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权视角下的1941年中条山会战
2022-10-29 09:43:53 来源：团结报 点击： 复制链接
中条山会战
2021年12月9日的团结报《文史周刊》发表了杨跃进所著《1941年的中条山战役》一文，该文较全面介绍了此战的背景、经过和结果，并从敌情意图判断、防御决策部署、作战准备情况、部队协同配合等方面对中国军队惨败原因进行了分析。文章还提到，“在中条山激烈作战的时候，我国后方的一些城市遭到了日军的空中轰炸。5月6日至7日，日机便轰炸了西安、咸阳、澄城、大荔、朝邑、潼关、郑州、汜水，企图切断中国军队后方交通运输线，达到阻止增援、挫败中国军队士气的目的。”
实际上，这一时期敌机不仅轰炸了上述城市，其目的也不限于切断中国军队交通增援线路;日军航空兵全程深度参与了此次会战，并对会战的结局产生了难以忽视的重要影响。
敌机蔽日实力悬殊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后，仅编制296架作战飞机且完全没有航空工业体系支撑的中国空军，面对战机装备数量近3倍的日军航空兵，不惧强敌，亮剑长空，取得赫赫战果，但亦消耗巨大，不得不于当年11月转入休整阶段。其后，在苏制战机的补充及苏联援华航空志愿队的协助下，对日空战能力略有恢复。然而，1940年8月起，日军将最新研制的零式战斗机投入实战，其性能远在中国战场的各型苏制战斗机之上。1940年9月13日的璧山空战，中国空军损失飞机24架，牺牲飞行员10名，伤8名，但竟连1架日军零式战斗机都未能击落!这种情况下，就连战时首都重庆上空也成为有空无防、敌机来去自如之地。而众所周知的飞虎队(中国空军美国志愿大队)，则是1941年8月才在缅甸成立的。也就是说，中条山会战期间，中国地面部队是在毫无空中掩护的情况下展开防御的。
反观日军，却完全不同。日军在华北地区的主要对手是八路军，空中打击对八路军分散灵活的敌后游击战作用不甚明显，因此华北日军航空兵的力量并不很强。但中条山的情况不一样，国民党军队在此聚集重兵，据险固守，这种作战模式下，航空兵的威力可以充分发挥。
为一举夺下战略地位重要的中条山，日军特地从千里之遥的关东军抽调兵力，将驻黑龙江勃利的关东军第7飞行团轻轰炸第32战队、驻海林的关东军第2飞行团侦察第83战队调往华北，加强到第3飞行集团。关东军系日本陆军精锐，不仅是驻屯控制中国东北的主力，还要在进攻苏联时担负突击兵团的职责，轻易不会动用。但就在1941年4月13日，《日苏中立条约》于莫斯科签订，日苏关系有所缓和。6天之后的4月19日，日本大本营即从关东军抽调航空力量加强到华北。这绝不是巧合，它反映出日军对于中条山会战以及空中打击的高度重视。
第3飞行集团由集团长木下敏中将统一指挥。具体部署为：集团指挥所设在河南新乡，下辖第1飞行团驻山西运城机场，负责协同日军的西线作战;第3飞行团驻新乡机场，负责协同日军的东线作战。
2018年，笔者在山西运城市郊羊驮寺辗转找到了运城机场旧址，还看到了部分残存的机库和防空地堡。运城机场是日军在中国华北的重要航空基地之一，此处距中条山西部的平陆、垣曲、绛县等地的中国守军防区不远。即使是位置稍远的新乡机场，至中条山东部的济源、孟县等地，航程也只有百余公里。也就是说，中条山全境均在日军飞机作战半径内，敌机不仅可以频繁起降，还能够长时间滞空实施对地攻击。1941年5月6日，日军航空兵首开战端，一时敌机蔽日，向中国军队阵地大举袭来。
炸弹呼啸守军之殇
