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评1944年中国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
2017-06-10 10:59:24  来源：铁血网  点击：  复制链接

　　对1944年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评价,史学界过去都持否定的态度。随着对抗日战争研究的深入,我们认为对此有重新认识的必要。本文打算从1944年正面战场的战略意图、战场得失以及它客观上对中共领导的中国革命势力的影响三个方面入手研讨,作一尝试。

　　一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蒋介石被推选为盟军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中国军队与盟军正式开始直接协同对日作战,中国战场成为世界反法西斯的主要战场之一。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新的历史转折时期,欧洲、太平洋两大反法西斯战场同步转入战略反攻阶段。对日实行全面抗战已坚持和苦熬了六年多的中国战场,这时也正处于由战略防御向战略反攻转变的过渡阶段。为了迎接反攻作战的到来,中国战区最高统帅部已着手筹划和制订后期的战略方针。

　　蒋介石明确谈到对日抗战转折点和反攻的到来,是1944年2月的第四次南岳军事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说:“到今天,又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就是第二期抗战已将结束,我军向敌反攻决战的阶段——第三期抗战开始的时候到了[1]。”蒋介石这里所说的“反攻”,自然并非说中国战场1944年立即就可开始战略反攻。他指的是在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场已进入战略反攻和英、美轻视中国战场战略作用的情况下,中国战场所面临的新局势。但是,这里值得重视的,是蒋介石认识到了中国第二期抗战“已将结束”,中国抗战已来“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上。这对中国战场制定配合整个太平洋地区盟军的战略反攻和中国战场完成向战略反攻阶段的过渡的战略方针有重要的意义。

　　还在1943年11月,国民政府军委会军令部与蒋介石就提出:“国军总反攻,以配合盟军行动为有利”,反攻的时间,“预期当在收复宜沙及缅甸以后”,“各战区未发动攻势前,仍依定守势计划实施”[2]。这里明确了配合盟军反攻作战,争取中国战场向战略反攻发展的战略方针,并指出了实现战略转变,开始反攻前应达到的战役目标。进入1944年,上述战略意图进一步清楚。当时,虽然英、美在德黑兰会议之后出尔反尔,改变开罗会议前后中、英、美达成的联合作战协议,中国方面仍以大局为重,一面增调精锐之师加强中国驻印军的缅北攻势,一面于5月中旬发动了远征军的反攻滇西作战。6月,中国军队一面在滇西、缅北对日军进行反攻作战,一面又在湖南地区抵抗力图全力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日军。这时,蒋介石在给朱绍良的电文中认为:“国军以确保抗战基地及国际交通之目的,决以第一线兵团广领前方要地,行战略持久战……见机再转入攻势[3]。”与此同时,军令部拟订的《国军今后作战指导计划大纲》也指出:“国军以巩固重庆、昆明,确保抗战基地及国际交通线之目的,以第一线兵团广领前方要地,行战略持久战,并先机控制有力兵团于六盘山、秦岭、巴山、鄂西、湘西、桂东、滇西各要隘,竭力加强整训,增筑工事,严防敌奸之侵入,见机再转入攻势。[4]”这里的“确保”“国际交通线”所指,乃为配合盟军行动的滇西、缅北反攻作战。据此可见,正面战场1944年所取战略实质仍是防御性质,处于从防御到反攻的过渡阶段,以国民政府最高领导的战略意图尤其是正面战场战局的实际发展论,正面战场的战略则可概括为“东守西攻”战略态势。这一战略态势的具体内容是:以由重庆为中心的西南大后方为基点,东线采取守势,控制好各战略要隘,行持久战略,确保抗战基地;西线采取攻势,与盟军一道反攻滇西、缅北,以求打通国际交通线,解除1942年以来国民政府所受日军东西夹击之苦,增加外援,增强中国军队作战能力,加速反攻的到来。

