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正面战场的贵州将士
2016-09-15 16:00:12  来源：四维影视传媒微信公众号  点击：  复制链接

一、是谁挡住了日军的进攻

事物都是有因果联系的，没有抗日战争的胜利，就说不上共和国的诞生。伟人们说过：“兵民是胜利之本”。回忆60多年前结束的抗战，对我们的国家来说，意义非同小可。因为此前的100多年，中国总是被侵略，还总是得向侵略者赔不是，割地赔款。回顾这段历史，每个中国人的心情都会是十分沉重的。

1839年11月，英国人仅以一支分舰队（舰船48艘、大炮540门、士兵4000人，后逐渐增至15000人），便占领一个又一个港口。1842年，一心励精图治的道光皇帝，接受丧权辱国的第一个条约——《中英南京条约》。根据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给英国，并开放5个通商口岸，同意实行一种按照价值的5%固定下来的统一关税，剥夺了中国关税的主权，控制了中国的国家岁入。1857年12月，英法联军56013人（其中法军1000余人）在珠江口集结，29日占领广州，1858年5月20日直抵天津城下。1860年10月6日，英法联军攻占圆明园，13日控制北京。希望重整朝纲的咸丰皇帝，接受《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中国又开放了沿海和内地的几个通商口岸，再次明确并扩大了治外法权，允许在北京设立外国公使馆和在全国各地建立基督教传教团。也正是此时，俄国人趁中国危难之际，通过外交手段获得了阿穆尔河流域和太平洋沿岸的大片领土。使中国遭受最大耻辱的是1894年8月爆发的“甲午中日战争”，这次中国败在比邻小国日本的手下。企图变法维新的光绪皇帝不得不接受了《马关条约》。条约主要内容包括：赔款2.3亿两白银，分8次交清；承认朝鲜独立；割让台湾岛和澎湖列岛给日本；再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四个通商口岸，日船可沿内河驰入以上各口岸等。

19世纪，中国清政府一败再败，一次比一次更惨。进入20世纪初，更遭到八国联军侵华。1900年8月3日，从天津出发的八国联军共18811人，其中人数最多的是日军，8000人；第二俄军，4800人；第三英军，3000人；第四美军，2100人；第五法军，800人；第六奥地利军，58人；第七意大利军，53人。当时还有7000德军在海上，来不及登陆。驻京清军15万多人，不仅没有堵住这小股兵力，八国联军在10天之内攻陷北京。后联军增兵到10.5万人。于1901年9月签署《辛丑条约》，条约的影响极其深远。其一，赔款4.5亿两，分39年还清，在未还清前，每年加利率4厘，本息共9.8亿两。此项赔款，俄国占29%，德国占20%，法国占16%，英国占11%，日本与美国各占7%强；其二，允许各国自北京至山海关铁路沿线驻兵，这为日后日本人增兵华北提供口实；其三，划定并扩大北京的使馆区，由各国留兵保卫，这又为日后芦沟桥事变时日军出现于京郊留下隐患。最大的损失还在条约之外。当时，俄国人趁机占领东北三省，签约后，俄国不肯退兵，日本出来与俄国交涉，这就引发1904年的“日俄战争”。日俄在中国土地上大动干戈，哪一国胜利都会将东北收入自己账下。好在日本只取得局部胜利，双方议和，承认中国对东北的主权，只是划定北部为俄国、南部为日本的势力范围。

马克思评价中国说：“一个人口几乎占世界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倚，因此，极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决斗中死去。”马克思的话讲后过了60年，辛亥革命发生，清王朝崩溃，中华民国建立。但中华民族的灾难却依然在继续。日本军国主义者认为，中国是一个无可救药的古老国家，中国的传统是重文轻武，历代统治者用专制愚民政策，以愚黔首，以致长期积贫积弱，决不是已经脱亚入欧的日本的对手。满、蒙二族尚且可以入主中原，更何况日军比蒙、满二族更强大。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19000人，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东北军19万不战而退，关东军3天占领沈阳，一周控制辽宁，三个月控制东北三省。到芦沟桥“七·七事变”，查遍事变前日本驻华北屯军的所有人员，取最高数字为8400人。区区这点兵力，就敢在第29军10万兵力的北平南端宛平发动事变，挑起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中华民族处于最危险的时刻。

