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回顾中国历史上的三次抗日援朝战争,人们深感朝鲜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朝鲜是那么容易成为国际性的问题和中国全局性的问题,甚至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
导语
在历史上,朝鲜历来被中国人看作中国北部极重要的“外藩”,中国为保护朝鲜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从历史上看,从某种角度上可以说,朝鲜问题曾拖垮了隋朝、明朝、清朝,连累了唐朝。
唐朝抗日援朝战争
唐朝初年,朝鲜半岛上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鼎立。三国都想统一半岛,但又都无力消灭对方,于是便向邻国寻求援助,先后分别与大唐和日本建立了外交关系。高句丽、百济靠拢日本,新罗因与日本结怨,故和唐王朝亲近。公元653年以后,就形成了以高句丽、百济、日本为一方,新罗、唐朝为另一方的政治格局。
忠青南道扶余郡扶余邑双北里扶苏山城(泗沘城遗址)
655年,新罗王金春秋称高句丽与百济,靺鞨联兵侵入,乞求唐朝出兵援助。唐高宗在遣使调解无效的情况下,先后派程名振、苏定方、薛仁贵等将领率兵出击高句丽,企图牵制其兵力以减轻对新罗的压力。660年,新罗再次告急,唐高宗遂以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神丘道行军大总管,率领水陆大军10万余,从成山(今山东荣城)渡海击百济。百济很快溃败。接着,唐军与新罗联兵向百济都城泗沘进军,不到10日,便灭亡了百济。
但日本并未放弃对朝鲜半岛的野心。663年6月,日本向新罗发起进攻,唐军不断增兵援助新罗,中日两国军队在白村江江口(今韩国西南部的锦江)相遇。从当时双方的实力来看,大唐水军7000余人,170艘战船;日本水兵万余,1000多艘战船。日本虽然在人、船数量上多于我方,但大唐水军船坚器利,武器装备优于日本。此役日本大败。日将朴市田来津阵亡,百济王扶余丰逃之夭夭,守城的百济王子扶余忠胜见大势已去,遂于9月7日率百济守军及日本援军向唐军投降;幸存的其他日军则乘船逃回了日本。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抗日援朝战争至此结束,日本势力退出了朝鲜半岛,其入侵中国的野心也随之破灭。
扶苏山皋兰寺(高丽时代建造)《落花岩绘图》,相传在泗沘城被唐军攻破之时,有三千宫女跳落花岩自尽
明朝抗日援朝战争
丰臣秀吉1588年基本统一日本后,为了平息国内武士对土地分封不均的不满,在1591年5月决定对外发兵,以获取更多的土地。1587年他在给爱妾浅野氏的信中说:“在我生存之年,誓将唐(明)之领土纳人我之版图。”(日本参谋本部编:《日本战史·朝鲜战役》。)丰臣秀吉的这种扩张野心,与绝大多数大封建领主的领土欲望完全合拍,因此,向外扩张领土成为日本发动战争的一个主要动力。