在中条山会战的战史档案或研究著作中，有关日军航空兵轰炸的记录比比皆是。如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于1941年10月向军事委员会上报的《第一战区中条山会战要报》记载：“战斗惨烈，为抗战数年来所未见。每日自拂晓起至黄昏止，平均无一分钟天空不见敌机活动;阵地所在，无尺寸不为敌炮烟、毒气所笼罩。”“此次会战，敌空军(应为陆军航空兵)300余架逐日出动，除交通线、渡河场、通信线路完全被其破坏控制外，我阵地上空，无时不遭其轰炸与威胁，阵地摧毁，人马伤亡，补给断绝，增援不及，几使我部队行动完全陷于停顿之中。”又如第17军第84师的《晋南中条山战斗详报》，其战斗经过一节共9段内容，即有4段提到了日军的轰炸。再如戚厚杰、王晓华编著的《第一、二、八战区抗战纪实》一书，在“中条山会战”一节中，十多次提到“轰炸”“飞机”等词语，“5月7日……日军自天晓便投弹轰炸，一波又一波，至黄昏一刻未停。守军前沿阵地，在炮弹轰炸下，在烟雾和毒气笼罩之中”。
在中条山参战官兵的回忆中，也有不少对日军飞机活动的记叙。如时任第17军第84师副师长的高建白回忆，5月8日“我们向北翻过大山，至南沟接到岳英贤团长的报告，说他们已经占领第二线指定的阵地，目下尚无情况，高军长觉得很高兴，就在南沟休息了两个钟头。忽然敌机7架，大行轰炸，这时东北方向，发出枪声。”
近年来，笔者采访了数位亲历中条山会战的老战士。原第3军第7师21团4营9连战士李林学谈及日军轰炸时连连摇头，表情沉重：“太厉害了，我们没有防空武器，遇到轰炸只能趴在地上听天由命，被炸死伤的战友很多。”原第3军第7师师部通信排战士段少云回忆，转移途中的第7师师部到了一个小村庄，正准备做饭吃，“结果日本人的飞机来了，饭没吃成，做饭的柴火还冒着烟，他们就在那个院子扔了炸弹，从那以后我再没见过那个炊事员。”“山沟里面，骑兵连的马也在那……日本人在山顶上扔炸弹，把咱们的骑兵连全炸完了，其他的山边的兵也炸完了。”
在缺乏有效防空手段和坑道式掩体系统的情况下，日军强烈的空中打击给中国军队官兵带来巨大伤亡。新编第27师师长王竣、参谋长陈文杞于同一天遭轰炸牺牲，就是最惨痛的一例。
1941年5月9日凌晨，新编第27师奉命急赴平陆县台寨村(今太寨村)布防，以保障友军向白浪渡口集结。2017年，笔者在太寨村考察看到，该村位于中条山最南面一道山梁的北坡，翻过山梁就是黄河，距白浪渡口8公里左右。当时，日军一部突破了我第165师和河北民军的防线，直插台寨而来。激战中，新编第27师部队遭到日军飞机猛烈轰炸，少将师长王竣、少将参谋长陈文杞及上校参谋主任郭则温等一众将士牺牲。次日上午，台寨失守。
中条山会战，日军地面部队共出动约10万余人，中国守军参战部队总兵力为15万至16万人左右。两相对比，中国军队还略占上风。然而，这仅有的由人数及地利带来的微弱防守优势，在日军呼啸而来的航空炸弹打击下，被完全抵消了。
伞降突击血色马村
中条山会战期间，除轰炸外，日军还实施了较为罕见的伞兵空降作战。此次会战，西线是重点。在日军的主要进攻方向上，是中国军队第5集团军的防区，该集团军总司令部也就成为日军伞降突击的首选目标。
第5集团军总司令部驻地位于夏县马村。2017年笔者实地考察看到，马村西倚海拔1600多米的中条山三大主峰之一楼山，那里地势险峻，大部队和重型装备无法翻越。村东面向中条山脉腹地，村前有一条公路(抗战时为碎石路)，向西北约4公里处有一地势险要的隘口名为阎王峡，是从北面接近马村的唯一通道。1941年5月8日黄昏，日军一部由麻家匣南下而来，第5集团军特务营在阎王峡与敌激战。除这一路日军外，当时并无其他日军部队进攻至此。也就是说，当特务营阻敌于阎王峡时，第5集团军总司令部应该是安全的。
但就在这段时间，第5集团军总司令部突遭袭击，不但丢失了驻地马村，而且损失了关键的通信部门。《抗日战史·晋南会战》的记载是：“5月9日晨，马村已被敌攻占……无线电班被敌冲散，通讯联络于11时中断。”第5集团军的战报记载是：“9日……本部不得已即于4时移至涧南沟指挥……无线电亦被敌冲散，通信联络即中断。”