后来，是什么力量挡住了日军的疯狂进攻？冯玉祥将军1942年在贵州四川交界的合江县说：“同胞们，倭寇说三个星期即可灭亡中国，三个星期之后，又说三个月可以完事，三个月过去了，他们又说至多半年，一定灭亡中国。现在，中日战争已经六年多了，我们还在自己的国土上生存着！这是我们前方几百万将士同敌人拼死战斗的结果！可是，我们前方的将士，还穿着草鞋，有的还赤着双脚，扛着单发步枪，同凶恶的日本鬼子拼杀。我们的将士冻死饿死的不计其数！我们的将士受伤后得不到医治而死亡者不计其数！”一寸山河一寸血，血肉拼与钢周旋，全国的“草鞋兵”用自己的血肉之躯阻挡了日军的进攻。当时，国民革命军陆军一名士兵每月伙食费2元，外加3毛钱草鞋费。因此，俗称陆军士兵为“草鞋兵”。在成都市中心人民公园门口，就矗立着一座脚穿草鞋的川军士兵雕塑。

今天，抗日战争胜利已经64年了，共和国已经成立60周年，我们对正面战场前方同日军拼死战斗的将士还记得多少呢？

1945年6月，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以《史迪威公路——通往中国的陆地通道》作为封面故事，封面图片就是着名的“24拐”。2003年5月18日，央视10套播出专题《寻找“24拐”》讲了如下一个故事。最初是1995年，云南电视台推出专题片《滇缅路风云》，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24拐”老照片首选为宣传画册的封面。《寻找“24拐”》专题片中说：这条路“既是中国人民百折不挠，最终取得抗日战争全面胜利的见证，也让云南人民引以为自豪。”这“24拐”具体在云南境内的那个山谷、哪个路段？虽没有说得清楚，但几乎无人怀疑、寻找过。直到一位名叫戈叔亚的云南人，为了找到“24拐”，在云南滇缅路上反反复复踏勘20多次，也没有找到任何蛛丝马迹。而这多次翻山越岭苦苦寻觅，耗时近8年之久，花去了他人生的十分之一时光。怪谁呢，就怪这“24拐”竟然是在贵州境内，还因为某种难得通融的历史偏见。

贵阳市南部，有一个叫“纪念塔”的地名。知道“纪念塔”是为纪念贵州各族人民在抗日战争中作出重大贡献而建立的人并不多；知道是第102师师长柏辉章报请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批准，碑名为“国民革命军第一百零二师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塔”的人就更少了。最近20余年来，对该塔修建的日期、高度、形状等众说纷纭，难予取舍。直到南明区地方志办公室于2002年8月开始，到2003年7月13日止，先后5次到省图书馆终于查到：民国30年（1941年）5月27日，《贵州日报》第3版载文，标题：《阵亡将士——纪念塔落成》，全文如下：“[中央社]陆军第某某师（注：第102师）在本市中正门外十字路口建筑之抗战阵亡将士纪念塔，现已全部完成，高3丈余（约10米），周围刊刻各阵亡官兵姓名，及高级长官（注：柏辉章）题字，壮丽雄伟，令人凭吊而肃然致敬，按此纪念塔诸烈士咸为黔中英勇牺牲健儿云。”这才把此事说明白。

遵义市历史文化研究会编着《抗战的遵义》一书，该书由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年出版，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该书出版后，细心的赤水市学者苏林富先生，把该书中列出的阵亡将士数和1947年由国民政府国防部联合勤务总司令部抚恤处编纂的《中华民国忠烈将士姓名录·贵州赤水县》加以比较，因这本小册子除对赤水籍在抗日战争中阵亡的将士姓名、所在部队、职级、阵亡时间和阵亡地点加以记载外，还有一个表，对贵州全省78个县的阵亡人数作了分县统计。苏先生将遵义市12个县的数字作了一个比较。尽管1947年的小册中在编辑“例言”中说：“本录系就三十六年六月底前成立恤案之阵亡将士编订，其三十六年七月一日以后及尚待成立恤案或县籍不明者，容俟续编。”（苏先生的《关于〈抗战的遵义〉的一点补正》一文发表于遵义历史文化研究会刊物《遵义历史文化》2006年第3期。）

附表

两数比较，2005年的数字比1947年的数字少1263人。抗战8年，遵义地区出征总人数为131997人，再比较1947年的表，对其准确性令人遗憾。

笔者认为，“草鞋兵”是指抗战中的国军士兵，并不专指贵州士兵，但以贵州草鞋兵为例，介绍老百姓对抗日战争的奉献也是可以的。敌后战场老百姓的抗日事迹尽管也应大写特写，但对正面战场的老百姓抗战实情写得更不够。因此，笔者试以《贵州“草鞋兵”》来说说这方面的事，以此说明贵州人民在抗日战争中作出的巨大牺牲与贡献。