　　对于1944年国民政府的对日作战,以往史书一般概括为“保存实力,消极抗日,坐待胜利”。这一概述,除忽视了从整个中日战局来把握国民政府的对日战略外,尤其未能注意到事实上形成的“东守西攻”的战略态势。

　　首先,实施滇西、缅北反攻,实为中国战区战略态势转变的关键。1942年,日军攻占缅甸,切断滇缅公路后,中国政府后方基地与盟军联系的唯一交通要道即被日军切断。虽然美国随即开辟了飞越喜马拉雅山的驼峰运输线,然中国外援已急剧减少,尤其是最急迫的物资如汽车、火车、大炮、战车与其他重装备,完全无法运到中国。日军进而由缅甸攻滇西,侵占畹町、陇川、龙陵、腾冲等县市,与东线日本中国派遣军对中国境内的正面战场构成东西夹击之势,给国民政府造成极大的军事压力。进入1944年,中国人民已坚持了近七年艰苦的对日抗战,若能与盟军配合,实施滇西、缅北的反攻,击败滇西、缅北日军,既能解除二年来被日军东西夹击之苦,又能“打通中印交通,使美国援华物资大量输入”,从而缓解中国抗战的严重困难,增强与提高中国军队的战斗力,“以便及早完成中国总反攻之准备”[5],和向战略反攻阶段的过渡。可以说,反攻滇西、缅北,成了当时中国战区战略转变的关键。正因为这样,蒋介石对于实施滇西反攻,重开缅甸战场,一直非常关注,十分积极。1942年下半年即提出反攻滇西、缅北的计划,并多次积极努力地争取中美英共同重开缅甸战场。1943年11月的开罗会议上,一项重要的议题,就是协商和制定中、美、英联合在缅甸作战的战略。蒋介石在会上强调:日军在亚洲大陆的“生死战场有三:一为缅甸,二为华北,三为东北”。“吾人须知,敌人决不轻易放弃缅甸,盖敌人如在缅甸失败,则彼在华南、华中皆将不守也。[6]”在蒋介石的军事战略中,缅甸战场被重视可见一斑。

　　然而,英、美本应与中国共同开辟缅甸战场,承担部分亚洲大陆的抗日义务,但英国出于民族利己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考虑,始终坚持反对与阻挠的态度。美国虽与英国不同,但也因“先欧后亚”战略而牺牲中国利益,迁就英国。所以,中、美、英共同反攻缅甸,重开缅甸战场的计划提出之后,一拖再拖而被搁置,致使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两年时间左右,中国仍然独力支持亚洲大陆的对日作战。只是由于蒋介石的一再坚持和中国军队在滇西的大量集结和全面投入,开罗会议终于同意重开缅甸战场,中、美、英才达成在缅甸联合协同作战的协议。虽然后来又几经周折,但中美英盟军对滇西缅北的日军终于形成东西夹攻之势。中、英、美协同重开缅甸战场,对中国战场战略态势的转变,无疑有重要影响。

　　其次,中国战场东、西两线敌我力量的对比情况,促使中国战区形成“东守西攻”战略态势。

　　1944年初,日军在中国大陆有130万兵力,仍然具有较强的战斗力。国民政府军队在数量上虽占有优势,但综合战力远远低于日军,而且为了准备滇缅反攻的需要,国民政府把大量美援投入西线战场。国内各战场的军力与日军相比,仍然处于劣势,无法也不可能对日军实施战略反攻。但是中国西攻滇缅,给后期整个中国抗战带来了深刻的影响。随着滇缅战场的胜利,重庆政府摆脱了长期以来遭受东西夹击的局面,这就为1945年春东线战场反攻态势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相反,在滇缅战场上,情况却迥然不同。自1942年6月第一次缅战失败后,蒋介石为推动英、美共同重开缅甸战场,一直积极部署在滇西、缅北的反攻。在滇西经过政府整训并用美械装备的中国远征军就达40万之众[1],这是当时国民政府军队中最为精锐的部队。在印度方面,原中国驻印军有3万余人。1944年春为实施滇缅反攻,中国政府又增运2师兵力加强中国驻印军的战斗力。这些部队同样是清一色的美械装备和经过整训的部队,也是当时中国战斗力最强的军队之一。另外,中国滇西反攻,与整个缅甸作战连为一体,是中、美、英盟军协同作战的地区,美、英军队的力量应计算在内。在这里,英军有第十四集团军所辖第十五、第四、第三十三军。美国则派有3000余人组成的志愿突击队“G字军”。北非战役结束后,美、英视线开始东移,军队不断增加,到1944年4月英军又增加第十五、第二十八、第三十三集团军。同时,盟军在这些地区的空军有730架飞机,还有1000辆坦克和战车。

