼军一部吸收日军攻击冲量,右翼军主力 ，打击日军左翼, 而左翼军一部与第三十一集团军打击日军右翼。但若日军直接渡汉水西进直取宜昌,则江防军与右翼军主力负责吸引日军冲力,以第三十一.第二十九集团军打击日军右翼。

　　日军方面,第十一军共辖第三.六.十三.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九.四十师团,第十四.十八.暂一零一独立混成旅团,总兵力约为八十八个大队,因此次作战日军决心与第五战区主力进行决战。故日军上级自江南地区的第十三军抽调了七个大队的兵力予以加强,而第十一军也大胆抽调兵力集中前线,最后使用兵力为:第三.第十三.第三十九师团全部,池田支队(第六师团一个加强联队).第四十师团主力(两个加强联队)及来自第十五.二十二.三十三.三十四师团与第十四独立混成旅团的十四个大队;其战略构想为分别在汉水两岸连续进行两个双面迂回,分别压迫我军于唐河-白河线与宜昌地区背水决战,以摧毁五战区主力,其兵力配置概以三十九师团(配属池田支队)居中而以第十三师团充当左钳,第三师团 (加强第四十师团主力)担任右钳。

　　第一阶段会战

　　四月底,日本第十一军未投入作战的单位,分头对江南第九战区发起牵制攻击,五月一日,日军主攻势开始发动,担任右钳的第三师团(加强来自第四十师团的石本支队.两个战车联队与一个工兵联队)率先自信阳起攻指向泌阳,当日即突破第二集团军正面,次日,第十三师团也从钟祥发动攻击,当日便突破第三十三集团军正面;两路日军突破后便全力北进,第三十三与第二集团军主力则尾追日军之后俟机伏击之。

　　五月四日,日军第三十九师团(加强池田之队)于中央战线发起攻势,立即突破第十一集团军正面,第十一集团军当下以四十五军向西南方转移,而以第八十四军往西北转移,力图防守枣阳。

　　当日军大攻势发动后,五战区立即向襄阳地区集中兵力准备决战,其兵力调整为:第三十一集团军主力(六个师)向唐河移动,其九十二军(两个师)则向泌阳推进,准备侧击日军第三师团;江防军速调七十五军全部向光化集中待命决战,另调第九十四军主力(两个师)渡江尾追敌第三十九师团,加入决战;最后,则命令已为日军左路及中央攻势所割裂的第二十九集团军(四个师)以大洪山区为根据地,威胁日军第十三.三十九师团的侧翼。

　　也就在五月四日,日军发觉三十一集团军开始南下的行动,当即命令第三师团在攻陷泌阳后准备迎战我军,并以小川支队(第三十四师团的两个大队)紧急增援前线,但是,该师团仅于六日与第九十二军打了一仗,击退了九十二军,之后,该军继续挺进,八日陷唐河,九日进占新野。

　　与此同时,担任左钳的日军十三师团直取双沟镇,中路的日军则在五月八日进占枣阳,八十四军在向西北转移途中为日军第三十九与第十三师团所捕捉,随即夹击之,该军惨遭重创,一七三师师长钟毅阵亡;九日,三路日军在白河畔完成会师,却未捕获五战区主力。事实上,五战区已经在日军四周集中了二十三个师的兵力,准备强行决战。

　　第五战区的总攻

　　五月八日夜,日军的双钳即将会师,很明显的,除了重创我八十四军外无其它重大战果可言,但是日本第十一军仍下达命令,命前线各师团在抵达唐河-白河一线后反转回原驻地,准备执行汉水西岸的包围战,也就在同时---一个是晚上八点,一个是晚上十一点---重庆向五战区下达了总攻令,此时,第三十一集团军的六个师在北,三十军与七十五军共六个师在西,第三十三集团军的五个师在南,四十五军及九十四军尾追日军的五个师在东南,几乎已包围日军。

　　正准备撤退的日军,最先于十日与自南方迫进的第三十三集团军主力发生接触,日军发现此现象后,便认定是击破我军的好机,当即命第十三.三十九师团与池田支队南下,对三十三集团军进行猛击,而以第三师团掩护其北翼。

　　五月十二日,全面激战爆发,日军以两个师团猛击我三十三集团军的五个师,我军立陷苦战，在北边,我六个军十七个师则对孤立的日本第三师团自北.西.南三面进行包围攻击,日军第三师团也陷苦战。

　　在南线,第三十三集团军主力激战数日后便力不能支,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乃于十四日率特务营及五十五军七十四师渡河东进加入会战。

　　这天晚间,全线仍旧激战,日本第三师团也为我军的包围攻击所压迫,部队颇有伤亡,且补给快尽,其第二十九旅团已发出"敌攻击意识极为旺盛,此状况下我军无法反击"的告急电文,可此时日军尚未彻底摧毁南线我军,情况非常紊乱,此时日军的选择只有两条:或命第三师团单独撤退,或令其固守待援,调南线部队于击破我军后再北进解围;但日军在衡量第三师团状况后,决定采行前案,并安排了一个更大的陷阱,即命令该师团往东南方枣阳方向转移,诱我穷追。

　　五月十五日,第三十三集团军部推进至番瓜店,因采用明码通信,为日军所侦知,日军当即抽出第三十九师团扑向该地,十六日,三十九师团激战竟日后歼灭我第七十四师与三十三集团军部,张自忠上将阵亡，而当日,日军第十三师团也击破我第三十三集团军主力,南线包围圈已经突破,日军随即调整兵力,向枣阳集中。

