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称日本为“倭”。元末明初时,日本内部分裂,各地封建诸侯间的战争旷日持久。战争中溃败的武士,勾结海商、失业流民等组成海盗集团,在日本封建主的支持和怂恿下,在我国沿海一带烧杀抢劫,掠夺财富,历史上称之为“倭寇”。到了明代嘉靖年间,朝廷内政日趋腐败黑暗,沿海卫所空虚,军备废弛,加上政策失误,不能有效组织抵抗,倭寇更加猖獗。而中国的一些奸商、海盗等,也与倭寇相勾结,使倭寇队伍得以壮大。他们成群结伙,占据岛屿,攻城掠地,无恶不作,中国东南沿海几无宁日,给沿海民众带来了深重灾难。
倭患成为明代最大的外患,几乎与整个明王朝相始终,危害久烈。而浙江则为倭患的重灾区。明时,浙江经济发达,商业繁荣,是富庶之地,自然为倭寇所觊觎。此外,浙江特定的地理位置与环境,也为倭寇在浙江沿海劫掠提供了有利条件。浙江地处东海之滨,海岸线漫长曲折,外则岛屿罗列,内则港湾密集,水陆相参,形成拒塞,有利于倭寇盘踞、藏匿与劫掠等。于是,“自倭奴入寇东南,惟浙为最甚”。[1]至于台州,“辽处海滨,诚四塞之国。南有桃岙、金竹,北有桑洲、桐岩,西有关山、卫墅,迭嶂层冈,重关鸟道,真一大可御之险。而且南去盘石、楚门仅百五十里,东南去松门仅百里,东去海门仅八十里。设或倭奴弃舟登陆,皆可卒至城下,自海门而上者,则一潮直达,实一时难御之变也。三面阻山,一面濒海,孤悬于数百里之外,救援接济所难卒至者,惟此耳!曩者戚参将驻兵桃渚,而倭奴屯聚桑洲,遣输粮银,经月不至,孤危之势,诚可畏也!”[2]在这样的背景下,台州成为倭患最烈之地。
台州府辖内临海、黄岩、天台、仙居、太平(今温岭)、宁海(今属宁波)六县经常遭到倭寇的蹂躏。例如,正统四年(1439)五月,数千倭寇分乘 40 多艘战船突袭临海桃渚,攻破城池,大肆抢杀,手段极为残忍,“官庾民舍,焚劫一空,驱掠少壮,发掘冢墓,束婴竿上,沃以沸汤,视其啼号,拍手笑乐。捕得孕妇,卜度男女,刳视中否为胜负饮酒。荒淫秽恶,至有不可言者。”桃渚城内外,“积骸如陵,流血成川,城野萧条,过者陨涕。”[3]嘉靖三十一年(1552)五月二十八日,倭寇 2000 余人攻入黄岩县城,焚毁县衙,盘踞劫掠7日而出。嘉靖三十五年(1556)五月,一股倭寇攻破仙居县城,屯兵40余日,全城被烧。
台州军民奋起抵抗,展开了一场场卓有成效的抗倭斗争。其中,最为著名的战役,即为台州大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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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大捷
台州大捷,是指嘉靖四十年(1561),明将戚继光台州抗倭,获得九战九捷辉煌胜利的战役。是年四至五月间,戚继光率兵连续在宁海、新河、花街、上峰岭、楚门、隘顽湾、藤岭、长沙等与倭水陆交战,均获大捷,成为中国军事史上的经典战例。
宁海之战。嘉靖四十年四月十九日(5月2日),16 艘倭船从奉化西凤登陆,当晚进至宁海一都团前。戚继光接报后,率主力赶赴宁海,并命把总任锦率水军速出宁海外洋伏击,还行文宁波海道总兵发兵会剿。戚家军速战速决,大获全胜,杀敌数百,我军无一阵亡。