丰臣秀吉乘朝鲜李氏王朝耽于党争内斗,朝纲紊乱,决定通过武力征服朝鲜入侵中国,进而称霸东亚,使三国归于一统。万历19年(1591年)6月,丰臣秀吉派出使者宗义智通告朝鲜国王宣祖李昖,表示他有意于次年(1592年)春天假道朝鲜进攻明国,并请多多包涵与协助。但朝鲜因久事明朝而拒绝。
1592年3月,做了多年战争准备的日本侵略者,以17万陆军和近4万海军的兵力入侵朝鲜。4月12日,日军在釜山登陆,接着迅速占领了王京(汉城),攻陷开城,进逼平壤。朝鲜军队望风而逃,一直逃到中国境内。日军所到之处,焚烧劫掠,仅晋州一地,军民被屠杀者6万人。朝鲜大部分国土沦陷,朝鲜向明王朝告急,请求出兵援助。明朝以朝鲜“为我藩篱,必争之地”,决定出兵援朝。
丰臣秀吉
万历二十年(1592年)七月,明军在史儒率领下援救平壤,明军失败,史儒战死。副总兵祖承训率明军3000渡过鸭绿江驰援,结果全军覆没,祖承训仅以身免。明廷大为震动,决定以宋应昌为经略,以李如松为东征提督,大举援朝。第二年,明军在朝鲜军队配合下,大败日军。日军先锋小西行长慌忙率残部南逃。中朝军队乘胜南下,几乎光复了朝鲜全境。
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二月,丰臣秀吉率14万大军再次侵朝。明廷派兵部尚书邢玠率军驰援,在朝鲜军队的密切配合下,连败日军。第二年,丰臣秀吉死去,日军人心动摇。这年年底,中朝军队在朝鲜南海海面与日军大战,将日军几乎全部歼灭。日军发动的这次侵朝战争最终以失败告终。
清朝抗日援朝战争
第三次抗日援朝战争发生于1894年,史称“中日甲午战争”。当时的朝鲜仍处于封闭自守的封建王朝控制下,生产力落后,国内政局飘摇,靠清王朝的支持苟安一时。日本加强发展在朝鲜的亲日势力,并通过外交手段,力争使朝鲜脱离清政府控制,成为“独立国”。由于日本对朝鲜的内政干涉和经济侵略,特别是日本强制朝鲜大米输出,导致了朝鲜的农民起义,而李朝政府为了镇压农民起义请求清政府出兵援助,日本则派出强大兵力企图攻占朝鲜。在同英国交涉成功而获得其实际支持之后,日本海军进攻中国舰队,引发两国间的战争。
甲午战争中日军大胜,图为日军占领平壤
甲午战争历时9个月,分为陆战和海战两个战场,日军攻下平壤,在黄海海战中大败北洋水师,使北洋水师全军覆没。陆军方面,中国40万大军溃败,辽东、胶东防线相继崩溃。日军从辽东、胶东两个方向形成了对北京的夹击之势。日本乘胜追击,之后又攻下中国的旅顺、威海,并于1894年11月22日开始在旅顺进行了4天3夜的屠杀、抢劫和强奸,遇难者超过2万人,只有埋尸的36人幸免于难,并且血洗威海、平壤。
战后双方签订《马关条约》,规定中方向日方割地赔款,中国政府因此背负沉重外债,国力日趋衰退。日本因获得巨额战争赔款,国力迅速强大,并进一步走上军国主义对外扩张之路。甲午战争的失败标志着延续了2000年的朝贡体系的破产,日本取代中国,成为东亚体系的主导力量。这次战争影响十分深远,在中日两国近代军事史上,以及远东国际关系史上,都具有划时代的转折意义。
三次抗日援朝的经验与教训
回顾中国历史上的三次抗日援朝战争,人们深感朝鲜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朝鲜是那么容易成为国际性的问题和中国全局性的问题,甚至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回顾历史,不难获得有益的启示:
