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战略反攻
2017-06-29 12:35:18  来源：铁血社区  点击：  复制链接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有无战略反攻，应根据国民党军与日军作战的客观进程和中国当时的国情来评判。

　　所谓中国抗日战争的战略反攻，是指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规定抗日战争的“第三阶段”，其特点“是收复失地”，而“收复失地主要依靠中国自己在前阶段中准备着的和在本阶段中继续生长着的力量”，同时“还须依靠国际力量和敌国内部变化的援助”。而从战争实践看，中国抗日战争的战略反攻阶段，又有两个明显特征：(一)由于中国的海军、空军力量比较薄弱，不象其他国家反攻时具备渡海登陆、直捣敌巢的条件，反攻形式则主要是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收复失地和配合盟军作战。(二)中国战略反攻虽然不能进行象欧洲战场、苏联战场、非洲战场那样大兵团式的势如破竹的战役，但是，与其他国家一样，抗日战争的战略反攻具有对侵略者发动的战役增多增大、向城市交通要道进攻、攻势迅猛的特征。对国民党军队来说，则表现为战役由败多胜少，质变为频得胜仗为主。故而国民党军队在给日军一系列重创之后，迫使日军于1945年春末实施军事退却，以湘西战役为起点，战略反攻随之展开。

　　一

　　我们考察抗日战争战略反攻可从日本发动一号作战开始。1944年春，日军发动的豫湘桂战役，是相持阶段中日军为遏止已露端倪的失败命运而进行的一次战役性进攻。但是，战役结果却出乎日军意料，其目的一个也没达到。

　　第一，没有达到打通中国东北—中国南方—印度支那的大陆交通线的目的。从1944年4月至12月底战役结束，河南、湖南、两广、福建等省区悉为日军占领。进攻中，日军每遇城池及交通枢纽，先以飞机狂轰滥炸，继而坦克横冲直撞;中国军队在阻击和撤退时，也往往将铁路、公路、桥梁破坏。如“南岳—易俗河公路……(中国军队)在退却时有计划地进行了破坏”，使日军在“85公里路程耗费16小时，并时常下车帮助推车”。[(1)a]而日军又缺乏机械与材料，交通线无法修复。加上敌后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的进袭，直接威胁或卡断铁路线，日军虽占领了这些地区，但大陆交通线并未打通，只能依靠长江、湘江等水道代替铁路、公路，作为运输补给线。由于这时美国空军加强了对这条补给线的轰炸，使日军水上交通也几乎陷入瘫痪状态。

　　第二，没有达到摧毁美国空军等基地的目的。1944年11月日军占领桂林、柳州机场，1945年2月占领了遂川、赣州、南雄机场。但是，中美飞机早已转移到了成都、重庆机场，并且以有“空中堡垒”之称的B29远距离轰炸机取代了B25轰炸机为空袭主力。从这些基地起飞的中美机群，经常袭击日军战役纵深与战略纵深内的重要军事目标，远至日本本土、台湾和在海上航行的日本舰船队，打击了日本在华空中优势。1944年下半年后，随着马里亚纳基地的建成，大部分美军飞机撤离了中国。因此，日军以超过10万士兵死伤代价占领的飞机场，此时已毫无意义。

　　第三，没有达到对付从印度、缅甸发动进攻的盟军的目的。1944年8月10日，美军占领了被称为日本海上长城心脏的重要基地——关岛，10月，攻占菲律宾。于是，太平洋成了向日本本土发动进攻的捷径。为了防备美军从上海和广东登陆，建立基地，侵华日军不得不抽调兵力加以设防，而对付印缅方面盟军的努力付之东流。[(1)b]

　　第四，没有达到压迫国民政府投降的目的。一号作战虽然击溃了国民党军队主力，却未能达到使国民政府屈服的目的。相反，中国抗日正面战场依然存在，国民政府加快了准备反攻的步伐。同时，解放区战场乘机发动局部反攻，缩小了日本占领区。