新河之战。二十二日(5月5日),倭寇得知戚继光去了宁海,乘虚分三路进犯台州:一路由里浦登岸,欲犯临海之桃渚;一路由周洋港登岸,欲犯温岭之新河;一路泊于健跳、圻头。戚继光认为,“犯桃渚、健跳者势尚缓,周洋逼近新河所城,贼又前后继至,宜急击之”[4],就派佥事唐尧臣率兵急趋新河,又令黄岩、温岭二县号召程、梁等姓乡兵助战。二十二日、二十三日(5月5日、6日),倭寇船前后共8 艘约五六百人由周洋港登陆。闻知明军消息,倭寇害怕,夜驾五船遁去,其余屯于新河城外鲍主簿家。二十六日(5月9日),倭寇拥众迫近新河所城下,攻城。唐尧臣与戚继光原授军令相协谋,以指挥楼楠、刘意、张元勋、胡守仁等分立陈列,密授方略,使奇正相参,各以县尉、武生等监督之。方案既定,乃申明赏罚,用死士冲锋,而先用鸟铳与贼对击。千百总哨队长蒋瑞等奋勇先登,力战良久,倭寇遂溃,伤亡甚多,奔回原巢,死于鸟铳者60余人,各哨共得首级30颗。是夜二更,倭寇冒雨逃走。第二天,刘意、楼楠兵追至温岭大麦坑,在渔岭烧死倭寇百余人。温岭知县徐钺亦督乡兵会剿,大创倭寇,残余倭寇逃往温州。
花街之战。 新河战斗打响时,前犯桃渚、里浦的一支倭寇流窜到了台州府城外的花街。时值雨季,府城城墙多处倒塌,守备薄弱,戚继光决定马上驰援府城。全军连夜空腹从桐岩岭飞赴府城。戚继光以大义喻将士,部队勇气百倍,无不争先跃起。队伍以丁邦彦为前锋,陈大成为右哨,陈濠、胡大受为中哨,赵记、孙廷贤为左右翼,互为犄角,各有声援,列鸳鸯阵而前。至花街约二里,倭寇以一字阵迎敌。丁邦彦部下以火器鸟铳向敌射击,各部乘势蜂拥而前杀敌。倭寇分兵反击,皆被我军打败,就向北奔逃。戚家军穷追猛打,陈大成兵追至瓜陵江下,倭寇无路可逃,被迫入江中死者200多人,而前阵中斩首39人。丁邦彦兵追至新桥,五战五胜,共斩首61人,生擒倭酋1人。此役还解救了被掳的老百姓 5000 余人,而戚家军只有哨长陈文清等3人阵亡 。
上峰岭之战。四月二十五日(5月8日),一股2000余众的倭寇在健跳所之圻头登岸。三十日(5月13日),自焚其船,南犯台州府城。当时,戚继光一部分兵力已留守新河、隘顽,可战之兵仅1500人。敌众我寡,戚继光甚为担忧,又恐倭寇流犯内地,势当速灭。于是,与唐尧臣厚犒三军,为冲锋者悬赏千金,又尽出笥中银酒具散给大家。监军赵大河则登坛誓众,申谕大义,士气大振。五月初一(5月14日),戚继光率部到台州府城东面的大田镇设伏待贼,倭至,亦在大田设伏待我。正好碰到下雨天,两军在大雨中对峙两日,倭寇见戚家军有备,出大石,往仙居而去。戚继光估计倭寇中途必经白水洋,倭寇由里路至白水洋七十里,我军由官路至白水洋五十里。他想,在兵法上,先处战地而待敌者,可以以逸待劳。我军要以寡敌众,一定要有计谋。此外,临敌交锋,我少彼多,一定要激发兵心,才能取胜。于是,策马急行四十里到白水洋之上峰岭埋伏。五日(5月18日),戚继光下令每人各砍一松枝,执之设伏。倭寇远远望去,以为是松树林,毫无戒备,行列前后长达20里,浩浩荡荡地过来了。戚家军对山瞭望,待敌队过半,抛下松枝,呐喊齐出。倭寇大惊失色,以三四百人作一字阵冲来。我兵分为一头两翼一尾阵,以鸳鸯阵冲锋拥杀,疾若风雨,有前无退。倭寇仓皇败退到一座小山上顽抗。丁邦彦兵出里路,直捣山下,四面仰攻。戚继光在北山下竖一白旗,让士兵高喊:“胁从的投奔此旗避命!”顿时有数百人逃奔。倭寇力不能敌,又上大山,我兵又仰攻之,倭又大败,逃奔上界岭山巅。