二、黔军参战人数多，参加抗战较早

黔，是贵州的简称。古代称老百姓为“黔首”，黔地也可理解为老百姓居住的地方。黔军指贵州籍军人为主体的部队。从国土面积看，贵州有17.61万平方公里，从人口看，1937年，估计人口总数约为800万。根据贵州师范大学何长凤教授撰写的《抗战时期主黔的吴鼎昌》书稿中提供的《贵州省抗战8年征兵数额表》，国民政府给贵州下达的征兵指标，为每月6000人，按“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的政策征兵。8年贵州的征兵计划为583000人，实际征兵675432人，超征92432人。2007年7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由[英]方德万着，胡允桓译《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战争（1935~1945）》中，引用何应钦着《日军侵华八年全面抗战史》一书中的《战时国民政府正规军征兵数》表说明，贵州征兵数为58万，四川为257.8万，云南为37.5万。贵州征兵数多于云南而少于四川，但从人口数来看，四川是全省人口平均14人中便有一人直接参战，云南是全省人口平均20人有1人参战，贵州是全省人口平均12人中便有1人参战。从出兵人数与全省总人口的比例看，贵州位于各省出兵人数的前列。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参战人数众多是贵州各族人民参加抗战的一大特色。

贵州部队不仅直接参战的人数多，而且参战较早。团结出版社2007年6月出版发行刘晨主编的《中国抗日将领牺牲录（1931~1945）》一书中，列出的第一位牺牲的将领就是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的滕久寿将军。滕久寿于1929年由第10军（军长王天培）第29师参谋长调任第19路军吴淞要塞司令部任参谋长，是第10军补充第19路军的黔军500名官兵之一。1932年1月淞沪会战打响后，吴淞要塞司令临阵辞职，对日军没作任何抵抗。在这紧急关头，滕久寿奉命督战。他登上炮台，率领全体炮兵配合友军奋勇还击，屡次击败日军的凶猛进攻。

开战后的第7天，2月4日上午10时左右，日舰13艘，飞机24架，向要塞炮台进行开战以来最为猛烈的轮番轰炸、炮击，妄图摧毁吴淞炮台，占领要塞。吴淞全镇烟尘弥漫，几乎成为火海，炮台内到处是丈许深的弹坑。此时的滕久寿巍然坚守岗位，指挥炮兵奋力还击。战斗中，敌人的弹片击中了他的左臂，鲜血染红了衣裳，随身护兵请他暂时退避，滕久寿坚决地说：“我辈军人，负有保国卫民之责，速还炮杀敌，后退者枪毙！”话音未落，右腋又中敌弹，炸去了右手，弹片穿透他的胸腹，血流如注，壮烈殉国，时年33岁。战火中，属下将他的遗体用棉絮包裹，就地掩埋。3月中旬，将军的遗体安葬在上海永安公墓。这是黔军对日作战的开始。

滕久寿为国捐躯后，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濡墨挥毫，写下“血洒淞沪”条幅，以慰英灵。宋庆龄也发表演说，赞扬十九路军和滕久寿将军奋勇抗敌的爱国精神。上海《新闻报》、《申报》、《时事新报》等都报道了滕久寿将军的英勇事迹。1984年6月26日，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原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吴淞要塞司令部参谋长滕久寿为革命烈士。同年7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为滕久寿正式颁发革命烈士证明书。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战全面爆发。团结出版社2005年出版发行军事学硕士张洪涛的新着：《国殇：国民党正面战场抗战纪实》，书中记述了贵州省天柱县吴绍周将军任第13军参谋长时，在南口争夺战中的英雄事迹。吴绍周于7月25日到达南口，8月7日日军始攻南口后，组建吴绍周支队，屡次打退日军的进攻，坚守南口至8月25日。因此荣获四等宝鼎勋章并晋升为113师中将师长，1938年调任第110师师长。