　　总之，一号作战耗尽了日军最后一点元气。到了战役的最后阶段，日军在第一线的部队因弹药、粮食的匮乏，人员难以补充，伤病员源源不断，却没有医药品治疗，士气更加低落。在战略态势方面，日军不仅无力继续作战略进攻，而且已处于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的两面夹击之中。同时，由于美国在太平洋战场对日反攻作战，与国民党军队形成了东西对击日军的态势。这样，日军实际已经陷入全面崩溃阶段，不得不在中国战场转入到战略总退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日本一号作战加速了中日战争战略转折的完成。日军刚刚完成“一号作战”，1945年2月14日，前首相近卫文摩就上奏天皇，承认“战败已成定局”，要求“早日结束战争”。1945年1月20日，日本天皇决定，“通过本土外围地区的纵深作战，对来攻的美军进行殊死的持久战;在此期间作好本土的作战准备，在本土进行最后决战”。[(2)b]1945年春，日军从抗日战场的正面战场上实施退却，于是，中国开始了战略反攻。

　　二

　　1945年4月，国民党抗日战场打响湘西战役，向日军展开战略反攻。

　　早在1944年2月，蒋介石在第四次南岳军事会议上，就提出在1944年5、6月第一、三、四、五、六、九各战区一定要实行反攻。指出反攻开始后可能遭遇两种不同的情况：一是中国军队还未发起战略反攻，日军先发制人，先发动攻势;一是敌军不再发动进攻，中国军队在完成准备后即发起进攻，“敌不先来进犯，而我们到了五六月之间，准备完成之后，必须堂堂正正的实行反攻”。[(1)c]由于日军4月中旬发动了“一号作战”，中方丧失了大片国土和几十万部队，反攻中止。

　　1944年冬，中国陆军为反攻调整了战斗序列：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战区司令长官分别为胡宗南、阎锡山、顾祝同、张发奎、李宗仁、孙连仲、余汉谋、朱绍良、薛岳、李品仙，冀察战区总司令高树勋，驻印军总司令萨尔登，副总司令郑洞国。同时，为了便于联系盟军对日军转取攻势，于昆明设立中国陆军总司令部，负责西南各战区部队的统一指挥及整训，总司令由参谋总长何应钦兼任，并将所辖部队编为4个方面军，总兵力共计28个军、86个师及其他特种部队。1945年春，中国陆军总部所编练之35个步兵师，业已完成，部署于湘桂至滇、越边地区。

　　1945年2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拟定了《中国陆军作战计划大纲》，决定反攻西南和华南。同年春，中国战区最高统帅部制定了代号为“白塔计划”的总反攻计划，决定在是年秋天对中国大陆的日军实施总反攻，其主旨是：“以遮断在华日军与越南及其以南地区之陆上交通，使印缅战区盟军作战容易，并迅速夺取中国西南沿岸诸港口，以增加中国战区陆、空军之物质供应，充实战力，俾能在对日作战之最后阶段，有最大之贡献。”[(2)c]何应钦对反攻方针解释为：“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以打通广州海口之目的，先以有力部队攻略桂林，夺取雷州半岛，再分别攻击衡阳、曲江;并牵制越北之敌，以主力沿西江流域，攻略广州，然后扩及全面。”[(1)d]

　　1945年春，缅甸解放，中印公路及油管的铺设通至昆明，美国政府按照装备中国90个师的预定计划，物资源源输送进来，以后不久，国民党军队建成了全部美械装备和训练的36个师，每师兵员和火力与日军师团相比要强得多。此外，其他部队的装备亦大为改善，炮兵和装甲兵获得加强。空军方面，据1945年6月的统计，仅美空军飞机数有战斗机483架、中型轰炸机127架、重型轰炸机65架、夜间战斗机48架，共计723架，当为日本在华空军的3倍，完全掌握了制空权。在配合地面部队作战时，对日军纵深200公里内可以实行完全的空中封锁，使日军失去行动自由。陆、空军综合力量对比，中国军队占有绝对优势。1945年春侵华日军最多时期，军队达200万，其中关东军90多万，“中国派遣军”100多万。但关东军为防备苏军的进攻，已不能它调，而在关内的100多万侵华日军，士气与装备已明显落后于中国军队。

