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人梦魇：上海集中营 盟国侨民的黑色记忆
2017-05-24 14:27:46  来源：教育期刊网  点击：  复制链接

　　1943年1月到1945年8月，日本侵略军在上海设立盟国侨民集中营，关押了英、美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6000多名侨民。这段历史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都曾长期被忽略，甚少有人涉足。作为犹太人，美国导演斯皮尔伯格一直对二战与纳粹的相关历史很感兴趣，他在1987年将小说《太阳帝国》搬上银幕，首次再现了当年上海集中营的生活。当时摄制组还在上海实地取景拍摄了3周，使得该片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在中国拍摄的美国电影。

　　电影《太阳帝国》的立场态度引发各种争议，但也让这段历史走进大众视野。当年的集中营有的已无迹可寻。其中规模最大的龙华集中营，现存是百色路989号的上海中学，当年的龙门楼、礼堂等基本保存完好，侨民的宿舍楼则已变成了一片水杉林，郁郁葱葱。这段抗战的黑色记忆，提醒着人们和平的可贵。

　　共设立9个侨民集中营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日本已在考虑战争爆发后，如何处置在中国的英美侨民的问题。1941年11月22日，日本方面提出了一份草案，对于在中国的敌国人及其财产的处理，“应以相互主义为指导，国际法为准则，并致力减轻我方负担，善加利用……”相互主义即是敌国如何对待日本，日本也如何对待敌国。

　　文件还提出，“在必要情况下，应对有可能被编入军队以及其他有可能于我有害的敌国人予以拘留”。对于其中有专业技术的人，比如海关、邮政局等机构职员，交通、电信、电力、煤气等公共事业公司的职员等则为我所用。根据这一原则其最后成文为机密文件《在支敌国人及其敌国权益处理要领(草案)》。1941年12月7日，即战争爆发前一天，日本外相东乡茂德将其发给南京的代理大使。可见日本人的侵略居心是一步一步谋划好的。

　　战争爆发后，日军迅速占领上海租界，于1942年1月20日开始对侨民进行人口登记。占领当局规定，从10月1日起，敌国侨民凡满13岁者均须佩戴红色臂章，上面用一个英文字母代表国籍，美国为A，英国为B，荷兰为N，其余小国为X。凡佩戴这类臂章者，不得进入戏院、电影院、舞厅、夜总会、同力球场、跑马厅等公共娱乐场所。占领当局并对“拘押者”和“集团生活者”进行区别，分别对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者、特别是可能对军方造成危害者实施拘押，其余人收容进集中营。不过菲律宾人、印度人、马来人、缅甸人、持有英美国籍的日本人、中国人以及荷属印度人除外;对于那些与日本断交国家的人民，将视对方国家的态度采取相应的举措。

　　1943年1月29日，集中营正式启用。第一阶段8个集中营共收容英美等国侨民5258人。9月19日，大约900人乘船离开了上海。这批欧美人撤离以后，日本占领当局对上海集中营人员进行大调整，扬州集中营收容的一部分侨民也被移往上海。直到1944年9月底，全部收入集中营的侨民达6200人，年龄最小的是6个月的婴儿，最大的88岁，各种职业的人应有尽有。

　　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熊月之，领导了“上海盟国侨民集中营研究”课题组。他曾自述从20世纪80年代起，不断收到来信、接待来访，被询问有关集中营的历史，“茫然无知的我，总觉得很尴尬，也总想理清这段历史”，于是有了这个课题组的问世。他们多方寻觅积累资料，并赴日查阅日本外务省的相关档案，基本弄清了集中营被关押人员的生活状态。以下大部分资料来自其研究。

　　上海盟国侨民集中营，日文名称是“上海敌国人集团生活所”，一开始为8个。其中龙华集中营规模最大，人数最多，达1756人，浦东集中营1112人次之，其余有闸北集中营，沪西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集中营，另外教会集中营按照教派分散6处，费用由各人所属的修会负责，日方全不负担。1943年9月，意大利同英美签署投降停战协定后，日本就在上海增设了专门关押意大利人的集中营。数量共有9个。

　　集中营内实行军事管制，以及自治管理。侨民进来后，每10人或20人编为一小队(有的称班)，各小队分属若干大队，小队长、大队长均由内部产生。每个集中营的“集团生活所”所长、事务主任、巡查若干，由日本人担任。除此之外，日方还制定了详细的规则，规定涵盖方方面面。比如寄信，每人每月被允许寄信一封，经职官检查后判读有困难的信件不许外寄，长度不能超过25个英文单词。侨民们往往只能是报个平安或寻求物资。

　　英国小女孩贝蒂·巴尔进入龙华集中营时才10岁，1933年她出生在上海，父母都在上海教书。长大后贝蒂写了一本英文回忆录《上海男孩，上海女孩》，里边有她在集中营生活的同忆。多年后，她还清晰地记得大巴驶向集中营的路途，每辆大巴车一半都塞满了行李，一般有一个日本警卫，唯独她乘坐的那辆没有。车上小的孩子都以为是去度假出游，高兴得不得了，只有像她这样稍大些的孩子才沉默着，朦胧意识到今后的生活将完全改变。