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出版发行万高潮、王健康、魏明康编的《国民党高级将校抗日战争亲历记——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1945~2005）》，其中贵州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血战上海的亲历者牟龙光撰写的《浏河口、福山镇、无锡之役中的独立34旅》一文入选。34旅旅长罗启疆，贵州松桃县人，其部下多为贵州人。部队组建时，罗启疆就认为，将来必与日本打一场你死我活的大战，那才不愧为中国军人。淞沪会战后，军事委员会奖其大洋2万元。第74军军长俞济时向蒋介石报告说，启疆部只要补充些兵员，换些新的装备，会是一支强有力的部队。后来，在独立34旅基础上组建的82师成为抗战中的国军劲旅。

广东旅游出版社1995年出版发行杨克林、曹红着《中国抗日战争图志》，在这部大型图册的第348页，专题介绍忻口战役中的刘眉生将军。刘眉生（1904～1937），陆军第85师510团少将团长（贵州遵义人）。1937年10月，刘率部北上，参加忻口会战，防守忻口镇洪山阵地。他亲临前线指挥，全团伤亡甚众而斗志不减，多次击退日军集团冲锋。10月28日，日军两次反扑，刘在第一线指挥作战，不幸身中数弹，壮烈牺牲。

以上专家学者从历史档案中查到的这些事实充分说明，黔军参战较早。黔籍将士参战较早的原因是，1935年前后，蒋介石就把原由地方军阀控制的黔军部队改编成由他直接指挥调动的中央军，并在整编训练中，改善黔军部队的装备，作为劲旅调至豫鄂等地。1929年，王天培第10军残部罗启疆部，被武汉行辕何成浚收留，发给军饷和装备，暂编为第19旅。1930年移驻湖北随县枣阳一带，正式编为陆军第34旅。1931年，原黔军第43军残部正式编为陆军第85师，并在薪饷、装备上得到补充。1935年8月，原师长谢彬在鄂西遭红军伏击身亡后，贵州遵义人陈铁接任第85师师长。1935年国民党中央军追剿红军入黔时，蒋介石乘机废除第25军军长兼贵州省省主席王家烈的职务，原第25军的5个师被改编为陆军第102师、103师、121师、140师和新编第8师。第102师先在黔西威宁集中，而后进入四川，柏辉章率部于1936年进驻湖北、安徽、河南三省交界的商城、光山地区；第103师组建后，何知重率部队开往四川涪陵，后逐步移师安徽立煌县一带；第121师组建后，吴剑平率部由四川涪陵进驻河南光山、乐山等地整训；第140师由沈久成率部移驻甘肃天水地区，1936年调兴义人王文彦任师长；新编第8师由蒋在珍率部从四川经湖北崇阳、通城、通山移驻江西修水整训。这些中央军中的“杂牌”部队，最先被调入抗战的前线。

三、黔军与日军打过多次硬仗、恶仗

黔军不仅能打硬仗、打恶仗，而且打不散，即使部队伤亡再大，减员再多，经过整补，这些部队又重新出现在抗日战场；或者在战局失利的情况下遭到冲散，也能通过多种途径重新聚集。翻阅近些年来出版的描写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图书杂志，正面战场上的许多会战、恶仗都有贵州籍部队的身影，并屡立战功。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发行郭汝瑰、黄玉章主编的《中国抗战正面战场作战记》①，这本书是很专业的。笔者根据书中记述，列表说明黔军在正面战场的表现。

四、黔军事实上在抗战中仍然存在

尽管黔军参加了这么多次战斗，但过去反映抗战的史料中，有川军、滇军、桂军、东北军、西北军、晋军等的明白记载，惟独没有单独提到黔军的情况。过去一提徐州会战，人们只知道是李宗仁率桂军、川军、西北军打的；一说滇缅会战，人们认为是中央军和滇军的杰作，就是第102师为悼念黔籍抗日阵亡将士，于1942年建成的纪念塔，也被命名为“国民革命军第一零二师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塔”，不明内情者，都不知道这是柏辉章为纪念黔籍阵亡将士而建的。一些文艺作品，由于作者不了解历史事实，更把黔籍军人与红军长征过贵州时碰到的黔军相提并论，描写为毫无战斗力的“双枪兵”。直到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前后，随着对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研究的深入，黔籍军人在许多重大战役中都担负了艰巨的战斗任务的历史事实才被一些专家学者挖掘出来，并公诸于世，黔军在抗战中的不凡战绩渐被人们认识。

