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东朗:中国共产党在九一八事变后就旗帜鲜明地提出坚决抗日的主张,号召全国民众“实行坚决的斗争,一致反对日本强暴占领东三省实行帝国主义压迫的战争”;指示全党加紧组织领导发展群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大胆地警醒群众的民族自觉,“真正地进行革命的民族战争”。1932年4月15日发布《对日战争宣言》,决心“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据此,在东北极其险恶的环境中,组织掀起大规模的抗日战争(东北抗联)。虽然在关内由于一直遭受国民党大军的“围剿”,抗日主张无法实施,但拯救民族危机之志始终不渝。
刘庭华:1933年1月,毛泽东、朱德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向国民党军队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建议。1935年8月,中国共产党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主张“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益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12月,中国共产党又在瓦窑堡会议上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在全国各界引起了广泛的反响。从此,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成为势不可当的潮流。
李东朗:1936年3月的晋西会议,再次确定“党的任务是,准备开展大规模的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目前的关键,是建立统一战线——抗日的人民统一战线。”1936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在东征回师陕北的通电中,对国民党呼吁“停战议和,一致抗日”。其后,建议国共第二次合作:“只有国共的重新合作以及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的总合作,才能真正的救亡图存。”
刘庭华:1937年2月10日,中国共产党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声明在政策上作出更大调整,保证“(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之方针;(二)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七七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立即发表抗战宣言,通电全国,呼吁“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7月15日,中国共产党又向国民党送交《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重申共产党的四项保证。
李东朗:这四点保证是中国共产党做出的重大的“带原则性的让步”。它彰显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坚毅精神和顾全民族利益大局的博大胸襟,是中国共产党为中国抗日战争做出的重大贡献。
而国民党方面,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严重,1935年11月,国民党五大宣言在“最后关头”“自必决然牺牲”(抗日)。1936年7月,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表示“如遇有领土主权再被人侵害”即是其容忍的“最低限度”。在对日本退让酿成大祸后,国民党被迫逐步改变对日政策。
刘庭华:国民党作为中国当时最大和最有影响的党,在九一八事变后一直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丢失了东北三省和华北不少国土,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和谴责。但西安事变后,国民党蒋介石加大了准备抗战的力度,改组国民政府,调整内外政策,加紧抵抗日本侵略的军事准备,并开始国共第二次合作的谈判。七七事变后,国民党蒋介石进一步坚定了抗战的决心。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强调“如是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14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宣称: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自卫权以应之。15日,蒋介石下达全国抗战的总动员令,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还开放了党禁,承认了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其他政党的合法性,释放了政治犯,接受并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承认了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合法地位。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是实现全民族抗战的前提,而正面与敌后两个战场的战略配合是抗战胜利的基石
主持人:国共两党根据自身情况,开辟了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国民党担任正面的正规战,共产党担任敌后的游击战。在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两个战场是如何互相配合共同御敌的?有哪些比较经典的合作抗敌?
刘庭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是实现全民族抗战的前提,而正面与敌后两个战场的形成,则是打败日本侵略军的重要保证。
“国民党担任正面的正规战,共产党担任敌后的游击战,是必须的、恰当的”。统一战线内的这种分工,既符合全国抗战军事战略上的需要,又符合国共两党和两军的自身情况。国民党掌握全国政权,控制全国资源,拥有200余万人的正规军,且装备水平远远高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理所当然地担负正面战场的正规战。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数量少,装备差,但政治素质高,善于做群众工作,长于游击战和运动战,独立作战和生存能力强,适于担负开辟敌后战场、坚持敌后抗战的战略任务。两个战场缺一不可,在统一战线旗帜下,发挥各自的优长,采取不同的作战形式和手段,以抗击日本侵略军。两个战场的相互配合,构成了有利的战略布局。
主持人:前期抗战的主战场是正面战场,这期间,敌后战场积极配合正面战场体现在哪些方面?
刘庭华:敌后战场形成之后,主要在战略上积极地配合和支援正面战场。这种配合、支援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作战行动上的配合、支援与策应。当正面战场国民党军队与日军进行徐州、武汉会战时,八路军以主力一部挺进冀鲁平原,牵制日军第2军,威胁其后方,分散其兵力。同时,以晋冀豫、晋察冀边区部队破坏平汉、津浦的铁路交通,以支援正面战场。特别是1940年6、7月间,当日军加紧政治诱降,并攻占宜昌,造成溯江而上威胁重庆之势时,八路军于8月在华北敌后战场,发动了有105个团20万人参加的“百团大战”,时间长达5个多月,歼灭日军4万多人,瘫痪了日军的主要交通线,把日军的主要注意力引到自己身上,减轻了正面战场的压力,极大地支援了正面战场。
二是战略、战役指导上的协商与建议。全国抗战开始后,当国民党当局准备研究全国抗战的战略方针和部署时,中国共产党中央提出了《确立全国抗战之战略计划及作战原则案》,并以周恩来、朱德、叶剑英为代表,参加在南京召开的国防会议,积极建议全国抗战应实行持久战的战略方针和外线速决运动战的作战指导原则。当国民党军与日军进行忻口、太原会战时,毛泽东和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向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建议:要加强娘子关和龙泉关的防守,指出这是保卫太原和山西腹地的关键所在;战役部署上应将主力置于敌两翼,一部扼守正面阵地。然而,这些建议并未被接受,导致日军突破娘子关,威胁太原侧后,造成全线溃败、太原失守的危局。与此相反,在正面战场第五战区进行徐州会战时,周恩来、叶剑英等的建议,得到李宗仁的赞同,从而取得了台儿庄战役的重大胜利。此外,周恩来、叶剑英等还在国民党南岳军事会议上,介绍敌后战场抗战、特别是游击战的经验,并协助国民党开办游击干部训练班,培训游击战的指挥员。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7-09-08 16:2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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