　　日军在滇缅的军队,到第二次缅战前为5个师团,虽然到1944年4月增加到11个师团(兵力达30余万人),飞机数量220架(1943年12月),但敌我双方力量对比,在滇缅战场,以中国军队为主力的盟军军事力量实已大大超过日军,日军完全处于劣势。这就促使中国战区形成取“西攻东守”战略态势。在滇缅战场与盟军协同作战,驱逐日军出国门,打通国际交通线,以达到加大盟国对中国抗战的援助,彻底改变中国战场被动防御局面,完全是可行的。

　　第三,“东守西攻”适应并配合了整个太平洋战场的战略要求。

　　1943年春,美军在太平洋战场开始转入全面反攻。5月,美、英在华盛顿举行“三叉戟会议”,决定在北部、中部和西南太平洋同时发起进攻。其中,中部和西南太平洋反攻预期在菲律宾会合。6月,西南太平洋盟军开始反攻。11月,中太平洋盟军开始反攻。到1943年下半年,美军由于装备了远程航空母舰和远程战略轰炸机B29,已掌握了太平洋上的制海权和制空权,可以从中、南太平洋上直接攻击日本本土。美、英在太平洋上的军事进展极为顺利。鉴于此,1943年8月,在魁北克会议上盟军确定击败日本的最佳路线是中太平洋,而中国战场的任务是“配合太平洋攻势”[2]。1944年5月,马歇尔致电史迪威说:“我们已经决定,在中国和东南亚的军事行动应服从于在中太平洋和西太平洋的主要行动,我们认为你近期在中国的主要使命是指导进行最有效地支援在太平洋抗击敌人的军事行动。[3]”电文明白无误地道出了盟军战略上对中国战场的要求。而中国战场“东守西攻”战略态势适应了盟军远东战略的需要。首先,西攻滇缅,既能打破日军“绝对防卫圈”的西部战略支点,彻底解除日军对盟军反攻基地印度的进压之势,并威胁东南亚日军的后路。其次,西攻和东守都可把日本南方军和日本中国派遣军吸引和牵制在中国东西两大战场,使其深陷中国抗战的泥潭,无法增援在太平洋上与美军作战的日军,从而减轻盟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阻力。

　　不应忽视的是:在“东守西攻”战略态势下,蒋介石及其统帅??辟经法属印度支那与南方军的联系,并力图摧垮中国抗战阵营。然而,当日军已兵临郑州,大举进犯之时,国民政府军令部和第一战区指挥官却仍然是“依据以往豫南会战和郑州会战的经验”拟订作战计划[4]。美国驻重庆武官则认为:“日军在河南的攻势不过是春季演习,日军很快便可退回原防地。[5]”而史迪威则断言:“日军没有具备在华大举进攻的能力。[6]”蒋介石及中国战区的高级指挥官们对日军的战略意图迟迟“未能做出准确判断”[7],使东守战线出现破绽和漏洞,给日军实施“一号作战”以可乘之机,进而造成了豫湘桂的大溃败。但是,我们还应看到的是,当时已是困兽犹斗的日军,除对美军从太平洋直攻日本本土的战略意图把握不当外,在中国战区,则未能有力应对盟军在滇西、缅北的反攻,故亦未能挫败中国的“西攻”。