2008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发行张明金、刘立勤主编的《中华民国历史上的20大派系军阀》一书，书中第10章为《黔军》。该书认为：“黔军，是武昌起义后，新军的一部分官兵和陆军小学学员于1911年11月3日举行武装起义，建立大汉贵州军政府而逐步发展起来的贵州军阀部队。”“1926年8月，黔军各部先后接受国民政府的改编。1929年至1934年9月间，贵州小军阀们几经混战，军政大权终入王家烈之手。1934年10月至1935年3月，黔军奉蒋介石之命，参加截击长征入黔的中央红军，蒋借口王作战不力，免去其第25军军长和省主席职，贵州的军政大权遂被蒋控制。从此，黔军及黔系军阀的历史宣告结束。”（参见该书第238页）

就“黔军及黔系军阀的历史宣告结束”的结论，笔者认为，黔系军阀的历史宣告结束的结论是正确的，而黔军的历史还在继续。理由有二条。

一是1937年以后，贵州又组建了3个师参加抗战，即补充师、预2师和新编第28师。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国民政府军政部任命浙江人柳际明为贵州志愿兵补充师师长，到10月就有11000多热血青年自愿入伍。1938年初，有2000多人补入桂军第93师，北上参加台儿庄战役，贵州籍官兵牺牲近百人。另外3个团开往武汉，奉命与原第55师合并，柳际明任第55师师长。1938年8月，柳际明升任第94军副军长，李及兰接任师长，参加武汉会战。1939年初，黔军第86军被裁减后，其所辖黔军第121师改隶第94军。第55师和第121师参加随枣会战、冬季攻势作战等。1940年，李及兰任第94军军长，第55师、第121师参加枣宜会战和第二次长沙会战。1942年10月，六枝特区人牟庭芳接任军长，1943年10月，第55师改隶第18军，参加湘西会战后，于1945年4月被裁减。1938年，由贵州几个保安团编成陆军预备第2师，师长为盘县人冯剑飞，副师长为贵定县人陈泰运，在贵州镇远、湖南益阳、宁乡整训后开赴九江参加武汉会战。参加九江战役的结果是，参战的其他8个师均溃不成军，惟独预备第2师作战得力，完成了预定任务。战后，张发奎向蒋介石汇报了作战情况，蒋介石听后十分高兴，宣布预备第2师和第44师合并，取消预备第2师番号。但预备第2师师长陈明仁认为，过去认为预备第2师战斗力差，但经过此次九江会战，已获得了好名声，取消预备第2师番号不妥。经陈明仁坚持，预备第2师的番号始得保留。预2师1939年赴广西参加桂南会战后，1942年移师昆明，编入第71军。在滇西会战中，有近万名贵州健儿参战。新编第28师虽然在四川组建，师长是贵州龙里县人刘伯龙（黄埔三期、陆大特三期毕业），入黔驻防整训近两年征补贵州子弟3000多人，培训官佐300余人，基本成了以贵州籍军人为主体部队。1941年属第66军，1942年编入远征军开赴缅甸，行程数千里，穿越野人山，退到龙陵、腾冲等地与日军恶战10余日，稳住了阵地，随后奉令撤到怒江防守。后编入第71军，1944年参加滇西会战。这三个师都被人们名正言顺称之为黔军。

二是许多史料表明，原籍贵州的部队，在其兵员损失较大之后，往往先回贵州补充兵源。这些黔籍的官佐、士兵，常以同乡、同学、同事关系，直接回故乡招募新兵。因此，这些部队包括他们的将领都没有散，并且越打越强，成为国军劲旅。笔者查阅了部分图书资料，举例如下：

《砀山文史资料》第一辑中由中共砀山县党史办公室撰写的《日寇在砀山的暴行》一文中写道：“1938年5月20日，日寇第一军所属16师团，沿陇海路两侧进犯砀城，当时的守城部队，是国民党军102师的一个团。在师长柏辉章的率领下，将城隍庙挖空，机枪把守城门，全团英勇奋战，打死打伤日寇一千余人。日寇恼火，排炮射击，轰塌了城门，抗日队伍几乎全部牺牲，砀城失守。”

