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全程回顾（四）
2017-07-10 11:44:42  来源：360图书馆  点击：  复制链接

　　长城抗战及《塘沽协定》

　　在张学良下野出国之后，何应钦被任命为北平军分会委员长，统理华北军政大权。说实在话，比张学良而言，何应钦的本事还是大不少的，他把在华北的东北军、西北军和中央军组成两条防线。部署是从察东的多伦、丰宁、沽源、中经河北与热河交界线上的马关、古北口、黄崖关、喜峰口、冷口、界岭口等长城各口至东线的滦东西，抵秦皇岛一线，作为第一道防线。第二道防线懒得说了，把地图拿来，再往下延伸一百多公里就是了。这种一字长蛇阵最容易被突破，而且部署防线需要的兵力又多(这一回布防除了汤玉麟和孙殿英的部队之外在华北的部队35万人全部投进还是不够，更别说留预备队了)，失败在一开始其实就已经注定。大家在这时一定会问，既然这个方法行不通，为什么不换别的更好的方法?答案是方法是有的，但行不通。时任第八军团总指挥的扬杰就主张放弃守势防御，改取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利用有利地形，实行运动战、歼灭战的方针。这个想法当然是很好的，但要实行这个计划，还必须有许多条件，比如兵力的高度集中，指挥的高度统一(现在能把东北军、西北军、中央军几支部队凑在一起已经很不容易了，还想兵力的高度集中，指挥的高度统一，想都别想)，良好阵地的选择以及能正确预料日军的进攻路线等等。可是这么多的条件都没具备几样，杨杰的计划只能是水中望月——可望而不可及。

　　3月上旬，关东军4万多人从冷口、古北口、喜峰口三个方向，发起了对长城一线的进攻。防守冷口、古北口的是东北军的万福麟与王以哲的两个军，他们很快就败下阵来，不到10天就丢了阵地。只有守卫喜峰口的29军打得很不错，29军最大的特点是人手一把大刀，注重刀法训练，功夫最不济的也会两三套刀法，整个部队的灵魂中都洋溢着一种古典精神(没办法，装备太差，只能靠近战了)，最擅长的就是白刃战了。喜峰口之战就是29军趁夜突袭日军的白刃战。日军在此战中损失惨重，被歼一千六百多人，29军大刀队从此名闻天下。

　　当然，一两次战斗的胜利改变不了什么。在古北口3月12日失守后，关东军又猛攻中央军防守的南天门，双方血战八昼夜，中央军17军终因伤亡过重被迫撤退。日军趁胜追击，在南省庄打败接替17军防守的第26军，占领密云并威胁到了北平。何应钦迫不得已抽调傅作义的59军(就是后面的35军)到怀柔、顺义一线阻敌。

　　关东军鉴于古北口、喜峰口之战虽然已初步得手，但开始呈拉锯状态，而滦东地区态势突出，且防守的多是东北军，柿子桃软的捏。3月26日，关东军第八师团1000多加7000多伪军(那年头汉奸真多)大举进攻滦东，连下石门寨、海阳镇，但在汤河一线遭遇了五十七军的反攻。见到正面攻击没有奏效，日军迂回攻击，使五十七军被迫撤出滦东。这时日本天皇担心引起国际纠纷，召见了参谋次长真崎，要关东军从滦东撤兵。关东军虽然胆大妄为，但天皇的命令还是不敢不听的，于是撤出了滦东。

　　关东军对于被迫撤军非常不满，派小矶参谋长回东京活动，终于获得了再次进攻的许可。5月7日，关东军第6和第8师团再次攻入滦东，连下遵化、石门、蓟州、三河等地，前锋逼近通州，迫使何应钦签订了城下之盟——屈辱的《塘沽协定》。塘沽协定使中国失去了对河北二十二个县的完全治权，为后面殷汝耕组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埋下了伏笔。

　　出于对《塘沽协定》的不满，冯玉祥5月底在察哈尔组建了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兵力约10万。在经过一个月的整顿、训练和补给后，于6月20日兵分三路北上，先后克复康保、沽源、宝昌以及重镇多伦。南京方面认为冯玉祥私自进攻日军会影响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有提前引发中日大战的危险，于是派15万军队与日本关东军一起威逼同盟军，并在其内部进行收买分化，很快就使冯玉祥被迫下野，同盟军也随之瓦解。