　　二

　　1944年,国民政府军队在东线正面战场和西线滇缅战场与日军进行了空前大战,结果一胜一负。如何准确地认识与评价整个1944年的正面战场,关键是将东西战场视为一体,以此分析中、日双方1944年战略实施的成败和对亚太战局的影响。下面我们就此进行具体探讨。

　　(一)从东西两线得失看,整个正面战场还是得大于失。中日军队在东线进行豫湘桂大战时,也是双方在西线滇缅战场拼杀之际。以时间表排列出两个战场的战事,则明显反映出整个中国战区战局的演变和战略的特点。

　　1944年中国战区国民党东、西线战况

　　西线：1943年10月中国驻印军(简称驻印军)与美英联合开始反攻缅北。1944年3月29日,中国驻印军结束胡康河谷战役,同时进军孟拱河谷。4月1日、15日,国民党第五十、第十四师自滇西空运缅北孟关等地,增强中国驻印军战斗力。4月中旬:国民政府军令部已制订中国滇西驻军策应中国驻印军反攻滇西的作战计划。5月11日,中国滇西远征军(简称远征军)强渡怒江,发动全线反攻。5月17日,驻印军与美军占领密支那机场。6月10日,远征军进攻龙陵。6月15日,驻印军攻克加迈。6月16日,驻印军攻占卡盟。6月18日,驻印军占领孟拱外围各据点。6月25日,驻印军占领孟拱,控制缅北整个战局。日军伤亡2万6千人。7月7日,驻印军向密支那发起总攻。7月中旬驻印军攻入密支那市区。7月12日,远征军合围腾冲,23日,扫清腾冲外围日军据点。8月2日,远征军总攻腾冲。8月5日,驻印军攻克密支那。9月14日,远征军占腾冲。11月3日,远征军占龙陵。11月20日,远征军占领芒市。12月1日,远征军克遮放。12月15日,驻印军攻克八莫。12月下旬,滇西中国军队与缅北远征军连日大捷,攻克邦渣、马王、劳文、垒允、盘康等重镇。1945年1月20日,远征军克畹町。1月27日,远征军和驻印军会师芒友,中印公路完全打通。

　　东线：1944年4月17日,日军发动“一号作战”的河南战役。4月22日,郑州失陷5月26日,洛阳失陷。5月27日,日军集36.2万大军开始长衡战役。6月3-14日,在浏阳及附近,国军第二十、七十二、五十八军与日第三、十三师团大战,浏阳失守。6月14-18日,日军进行长沙会战,长沙失守。6月20、21日,醴陵、株洲、湘潭、湘乡失陷。6月23日,衡阳保卫战开始。6月30日,日军占衡阳机场6月28日～7月2日,日军第一次总攻衡阳失败。7月12日,蒋介石令第六十二、第七十九军、第六十三师解衡阳之围,失败。7月中旬,日军第二次总攻衡阳失败。7月25～29日,蒋组织第六十二军、第七十九军、第四十六军、七十四军各一部第二次解衡阳之围失败。8月4日,日军第三次总攻衡阳。8月8日,日军攻占衡阳。8月底,日军开始柳桂战役。9月14日,日军占领全州。11月10、11日,桂林、柳州陷落。11月24日,南宁陷落。12月20日,日军会师绥渌,打通了大陆交通线。

　　根据东西两线作战的时间表,我们不难发现如下特点:

　　1.由于日军发动“一号作战”,中国军队在东西战场都进行了空前的大战,不仅在西线战场向日军不断发起猛烈地反攻,而且在东线对日军大举南犯,进行了一系列顽强的抵抗。其中衡阳保卫战,苦战历时47天,成为抗战时期中国军队固守时间最长的守城战例。国民政府军队在东线战场是节节失利,同时,在西线则是连连胜利。