　　此时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面对行将覆没的厄运，企图在绝望中挣扎，制定了《帝国陆海军作战计划大纲》、《决战非常措施纲要》等，确立“以南千岛、小笠原群岛、冲绳本岛以南的各岛、台湾以及上海附近为进行纵深作战的前缘”;“将中国大陆的作战，转变为以美军为主要敌人的作战。以上海和华南地区为准备的重点”[(2)d];由“想让重庆政权急速衰亡，使其反攻企图受到挫折”，转变为“派遣军专心为对美作战加强东南中国方面的战备”。[(3)d]1945年4月14日，日本大本营秘密指示中国派遣军：“把第三、十三、三十四、二十七师团调往华中、华北”，“第六方面军要适时撤回湘桂沿线的兵力，确保武汉地区及北部粤汉线要地”。[(1)e]

　　由此可以看出，国民党军队与日军决战、收复国土的时刻已经来临。

　　同年春，以湘桂、粤汉铁路沿线的日军迫于形势实行战略退却为起点，日军计划“即使情况已到最后关头，也要确保南京周围，北京周围及武汉周围重要地区”[(2)e]，企图负隅顽抗。是年春夏，国民党正面战场几乎同时举行了豫西鄂北战役和湘西战役，毅然发动战略反攻，粉碎了日军的阴谋。湘西战役中，中国守军经55天顽强战斗，共毙伤日军28174人。

　　湘西战役标志着国民党军队战略反攻的开始，从此以后，国民党抗日正面战场对日作战由相持阶段的败多胜少或拉据战，飞跃为屡胜日军，收复国土的上升阶段。

　　中国军队在湘西反攻胜利后，乘胜发动桂柳追击战，不断扩大反攻战果。以第二方面军一部，出都阳山脉夺取南宁;以第三方面军一部，沿桂宜路直取柳州;再以第三方面军主力，沿桂穗路、越城岭山脉，攻克桂林。5月26日，第二方面军主力3路大军先后进抵桂林城郊，28日即收复桂林。何应钦对之评价说：“一举进展七百余里，收复失地五万二千余平方公里，予敌以歼灭性打击。”[(3)e]接着，国民政府调遣昆明新编组的攻击师收复了广西全省。桂柳追击战取得了重大胜利。

　　此外，在湘粤赣边区，国民党军队6月份收复了南康、赣县、吉安等地，迫敌沿赣江北撤。在东南沿海地区，于5月份收复了福鼎、瑞安、福州等地，迫敌龟缩在杭州湾南北两岸及太湖流域。8月上旬，退至全县(今全州)的日军，以两个师团向中国军队攻击，作困兽斗，为我重创。至17日，中国军队收复全县。国民政府其他战区在反攻中也收复了湖南、广东、江西、浙江、福建、河南和缓远等省部分失地。1945年7月，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制定了反攻广州的作战计划。日军投降后，正面战场由反攻转变为接收。由上述情况可见，正面战场确实存在战略反攻阶段。

　　三

　　国民党正面战场虽进行了战略反攻，但是，它既不同于别国的大规模反攻，也不同于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敌后战场的反攻。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战略反攻有很大的局限性。

　　1，对美国过分依赖并由此滋生的消极性。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中对西方大国的依赖由来已久。从九一八事变依靠国联裁决、一二八事变企盼欧美调停，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指望美日作战，国民党政府可喘息一口气，此消极观望方针一直延续到1945年，这必然影响其在对日反攻中弃分发挥军力。国民政府制定的反攻华南等地计划，无一不是建立在打通与美国的联系上，而不是眼睛向内，主动向日军心脏地带攻击。另外，在实际作战时，国民党军队也对美国空军有很大依赖性。如在湘西战役中，美航空兵直接配合地面作战的飞机，计为1131架次，国民党军队也一度将日军第一一六师团分割包围在山溪、滩头之线，但在依赖美国空军心理下，作战不够主动，攻打10天不遂，5月1日，竟让该部日军逃走。

　　2，仓促反攻，计划不周密。1945年春，最高统帅部虽认识到了抗日战争的战略反攻阶段已经到来，亦制定了代号为“冰人”、“白塔”的反攻计划，但实际上却常常根据日军的进退而仓促作战。1945年5月，日军在广州地区的第四十、二十七、一三一师团北调转用于华中、华北，第四十、二十七师团从南雄出发，纵贯全江西，8月中旬到达南昌。国民党第三、九、七战区竟无任何设防，致使2万余日军长驱600余公里而逃窜。