　　自十六日至十八日,日军第三师团边打边退,我军虽然穷追不舍,但在缺乏打击火力之下,仍未能痛击该部,终使之脱围而去,该师团在十八日晚间于枣阳东北方完成攻势准备,此时,击破三十三集团军后调头北上的第十三.三十九师团也推进到枣阳一线,完成展开。

　　日军第三师团的后退拉近了南.北两股日军的距离,使之加速会师,我军不疑有诈,穷追至枣阳一线,五月十九日晨,日军以三师团并列,发起全面攻势,压迫我军背唐河决战,我军各师仅一上午便力不能支,七十五军为敌重创,其它各部亦颇有伤亡,见状至此,五战区急忙下令各军撤退,日军追击至二十一日抵达白河边后停止。

　　攻占宜昌

　　第五战区强行决战失败后,部队伤亡甚重,已无力阻碍日军攻势,而日军虽然也十分疲惫,但战力仍相当完整,尚有再战之力,日本第十一军部在考虑后决定将第十三师团(配置池田支队)南调,而第三与第三十九师团就地整补,准备进行第二阶段作战---渡过汉水再进行一次以宜昌为目标的双面迂回。

　　另一方面,第五战区为进行北正面的会战,已经投入多数兵力,为此,江防军被调出五个师,扣除一个在敌后游击的师,此时江防军仅剩四个师防卫宜昌一线,兵力不敷使用,而北上参与会战的江防军部队多已惨遭重击,且此时多处于混乱状态,根本不可能及时返防,在判断日军有可能续攻宜昌后,军委会急调第二.第十八.新十一与第三十九军共十一个师增援前线,为保四川大门,国府高层不计血本!----第二军主力师(第九师)的前身是黄埔教导团,十八军不用讲了,新十一军的主力师是以伤愈老兵组成的荣一师;各军军长分别为李延年.彭善.郑洞国----这可不是玩假的。

　　五月二十九日,日军下令进行第二阶段作战,此时,第四十师团部已抵达战场,接管了石本.小川各支队与其它后方掩护部队的指挥权,该师团的任务为掩护攻击军的后方,并对大洪山的我军进行扫荡;在安排得当后,五月三十一日夜,日军第三.三十九师团强渡汉水发起攻势。

　　日军当晚即突破第四十一军防线,次日便进入襄阳,两个师团随即并列向南攻击前进,进入我三十三集团军背后,压迫我军调转正面---由向东改为向北---抵抗,我军仓促间陷入混乱,日军趁机猛击之,将三十三集团军各部予以各各击破。

　　军委会见战况紧急,急令第三十一集团军率五个军南进追击,希望能牵制日军的行动,但战果不大。

　　六月四日夜间,日军第十三师团(加强)自钟祥以南发起攻势,强渡汉水进攻我第二十六军主阵地,突破后便一路挺进,于八日攻占江陵,至此,日军从北.东两面迫近宜昌。

　　六月九日,两路日军一齐发起了总攻,北路军向宜昌西侧迂回,试图斩断我军退路,第十三师团则由东侧直取宜昌;但担任迂回任务的日军第三师团在宜昌东北方峡口镇为我第二军所阻,使日军的迂回意图失败,日军只能以第十三师团自东向西一路压迫,终于在十二日攻占宜昌。

　　与此同时,日军第四十师团也对大洪山区发动扫荡战,双方激战至二十日,日军仍突破我军防线南返。

　　照日本第十一军的想法,进攻宜昌的目的只是为了重击第五战区,现在目的已达成,且日方兵力并不充裕,理应放弃后撤,不过"中派"与日本陆军高层却希望能够长期占领该地,同时,日本海军也支持此一构想---以提供对四川进行轰炸的前进基地。

　　只不过,兵力不足的问题无法解决,"中派"的兵力还在缩减中,再谈增兵前线实在是无能为力,于是,"中派"勉强按奈下他们的意图,六月十五日,"中派"同意第十一军撤退。

　　促使日方变更决心的是欧战的发展,一九四零年五月,德军进攻法国,至六月法国沦亡已定,此一战果刺激日军高层再度燃起解决中国战事的意识,日本陆军高层认为占领宜昌有助于对国府施加压力,而促使和谈的产生,日本海军则维持其一贯的看法,认为需要一个对内陆轰炸的前进基地,二者很难得的产生了一致性的意见,此一看法亦打动了天皇,使之于六月十五日的御前会议上询问陆军:是否可确保宜昌?

　　有了"天皇圣喻"的撑腰,日本陆军高层当即坚定了长期占领宜昌的决心,于六月十六日紧急下令第十一军停止撤退,并同意增兵第十一军;在接获命令后,日本第十一军紧急调整兵力配置,并指令第十三师团固守宜昌,至此,会战结束。

　　结论:

　　再一次的,日军显示了他们的战力远胜当时的国府军,按第十一军的战报显示,该会战日军伤亡仅约七千人,与之相较,我军承认的战损为:阵亡三万六千九百八十三人,失踪两万三千人,负伤五万零五百零九人,如换算伤亡比率,日军投入五十六个大队,伤亡约占有效作战兵力的百分之十二点五,可我军投入之兵力约五十四个师,概约三十八万人,伤亡高达总兵力百分之二十九---或是,有效作战兵力的百分之四十五!---毫无疑问,我军战败!经此一役,第五战区主力元气大伤,且重要性急速下降,直到抗战结束都没有恢复,换言之,日军的企图达成。但是,五战区的作战计画基本上并无问题,出问题处在对我方部队战力估计的过高,而实情是我军极度缺乏重装备---我军至少有三个军为敌重创,但日军只掳获山/野炮二十三门!---只能靠人力硬攻,打击力严重不足,以致再次上演虽已对敌(第三师团)包围攻击,却无法将之全歼或重创的一幕。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8-06-28 11:5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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