启示之一:自古以来,日本一直染指朝鲜,这是由日本的地缘环境所决定的,向外扩张领土成为日本发动战争的一个主要动力。就地理位置而言,日本作为一个岛国,孤悬海外,要向大陆发展,唯有从朝鲜一途。日本侵朝,古已有之,早在公元四世纪,日本大和政权就在朝鲜半岛的任那地区建立了殖民地。中国近代以前三次援朝,都是因为日本侵朝引起的。
启示之二:日本以朝鲜为切入点,多次挑战中国在东亚体系中的主导地位。日本推古十五年(公元607年),大礼官小野妹子奉日本第33代天皇(即日本皇谱中第一位女性天皇)推古天皇和圣德太子之命出使隋朝,恢复了已经中断一百多年的中日往来。“日出处天子敬白日没处天子书”是推古天皇和圣德太子写给隋炀帝的国书里的第一句话,意为“日出之地国家的皇帝向日落之地国家的皇帝问候”。日方采取了与隋朝皇帝彼此均为天子,平起平坐的立场,隋炀帝听后大为不悦,他气愤地对掌管外交事务的鸿胪卿道:蛮夷再有这种无礼的书信,不要再向朕奏!第二年,日本给中国的国书,没有再用“日出处天子”的提法,改称为:“东天皇敬白西皇帝”,日本第一次使用了“天皇”这个称号,表现出日本坚持同中国是对等的关系。
白村江海战交战形势图
公元663年的白村江海战,是中日之间的第一次正式交锋。白村江战役,基本上决定了当时东亚地区的政治格局。日本在白村江海战中败于中国之后,不敢轻举妄动,被迫退守本土900余年。同时,也更激发了向唐朝学习的热情,开始派遣规模更大、次数更多的遣唐使,中日两国历史上最友好和文化交流最密切的时期终于开启。万历朝鲜之役是一场历史意义深远的战争,结局决定了此后二百余年东北亚中、朝、日三国的国际关系格局。明军出兵援朝抗倭,给日本一个教训,为以后东亚较长一段时期的稳定打下了基础。甲午战争中,日本击败中国,取代了中国在东亚体系中的主导地位,日本千年野心终于得以实现。
启示之三:日本自古以来贪心不足蛇吞象,不仅挑战中国在东亚体系中的主导地位,甚至想灭亡中国,征服印度,称霸世界,是东亚不稳定的源头。丰臣秀吉极力向外扩张。他妄图先侵占朝鲜,然后征服中国及印度,奉日本天皇定都北京。丰臣秀吉统一日本时,明朝超过印度成为世界上第一大经济体。丰臣秀吉连中印这两个世界文明古国、世界GDP老大、老二都不看在眼里,竟然希望在他的有生之年打败中印,还要把日本的首都迁到北京来。
日本自古以来贪心不足蛇吞象
明治天皇即位当年,在其发表的《天皇御笔信》中,就声称要“继承列祖列宗的伟业”,“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并炮制了一个征服中国和世界的“大陆政策”且将其作为最高国策。即一是征服中国台湾,二要征服朝鲜,三是征服中国的东北满洲和蒙古地区,四要征服中国其他地区,最后征服南洋、亚洲乃至全世界。尽管这时日本与西方列强还签有不平等条约,但明治天皇认为只有向外侵略扩张,才是“兴国之远略”。“养精蓄锐,割据易取之朝鲜、满洲和中国,在贸易上失于俄美者,应以土地由朝鲜和满洲补偿之。” 当时,中日两国综合实力对比,一个是大象,一个是小蛇,然而,日本就敢于作蛇吞象的黄粱美梦。日本敢作这样的美梦,什么样的险不敢冒?什么样的坏事不敢做?