　　捉襟见肘的吃穿住用

　　集中营一般用铁丝网与外部隔绝，门口设有岗亭。单身汉集中住大统间，一个统间通常住十几个人，也有住20多人、30多人的超大间，在龙华集中营，单身汉被赶到大礼堂，床挨床，大礼堂住不下的，就在室外荒地上搭起临时木板房栖身。全家被关入集中营的，幸运的能分到一个小小的单问，要么则与其他家庭挤进一个房间。

　　成年人都要劳动，小孩子放假了也会被安排一些放羊之类的活儿。贝蒂的爸爸因为确信不会偷东西而成为食堂的管理人员。牧师们主动申请做最差的工作之一，清洗排水管;另一个不受欢迎的工作是把废墟中的砖块弄碎，铺成集中营里的小路。旧上海昔日的大班、大商人和官员们，曾经仆人环侍、养尊处优，现在则干着艰苦的体力活。

　　吃是头号问题。早存日本对英美宣战前，海陆交通封锁，食品就开始短缺，面包首先从店铺中消失，米店门口排起长长的队伍。因为缺少燃料，有些外国人甚至把忆定盘路f今江苏路)上的树枝树丫都拾回去取暖做饭。出租车和公共汽车在马路上相继消失了，只有电车和自行车。

　　贝蒂回忆在龙华集中营，营内有9英亩农田，种植蔬菜，还养山羊、家兔、猪、鸡鸭鹅等各种牲畜。食品定量供应，最初每人每天配给量是米0.4斤、小麦粉0.45斤、鲜肉0.33斤、蔬菜0.66斤，蛋一周1个或2个，还有少量的红茶或绿茶、黄油，牛奶则只限于向婴幼儿和病人供应。饭食由食堂的大锅饭统一烹饪。集中营内设有小卖部，有零星日用品可供购买，允许红十字会等机构邮寄物品。

　　人们也会想方设法发明创造开小灶。贝蒂的母亲就在烟熏火燎的自制简易煤炉上，“为我们做一切她能做到的好东西：肉面包、烤饼、橘子布丁……甚至蛋饼”。但随着战事吃紧，物质日益匮乏。1945年春，龙华集中营的物质供应陷入困境，煤、食品、水全部短缺。早餐变成一周四天仅一杯绿茶，一周三天一盎司粥;午餐只有白煮卷心菜汤和一只山芋，晚餐取消。贝蒂说，“一旦离开了上海那些朋友每月寄来的包裹，我们可能就活不下去了。”

　　贝蒂的哥哥生病，因为缺少营养而迟迟难以痊愈。她每周固定几次去取一小瓶牛奶送到病房，“有一天，我实在抵不住想尝尝牛奶滋味的诱惑，用手伸进杯中，然后舔了舔，至今我仍有强烈的犯罪感。”英国女孩安当年在泸西第一集中营，人们直到被释放时，才发现两年来国际红十字会寄送的包裹都被日本人据为己有。安后来打开了其中一个包裹，迫不及待吃了一根久违的巧克力棒，结果她病了许久。她说也许是因为在这两年间吃得非常粗糙，身体难以接受浓郁的巧克力。

　　衣服也成了大问题，孩子们都在长身体。难友们于是把孩子们的衣服收拢起来，互相轮着穿。此外，集中营不得不从外面运水进来。在上海日伪时期的档案中，相当一部分资料是关于日军与汪伪政权协商运水问题的，包括水源、运水工具、运水费用等。饮用水用特殊的卡车从市区装来，然后在热水站煮沸。贝蒂说，母亲在洗涤锅碗瓢盆上成了一个专家，她能用两杯水清洗全家的餐具。

　　当燃料紧张时，就意味着抽水机无法运作，水龙头里将没有水。贝蒂生动地回忆当年洗澡时的情形：l0人一组一起进入了公共盥洗间，管理浴室的妇女一声令下，“都准备好了么?好，开水龙头!”一分钟后，“关掉!现存抹肥皂!”大约过了半分钟：“好了没?现在打开用水!”一分半钟后她的声音又响起了：“结束，关掉水龙头!”然后每个人以最快的速度擦干，穿好衣服，签上姓名，接着轮到下一组。

　　集中营里亦有精神生活

　　集中营内部自治管理，西方人讲究秩序和科学管理，表现出了高度的组织性与团队合作的意识。集中营内设有学校，儿童都得到了较好的教育，课程十分丰富，除了传统科目外，还有绘画、音乐、体操等。以龙华集中营为例，1945年初学童人数为327人，教员共86人，其中29人为授课老师，都是从上海来的富有经验的优秀教师。

　　有的集中营甚至还设立了图书馆。侨民也可以举行各种话题的演讲，开展一些娱乐活动，只要内容不冒犯日本以及违反相关规定即可。据档案记录，龙华集中营中，外侨曾举行过诸如《染料的故事》《航海经历》《民间传说和骗术》《英文歌曲及歌作者》《美国诗歌》等主题演讲。人们用带进来的留声机与唱片，在餐厅里举行合唱音乐会。在闸北集中营，则盛行国际象棋、麻将、扑克，人们还曾举办过四台戏剧，每台戏参与人员约近185人。