山顶陡峻如柱,上面平广,只一条小路可攀登。倭寇立营其上,扼险拒守。丁邦彦等首先攀援,鱼贯而上,吴惟忠等相继而登。几个倭寇急忙前来,从上斫下,我军用长枪击之,倭堕岩下,遂得登。一眨眼功夫,我军都登上了山。倭寇六七百人齐来交锋,双方激战,倭寇败走四散,坠落坑堑林谷间而死的不计其数。残敌逃到白水洋朱家大院,我军乘势急下,围追堵截,火攻。火四面而起,倭寇屡次突围,都没有成功。我军以鸟铳杀敌无数,又四面拆墙石投向敌人,敌急登屋,亦用石与铳投我。墙拆尽,我各路兵马逼围屋下,敌人不支,房子又火势炎炎,敌人更加着急,向我军乱扔东西。我军枪筅林立,随即格之,没有一次扔中的。倭寇丧魂失魄,不一会儿就被歼灭。六日(5月19日),戚继光班师回到府城,城中男女老少出迎,欢声雷动,认为自罹倭患以来,没有象这次大捷如此大快人心的。这次战斗大获全胜,烧死的不算在内,共斩首344颗,生擒若干,解救被掳男女1000余人,明军只阵亡陈四等3人。
长沙之战。上峰岭战斗后,戚继光又督兵取得楚门、大小藤岭等战斗的胜利,犁沈、击沉、烧残敌船十余艘,溺死者不算,杀敌近百人。五月十七日(5月30日),原来宁海团前逃跑的倭寇,又聚集了2000 多人18艘船,在长沙(今温岭东南)登陆。他们非常猖獗,砍竹伐木,想在长沙建立巢穴盘据,企图南攻隘顽,北袭太平(今温岭)县城,把劫掠的百姓剃去头发,用铁圈束颈,奴役耕作。当日,戚继光在新河听报,即周密部署,水陆并进。长沙这个地方,北扼太平之路于小藤岭,东扼松门之路于漫游岭,又逼近隘顽所城,所城又孤危,只有水路浮海可援,却是贼船出没处。戚继光判明局势,先令把总李成立驰援松门卫,又派兵乘船连夜渡海,入隘顽城巩固防守。另率兵直捣长沙倭船所在。十八日(5月31日),至铁场,天下大雨。十九日(6月1日)夜半至大藤岭,分三路进至小岭,偃旗息鼓,悄悄地逼近倭船所在。倭寇猝然发觉,慌忙分兵迎敌,我军齐拥攻杀,倭寇披靡四走。我军追杀,无一遗者,共斩首级数百,生擒倭酋五郎、如郎、健如郎。
从宁海之战到长沙大捷,台州之战历时一个月。与此同时,进犯宁绍和温州之倭亦被明军歼灭。一系列战役的胜利打掉了倭寇的嚣张气焰,奠定了浙江战事胜局,从此浙江少有倭寇扰境事,戚继光转入福建抗倭。台州大捷,成为由抗倭到平倭的历史转折,东南沿海抗倭形势至此发生了根本改变。
军力构成
台州大捷中,除了常规的卫所军外,还有两种重要的军事力量,一为地方乡兵,一为义乌兵(戚家军)。
明代的军事力量可分为“军兵”与“民兵”两大部分。卫所是明朝军队的基本组织形式。卫辖千户所、百户所。凡是隶属于军卫的军队,称为“军兵”,兵士有军籍,世袭为军,平时屯田或驻防。遇有战争,朝廷命将,率领调自卫、所的士兵征战。此外则为“民兵”。 民兵的种类甚多,一种是由居民自动组织或政府组成的不脱产的武装力量,以拱卫乡里,也称乡兵;一种是募兵,是雇募百姓组成的战斗部队,多在防御征战紧急之时集中招募。
明洪武初年,太祖就派汤和在沿海各省建立卫所防御倭寇。沿海卫所在初建之时制度严谨,人员齐整,但到了后期,岁久逃故,卫所军士缺额很多,甚至只存十之一二。即便如此,这些在编军员也不是都用于操练守御,其中相当部分还从事漕运、屯种。剩下数目有限的在籍军士,也多为老弱之人,战斗力很差。这些人一遇如亡命之徒的倭寇,往往没有交战,就已溃败。
嘉靖年间,随着军备废弛,卫所空虚没落,而军事斗争却趋于激烈,乡兵的作用日渐凸显,而募兵也更加普遍地推行开来。
