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评1944年中国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上）
2017-06-29 14:23:21  来源：铁血社区  点击：  复制链接

　　对1944年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评价,史学界过去都持否定的态度。随着对抗日战争研究的深入,我们认为对此有重新认识的必要。本文打算从1944年正面战场的战略意图、战场得失以及它客观上对中共领导的中国革命势力的影响三个方面入手研讨,作一尝试。

　　一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蒋介石被推选为盟军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中国军队与盟军正式开始直接协同对日作战,中国战场成为世界反法西斯的主要战场之一。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新的历史转折时期,欧洲、太平洋两大反法西斯战场同步转入战略反攻阶段。对日实行全面抗战已坚持和苦熬了六年多的中国战场,这时也正处于由战略防御向战略反攻转变的过渡阶段。为了迎接反攻作战的到来,中国战区最高统帅部已着手筹划和制订后期的战略方针。

　　蒋介石明确谈到对日抗战转折点和反攻的到来,是1944年2月的第四次南岳军事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说:“到今天,又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就是第二期抗战已将结束,我军向敌反攻决战的阶段——第三期抗战开始的时候到了[1]。”蒋介石这里所说的“反攻”,自然并非说中国战场1944年立即就可开始战略反攻。他指的是在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场已进入战略反攻和英、美轻视中国战场战略作用的情况下,中国战场所面临的新局势。但是,这里值得重视的,是蒋介石认识到了中国第二期抗战“已将结束”,中国抗战已来“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上。这对中国战场制定配合整个太平洋地区盟军的战略反攻和中国战场完成向战略反攻阶段的过渡的战略方针有重要的意义。

　　还在1943年11月,国民政府军委会军令部与蒋介石就提出:“国军总反攻,以配合盟军行动为有利”,反攻的时间,“预期当在收复宜沙及缅甸以后”,“各战区未发动攻势前,仍依定守势计划实施”[2]。这里明确了配合盟军反攻作战,争取中国战场向战略反攻发展的战略方针,并指出了实现战略转变,开始反攻前应达到的战役目标。进入1944年,上述战略意图进一步清楚。当时,虽然英、美在德黑兰会议之后出尔反尔,改变开罗会议前后中、英、美达成的联合作战协议,中国方面仍以大局为重,一面增调精锐之师加强中国驻印军的缅北攻势,一面于5月中旬发动了远征军的反攻滇西作战。6月,中国军队一面在滇西、缅北对日军进行反攻作战,一面又在湖南地区抵抗力图全力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日军。这时,蒋介石在给朱绍良的电文中认为:“国军以确保抗战基地及国际交通之目的,决以第一线兵团广领前方要地,行战略持久战……见机再转入攻势[3]。”与此同时,军令部拟订的《国军今后作战指导计划大纲》也指出:“国军以巩固重庆、昆明,确保抗战基地及国际交通线之目的,以第一线兵团广领前方要地,行战略持久战,并先机控制有力兵团于六盘山、秦岭、巴山、鄂西、湘西、桂东、滇西各要隘,竭力加强整训,增筑工事,严防敌奸之侵入,见机再转入攻势。[4]”这里的“确保”“国际交通线”所指,乃为配合盟军行动的滇西、缅北反攻作战。据此可见,正面战场1944年所取战略实质仍是防御性质,处于从防御到反攻的过渡阶段,以国民政府最高领导的战略意图尤其是正面战场战局的实际发展论,正面战场的战略则可概括为“东守西攻”战略态势。这一战略态势的具体内容是:以由重庆为中心的西南大后方为基点,东线采取守势,控制好各战略要隘,行持久战略,确保抗战基地;西线采取攻势,与盟军一道反攻滇西、缅北,以求打通国际交通线,解除1942年以来国民政府所受日军东西夹击之苦,增加外援,增强中国军队作战能力,加速反攻的到来。

　　对于1944年国民政府的对日作战,以往史书一般概括为“保存实力,消极抗日,坐待胜利”。这一概述,除忽视了从整个中日战局来把握国民政府的对日战略外,尤其未能注意到事实上形成的“东守西攻”的战略态势。