周遭并无日军主力，第5集团军总司令部是如何遇袭的?总司令曾万钟的看法是：“(敌)以钻隙迂回战法，与冒险犯难之精神，攀登绝壁……打破我之指挥系统”，虽未明确敌军来路，但“钻隙迂回”“攀登绝壁”等用词，明显意指敌军来自附近山中。事实上，突袭第5集团军总司令部的，正是来自马村背靠的楼山之中的一支日军空降兵部队。
要伞降突击第5集团军总司令部，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即空降不能为守军察觉，及空投点距离马村较近。否则要么因提前暴露而被消灭，要么在战斗打响后无法迅速接近目标，起不到奇袭效果。这就要求要有一个合适的空降场。马村四面群山环抱、峻峭险绝，唯一的开阔地则在第5集团军总司令部视野之内，看似并无适合空降之处。然而，经过周密的前期侦查，日军发现了楼山后山原始森林中一处开阔草坪——楼山坪。经笔者实地考察，此处海拔1200米，面积约数平方公里，地面坡度仅10至15度，附近有泉眼一处，步行至马村约2至3个小时。在马村及其周围制高点，均无法观测到楼山坪。此地完全满足实施伞降突击作战的各方面要求。
在大举进攻中条山之前数日，日军空降兵开始秘密向楼山坪伞降，中国守军完全没有察觉。但楼山坪一带原有少数当地民众耕种、放羊，日军空降兵着陆后，将他们抓捕，强迫其修筑工事，防备中国军队可能的进攻。根据亲历者夏县祁家河乡马村、七泉村、前坪村民众柴水平、杨圣清、柴金群等的回忆：日军先后多批次空降，人数约一二百人，全部隐蔽于楼山坪。数日后，这批日军向山下马村方向攻去。日军离开前，将掳掠的民众捆绑关押，故下山后的情况，柴水平等并不清楚。
日军此举，完全出乎第5集团军总司令部的意料，加之特务营已经北上御敌，总司令部守卫力量薄弱，马村顿时陷入一片血色之中。第5集团军总司令部通信等部门被袭击，曾万忠总司令被迫仓促转移。“9日23时，本部(指第5集团军总司令部)冒雨夜行，又转至涧南沟，仍未与各部取得联络，但判断各军仍在指定位置。”作为中条山西部地区最高指挥员的曾万钟，因通信系统被摧毁，与下属各军完全失联，既不能准确掌握部队位置和状态，又无法及时下达作战命令，防区各部一片混乱。
在这种局面下，中条山西部防区的中国军队因指挥不灵、协同不力等原因而被迅速击溃，各部均出现重大伤亡。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战后指出：“通信联络不灵，为曾集团失败主因。”西线的失陷使得日军得以快速进至中条山纵深区域，中国军队被分割合围，这大大加速了整个会战的失败。
会战结束后，第一战区长官部在总结时，特地将“敌对我阵地后方锁匙部，则用伞兵降落，以威胁我军之侧背”作为一条重要教训。蒋介石也指出：“现时最要者为洛阳飞机场以及其附近防备敌降落伞之袭击……此后敌如果向河南岸侵犯，其必先用降落伞，在洛阳附近袭击我高级司令部为其唯一战术无疑。”可见，日军在中条山使用的伞降突击战术确实发挥了相当效果，引起中方高度注意。
中条山会战自1941年5月6日开始，至6月15日日军宣布结束。据其统计，中国军队被俘3.5万人，遗弃尸体4.2万具;日军仅战死673人，负伤2292人。日军认为，此战“达到了消灭敌军主力的目的，收到事变以来罕见的战果”。
尽管中条山会战以中国军队的惨败而告终，但广大爱国将士奋勇杀敌，数万官兵流血牺牲，都表现出极高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正气。
仅就会战失利原因而言，正如恩格斯著名的“历史合力论”所论述的那样，是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的结果，片面地强调其中的某一或某几点而忽视其他部分都是不客观的。
责任编辑：黄雪 最后更新：2022-10-29 09:4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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