启示之四:三次抗日援朝战争显示了近代以前中国政府维护朝贡国安全的决心和意志。朝鲜作为朝贡体系中的一员,履行向宗主国中国朝贡的义务,中国则对朝鲜提供安全保证。中国出兵朝鲜,既是对朝贡体系的维护,也是信守对朝贡国朝鲜的安全承诺。这说明了古代中国在东亚国际关系中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也是朝贡外交的题中应有之义。万历援朝抗倭战争展示了中国反对强权政治,保护弱小国家利益的立场,伸张了国际正义。地缘环境和地缘政治决定了,日本只要想扩张,总是先向朝鲜下手,拿朝鲜开刀。中国在历史上,也多次因日本侵朝而援朝。明朝抗日援朝战争显示了中国政府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和能力。丰臣秀吉一手挑起侵朝战争,其根本目的是借朝鲜为跳板,把战火烧向中国东北,企图攫取中国的领土。中国出兵朝鲜,有利于教训日本侵略者,遏制其侵华野心,维护中国东北和东海岸的安全。明朝抗日援朝战争的胜利,稳定了东亚的政治格局。
在中国三次抗日援朝的历史上,中国平民百姓为了朝鲜安全和东亚稳定,往往不惜两肋插刀。例如,在1300多年前的唐朝,中国曾派出一支完全由老百姓组成的志愿军,赴朝鲜作战。《新唐书》记载,公元644年,朝鲜半岛北部的高句丽进攻南部的新罗,战败的新罗国王向宗主国唐朝求援,唐太宗李世民决定带兵亲征高句丽,但唐朝的主力军队正在西面防御吐蕃,于是李世民面向全国发布诏书,招募志愿去参加朝鲜战争的士兵,令人惊奇的是招募志愿军的招数一发布百姓就热情相应,前来的士兵及贡献攻城器械者数不胜数,所有志愿报名的部队都由唐太宗亲自检阅从中择优录取,选拔淘汰率高达惊人的十比一,而不能入选去前线的打仗士兵竟然都懊恼的捶胸顿足,6个月时间竟然招募了10万人的援朝志愿军。上阵打仗随时面临着丧命的危险,甚至参加的志愿军还有很多家庭并不贫穷,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争着抢着要参加志愿军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当时的唐朝正在上升期,全国从上到下都希望建立一个世界帝国,而彻底征服高句丽这个日本的盟国、是维护中国在东亚体系中的主导地位、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的必经之路。李世民十分重视这次出征,不仅御驾亲征而且亲力亲为,在征战中他甚至亲自骑马运土,与将士们一起填平护城河,唐朝与高句丽的战争持续了20多年,公元668年唐军攻占平壤,高句丽灭亡。
启示之五:中国三次在抗日援朝战争中,作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1592年——1598年,经过7年的艰苦战斗,中朝军民终于把日本侵略军驱逐出境,粉碎了丰臣秀吉吞并朝鲜征服中国的妄想。日军撤退后,中国援军也跟着撤退。这是历史上国与国之间,最标准的无私援助,中国战士的鲜血,洒遍朝鲜半岛,而一无所求。
万历朝鲜之役时的三国首脑
史家认为,“所谓朝鲜战争,先后凡七年,明朝损失兵力数十万,靡费饷项数百万,结果还是以不了了之。从此,中国的实力已经暴露于天下,遂起满洲民族的觊觎。所以朝鲜战争与明朝的灭亡实在大有关系。”(王伯祥、宋云彬:《开明中国历史讲义》第253页,新星出版社。)在明朝因抗日援朝而国力严重受损时,努尔哈赤乘机坐大,悄悄地埋下了明朝亡国的种子。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努尔哈赤与明边将立碑划界,从此自称为国。 统一的女真崛起,中国东北地区的政治力量对比和统治秩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辽东乃至整个东北地区,明朝的政治、军事统治优势逐渐为后金所取代,形成了新的统治格局,女真成为大明烦之又烦,却挥之不去的噩梦,后金取代明朝最终成为朝鲜的宗主国。中国出兵对日本侵略者的打击是致命的,加速了日本的失败。但也正是由于此役,使明朝和朝鲜在20年内无力进剿后金力量,深陷于明与后金战争的泥潭。此后,明朝的政治、军事统治优势逐渐为后金所取代,女真与其邻国朝鲜的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不仅建立了新的国家关系,后金还取代明朝最终成为朝鲜的宗主国,形成了新的统治格局。而清朝政府受朝鲜农民起义的牵累,因朝鲜要求出兵而卷入到抗日援朝战争中,以致遭遇惨重的失败,割地赔款,丧权辱国。