　　2.东、西战场的一些重大战役几乎同时进行。1944年6月25日,日军开始进攻衡阳,中国驻印军攻克孟拱,打开了通向密支那的道路。中国驻印军决定于“七七”纪念日全力以赴猛攻密支那这一战略要地,7月12日,中国远征军合围滇西重镇腾冲;8月5日, 中国驻印军攻克密支那;这时,日军亦在7月8日第二次总攻衡阳,8月8日攻占衡阳。9月14日,日军攻占全州,中国远征军同一天则攻克腾冲。12月20日,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一个月后,中国军队则完全打通中印公路。

　　3.通过东西两线作战比较,我们发现国民政府对西线战略要地进攻的重视,超过对东线衡阳、柳桂等军事重镇的保守。在长衡会战时,日军曾设想:衡阳失守前后,在云南的中国远征军,约有半数六个军(十六个师内外)可能调往湘桂方面[1]。1而国民政府方面,则如陈诚所说,当衡阳战事吃紧之时,国军“不难调回缅北劲旅,以求战局好转,然以整个战略所关,不愿使滇缅路之打通,功亏一篑”[2],故而远征军坚持西线滇缅战场对密支那、腾冲、龙陵日军的进攻,不为所动。可见国民政府在整个战役中,对置于战略核心地位的西攻的重视。

　　东线的失败与西线的胜利,对整个正面战场而言,孰轻孰重?

　　东线的豫湘桂大溃败无疑是正面战场后期空前的一次惨败,给中国抗战以极为不利的影响。但是,从战略上来看,东线的失败并不是一个关系到当时中日战争全局战略的失败。虽然豫湘桂大战千里溃退,失地20余万平方公里,损失五六十万大军;美军西南空军基地桂柳丢失;日军打通了大陆交通,但这对中国军事战略来说,并不是致命打击。战役之后,中国后方基地在东线的军事战略要隘除桂东外,都仍牢牢地控制着。随着中国军队战役后的重新布置,它坚持住了东线战场,与日军形成新的相持,国民政府没有出现日军希望的那种衰亡的局面。

　　再看西线,由于抓住滇缅战场对中国战区有决定意义的战役,全力投入,西攻成功地从全局上扭转了缅甸战役失败后抗战的不利局面,“开创了大陆反攻的新阶段”[3]。首先,滇缅战役之后,美援物资大增,从印度空运云南的物资,由原来每月几千吨增加到6月1.8万吨,至11月为3.9万吨。1945年2月中印公路通车后,公路运输每月6000吨,地下油管每月4.4万吨,大量战略物资的输入,给国民政府抗战提供了较充足的物资补充。

　　二)东守西攻实现了配合和支援盟军在太平洋战场反攻的目的。首先,1944年中国军队在东线战场的作战,吸引和牵制了大量日军在亚洲大陆,减轻了盟军在西南和中太平洋反攻的阻力。在亚太战场,以中国战场日军兵力最庞大。日军在西南、中太平洋每况愈下之时,不断从中国战场调兵增援,据载,自太平洋战争开始到1943年秋已达13个师团[1]。然而,1944年日军发动“一号作战”的豫湘桂战役,是日本战史上一次规模空前的大战役[2],其投入的部队前后达51万,其中,仅长衡战役就达36.2万。而为实施“一号作战”,原计划调往太平洋战场方面的军队和准备作为大本营预备队兵力的军队(如日军第十一军的第三、第十三师团计划调太平洋战场,第十一军第三十九师团、第十二军第二十六、第三十七师团和坦克第三师团作为大本营预备队待命)[3],都不得不留在中国战场。这有利于太平洋美军的反攻。蒋介石在“七七”抗战七周年纪念日阐述了中国东线豫湘桂大战与太平洋战场的关系,他说:“我们正应该在它(日本——笔者注)倾巢来犯的时候,发挥我们忠勇坚忍的精神,吸引它的多数兵力,尽量打击,通过陆续增援,使它的损失增加到最大限度,我们吸引它(的)陆军的兵力愈多,愈可便利盟军在日本本土附近岛屿上的进攻,及早把战争带到它的三岛本土。所以我们今天在中国战场上的防御战,其意义决不是消极的,而是最积极也是最有价值的战争,我们必须努力苦战,战到倭寇心脏部的崩溃,以促其全体的覆亡。[4]”中国东线战场对迅速打败日本法西斯的潜在作用,是无法估量的。没有国民政府军队的“苦战”,美军在太平洋上的胜利,必定要经历一番更加惨烈的苦战和重大的牺牲。其次,以国民政府军队为主力在西线滇缅战场的反攻,摧毁了日本在缅甸的战略支点,保障了美军在西南和中太平洋反攻作战的侧翼安全。西线滇缅战场由于中国军队与盟军的英勇作战,打败日本30万大军,这一胜利使印度、缅甸和中国西南后方连成一片,粉碎了日军由缅甸西犯印度的企图,压迫着越南、泰国的日军和深入中国大西南的日军,使日军无法转身对美军在西南和中太平洋的作战构成威胁。

