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甲午战争对当代中国的启示【2】
2017-08-30 16:00:43  来源：人民网-文史频道  点击：  复制链接

　　金若木：我们的文化有什么问题?

　　马勇：我们的文化，当然不是“五四”后许多人批评的那样尽是糟粕。中国文明确实是人类历史上最精致的一种文明形态，只是这个形态只属于农业社会，是农业文明。而中国面对西方最大的问题，就是怎样在农业文明基础上引进或者说嫁接工业文明，或商业文明。在这一点上，说中国文明有问题，主要是说中国文明只是一种属于过去的文明。而且，那时的中国人，很长时间没有弄清西方的用意，总以为西方文明的引进，一定是中国文明的消失，是替代，而不是添加。现在看来，这种思维方式确实太简单，是零和游戏式的思维，不是共赢。

　　至于说到中国人的心理，我在20多年前研究这个问题时就深刻意识到，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留给中国人的心理疾患确实太严重了，中国人总被一种“失败的阴影”笼罩着，学习西方不是单纯地学习，而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学习人家是为了打败人家，而且总是公开地这样说。这其实是一种不健康的心理。

　　中国的发展是内敛型的，日本则是外向型

　　金若木：郭廷以在《近代中国史纲》中说，日本在“明治维新”稍有所成之后，对中国采取的完全是攻势，所以中日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甲午战争虽然直接发端于朝鲜问题，但终究还是中日对峙的问题。请您谈谈甲午战争爆发之前的中日关系。

　　马勇：在被西方打开国门之后，中日两国的发展战略是非常不一样的。

　　中国经历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在两次被打败之后才起步。这个时候我们才突然意识到，原来我们是这样落后，所以才去学习西方，有一种焦灼感。这种焦灼感导致中国开始采取孤立主义，除了自己的事情之外，其他事都不想管。因此，在洋务运动开始不久，中国的宗藩就纷纷解体了，中国很快就丢掉了琉球、越南、缅甸等一大片藩国。以前这些藩国一遇到事都是要找“老大”帮忙的，但现在老大说我自己的事太多了，没时间照顾你。这是因为中国要发展自己，独善其身，不愿意在外交事务，在国际正义、公道上面下大力气。我们应该强调一条，中国的发展是内敛型的，确实没有往外扩张的意识，追求的完全是自我富强。

　　但是，日本呢?日本几个重要的维新思想家，比如福泽谕吉，他们给日本谋划的路径是什么?他们一再强调，日本不能满足于岛国位置，要和欧美诸强竞争，要踏向大陆。我们今天都解读成它要扩展生存空间，其实不纯粹是这个意思。日本一开始很明白地讲要和“欧美诸强”在全世界竞争，要让日本的经济全球化。从今天看，日本的经济就是全球化经济。日本在国内有多少工厂?它的资本和市场都在世界各地，在中国和东南亚等国。

　　当年日本的发展战略就是外向型的，对领土的扩张是有需求。那时正好是近代民族国家形成之际，很多土地都没有主人，也不存在现代国家的概念。所以，日本形成了一种封建主义和军国主义相结合的近代殖民意识。

　　中国由于采取的是守势，先后丢掉琉球、越南、缅甸等藩国，都觉得无所谓，因为这毕竟离我们太远了，而且这些地方不可能本土化，不可能成为中国的行省。但是，日本明治维新改革的第一步就是废藩置县，你是我的藩国，我就把你干掉，变成行省由我管理。琉球在很多年前就已经是“一妇事二夫”了，并不单纯是中国的藩国，也是日本的藩国。当日本要把琉球废藩置县的时候，琉球的国王派人到中国来，请求中国帮助维持琉球王国的体制不变。要是中国这时候站出来主持公道，支持琉球继续成为一个独立国家，日本也就不会吞灭琉球了，至少不会在那个时候就这样做。

　　中日两国的发展路径，在空间上是有利益交集的。日本要冲出岛国走向世界和欧亚诸强竞争，它的踏板只有两个：一是朝鲜半岛和中国的东三省，从这里出来，进欧亚大陆;二是南边的台湾，然后到福建、到华南、到南亚。所以，从地缘政治说，中日之间发生利益冲突应该是一个必然。

　　但如果我们讲历史哲学，从另外一种层面看，中日有没有携手共进的可能性呢?其实，一直到甲午战争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日本还是希望亚洲携手的。日本人当时认为西方的殖民对整个亚洲都是威胁，所以亚洲要携起手来。今天全世界的区域整合都完成了，但亚洲还是老样子，问题还在于由谁主导亚洲的整合，是人民币主导还是日元主导?这个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亚洲分裂还是必然的。

　　金若木：对于琉球、越南这种藩国，当时的中国表现得很大度，丢了就让它丢了。但对于朝鲜，中国看得特别重，要不然也不会由此引发甲午战争了。

　　马勇：对。为什么呢?刚才我讲到中国发展过程中的孤立主义。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里讨论了为什么传统中国有那么多藩国，因为中国一方面想把生番变熟番，让中国文明的边疆不断扩大。另一方面，还有一个军事战略上的考虑，就是把它们当作中国的国防外围。但后来中国为什么慢慢丢弃了这些藩国?因为经过两次鸦片战争以后，发现它们对中国没意义，人家根本不经过什么国防外围，直接就打进来了。所以，藩国的丢失是必然的。

　　但是，为什么朝鲜不可以丢?因为朝鲜直接扼住了中国的命门。从地图上看，朝鲜半岛整个就是北京的大门。所以，对于其他藩国，中国都可以让，但对于朝鲜，中国没法让。

　　甲午战争彻底打醒了中国，但又导致出现激进主义

　　金若木：甲午战争中，中国被“蕞尔小国”日本打败，可谓举国震惊，它对中国此后的发展有何影响?