　　3，反攻与反共并存。在抗战后期，国民党正面战场既有逐步反攻的对日作战一面，也有准备内战反共的一面。1944年冬，为配合盟军对日反攻，国民党在昆明设立了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下属4个方面军，划定了战区范围。这4个方面军及各战区，在收复失地的反攻中，均有程度不同的胜利。但是，到了1945年5月，国民党召开了“六大”，却在“尽力团结御侮”之外，又提出“今日之急务在于团结本党，建立对中共斗争的体系”。由于国民党政府在民族矛盾中，加进了反共思想内涵，故而弱化了其对日战略反攻。

　　尽管国民党的对日战略反攻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尽管国民党政府制定的全面反攻计划没有完全实施，但是它已进行的战略反攻是值得肯定的。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反攻与敌后抗日战场的反攻南北呼应，为中华民族早日从日本侵略者统治之下解放出来，为配合盟国迅速击败法西斯军队，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

　　然而，过去有人往往忽视中国抗日战争的特点，以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反攻的特点、苏军在远东地区军事进攻的特点为标准，来衡量国民党战场的作战，从而否定国民党正面战场存在战略反攻。我认为这种观点是欠妥的。

　　中国是一个弱国，工业微弱，且90%集中在沿江通商口岸，而上海一地就占50%。抗战爆发后，内迁的工业总计不到上海原有工厂数的10%，其他中国工业，多为炮火毁坏或沦于敌手。农业经济也同样受到了严重破坏。中国在这样的经济条件下坚持抗战八年，而到战略反攻阶段“则要求高度发挥中国人力物力的作用，特别是中国陆军的作用”[(1)f]，又由于国民党军队受到日军打击较重，所以，在战略反攻时不能不带有力不从心的痕迹，不可能象美、英、苏等国那样，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势如破竹地实施反攻，反而有时会出现某地强敌突围而无法阻截的现象。但是，不能因之就否定国民党正面战场反攻的存在和它的意义。

　　还有人认为，只有敌后战场的战略反攻，而没有正面战场的战略反攻，这种观点为也是不妥的。正面和敌后两个抗日战场的反攻是相互援助的。虽然“作战方式各有不同，而对击败敌人，逐敌出境的作用则互为犄角，宛如一部战车的两个轮子。作为对敌全面反攻的重要准备之一，应使这种作战配合得更为密切而有力”。[(1)g]既然国共两个战场“宛如一部战车的两个轮子”，那么否认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反攻，而单单承认解放区战场反攻，这种一个“轮子”的战略反攻的“战车”该如何行进呢?

　　综上所述，日军企图延缓战略退却而发动豫湘桂战役却事与愿违，加速了自己在中国战场的战略退却。国民党军队以湘西战役为起点，对日展开了战略反攻，为最终战胜日本侵略者作出了贡献。但是，由于其反攻存在着局限性，影响了它全面反攻的进程。后来美国对日本的进攻加速了日本的投降，中国战场的战略反攻时间非常短促，故而过去被忽略了。客观评价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战略反攻，对铭记中国人民在浴血奋战中从侵略者占领下收复失地的英雄业绩，对定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有着积极意义。

　　(1)a 《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81页。

　　(1)b 《党史信息报》1991年11月1日，第4版。

　　(2)b 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327页。

　　(1)c 蒋介石：《第四次南岳军事会议训词》，《先总统蒋公全集》第2册，台北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版，第1714页。

　　(2)c 蒋纬国总编：《国民革命战史第三部—抗日御侮》第9卷，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8年版，第366页。

　　(1)d 何应钦：《八年全面抗战与台湾光复》，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1年版，第71、72页。

　　(2)d 复旦大学历史系：《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92页。

　　(3)d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昭和二十(1945)年的中国派遣军》第1卷第1分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94页。

　　(1)e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昭和二十(1945)年的中国派遣军》第2卷第2分册，第12页。

　　(2)e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昭和二十(1945)年的中国派遣军》第2卷第2分册，第6页。

　　(3)e 何应钦：《八年全面抗战与台湾光复》，第71、72页。

　　(1)f 薛子正：《从大陆上击败日本》，《新华日报》1945年3月25日。

　　(1)g 《新华日报》社论：《健步踏入抗战的第七个年头》，1943年7月7日。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7-06-29 12:3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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