　　(三)日军1944年的豫湘桂大战无疑是胜利了,但其战略目标,则是完全失败了。第一,“一号作战”重要目标是摧毁美空军西南基地,打通大陆交通线,以便南方战略资源能输往日本。虽然它攻占了平汉线、湘桂线和粤汉线,攻占了美空军的西南部分基地, 但无法阻止美空军的轰炸。“美空军虽然相继丧失了前方基地,但转换基地继续活动,自11月份起更加大了对交通干线的轰炸”[1],“对京汉、津浦、粤汉、湘桂各铁路和长江航运的干扰日趋严重”[2]。由于美空军对其交通线的轰炸;由于滇缅战役的胜利,国民政府军队对大陆交通线侧翼的威胁;由于中共军队在敌后攻势作战的加强;日军打通的大陆交通线实际上处于瘫痪状态,无法使用。日军希望通过“一号作战”,打通大陆交通“来弥补海上交通的不安全”[3]的目的归于失败。第二,“一号作战”的重要方针是“击溃”国民政府军,“尤其是中央军”[4],但到其作战后期,鉴于兵力,只规定粤汉作战以占粤汉线南部和摧毁遂赣美空军基地为主,“其次才是歼灭野战军”[5]。这说明在国民政府军的抗击?于希望通过综合战果,促使国民政府衰亡,更是梦呓趋向恶化,连本土也受到了威胁,中国大陆的日军湘桂战役,这对本已力不从心的日军来讲,无疑增添了新包袱。日军从中国各战场抽调重兵,导致原占领区兵力单薄、“治安恶化”,而日军倾全力发动豫湘桂作战,与中国军队在豫湘桂地区“恶战”,又导致在华日军战斗力下降。《昭和二十年的中国派遣军》曾指出:“豫湘桂作战结果,各兵团的战斗力急剧下降。”以日军战斗力最强的第十一军为例,“现在师团的战斗力,第一线师团,只相当于一个联队的战斗力”[6]。作战结果,不仅日军战斗力遭到严重削弱,而且使其在大陆的作战重心更加偏西,战线进一步扩大,兵力更形分散,加速了其败亡的到来。因此可以说,日军发动的“一号作战”不仅没有在实质上达到其战略目的,且大大增加了侵华日军自身的困难。有人以豫湘桂战役的终结作为中国抗战的转折[7],我们认为确有见地。

　　正因为日军的“一号作战”方案在战略上本是一种严重失误,豫湘桂战役实质上没有也不可能实现“一号作战”的战略目标,所以,日本战史对日军豫湘桂战役亦有微词:“湘桂作战对于中国一大打击,自为不争事实”,然而“却因太平洋美军已进中国东海、南海,日本支那派遣军主力却深入中国大陆偏西地区,面对美军自东来攻态势,日军显已入于不利状况,故日军突进桂林、柳州地区的意义何在?实在值得检讨”[8]。