17世纪法国绘画中的崇祯自缢
启示之六:经济大国不等于必然能够打赢战争。甲午战争时的中国,仍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总量仅次于英国,是当时日本经济总量的5倍。但历史已经证明:经济大国不等于是政治大国、军事大国。虽然世界列强纷纷欺负中国,但这似乎并不影响当时中国朝野自我感觉良好,除了李鸿章,从上到下几乎人人都认为打败“小日本”是小菜一碟。因此,接到日本政府的“第一次绝交书”后,清政府最高层中主战空气便逐渐高涨。光绪皇帝主战最力,他不仅宣示主战之意,“并传懿旨亦主战”(指慈禧)。6月25日,光绪皇帝谕李鸿章加紧备战。6月29日,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向李鸿章请战:“各舰齐作整备,候陆兵大队调齐,电到即率往,并力拼战,决一雌雄。”7月1日,光绪再次谕李鸿章备战。政府核心人物户部尚书翁同龢、礼部尚书李鸿藻都主张开战。甲午战争惨痛失败的后果,使当时无数国人惊愕的同时而惊醒;也能使今人正确解读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现象,任何时候都保持清醒的头脑。
启示之七:地缘环境使古代朝鲜习惯了在周边国家之间打外交牌,利用周边国家和政权之间的矛盾,投棋布子,甚至投机取巧,背信弃义,使自身利益最大化。朝鲜半岛三国鼎立时期,高句丽和百济结盟对抗新罗,唐太宗遣使前往高句丽和百济,劝导两国停止对新罗的进攻。后来,新罗与唐朝合兵,先后灭了百济和高句丽。没有唐朝的支持,新罗不可能坐大。想不到新罗坐大后,很快对唐朝翻脸。咸享元年(670年),为争夺吐谷浑故地及西域,唐朝与当时我国西部最强大的少数民族政权——吐蕃发生战争,当年四月大将军薛仁贵领兵5万以击吐蕃。几乎与此同时,高丽酋长钳牟岑起兵叛乱。唐朝不得不派兵讨伐高丽叛众。这两场战争牵制了大量唐军兵力,当时唐军全国总兵力不过数十万,而仅对吐蕃一战就用兵5万(一说10万),唐军处于两面作战之不利境地。
薛仁贵东征
新罗为了与唐朝争夺在朝鲜半岛的利益,防止唐朝行政触角延伸到朝鲜半岛,此时却对唐朝背后猛捅一刀,联合并扶植了朝鲜半岛上的原高句丽和百济的反唐势力,发动了对唐朝的战争。670年3月,新罗派薛乌儒与高句丽旧将高延武各率精兵1万渡过鸭绿江,进至乌骨城(今丹东凤凰山东麓),由此拉开了新罗对唐战争的序幕。新罗联合高句丽残余力量进军所至的乌骨城,乃是连接辽东和平壤的交通要道,占领这里既可对驻守朝鲜半岛的唐军进行围攻,也可阻止唐军从辽东方面的增援。另外,新罗军队在高句丽故地的活动,还可以把唐朝的视线转移到辽东,使其无暇应对新罗对百济故地的争夺。唐朝摆脱战略困境后,新罗又主动转圜,遣使谢罪。尽管新罗对唐朝这样不仗义,唐朝仍然一如既往地维持对新罗的友好关系。据不完全统计,唐朝向新罗派遣了35次使团,遥居唐朝向外国派遣使节的次数之首。宋、辽、金对峙时期,朝鲜利用三国矛盾,众横捭阖,捞取了不少实惠。993年,辽朝为防止朝鲜联合宋朝对付自己,把鸭绿江以东的数百里土地划归高丽,也正是从这时起,中朝两国以鸭绿江为界。1089年,朝鲜派人来宋朝朝贡,苏轼反对说:“高丽入贡,无丝发利而有五害。”(《宋史》列传·卷二百四十六。)
作者简介
袁南生,小学没有毕业考上北大,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个教授总领事、博士大使。现任外交学院教授,中国国际法学会常务副会长。
在3家企业先后工作过17年,在4所大学先后工作过15年,曾任中国驻埃及大使馆二把手,中国驻津巴布韦大使、驻苏里南大使,驻印度孟买总领事、驻美国旧金山大使衔总领事。
责任编辑:王广建 最后更新:2017-12-02 14:2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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