在各种记载中,与倭寇直接交战的,往往是各地的乡兵,台州亦如此。例如:嘉靖三十一年(1552)四月,倭寇侵掠路桥,路桥义士蔡德懋聚集蔡氏乡兵奋勇抵抗,擒斩首领10人。嘉靖三十三年(1554)一月,倭寇向黄岩县城流窜,院桥于氏乡兵40多人,在于二、于三兄弟率领下,在秀岭一带奋勇阻击,战到最后一人,全部壮烈牺牲。倭寇久攻县城不下而退,从黄岩西部翻山偷袭仙居,居民仓促无备,守城明军溃逃,黄岩杨氏乡兵自发支援,杀敌无数。嘉靖三十六年(1557)四月,一股倭寇流窜到温岭境内,典史叶宗率乡兵迎战阵亡。嘉靖三十七年(1558),倭寇屯居黄岩栅浦,分兵劫掠路桥、泽库(泽国)、沙角等地,乡民梁述、梁健、梁生等在盘马战死。良医王沛与侄佥事王德招募义兵、壮勇,屡次破敌于龙湾、长沙等地,二人在梅岭阵亡。同年,倭寇至松门,官兵溃退,乡民郑天骥聚兵抗战阵亡。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在嘉靖四十年(1561)的台州大捷中,乡兵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比如在新河之战中,戚继光就令黄岩、温岭二县号召程、梁等姓乡兵助战,乡兵英勇奋战,重创了倭寇。其中的梁姓乡兵尤为著名。梁姓乡兵由现位于台州市路桥区金清镇下梁的梁姓族众组成。在新河之战中,下梁距新河最近,仅二、三公里。敌情就是命令,梁氏乡兵迅速前来援救,在解危新河城、取得新河大捷不可没。在上述嘉靖三十七年(1558)的盘马血战中,亦有梁氏三兄弟的英雄事迹。此外,在嘉靖三十八年(1559)的漩涡沥大捷中,下梁乡兵也立奇功。后人为了纪念此次大捷,将漩涡沥改名为绝倭沥。梁氏乡兵的故事,至今流传。人们还在下梁建立了一座“忠勇将军祠”,纪念以身殉国的梁氏兄弟。
至于募兵,在嘉靖以后,作为救急之策,也在全国广泛采用。由于浙江一带倭寇猖狂,嘉靖三十四年(1555),朝廷调戚继光任浙江都司佥事御倭。次年任宁绍台参将。在抗倭斗争中,戚继光深感明军腐败多多,战斗力低下,希望自己组建一支英勇善战的军队。
就在此时,发生了一件事。嘉靖三十七年(1558),义乌发生外地矿徒与义乌人的大规模械斗。义乌南五十里为八宝山,以坐落第八保,故名,而流俗传“保”为“宝”,妄传有矿,引起盗心。永康、处州矿徒数千人讧聚开矿,和义乌人发生大规模械斗。知县赵大河督率近山居民陈大成等平定了此次事件。义乌民众的勇武,名声四播,引起了戚继光的注意。
戚继光经过对各地民情的调查,下决心到义乌招募骠悍壮士组成新军。嘉靖三十八年(1559)秋九月,戚继光的建议获得总督胡宗宪的批准,至义乌招募。在义乌知县赵大河的支持下,陈大成、王如龙等率众应召,戚继光很快就招募了四千名义乌兵。
嘉靖三十九年(1560)三月,戚继光改任台金严参将,嘉靖四十年(1561)四月,台州大战发生。这时,义乌新兵已严格训练了一年多,台州大战,成了检验、展示新军力量的一个契机。在实战中,义乌兵英勇善战,以一当百,赢得了无上荣光。比如在台州花街,斩倭308人,缴获兵器650件,解救被擒男女5000余人,而我军仅阵亡3人,大长我军威风,“乌人作气,自此捷始。”[5]在台州大捷中,涌现了许多出色的义乌将士,如陈大成、王如龙、吴惟忠、丁邦彦、楼楠等。