　　总之,1944年正面战场虽因东线战场的溃败而出现了危机,但“西攻东守”的结果,不仅有力地配合与支援了盟军在太平洋地区的作战,且使日军当年的战略意图完全落空,因而,就1944年的中国正面战场得失来看,总的说是得大于失。经过1944年的中日大战,正面战场的敌我战略攻守态势发生了质变,1945年发生的湘西会战便是一个明证。美国《纽约日报》当年曾评论说,湘西会战“可视为中日战争转折点之暗示”。东线战场的局部反攻亦由此展开,直到抗战胜利。

　　三

　　1944年东线战场的溃败,曾造成了当时后方大西南一片混乱。东线战场的失败一时成了国内抗战势力注目的焦点,使国民党的统治受到严重威胁和动摇。蒋介石惊呼“八年全面抗战之险恶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也”[1]。正因为这一溃败,促使中国的抗日民主运动更加蓬勃高涨。以中共为首的抗日民主革命力量为了使中国抗战能朝更健康方向发展,提出了结束“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要求。蒋介石、国民党在抗战中的领导地位进一步跌落,其统治陷入空前的危机之中。因此,1944年“东守西攻”的结局,我们可以说,西攻的胜利是中国战区关系战略全局的胜利,同时也可以说,东线豫湘桂的大溃败对国民党统治来说则是带全局性的失败。就国民党方面来说,东线的失败,一方面造成国民党统治的政治危机,另一方面,其东线战场防守战略的失着,客观上却便利了以中共为首的革命势力在中原地区的发展。它对战后国民党统治的影响甚大,蒋介石在这种对其不利的苗头出现后表示反思也就不难理解了。

　　首先,日军实施“一号作战”,集中侵华日军(中国派遣军)80万的2/3兵力于东线正面战场[2],大大减轻了华北、华中共产党抗日根据地的压力,使中国共产党终于渡过了“熬时间”[3]的苦难阶段并得以迅猛发展。

　　为实施河南会战,日军从华北抽调了1/2的兵力:从山东调走第三十二师团、独立第七混成旅团,共25000人,占山东日军兵力的一半[4];从晋冀鲁豫地区调走了第六十二,第一一六师团等[5];从晋绥地区抽调了第五十九旅团,独立第四混成旅团[6];从晋察冀地区调走了第六十三师团主力[7]。这样,华北地区日军数量大大减少,虽增编了新师团、旅团,但战斗力“大不如前”[8]。日军为发动豫湘桂战役,不惜“牺牲”其占领区的治安而大抽兵的结果,给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带来有利的时机。当时的晋察冀边区政府就指出:“虽然敌我力量还未起根本变化……但目前敌后形势正是一个空隙,对我十分有利,应抓紧时间,进行开展与收复新地区工作。[9]”各根据地都抓住这一“空隙”,展开攻势作战,使华北各根据地面貌一新。晋察冀根据地1944年作战4400次,歼敌伪4.5万人,拔除敌据点1600个,收复村庄5000个,形势大为改观,尤其是冀中的局势比1942年“五•一”大扫荡前还好。1944年的晋冀鲁豫边区,毙伤日伪3.8万人,俘3.5万人,收复县城11座,解放人口500多万,收复国土6万多平方公里。这一年的山东根据地,歼敌伪3.6万人,收复县城8座,解放同胞500万,光复国土9.7万平方里,使鲁中、滨海两区连成一体。

　　同样,在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由于日军为长衡会战,不仅集中了第十一军全部,第十二军的一部,连第十三军亦进行战略协同,除直接派遣军队作战外,还在浙赣战场进行配合行动,这样,华中地区的新四军乘势展开攻势作战。经过一年的努力,苏中、苏北两大根据地联为一片,淮北、淮南等根据地亦有新发展。