　　首先,实施滇西、缅北反攻,实为中国战区战略态势转变的关键。1942年,日军攻占缅甸,切断滇缅公路后,中国政府后方基地与盟军联系的唯一交通要道即被日军切断。虽然美国随即开辟了飞越喜马拉雅山的驼峰运输线,然中国外援已急剧减少,尤其是最急迫的物资如汽车、火车、大炮、战车与其他重装备,完全无法运到中国。日军进而由缅甸攻滇西,侵占畹町、陇川、龙陵、腾冲等县市,与东线日本中国派遣军对中国境内的正面战场构成东西夹击之势,给国民政府造成极大的军事压力。进入1944年,中国人民已坚持了近七年艰苦的对日抗战,若能与盟军配合,实施滇西、缅北的反攻,击败滇西、缅北日军,既能解除二年来被日军东西夹击之苦,又能“打通中印交通,使美国援华物资大量输入”,从而缓解中国抗战的严重困难,增强与提高中国军队的战斗力,“以便及早完成中国总反攻之准备”[5],和向战略反攻阶段的过渡。可以说,反攻滇西、缅北,成了当时中国战区战略转变的关键。正因为这样,蒋介石对于实施滇西反攻,重开缅甸战场,一直非常关注,十分积极。1942年下半年即提出反攻滇西、缅北的计划,并多次积极努力地争取中美英共同重开缅甸战场。1943年11月的开罗会议上,一项重要的议题,就是协商和制定中、美、英联合在缅甸作战的战略。蒋介石在会上强调:日军在亚洲大陆的“生死战场有三:一为缅甸,二为华北,三为东北”。“吾人须知,敌人决不轻易放弃缅甸,盖敌人如在缅甸失败,则彼在华南、华中皆将不守也。[6]”在蒋介石的军事战略中,缅甸战场被重视可见一斑。

　　然而,英、美本应与中国共同开辟缅甸战场,承担部分亚洲大陆的抗日义务,但英国出于民族利己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考虑,始终坚持反对与阻挠的态度。美国虽与英国不同,但也因“先欧后亚”战略而牺牲中国利益,迁就英国。所以,中、美、英共同反攻缅甸,重开缅甸战场的计划提出之后,一拖再拖而被搁置,致使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两年时间左右,中国仍然独力支持亚洲大陆的对日作战。只是由于蒋介石的一再坚持和中国军队在滇西的大量集结和全面投入,开罗会议终于同意重开缅甸战场,中、美、英才达成在缅甸联合协同作战的协议。虽然后来又几经周折,但中美英盟军对滇西缅北的日军终于形成东西夹攻之势。中、英、美协同重开缅甸战场,对中国战场战略态势的转变,无疑有重要影响。

　　其次,中国战场东、西两线敌我力量的对比情况,促使中国战区形成“东守西攻”战略态势。

　　1944年初,日军在中国大陆有130万兵力,仍然具有较强的战斗力。国民政府军队在数量上虽占有优势,但综合战力远远低于日军,而且为了准备滇缅反攻的需要,国民政府把大量美援投入西线战场。国内各战场的军力与日军相比,仍然处于劣势,无法也不可能对日军实施战略反攻。但是中国西攻滇缅,给后期整个中国抗战带来了深刻的影响。随着滇缅战场的胜利,重庆政府摆脱了长期以来遭受东西夹击的局面,这就为1945年春东线战场反攻态势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相反,在滇缅战场上,情况却迥然不同。自1942年6月第一次缅战失败后,蒋介石为推动英、美共同重开缅甸战场,一直积极部署在滇西、缅北的反攻。在滇西经过政府整训并用美械装备的中国远征军就达40万之众[1],这是当时国民政府军队中最为精锐的部队。在印度方面,原中国驻印军有3万余人。1944年春为实施滇缅反攻,中国政府又增运2师兵力加强中国驻印军的战斗力。这些部队同样是清一色的美械装备和经过整训的部队,也是当时中国战斗力最强的军队之一。另外,中国滇西反攻,与整个缅甸作战连为一体,是中、美、英盟军协同作战的地区,美、英军队的力量应计算在内。在这里,英军有第十四集团军所辖第十五、第四、第三十三军。美国则派有3000余人组成的志愿突击队“G字军”。北非战役结束后,美、英视线开始东移,军队不断增加,到1944年4月英军又增加第十五、第二十八、第三十三集团军。同时,盟军在这些地区的空军有730架飞机,还有1000辆坦克和战车。

　　日军在滇缅的军队,到第二次缅战前为5个师团,虽然到1944年4月增加到11个师团(兵力达30余万人),飞机数量220架(1943年12月),但敌我双方力量对比,在滇缅战场,以中国军队为主力的盟军军事力量实已大大超过日军,日军完全处于劣势。这就促使中国战区形成取“西攻东守”战略态势。在滇缅战场与盟军协同作战,驱逐日军出国门,打通国际交通线,以达到加大盟国对中国抗战的援助,彻底改变中国战场被动防御局面,完全是可行的。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7-06-29 14:2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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