陈大成,义乌倍磊人。嘉靖三十八年(1559)戚继光来义乌招兵,他率子侄多人应募,训练后赴台防守。台州大战时,在花街崭露头角。花街之战中,陈大成为右哨,以鸳鸯阵败敌,又追敌至瓜陵江,大获全胜。后随戚继光福建抗倭,前后告捷12次,朝廷赏银3次,加升一级。倭患平定,在裁减军费方面提出了良好的建议,被上级采纳,共省银两9785.8两,减轻了民间负担。历授台州卫指挥佥事,累升总辅三省都指挥佥事。[6]
王如龙,义乌田心人。戚继光来义乌招兵,以义士应募,随戚继光抗倭,立功甚多。在台州之战中,在花街亲斩真倭2颗,从贼首l颗,部下斩首21颗。以功陆续升把总、福建都指挥佥事,擢拔广东参将,授昭勇将军。[7]
吴惟忠,字汝诚,号云峰,义乌吴坎头人。以武举人任把总,性聪慧,志刚勇,好习史书,精于韬略。嘉靖四十年随戚继光首战台州,在花街、白水洋、小藤岭数战数胜,援闽横屿之战立首功。隆庆(1568)二年奉调北方蓟镇,功勋卓著。累功授海门卫佥事,松门卫指挥、都督佥事等。[8]
丁邦彦,字宗美,别号东溪。优于诗文,饱谙韬略与弓马射骑。嘉靖二十七年(1548)中武举人。丁邦彦身经百战,在花街、白水洋之战立了功,叙功袭金华所万户。随戚继光转战南北,多有功劳。历授松门卫指挥使、河南都指挥使等。[9]
楼楠,又名麓,字良材,号甫岩,乡里以见义勇为出名。嘉靖时招募能文会武的人参军,他就参军去山海关,与戚继光结为知己。戚继光调浙江,楼楠也回到浙江。在戚继光台州抗倭时,楼楠任把总。后因功升云南副总兵。[10]
台州大捷,动员了多种武装力量抗击倭寇,以募兵义乌兵为主体而组成的戚家军为主力,乡兵等通力配合。这种情况,反映了明代中后期军事制度的演变。此时,在兵役制度上,经历了一个由世袭、自给的卫所制向签派民壮和灵活性很强的募兵方向演变。募兵制的实行使明军脱离了过去那种亦兵亦农的状态,成为名符其实的国家常备军,战斗力大大优于世袭的卫所军,这是一个进步。
创新兵法
戚继光作为一名有着杰出军事才能的将领,在台州大捷中充分展示了他的雄才大略。他以饿敌饱、以寡敌众,水陆联动,料敌如神,奇兵频出,连续作战,捷报连闻,取得了惊人的胜利。这一系列的胜利,跟他创造性地发明使用了一种崭新的兵法——鸳鸯阵有很大的关系。
鸳鸯阵是根据江浙的地形和倭寇的作战特点,创造出的适合江南地形、制胜倭寇的一种集体攻防战斗队形。它的最大优点是长短兵器迭用,攻防结合,既便于消灭敌人,又有利于保存自己,适于在江浙地区作战。鸳鸯阵可说是古代军事智慧的伟大杰作,黄仁宇先生对此在《万历十五年》里有着精彩的论述[11]:
“在戚继光以前,在军队中受到重视的是个人的武艺,能把武器挥舞如飞的士兵是大众心目中的英雄好汉。各地的拳师、打手、盐枭以至和尚和苗人都被招聘入伍。等到他们被有组织的倭寇屡屡击溃以后,当局者才觉悟到一次战斗的成败并非完全决定于个人武艺。戚继光在训练这支新军的时候,除了要求士兵娴熟技术以外,就充分注意到了小部队中各种武器的协同配合,每一个步兵班同时配置长兵器和短兵器。在接战的时候,全长12尺有余的长枪是有效的攻击武器,它的局限性则是必须和敌人保持相当的距离。如果不能刺中敌人而让他进入枪杆的距离之内,则这一武器立即等于废物。所以,戚继光对一个步兵班作了如下的配置:队长1名、火伕1名,战士10名。这10名战士有4名手操长枪作为攻击的主力。其前面又有4名士兵:右方的士兵持大型的长方五角形藤牌,左方的士兵持小型的圆形藤牌,都以藤条制成。之后则有两名士兵手执“狼筅”,即连枝带叶的大毛竹,长一丈三尺左右。长枪手之后,则有两名士兵携带“镋钯”。“镋钯”为山字形,铁制,长七八尺,顶端的凹下处放置火箭,即系有爆仗的箭,点燃后可以直冲敌阵。