　　其次,因国民政府军队在豫湘桂大溃败和日军对新占领区的立足未稳与力不从心,客观上造成了中共革命力量得以向新敌后发展的有利局面。

　　中国的抗战开始之后,由于敌强我弱等方面的原因,日军侵占了中国大片国土,摧垮了国民政府在当地的统治。然而,日军只能占领大城市与交通要道,并无力量占领中国广大的小城镇,尤其是广大农村。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及时深入敌后,尤其是广大敌后农村,有力地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打击日军侵略者,进而也使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得到了极大发展。可是,到1940年以后中共开展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面临极大困难。然而,到1944年,日军倾全力发动豫湘桂战役与国民政府军队的新溃败,又一次给予中共发展敌后游击战争和新根据地的机会。所以,在豫湘桂战役期间,中共及时地抓住这一新的机遇,制定了向南发展的方针,基本意图是发展以豫西为中心的中原地区,以五岭为依托的湘、桂、粤、赣地区,以浙东为中心的苏浙地区。7月25日,中共确定进军河南敌后的战略部署:以八路军太岳、太行区派军进入豫西,开辟根据地;冀鲁豫军区派兵南下,扩大豫东根据地;新四军五师开辟豫南抗日根据地;新四军四师恢复豫皖苏边区根据地。八路军、新四军迅速向河南敌后挺进,广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开创中原地区抗战新局面,先后创立了以偃师、巩县、新安等为中心的豫西根据地,以睢县、杞县、太康等为中心的豫东根据地,以及在汝南、信阳、舞阳间的豫南根据地,进而又恢复了豫皖苏边区。遵照中共中央新布置,11月,以王震为首的南下支队组成,沿湘鄂赣南下,到1945年4月创立了湘鄂赣边区。与此同时,新四军还发展了苏浙皖边区与浙江沿海抗日根据地。

　　再次,由于国民政府军东线战场的溃败,给国民党战后垄断受降造成了战略上的困难,而给中共争取和保卫抗日胜利果实以有利的战略态势。

　　国民政府军队从豫湘桂溃退后,丢失了华中战略要地。中共审时度势,6月提出控制交通要道和大中城市周围地区的战略,7月下旬正式确定实行南下战略,乘势创造于我更为有利的战略态势。在河南,八路军、新四军密切配合,相互策应,开辟了豫西,发展了豫南,扩大了豫东,恢复了豫皖苏边区,使华北、华中与陕甘宁边区的联系更加密切,完成了“绾毂中原”[10]的战略任务。它和湘鄂赣边区、苏浙皖边区一道,组成有机整体,实现了中共“在河南及湖南、湖北筑一道堤,准备用这道堤堵住国民党从西南面冲来的反共反人民的逆水[11]”的意图。这些根据地对中共军队控制由西南通向华北、华中的战略要道,钳制津浦、平汉、粤汉、陇海等铁路干线,威胁日军占领的上海、南京、杭州、武汉、郑州、徐州等大中城市与战略要地,有极端重要的战略价值。

　　1944年,中共领导的抗日民主力量的发展和有利于它的战略态势的形成,与国民政府的抗日战略实施所造成的敌我战略态势是息息相关的。正如中共高级将领程子华所说:八路军的进攻是“间隙”作战,是乘日军兵力空虚时的进攻。日军“如果把1月(1944年——笔者注)开始所抽调的兵力全部转回,则我们的困难就会多些”[12]。如果国民政府战略上不是积极实施西攻,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到东线,与日本中国派遣军在豫湘桂争夺与周旋,这也将给中共夺取河南、湖南、湖北等省战略要地的周围地区,带来更大的困难。国民党军队1944年“东守西攻”,以及她抵抗了日军战史上最大规模的作战,给中共敌后抗日战争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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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同上,第1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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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龚古今等:《中国抗日战争史稿》下册,第232、196页。

　　[9] 河北省社科院历史所等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41页。

　　[10]《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4),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59页。

　　[11]《任弼时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5年版,第369页。

　　[12] 程子华:《关于冀中形势问题》,载《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1册,(文献选编)下,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932页。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22-12-23 09:3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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