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成立背景与历史意义
2017-03-28 15:06:55  来源：抗日战争纪念网，编辑整理：张波  点击：  复制链接

 

                        

成立背景
   长城抗战失败后，日军进逼察哈尔和热河边境，威胁张家口，进而威胁京津地区西大门。

在中原大战后失去政治地位，处于隐居状态的原西北军头目冯玉祥，激于民族大义，决定和共产党地下组织合作，利用其在西北军旧部的影响。到察哈尔组建一支义勇军，抵抗日军。1932年10月，冯玉祥到达察哈尔省会张家口，将29军留在察哈尔的一些后备部队进行扩编。而29军军长宋哲元为西北军旧部，默许了冯玉祥的行为。不久，大批从热河溃退的东北义勇军投至冯玉祥麾下，许多西北军旧部和土匪会党，甚至蒙古族地方武装都投至冯玉祥旗下。

1933年5月24日，冯玉祥宣布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自任察哈尔省主席，委任佟麟阁为代理主席。还暗中吸收了大批共产党员进入抗日同盟军。并发表通电，揭露国民政府的妥协政策，宣布将独立与日本侵略者作战。

国民政府自然不能容忍这种公然“自立山头”的行为，加之国民政府内部本身派系复杂，军阀众多，蒋介石只不过是一个名义上的领袖，华北的西北军各部本身对蒋介石就属于半服从状态。冯玉祥一手建立了西北军，雄踞西北和华北多年。西北军虽然在中原大战后已经被瓦解，但是冯玉祥振臂一呼，就有大批旧部投入其麾下，再加上冯允许共产党在同盟军内活动。对蒋介石为首的中央系，是一种极大的威胁。蒋介石对冯玉祥必然除之而后快。但是由于长城抗战刚刚失败，而同盟军高喊抗日口号，国民政府不敢立即取缔同盟军，只得公开声明不承认同盟军的合法地位，断绝内地与察哈尔省的一切联系，禁止枪弹，粮食，医药从内地进入察哈尔，命令晋绥军集中于山西北部，西北军和中央军集中于冀北，作军事围剿准备。同时派出大量人员，对同盟军各部进行分化，收买等活动。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成立
   在中华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的情况下，中国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兴起。南京、上海、北平、天津各界人民纷纷集会，要求政府积极抗日，收复失地，并捐款购买飞机，献给抗日军队。五台山的和尚组织“僧界救国会”，训练中年强壮的僧人，准备参加抗日。海外华侨也通电呼吁抗日。

在中国人民强烈要求抗日救国的影响下，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共产党员吉鸿昌以及冯玉祥、方振武等联络在察哈尔等地要求抗日的部队，于1933年5月26日在张家口正式宣告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冯玉祥任同盟军总司令，方振武任前敌总司令，吉鸿昌任前敌总指挥。同盟军向全国发出通电，主张联合各党各派各军，共同抗日。

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成立，得到中国各界人民的拥护和支持，许多群众团体、社会名流以及高级将领纷纷致电冯玉祥等表示支持和祝贺。中国共产党发动北平、天津和太原等地大批学生和青年，到张家口去参加抗日同盟军，共产党领导的蒙古人民抗日武装也加入了同盟军，从东北、热河到察哈尔，愿意抗日的部队，都云集于同盟军的旗帜之下，这样同盟军迅速发展到十几万人。

1933年5月26日，冯玉祥联络组织了各种武装力量，在张家口举行民众抗辱救亡大会，正式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同盟军共有10余万人，冯玉祥为总司令，并加强整训军队，随即主动出击，展开了驱逐日寇收复国土的战斗。

 

6月22日到7月1日，同盟军将士长期被积压的抗日怒火蓬勃爆发，向日本侵略军展开积极进攻，相继收复康保、沽源、宝昌，又乘胜发起收复多伦的战斗。多伦为察东的重镇，既是冀、察、蒙之间的交通枢纽，又是塞外商业的中心和军事要地，日本把它视为攻掠察绥两省的战略要点。