　　集中营中也能进行各项体育运动，诸如曲棍球、足球、棒球、排球、橄榄球等。闸北集中营的外侨还在穿过集中营的小河里钓鱼。一股集中营都有小型、简陋的医院，疟疾是最常见的病。不少人本来就是很好的医生，但往往受困于没有药。无法在集中营治疗的大病，也可存卫兵的严密监视下到外面的医院治疗。

　　在盟国侨民集中营，“一股说来，只要被关押者不做违反营规的事情，就不会有生命之虞”。中国曾经有数十个日军集中营，关押了上百万中国军民，以及上万盟军官兵与侨民。盟国侨民集中营远不及关押中国军民集中营的残酷悲惨：济南集中营“万人坑”的累累白骨，在沈阳集中营死亡率16%、华北战俘营则高达40%……个中原因何在?熊月之认为可以讨论的余地很大。一个原因是英美尽管在军事上是日本敌国，但文化上又是日本人学习的对象。他们对于集中营的盟国侨民，与德国对待集中营的犹太人很不一样。

　　逃离集中营

　　在集中营，所有人都只有代号，没有名字。每天早晨、夜晚，楼管一声令下，所有人到自己屋子的门边，由守卫清点人数。许多人因为没能在尽快站在正确地点而被拳打脚踢。人们寻找一切可以用来割断铁丝网的工具，贝蒂的妈妈曾在她的玩具床下藏了一把厨房用的大刀。日本守卫们有时会突击检查住所，贝蒂说自己的心都跳到了嗓子眼，所幸有惊无险。有勇敢者从集中营成功出逃。根据日军规定，小队中如果出现逃亡者，则是全体成员的责任。贝蒂所在的集中营在两年半中，“很多次，一些难友穿过或翻越铁丝网‘远航’了，然后剩下的我们就耍为此受罚。午夜时分可能还要加点一次名。”

　　R.F.斯各特，曾经是上海壳牌石油公司的雇员，他就是成功从龙华集中营逃出的一员。1944年5月22日，他和另外4名同伴切开两排带钩子的电缆，躲开逃亡路上的岗哨，在麦地里藏了一天以躲开日军搜查的飞机。一个小女孩闯进麦地与他们不期而遇，后来带来一个男人将他们领到附近的村庄，原来共产党的游击队驻扎在这里。游击队决定协助斯各特等人逃亡，给他们提供路费，一路照料，甚至在其体力不支时背他们走。6月2日，斯备特一行到达浙江临安天目山。

　　在各方协力下，这支5人国际逃亡小分队历时3个月，共走了3000英里，最后达到重庆。斯各特从那里回到澳大利亚与家人团聚。另外几个人去了昆明，转道印度，其中一人去了美国。他们的经历后来还被英国BBC拍成了纪录片。圣约翰大学老校长卜舫济的儿子、任圣约翰大学教务主任的卜其吉，在逃出集中营后辗转去了昆明，参加了陈纳德领导的飞虎队，血溅碧空。

　　“日本人在战争初期比较顺利，所以对待上海的敌侨还算优厚。但最近他们在西太平洋和缅甸战场上屡遭失败，因此迁怒到敌侨头上。”有的集中营条件恶劣、饮食不合口味，还有人“要通过瑞士领事馆提出抗议”。l945年，美日之间战争激烈时，日军曾经将沪西第三集中营(今上海动物园)关押的侨民转移到杨树浦，那里是日本在沪军事设施和工业设施相对集中的地区。沪西第三集中营多收容老人、体弱多病者、幼儿等，日军此举是将侨民当人质，以阻止美军对军事目标的轰炸。美国从国际公约出发，对日本提出了严厉警告。

　　1944年11月，集中营的人们开始意识到胜利曙光即将到来，他们听到了美国空军轰炸龙华机场。1945年4月，美国飞机在蓝天排成“V”字形从龙华集中营上空飞过，传达欧战胜利结束的消息。8月15日日本投降当天，瑞士方而接管了集中营，人们重获自由。成百上千的人们从上海四处赶来，看望劫后余生的友人，相拥而泣。而最有讽刺意味的是，日本投降后，关押日本俘虏的地方，正好就是此前关押英美侨民之地。

　　许多年后，健在的亲历者和他们的后代都曾陆续到上海回访。贝蒂·巴尔后来有了一个中国名字白丽诗，嫁给了一个中国人，改革开放后一直生活在上海，“这里有我童年时代最悲惨与最美好的记忆。”J.G-巴拉德在集中营生活过去40年后，写作了小说《太阳帝国》后被改编为同名电影，“我花了20年去忘记上海，又花了20年去回忆。”熊月之说：“上海集中营是日军侵略行径的直接见证者，众多外国人与中国人一道经历了抗战的烽火，他们都是生命的奇迹。”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7-05-24 14:3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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