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的“体制问题”
2017-08-23 14:38:41  来源：求是网 京华时报2014年 作者： 萨苏  点击：  复制链接

　　中日甲午战争已经过去120年。在那场战争中，被视为中国近代第一次自强运动重要成果的北洋水陆两师全军覆没，如云艨艟烟消云散，成为令人扼腕的一大恨事。

　　这一战，我们总是说自己输在“体制问题”上，但什么是“体制问题”呢?让我们离开教科书，走进这场战争，去体会真实历史的声音。

　　>>甲午战争(1894—1895)

　　◆日本为夺占朝鲜和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曾做了长期准备。

　　◆1894年，日本趁朝鲜政府请求清政府协助镇压东学党起义，出兵侵占朝鲜。7月25日，丰岛海战爆发，日本引爆甲午战争。

　　◆8月1日，中日双方正式宣战。

　　◆9月，日军经黄海海战，掌握了制海权。

　　◆1895年2月，日本攻占威海卫军港，清北洋舰队覆没。

　　◆3月，日军侵占牛庄、营口、田庄台，控制了辽东半岛。

　　◆4月17日，清政府派李鸿章与日本订立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清军战绩

　　甲午战争中的清军将领很多十分勇敢。但是，败绩仍在继续。

　　甲午战争开始后，从朝鲜到辽东再到山东，清军到处在溃败之中，凤凰城、岫岩、海城、金州、复州、盖平相继失守。日军名将、第一军司令官山县有朋打得亢奋而狂妄，上书大本营提出《征清三策》，要求从海路至山海关再次登陆作战，建立根据地展开直隶作战，并北进威胁奉天。

　　也就在这个时候，1894年冬，一名湘军老将临危受命，率部赶赴山海关布防。此人，便是曾国荃部下悍将、时任江苏按察使的陈湜。这位老将军有一个后代成了红色中国的开国大将。

　　很少有人知道，陈赓大将出自世代将门，甲午战争中镇守关门的陈湜便是他的叔曾祖父，而他的祖父陈益怀时任副将，也在陈湜军中。湘军是在清政府意识到李鸿章的淮军已经抵敌不住日军的情况下被调出关的最后一张王牌。

　　陈湜率20营湘军到达辽东后，迅速与宋庆等将领调整防务，率领本部进驻鞍山，陈益怀所部前出辽阳，为左翼前哨掩护清军反攻海城。清军的连续反攻，让山县有朋所部陷入苦战，日军对陈湜也是颇为忌惮。山县不久被召回日本，解除枢密院议长及第一军司令官职务。

　　在这阶段的战斗中出现了感人的场面，清军指挥官，四川总督宋庆年已74岁，亲自纵横于战场，坐骑被炮弹击毙，他重换战马，继续指挥将士作战。

　　在平壤保卫战中，总兵官左宝贵死守玄武门，与敌奋战，直到壮烈战死。

　　在大东沟海战中，四艘被击沉的中国战舰上，没有一个舰长生还。

　　我们发现，甲午战争中的清军将领很多十分勇敢。但是，败绩仍在继续。

　　◇兵力对比

　　战争初期53281对123047，战争后期12万对17万，这就是中日两国陆军在甲午战争中的数量对比。

　　1895年3月，甲午陆地战场最大的战役在牛庄、田庄台先后展开，因后援不继，湘军苦斗后战败。至此，京城已门户大开。

　　陈湜没有参加这两次会战。此时，京城几乎无兵可用，光绪帝不得不调陈湜替换最有战力的聂士成军据守奉天门户摩天岭要隘，聂军入关拱卫京师。

　　甲午战前，大多数中国人，甚至一些在华外国人都认为清军陆军最终会依靠数量上的优势取胜。然而，真正的战场令人大跌眼镜——且不论清军内部存在的种种问题，单说数量，在甲午战争的大多数战场上，清军都比日军少。

　　连京城的守备都出了问题，看来不是清廷隐藏实力。偌大的中国，兵力怎么会比日军还少?