1933年7月7日23时，同盟军由吉鸿昌指挥分路向多伦发动进攻，经五天激战，收复多伦。多伦之战，同盟军虽牺牲严重，但誓除日寇，猛烈进攻，终获胜利，使骄横的日寇遭受沉重打击。日寇虽力守多伦，但终于失败，侵占的中国国土得而复失，对日军来说是空前的，因此对日本侵略者的精神也是一次重创。多伦之役结束后，察东四县全部收复，成为“九一八”以来中国军队首次从日伪军手中收复失地的壮举，给中国民众带来了抗日御侮的希望。

国民党政府当局将同盟军的抗日行动视为“攘外必先安内”的妥协政策的对立物，千方百计破坏同盟军。不仅从舆论上大肆造谣诽谤，收买动摇分子对同盟军分化瓦解，而且指挥大军逼近张家口准备进攻同盟军，与此同时，日伪军两万人也借机大举进攻多伦，客观上形成了对同盟军的夹击包围，使同盟军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

由于中国人民大力支援同盟军、强烈抗议政府当局的反动措施，南京国民政府当局未敢立即发动对同盟军的进攻。最终，冯玉祥为了避免内战，保存抗日力量，被迫通电全国，解散抗日同盟军，并离开部队，同盟军大部被宋哲元第二十九军收编，只有方振武、吉鸿昌和中共掌握的部队不愿放弃抗战，继续进行斗争，但由于力量严重削弱，在日伪蒋军的包围和夹击下，不得不失败。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到1933年6月15日，共有人12万，枪支约10万，兵力十分雄厚。但是由于得不到国民政府承认，弹药，粮草都靠自筹，也无后援。仅靠察哈尔一省之地供养，十分困难。

6月上旬，关东军就以一部分兵力伙同伪军，不断从热河省蚕食察北，察东。重镇宝昌，康保失陷，张北危急。21日，同盟军兵分两路，向蚕食察哈尔的日伪军发起反击。其中一路有第5路军，察哈尔自卫军等部队，先北上张北，另一路骑兵第3师周义宣部往东前往赤城北上。

22日，北路同盟军第一梯队第5路军邓文部，从张北直取康保。防守康保的是伪军崔兴五部，仅几个小时的战斗就被击溃。同盟军占领康保。23日，第5路军和察哈尔自卫军从康保出发进攻宝昌，李忠义部从张北直插沽源，和占领赤城的周义宣部共同攻打沽源，结果沽源的伪军刘桂堂部摄于同盟军的声势，和吉鸿昌接洽反正。冯玉祥遂委任刘桂堂部为同盟军游击第6路，沽源收复。

1933年7月1日，同盟军猛攻宝昌，城中守军为伪军张海鹏部和崔兴五部。在同盟军的猛攻下，伪军弃城逃往重镇多伦。

多伦为察东重镇，是察哈尔，绥远，热河三省之间的交通枢纽。日军攻占热河后，派出日伪军将其占领。此战也是同盟军首次遇到日本关东军。

关东军骑兵第4旅团（又称茂木旅团）3000多人，加上建制完整的伪军李守信部，溃逃而来的伪军崔兴五，张海鹏部，炮兵部队。日军在城外修筑32座碉堡，用交通壕连接，作为外围阵地，用伪军驻守。同时，在丰宁一带，还有关东军第8师团为外援。

1933年7月4日，同盟军开始进攻多伦，战斗三天，日伪军逐渐松懈。7日，吉鸿昌下令总攻，同盟军邓文部，李忠义部，张凌云部同时发起猛攻，吉鸿昌也亲临前线督战，一举攻破多伦外围阵地。日伪军被迫退回城内。同盟军暂时休整，在12日突然发动全线进攻。同盟军爬城三次，终于攻入城内，与日伪军白刃格斗长达4个小时，日伪军不支，从东门突围，向关东军第8师团靠拢。至此，察东4县全被收复。中国人民欢欣鼓舞，各抗日团体纷纷发来贺电。