　　《塘沽协定》以及后面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瓦解之后，国民政府所面临的日本南侵危机迅速化解，获得了第三、四次“围剿”以来最为稳定的外部环境。蒋介石迅速把军事重心转向“剿共”，特别是对南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大规模“围剿”。对于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几乎所有的历史学家都持批评态度，我却愿意为他说两句公道话。试问中国四分五裂的情况下如何能够支撑日后与日本的长期战争，实现苦撑待变的战略部署。必须做好长期战争的种种准备才能开打，可内部不安如何做准备?所以说安内后再集中力量攘外次序是正确的。可话又说回来了，蒋介石这个政策的执行有问题，他总是压制国人的抗日情绪，总是用屈辱的协议来换取安内和准备抗战和时间。他总是告诉国人，中国的抗战还需要准备，而且要在统一领导下来准备，可是怎么准备?怎样就算准备好了?他却总也讲不清楚(可能他自己都不清楚)。这样，以他为首的国民政府总也不能把民众和社会各阶层的抗战呼声，引导、转化为有利的、整体性的资源。到头来使民众和爱国将领(比如19路军)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一腔义愤，转而化作为对政府不抗日的指责。民众的这一情绪又被共产党和地方割据势力利用，把反蒋和抗日两个本来是两种意思的词汇结合起来，“抗日必先反蒋，反蒋就是抗日”这一明显不符合逻辑的口号在民众的情绪化下竟然也被民众认可了。共产党和地方实力派又多了一把反蒋利器。

　　第五次围剿的成功到两广事变的和平解决

　　第五次大规模围剿中央苏区，蒋介石吸取了以往的教训，不再用“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术。在德国军事顾问的帮助下，制定了“战略攻势，战术守势”，“步步为营，处处建堡，敌来我守，敌去我追，逐步推进”的新战术。这种战术有点像魔兽争霸里面的造防御塔战术。虽然有点慢和累，还很花钱，但却很有实效。通过这种缓慢但有效的占领方式，蒋介石在第五次“围剿”一开始就掌握了主动权(经过前四次围剿失败的老蒋肯定在偷着乐)。但也许是老天爷还要再磨练一下老蒋的意志，或者是苍天想给已经在中央苏区取得领导权的临时中央一个机会，总之11月20日，福建事变发生了。它使蒋介石被迫改变军事部署，从离福建最近的北路军调了9个师去进攻19路军，这个时候如果临时中央援助19路军，就有可能打破第五次“围剿”。也许是上帝不忍心让老蒋苦心发动的第五围剿又以失败告终(如果是那样不知老蒋的精神会不会崩溃)，临时中央竟然对此无动于衷，丝毫没有帮19路军一点忙，听任19路军在中央军的围攻下归于失败。

　　在平定福建后，蒋介石在1934年2月重新组织对中央苏区的“围剿”，福建事变真是有惊无险啊。随着国民党军运用新战术步步推进，坚持“御敌于国门之外”的红军主力不得不与国民党拼消耗了，而拼消耗又很快使家底不大的红军消耗得差不多了，再不跑就只有等死了。最后，在1934年10月中旬中央红军主力不得不突围西去，开始了著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其实就是被人追着团团转)。老蒋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围剿”中央苏区成功了。在长征中，红军主力被老蒋赶往西南地区，以便在追剿途中顺便解决割据西南多年的军阀(想一箭双雕)。当然人家军阀也不是笨蛋，就知道坐以待毙，肯定会拼死自保。结果证明，桂系和云南的龙云比较厉害，老蒋搞不定，而贵州的王家烈与四川的刘湘、刘文辉、杨森几个不行，被老蒋搞定了，从而为以后的抗战找到了大后方基地。

　　在蒋介石忙于围追堵截长征中的红军主力和收拾西南的军阀同时，日本人在华北也没闲着，也在一步一步的加紧侵略。

　　先是无理取闹地制造了“察东事件”，中国方面在不愿事情闹大的心理下妥协了，撤退了长城以东的守军;后又利用亲日的《国权报》社长胡恩薄和《振报》社长白逾桓被人暗杀和东北义勇军退入河北非武装区域未被剿灭的事情(中国人对自己抗日的同胞怎么下得了手，人之常情嘛)挑起争端，这就是河北事件。日本关东军又只是稍微用了一下武力威胁，它的全部要求又马上是到了实现。让我们来看这一回国民政府又做了什么让步。(1)河北省内一切党部完全取消;(2)东北军51军撤退;(3)中央军也撤离河北省;(4)禁止全国排日行为。

　　上述这些让步就是“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的主要内容。日本人看来比中国人更熟悉孙子兵法，他们把兵法里的不战而屈人之兵运用到了极致，利用中国方面争取时间准备的心理达到了大大削弱中国在华北军事力量的目标。蒋介石虽然仍然可以以抗日仍需要准备为由来解释他对日本作这么重大的妥协，但是对红军和地方势力总是穷追猛打，对日本总是妥协退让，人民怎么会相信你不是在卖国?老蒋这种明显不合理的政策为后面发生西安事变埋下了伏笔。当然抗日的准备蒋介石也是在做的。在“剿共”战争取是初步成效之后，蒋介石就开始秘密兴建东南国防工事，并大力经营西南地区，使其作为日后抗战的根据地，还选定了四川为抗日战争爆发后的军事和政治中心。