　　根据李鸿章的奏报和战前日本情报机构《清国陆军纪要》统计，可以得出令人吃惊的结论——当时的中国军队，真的比日军少。有趣的是，两份文件中，都不包括当时中国的“正规军”兵力。

　　清朝政府国家系统中的“正规军”，是八旗兵和绿营。八旗总兵力250078人，这部分人员完全腐朽，已成社会寄生虫。绿营总兵力440413人，到太平天国起义时已经完全腐朽，仅能在各地勉强充当警察功能。这么一支毫无战斗力的“军队”，因为属于赖以维系政权存在的“祖宗旧制”，人人有“公务员身份”，改革之刀无法触及，每年清政府并不宽裕的财政要为这支吃闲饭的队伍支付约2000万两银的粮饷开支，相当于北洋海军建军购舰的全部费用。

　　清朝战前有作战能力的部队湘军和淮军，是地方督抚在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时招募的临时工——勇营，并无国家编制，还有模仿勇营改造的部分绿营(被称作练军)，总数为459367人，分布在全国各地。这些部队多出自团练，有着恋土难移的特点，调动十分不易。

　　其中，可用于对日作战的，包括下述部队——驻防旅顺、大连湾、天津、威海等地的淮军等勇营军队，计有毅军、亲庆军、铭军、盛军、武毅军、仁字军、嵩武军等番号，兵力38642人。另加上驻在奉天的勇营部队奉军，直隶练军中较有战斗力的正定、通永、古北口练军共14639人，总计北洋沿线的清军主力53281人，这就是清政府全国精锐陆军的总数。后期，在这支部队损失惨重的情况下，又千辛万苦调动了陈湜等湘军余部约2万人来援。故此，除临时拉来补充、毫无战斗力的新兵外，在整个甲午战争中，清军在前线使用的兵力最多不过十二三万人，且没有预备役补充。

　　偌大的中国，当时再没有能打仗的部队了。

　　日军的情况是，战前统计为7个师团约7万人。由于日本具有近代化军事动员体制，开战时迅速动员，增兵至约15万人。投入中国战场的，初期为123047人，此后不断补充伤亡人员，加上军夫在中国战场共有17万人。

　　也就是说，中日两国陆军在甲午战争中的数量对比，战争初期是53281对123047，战争后期是12万对17万。

　　◇体制问题

　　中日指挥机构的对比，让战争的天平倾向日本。一个近代的参谋部，对一个中世纪的幕僚组，是“体制问题”。

　　甲午战争爆发后，中日双方的指挥机关完全不同。

　　1894年6月5日，日本在广岛成立战时最高指挥机构——战时大本营，全权负责对中国和朝鲜的军事行动。天皇御营设置于广岛城内，一度是日本军国主义者纪念胜利、鼓舞士气的朝圣之所，1945年8月7日被原子弹摧毁，遗存的便是今天的大本营残迹。

　　这里是甲午战争中日军的总指挥机构，大本营会议由天皇、参谋总长和次长、军令部长官、参谋本部负责作战的长官和军令部长官组成;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列席会议，但没有发言权。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负责在大本营和政府之间协调。几百名受过近代军事教育的优秀参谋奔忙其间，服务于这个指挥机构，任何作战行动和推演都由这些参谋提供情报，制订相应方案，进行图上作业和落实实施。

　　甲午战争前，日本“战时大本营”和海军部长桦山资纪针对可能发生的三种情况制定了上、中、下三策：如果海战获胜，取得制海权，陆军就长驱直入，进攻辽东、山东及北京;如果海战胜负未决，陆军只占领朝鲜，海军尽可能维持朝鲜海峡的制海权;若海战失败，则撤退朝鲜陆军，海军协防日本沿岸。若干研究人员曾认为，这体现了日本在战前对战争充满疑虑。其实，这只是一个拥有参谋部的国家在进入战争时的基本功课——为各种可能准备预案而已。