2005年8月，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陈荣华主编的《江西抗日战争史》，书中讲到万家岭大捷的战斗经过时写道：“10月2日，日军第106师团全部入万家岭地区。薛岳为全歼日军，从三个方向调配兵力向万家岭地区运动，逐渐形成对日军的包围态势。双方激战更为频繁剧烈。当天，第90师向扁担山日军发起攻击，日军据险顽抗。日军援兵约1000余人赶到。双方展开殊死搏斗。第90师伤亡惨重，其中1个营官兵全部战死。当晚，第60军102师2个营的增援部队赶到，与第90师一起击溃日军，并占领狮子崖、大金山。日军仍不放弃，继续反攻，但均被第90师、第102师击退。”（参见该书122页）2002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郭汝瑰、黄玉章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书中在讲到第二次长沙会战时说：“9月18日拂晓，日军发起全线攻击，在炮兵、航空兵火力支援和战车协同下强渡新墙河。第4军各师凭借既设阵地抗击日军。第102师正面抗击日军第4、第3、第6师团的集中攻击，战斗尤为激烈。”（参见该书1040页）2000年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张福兴编着的《同仇御寇》一书第27章详细介绍第102师官兵在这次战斗中英勇顽强抵抗的细节。书中写道：“柏辉章持枪上阵督战，与前沿阵地的官兵并肩作战。102师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又顽强坚持了两天，直到战区长官部向他们下达了撤退的命令，柏辉章才带着残部从新墙河阵地上撤了下来。

张福兴在介绍武汉会战中的田家镇战役时说：“从侧后包围敌今村支队并向广济之敌发动进攻以牵制敌人兵力的是第26军、48军、86军，其中第86军上至军长何知重中将，下至普通士兵，几乎清一色是贵州人，该师主力第103师师长何绍周少将是何应钦的亲侄子。第103师在南京保卫战中，打得仅剩余官兵500多人，1938年1月撤到湖南平江重新整补，兵员主要还是来自贵州。”（参见该书345～346页）

1944年的滇南松山战役，何绍周任第8军军长，三个师中103师和82师都是黔军。松山一役，共消灭日军3600余名。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出版方知今着《1942～1945血战滇缅印——中国远征军纪实》一书。书中说：“卫立煌接到捷报，亲到前线慰问，并宣读了蒋介石对第8军将士的嘉奖令，然而第8军将士并没有欢欣鼓舞，却以难堪的沉默接受这次嘉奖，因为他们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了。”

卫立煌紧紧握着何绍周的手说：“反攻战以松山之役奠定了胜利基础，当推第8军为首功……”

何绍周以沉重的语调说：“部下幸不辱命，也全赖钧座指挥有方，将士一体用命，不当钧座夸奖。现在松山攻击战已结束，部下只向钧座提一个要求。”

“好，我当尽可能使你满意。”

“请钧座直接向委座报告：第8军奉命攻击松山，牺牲将士8000余名，是第8军的三分之一；再加上轻、重伤员4000余名，是第8军的二分之一；连同新28师第一期攻坚牺牲将士3000余名，轻重伤员1000余员，共死伤将近20000将士。我们的损失6倍于敌！从一期攻击至全歼日寇，费时两个月零四天！”

卫立煌沉默了半晌，强忍悲痛说：“这确实是令人痛心的数字……请原谅，许多事我也无法向你解释。我只能向你保证：你的请求我照办--亲自拟电向委座报告松山战况。”（参见该书376～377页）

湘西会战是中日最后一次大的会战，在这次会战中，黔军第121师起了重要作用。2005年华文出版社出版宋波着《抗战时期的国民党军队》，书中写道：

“向武冈急进的第94军第121师，与日军第58旅团两个联队和34师团217联队展开战斗。12日晨，第121师占领资水支流各渡口后，渡过蓼水河又向日军发起进攻，激战到下午4时，击毙日军500多人。日军第217联队和第58旅团残部在主力突破第121师的围击后，向风神岩一带逃窜，结果被追上来的第121师与早已堵截在这一带的第5师包围，在中国军队强大的火力下，日军死亡累累，几乎寸步难行。”

第121师对围困日军奋起攻击，占据了风神岩，缴获217联队一本命令稿和一部无线电台。打扫战场时发现，日军被围困时将遗弃的枪炮、受伤不能行走的伤病员，一并浇上汽油，烧成灰烬，其状惨不忍睹。

14日，第5师李则芬师长率部在茶铺子一带又将溃逃之敌截住，往资水东岸一隅紧逼。此时，第121师师长朱敬民（贵州平坝县人）令一个团增援上来，协同第五师拦截，自己亲率师主力连夜渡河，迂回到敌后，突然发起猛攻，双方恶战两天后，日军第217联队及两个大队全部被歼灭。（参见该书436～437页）

这些事实说明，尽管黔军的名称不存在了。但事实上以黔籍军人为主体的部队仍然存在，并且在其他会战中起了重要作用。

 

责任编辑：王笛 最后更新：2016-09-15 16: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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