　　1935年5月，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以要求中央领导抗日的名义，出兵北上，以进为退，逼迫蒋介石承认两广半独立地位。在这场中央与地方势力的对垒中，双方都拿抗日说事，一方要求中央马上抗日，一方则强调“今救亡图存，必以整个国力，取一致之步骤”。中央和两广都想抗日应该是真的(从后面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们的行动可以推断出)，但这时蒋介石想统一两广，两广又不愿意任人宰割，只好利用蒋介石对日本一味妥协退让引起民怨沸腾的情形，趁机打出抗日大旗与中央为难。最后，还是钱解决了问题(所谓天大地大钱最大真是至理名言)。在蒋介石的金钱攻势下，原先本来就不稳固的广东势力瓦解，粤军第1军军长余汉谋、广东空军、第3军第9师先后倒戈，陈济棠被迫下野赴港。已呈孤立之势的广西最后也被迫妥协，同意取消独立地位与派人到中央任职。

　　对日政策的转变和西安事变

　　随着红军已被逼到陕北一隅之地，西南贵州、四川也已得到控制，再加上两广事变的解决，使蒋介石的安内取得了极大的进展，基本上已接近尾声。国内的逐步平定使蒋介石的腰杆也直了起来，不再对日本的武力恫吓作妥协了。

　　在1936年8月和9月相继发生了打死日本人的成都事件和北海事件。对此，日本激进的少壮派高兴万分，以为又可以在武力威胁后取是更大的利益了，于是日本驻华大使川越向国民政府提出了七项要求，这七项要求比当年的“二十一条”还要苛刻，而蒋介石则以攻为守，提出了中国的五项要求，作为对案：

　　随着红军已被逼到陕北一隅之地，西南贵州、四川也已得到控制，再加上两广事变的解决，使蒋介石的安内取得了极大的进展，基本上已接近尾声。国内的逐步平定使蒋介石的腰杆也直了起来，不再对日本的武力恫吓作妥协了。

　　在1936年8月和9月相继发生了打死日本人的成都事件和北海事件。对此，日本激进的少壮派高兴万分，以为又可以在武力威胁后取是更大的利益了，于是日本驻华大使川越向国民政府提出了七项要求，这七项要求比当年的“二十一条”还要苛刻，而蒋介石则以攻为守，提出了中国的五项要求，作为对案：

　　随着红军已被逼到陕北一隅之地，西南贵州、四川也已得到控制，再加上两广事变的解决，使蒋介石的安内取得了极大的进展，基本上已接近尾声。国内的逐步平定使蒋介石的腰杆也直了起来，不再对日本的武力恫吓作妥协了。

　　在1936年8月和9月相继发生了打死日本人的成都事件和北海事件。对此，日本激进的少壮派高兴万分，以为又可以在武力威胁后取是更大的利益了，于是日本驻华大使川越向国民政府提出了七项要求，这七项要求比当年的“二十一条”还要苛刻，而蒋介石则以攻为守，提出了中国的五项要求，作为对案：

　　(一) 废止《松沪协定》《塘沽协定》;

　　(二) 取消冀东伪政权;

　　(三) 停止包庇走私;

　　(四) 华北日军和日机不得任意行动及飞行;

　　(五) 解散冀东和绥北匪军

　　看看，跟一年前被迫签订《何梅协定》简直就是天壤之别。日本人对蒋介石的强硬态度到惊讶，很快又加大了威胁力度，向9艘舰艇开入北海港，调集了巡航舰5艘、驱逐舰24艘于上海，并加派了2200人登陆上海。对日本人的这些老手段，蒋介石这回变精了，知道一遇威胁就马上妥协是多少利益都不够让的。转而命令部队加强警戒，不屈服于日本的武力威胁，而日本也不想真的立即决裂，所以这一次日本没有占到什么便宜。

　　在中日就成都事件和北海事件谈判的同时，日本关东军利用德王以及伪军李守信频频制造事端，在控制了察哈尔大部分之后开始向绥远进犯。据现有资料(蒋介石和阎锡山、傅作义的电文)分析，蒋介石这时的态度是强硬的，他派汤恩伯的三个师援绥，并要求阎锡山、傅作义先发制人，攻击伪蒙军盘据的百灵庙和商都。在蒋介石的反复督促之下，傅作义终于率部突袭百灵庙，仅激战半天即成功收复了百灵庙，这就是现在著名的绥远抗战。在攻占百灵庙后，蒋介石还要求傅作义再接再厉拿下察哈尔境内的商都和张北，但阎锡山这时却有顾虑了，他害怕对商都和张北的攻击会引起日本关东军的干涉，导致事态扩大，故要求傅作义停下来。对此蒋介石也无可奈何(真是强龙不压地头蛇)，且注意到西北“剿共”陷于停顿，于是就把绥远的事交给阎锡山办，自己在12月2日飞赴西安坐镇逼张学良和杨虎诚剿共。