　　与之相对，中国的军事陷于多头指挥，非常混乱。在中枢，兵部名为最高的军事机构，但只是挂名，兵部尚书毫无实权。中央负责军务的军机处由礼亲王世铎主持，军机大臣有额勒和布、张之万、孙毓汶以及后来增补的徐用仪等人，他们几乎都是儒学饱学之士，但不懂军事，更不用说有关近代的军事作战知识了。儒家“述而不作”的传统对他们影响很大，他们在战争中基本脱离具体军务，主要责任为“拾遗补阙”和弹劾不力将帅。

　　这更像一个添乱的机构。真正的前敌总指挥及其指挥机构是李鸿章的“幕府”——北洋营务处，但李鸿章的“幕府”不过其本人和不到10名幕僚而已。从北洋水师是否出战到某部粮草弹药如何运送到位都要处理，虽然人人才华过人，但要承担一场近代化战争中繁复的指挥任务，他们力不从心。

　　从发电情况来看，李鸿章在那段时间里每天只睡大约4个小时，随时都要事无巨细地处理各种事情。这种情况下李中堂是否英明睿智无从知道，但可以看到他经常会在第二天认真地询问某件事情，而这件事他前一天已经处理过了。

　　中日指挥机构的对比，让战争的天平倾向日本。一个近代的参谋部，对一个中世纪的幕僚组，这就是“体制问题”。

　　上面是以寡敌众，下面也是以寡敌众。

　　一战结束前，中国始终没有近代化军事动员体系，也没有这方面的军事课程，因此国家虽大，却无法把力量集中起来，不知应该怎样发挥大国优势。

　　直到一战末期，中国军队依然处在“养兵”状态，段祺瑞养了一支“参战军”，便依靠其南征北战，俨然北洋第一人自居。然而，这样的军队没有可持续性，打光了也就没有了。

　　清末和北洋前期，中日曾有相当长的蜜月期，日本教官充斥中国各军事院校，但没有一人传授军事动员学、建立近代化军事动员体系的内容。可见，日本人对于体制的改进对中国的重要性，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且千方百计防止中国进行这种变革。

　　据说中国最早的近代化军事动员体系，是一战后原沙俄军官在保定军校授课时建立起来的，保定军官学校的毕业生又把这种思想带到黄埔军校。因此抗战中，国民党军的军事动员手段如抓壮丁依然有着一战俄军征召农奴的影子。共产党军队的军事动员体系则多少得益于伏龙芝军事学院对若干红色将领的培养。俄国军官在保定军校教这门课，是因为沙俄在一战中解体，失去了祖国的军人什么都可以出卖。伏龙芝军事学院教这门课，是因为当时苏联也颇有一些理想主义者，认为天下无产阶级是一家。

　　这种对比，又让我产生了两个感慨。

　　第一，军事指挥员的个人能力、军事素养在近代化体制中仍有重要地位，但个人的军事智慧在现代战争中必须有一个科学的参谋体系支撑才能绽放异彩。

　　第二，所谓一个国家暮气沉沉，说的便是机器运转时，消耗在“润滑”上的资源所占比例太高。114万清军中那70万拿了军饷却不打仗的八旗和绿营便属于甲午战争中的“润滑”代价。这意味着一个国家背的包袱太重了。

　　所谓败在体制，便是体现在这些具体方面。

　　甲午战争已经过了120年，探讨这场战争失败的原因时，很多人只是归结为“体制问题”，但如果不弄清“体制问题”真正体现在哪里，给了我们怎样的教训，就很难从历史教训中取得真正的经验，以为镜鉴。

　　正规军不会打仗，所有人不知动员为何物，这也是我们一直在寻找的“体制问题”。

　　(作者为旅日作家萨苏)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08-23 14:3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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