这种的配置由于左右对称而名为“鸳鸯阵”。右边持方形藤牌的士兵,其主要的任务在于保持既得的位置,稳定本队的阵脚。左边持圆形藤牌的士兵,则要匍匐前进,并在牌后掷出标枪,引诱敌兵离开有利的防御的位置。引诱如果成功,后面的两个士兵则以狼筅把敌人扫倒于地,然后让手持长枪的伙伴一跃而上把敌人刺死戳伤。最后两个手持镋钯的士兵则负责保护本队的后方,警戒侧翼,必要时还可以支援前面的伙伴,构成第二线的攻击力量。
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一个12人的步兵班乃是一个有机的集体,预定的战术取得成功,全靠各个士兵分工合作,很少有个人突出的机会。正由于如此,主将戚继光才不惮其烦地再三申明全队人员密切配合的重要性,并以一体赏罚来作纪律上的保证。这种战术规定当然也并非一成不变,在敌情和地形许可的时候,全队可以一分为二,成为两个横队和敌人拼杀;也可以把两个镋钯手照旧配置在后面,前面8个士兵排成横列,长枪手则分列于藤牌手与狼筅手之间。”
倭寇的战斗力极其强悍,熟练地使用倭刀等武器,擅长近身搏斗。如我军单兵作战,很容易自损,成本太高,也很难消灭倭寇。而鸳鸯阵是集体协同作战,形成近身格斗阵法,极难破解,威力是单兵作战所不能比拟的。阵法中,兵械长短相参,藤牌等防御,狼筅、长枪等进攻,各有所制。尤其是独创的兵器狼筅,对付倭刀特别有效,除了抵挡倭刀、扫倒敌人以外,还有隐蔽的作用,以便士兵壮胆。
台州之战,是鸳鸯阵在历史上的第一次亮相。第一次亮相,就取得了完美的胜利。整个台州战役,戚继光率其所部4000军队,对阵近2万敌军,九战九捷,共计歼敌5500余人,解救被掳百姓无数,累计伤亡却不过20人。这是一次辉煌的战役,在世界军事史上也是罕见的,而鸳鸯阵则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此,戚家军的威名传遍华夏,倭寇亦畏戚家军如猛虎。
在戚继光的领导下,义乌兵、乡兵、卫所军共同御敌,新创的鸳鸯阵法所向披靡,取得了台州大捷,为保卫国家和民族安全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嘉靖四十年(1561)的这场著名战役,永载史册,令人回味。
注释
[1][4][明]胡宗宪、郑若曾:《筹海图编》卷九
[2][明]胡宗宪、郑若曾:《筹海图编》卷五
[3][明]佚名:《嘉靖东南平倭通录·附录二·国朝典汇》
[5][明]戚祚国:《戚少保年谱耆编》卷二
[6][7][8][9][10]张金龙:《义乌兵及其将领》,“中国义乌”政府门户网站,2007年6月1日
[11]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182-183页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21-07-20 09:4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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