　　经过长征之后，虽然三大方面军主力云集陕北，却只有屈屈几万人(这是自南昌起义以来中共的军事力量的最低点)。为了彻底解决与自己争天下的对手中共及它所属的红军，蒋介石把30个师的嫡系部队调到陇海路西段威逼之前与中共一直有联系的张学良和杨虎诚，要他们把东北军和17路军全部开赴陕北前线“剿共”，否则就把他们调走，由中央军来打。蒋介石的决定使张、杨(尤其是张学良)处于两难境地，东北军、17路军与红军已有颇多合作，很难再开战。而如果张学良和杨虎诚不听蒋的命令，东北军和17路军势必会被调离，或许调离会使东北军和17路军得到保全，但他们在西北的一切努力都将付之东流，这是他们绝对无法接受的。在经过几次毫无效果的“苦谏”之后，张、杨彻底对蒋介石绝望了(老蒋真是够顽固的)，被逼入绝路的他们只好实行“兵谏”。12月12日凌晨，东北军攻入临潼华清池活捉了蒋介石;17路军则把在西安西京招待所内的文武大员们全部扣留，还占领了飞机场，扣住了所有的作战飞机。这就是著名的西安事变。

　　对于西安事变的发生，最为高兴的当属中共和日本人了。中共被老蒋追杀了十年有余，现在得知仇人被扣不高兴才怪。日本人呢则认为西安事变会使中国发生大规模的内战，他们便可以趁机扩大侵略(有机可趁当然高兴了)。得知西安事变后，南京反应很快，马上召开了紧急会议通过了准备对西安动武的决定。黄埔系的二号人物何应钦就任讨逆军总司令开始调动大军向西安大举推进。面对中央军的步步进逼，东北军、红军、17路军公开结盟，形成了三位一体的军事力量来与之对抗。局势这时万分危急，一不小心就有可能大打出手，而打起来对中国是最不利的。不但新一轮内战再起，而蒋介石的性命也很可能不保。老蒋一旦死了，已经有统一趋势的中国势必再度分裂，后面抗战就有可能重演满清入主中原的一幕，这才是最为关键的历史时刻。

　　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宋美龄登场了，她看透了何应钦置蒋介石于死地然后取而代之的想法。对此，宋美龄到处游说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并跟何应钦反复力争终于获许端纳(奥地利人，老蒋的许多军事顾问之一)飞往西安，跟张学良沟通。(何应钦还是不够狠，怎么能让人飞往西安联系呢?)然后宋子文又于19日飞赴西安，使剑拔弩张的军事形势出现了转机，老蒋也开始对张学良、杨虎诚的要求不再完全不理了。宋子文见过蒋介石后于21日返南京，接宋美龄去西安。中共方面也在17日受张学良、杨虎诚的电邀派了周恩来等人西安。在张学良的安排下，有十年血海深仇的国共双方终于平心气和地坐下来谈判了。至25日上午，张学良、杨虎诚、周恩来与两宋达成了8项协议，包括改组政府、中央军撤离西北、停止剿共等内容。在双方都要取得皆大欢喜的局面时，我们的少帅张学良又出问题了。他为了显示自己的诚意，竟然学将相和里面的廉颇负荆请罪送蒋介石回南京(看大戏看得太多了)，也不看看老蒋是不是蔺相如。本来就不团结的东北军在张学良被扣后内部分化相当明显，给了想控制西北的蒋介石予机会，这种机会蒋介石怎么会错过?在继续扣留张学良的同时，蒋介石调动军队向西安进逼，使东北军将领在和与战方面分化更加严重，最终导致了“二二”事件。东北军主战的下层军官发动政变，枪杀了王以哲等主和派。内部的自相残杀很快使东北军分崩离析、相继瓦解，三位一体的西北半独立局面也随之崩溃。中央军顾祝同部开进了西安，设立了西安行营，东北军正式东调。

　　蒋介石虽然利用张学良瓦解了东北军，控制了西安并逼杨虎诚出国，但要再明目张胆地剿共已不可能(息内争以攘外已成趋势)。张学良、杨虎诚以其个人的巨大牺牲，促成了国共之间的妥协。虽然合作的谈判比较曲折(一直谈到七七事变后才正式达成协议)，但大势已经无法改变。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7-07-10 11:5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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