　　马勇：最大的影响是，1895年之后，中国大概出现了七八种思潮。这其中就有孙中山、严复、康有为、张謇等。张謇在1870年代就到朝鲜去了，开始和日本有正面接触，他得出一个结论，日本的强大是因为日本有自由资本主义，他说我们应该以实业救国，不能再搞国家资本主义了，要发展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资本主义。郑观应在甲午战争之后得出的教训是，中国可能需要一个全面的改革，并且要通过自由贸易在世界上开展商战，而政府要对我们的商业资本进行保护。在郑观应的思想当中，中国海军的布局要像今天美国的海军布局一样，中国的经济利益到哪儿，军事力量就得到哪儿。可是，直到今天为止，我们有几个知识人想到这个问题了?我们今天的经济力量已经到达非洲了，可是我们的军事力量抵达不了非洲，还未达到全球化。

　　甲午战争之后，中国思想界非常活跃，但最后要归结到朝廷才有用。在中国，知识人再厉害，最高领导人不拍板也没用。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在《马关条约》签订之后，也有沉痛的反省，认识到之前做得还不够，比如对社会的释放还不够。在1895年之后，清廷还真放开了，允许自由办报，一下子几千份报纸就出来了;还可以自由议政，国际问题、国内问题、政治改革，什么都能谈，这就释放了一个言论的空间;另外，还允许自由结社，全国马上就有几千家新兴社团出来了，有专门研究现代化学、现代农业的，也有关心国是、只谈政治的。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马关条约》对地方自治的推动作用。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单靠一个模子肯定不行。1895年之后，清政府很快就放宽了对各地的一律化管理，让地方按照各自的特色施政。《马关条约》签订后不久，清廷任命陈宝箴做湖南巡抚，陈宝箴本来就有维新思想，他到了湖南就推动改革。从1895～1897年，只用了两年时间，湖南就成为全国的示范，在地方自治、地方经济、地方教育中慢慢发展出自己的特色来。

　　《马关条约》的签订，对中国来说是惨败，要赔款，又要割地。但中国很快就从失败中站起来，一天都没耽搁。刚被日本打败，中国就开始向日本学习。从1895年起，中国逐渐派学生到日本留学。

　　另外，甲午战争对中国更重要的影响是什么呢?之前我们对资本是管制的，而《马关条约》中最重要的一条规定却是日本臣民可以到中国开放的口岸自由办厂，这样我们对资本就没法管制了。而列强之间又有一个利益均沾的关系，这就等于放宽了国际资本自由进出中国。和当年开放五口通商一样，开始大家恐惧得不得了，说我们这下完了，中国经济肯定得崩溃了。但事实证明不是这样的。就像我们后来加入WTO一样，一开始有人很恐惧，但实际上国际资本进来反而是好事。1895年之后，由于外国资本直接介入，中国经济开始更健康地发展，而且规模更大了。之前我们一直想修铁路，但就是没钱，外国资本融入之后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更重要的是，1895年外国资本进入以后，中国真正的民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就产生了。实际上，中国的资本主义时代就是从1895年开始的。

　　甲午战败之后，中国很快就把坏事变成了好事。

　　金若木：前面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中国都没有真正地醒来。但因为甲午战败，中国彻底醒过来了。

　　马勇：对。两次鸦片战争对中国是有点影响，特别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但中国太大了，很快又转身睡着了。蒋廷黻在说到这一段时就很痛心，说中国白白耽误了20年光阴。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的几十年里，中国因为搞洋务运动，确实有所发展，然后就不知天高地厚了，这也是甲午战争爆发的一个重要因素。两次鸦片战争后，中国一开始是自卑，之后就独善其身，只发展自己。

　　甲午战争确实把中国彻底打醒了，但同时又导致中国出现了激进主义。这个激进主义就是彻底的西化思想，这在康有为、梁启超身上，尤其在谭嗣同身上，表现得特别明显。甲午战争如果不发生，中国很可能会保持一种自信，慢慢地消化西方文明。但甲午战争打完之后，中国就再也不能这样做了。维新运动准备了三年，但康有为觉得太慢了，认为保守主义力量太强，要把它干掉，于是发生了戊戌政变。戊戌政变之后，民族主义开始崛起。进入20世纪，中国一直沿着革命、改良、共和、国体变更这样一条轨道往前走。严复一直期待中国能够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前进，从容地改变，但这不可能了。

　　甲午战争作为一个历史事件，我们可以从多元的视角观察它。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08-30 16: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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