但是，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在经过攻打4县的战斗后，粮弹缺少，无钱无衣，已经无继续进攻的能力了。加上国民政府封锁察哈尔省，禁止任何团体，个人接济“叛军”。同盟军处境十分艰难。蒋介石派出大批政客，间谍前往同盟军各部分化，收买。不久，冯占海，李忠义，鲍刚，檀自新等人或明或暗“归顺中央”，抗日英雄邓文被特务暗杀。同盟军由于其本身是各种武装的集合体，并没有一个真正，坚强的核心。顿时分崩离析。

1933年8月8日，关东军分两路入侵察东，北路攻多伦，南路打沽源，吉鸿昌部奋力抵抗，暂时迟滞了日军的攻势，但是缺枪少弹的同盟军处境越来越艰难。冯玉祥鉴于同盟军经费已无，又无外援，枪弹粮食均无法补充，内部不稳，不得不和国民政府接洽，宣布同盟军归顺中央，他个人辞去同盟军司令，解散同盟军司令部。不久，冯玉祥回到泰山隐居。

8月中旬，多伦失陷。此时，宋哲元奉何应钦之命，抛出了一个收编方案，该方案将同盟军大部解散，少部收编，对坚持不肯收编或解散的，则分化，收买甚至不惜武力解决。

同盟军大部宣布接受收编，如张凌云，佟麟阁，檀自新，乜玉岭，唐聚五等部。而一部分被解散。更严重的是，一些部队叛变投敌，如由土匪改编成同盟军的王英部，重新成为土匪 。蒙古族武装部，也投降日军，搞起民族分裂活动。

方振武部决定与国民政府对抗，向东往独石口转移，而吉鸿昌部则往绥远西进，想去宁夏。结果在二台子一带遭到晋绥军傅作义部和原同盟军的张凌云部的围攻，只得折回独石口，与方振武会合。

1933年9月10日，吉鸿昌，刘桂堂，方振武会同原热河失陷后失势的汤玉麟，在云州整编队伍，决定公开对抗国民政府，自立山头。改名为“抗日讨贼军”，宣布一边抗日，一边讨蒋介石这个“贼”。整编后，讨贼军6千多人南下进攻北平，企图夺取北平为根据地。9月21日，怀柔，密云被讨贼军攻占，进入了《塘沽协定》规定的非武装区，逼近北平。

日本关东军立即威胁讨贼军，要其限期离开，否则将予以“消灭”。为防止驻北平附近的原西北军石友三部受其影响，还专门派人恫吓石友三，如果石友三与讨贼军“勾结”，“皇军将绝不容许其存在”。并派飞机轰炸讨贼军驻地。10月初，何应钦调集中央军商震部，原西北军关麟征，庞炳勋部将讨贼军包围在昌平，大小汤山一带，激战十余日。讨贼军无后援，无补充，最终仅剩四五百人。不得不宣布接受国民政府“改编”。方振武，吉鸿昌化妆逃离。

至此，“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完全失败。冯玉祥隐居泰山，1934年11月9日，吉鸿昌在天津进行抗日活动时被国民党特务逮捕，24日处死，临刑前留绝命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至于方振武，同盟军失败后长期隐居于香港，1941年珍珠港事件之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察哈尔抗战是冯玉祥等爱国官兵响应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号召，举起武装抗日旗帜，进行联合抗日的一次伟大尝试，得到了全国主张抗日的各派政治势力及广大民众的支持和称赞，对揭露南京政府对日妥协政策的错误起到了积极作用。尽管由于日伪蒋的联合进攻，这一爱国壮举最终归于失败，但是它在中华民族危亡关头，对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所起到的鼓舞和推动作用则是不可估量的，也体现了在国民党内部，同样存在着相当强烈的抗日御侮的愿望和要求。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7-03-28 15:4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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