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充分吸纳世界文明,才能建立一个新文明
金若木:对于甲午战败的教训,刘亚洲在接受《参考消息》采访时说了这样一段话:“福泽谕吉说,一个民族要崛起,要改变三个方面:第一是人心的改变;第二是政治制度的改变;第三是器物的改变。这个顺序绝不能颠倒。如果颠倒,表面上看是走捷径,其实是走不通的。日本就是按照福泽谕吉这个顺序走的,而清朝则反着走。结果一个成功了,一个失败了。”对此,您怎么看?
马勇:对于这一点,我是赞成的。刘亚洲和福泽谕吉讲的这一条,是后发展国家在改革中都要遵循的,其实就是向世界先进文明看齐。我们从农业文明进入工业文明,从传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无论在政治体制还是文化心理上,都有很多地方需要调整。刘亚洲讲得很好,如果中国不能全面地改革,你有多少外汇都没用,甲午战争的教训就在这儿。
金若木:中日文化同源,但是在被打开国门后,两个国家由于实行的制度不一样,结果国力大不相同。能否就此谈谈文化、制度与国力之间的关系?
马勇:胡适在讲西化的时候,就曾以日本为例。他说,日本一上来就“脱亚入欧”,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是日本的所有特色都被保留了。日本既吸收了西方文明,又保留了自己的传统文化。
中国历史上其实是有这个经验的。中国文明从东汉开始接受印度文明,经过八百年的磨合,中间也有打、闹,也有排佛的主张,但后来我们还是把印度文明接纳进来了。唐朝时,中国人对佛教多狂热。唐末宋初,印度文明就成为中国文明的一部分了。佛教精神最内核的东西,后来构成了宋明理学的核心。我举这个例子主要是为了说明,中国文明未来的发展方向一定是充分的世界化,把西方文明充分吸纳,让它和中国本土的固有文明交融,交融之后才能优势互补,构建出未来中国的新文明。如果我们仍然吞吞吐吐,不敢吸收人类先进文明成果,就等于是在人为地阻断中国现代化进程。
只有充分打开国门,让世界充分进入中国,中国才能走向世界,才能和世界一致,并最终保留中国文明独有的别致。我们要相信,吸纳了人类先进文明成果之后,中国人还是原来的中国人。中国的文明、儒家的传统,只有经过充分世界化改造以后,才能保留。日本和韩国,就是典型的例子,它们现在的特色和两百年前有什么根本性的变化?
金若木:中华文明吸收佛教文明,用了八百年时间。您觉得我们吸收融化西方文明,还需要多长时间?
马勇:我们是16世纪开始接触西方文明的,到现在为止,已经走过五百多年了,还有三百年。
金若木:这个时间不应该从鸦片战争开始算起吗?
马勇:从16世纪开始,第一批传教士就进入中国了。明清两代,传教士也都在中国。17世纪,中国对西方的吸纳也非常好,但在17世纪晚期和18世纪初中断了。中断的原因是,梵蒂冈一定要干预中国教徒的信仰方式,就是说你信天主了,就不能信祖宗。所以,中国当时的康熙皇帝说,那你们就走吧。从那时起,中西之间的交流大概中断了几十年。在这中断的几十年,长江以北的传教士离开中国了,而长江以南的传教士并没走。后来,传教士就都中国化了。所以到今天,也就是21世纪初期,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的交融已经有五百多年了。我觉得中国的充分世界化,就差最后这一下了,之后中国就可以更坦然、更自信地步入世界一体化了。
金若木:这一下,指的是当下吗?会不会遇到什么困难?
马勇:中国其实就在等待最后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当然也有待于世界格局的变化,其中,俄罗斯是一个因素。俄罗斯按照目前的轨道,它有两个可能。如果走好了,那对我们会是一个启发:我们也可以朝这个方向走。但是,俄罗斯走好的可能性非常小。因为现在民主国家的效率虽然确实低,但民主国家的原则是不会后退的。极权国家有效率,但是没有原则。这次乌克兰事件,普京就是利用了民主国家没有效率的弱点,因为它们要动兵,还得通过议会,太麻烦了,只能一步步制裁俄罗斯。普京现在就像在走钢丝,很可能掉下来。如果俄罗斯走砸了,中国的转型就会更快。
等中国充分世界化后,发展会更迅速。其实,我对中国的未来是不悲观的。林毅夫曾讲过,中国的经济可以持续保持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长。我还可以补充,中国在民主化之后,会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而且,美国和整个欧盟的经济总量,可能都达不到中国的经济总量,因为我们人口多,市场体量大。从历史的角度看,在乾隆年间,中国的经济总量差不多达到了世界的40%,就是因为中国人口基数大。所以中国的未来空间还是很大的,但是怎么能够走到这一步,不好说,因为历史有偶然性。
金若木:今年又逢甲午年。在您看来,甲午战争对当下中国的改革有何启示?
马勇:甲午战争给当下中国最重要的启示可能是,中国要走向真正强大,得有一个强大的体制才行。体制的强大意味着国家和人民是一体的,国家把人民当作国民,人民也会对国家效忠。甲午战争为什么失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对中国而言,甲午战争并不是全民的战争,它和普通老百姓无关。这和日本武士道对国家的那种效忠有很大差别。如果不能改变目前的架构,中国是没有战斗力的,人家一打,我们肯定就被打散了,所以战争不可发生。如果中国真正想要强大,就一定要让自己的国民对这个体制有高度认同,让人民发自内心地相信我们这个国家是伟大的。
近代中国几次重大的进步,都是在战败之后到来的,未来的中国不应该走这条路——不要等待被战争打败之后再来改革。
中日关系:我们应该有邓小平的勇气与胸怀
金若木:甲午战争对当下中日关系有何启示?
马勇:甲午战争过去120年了,我们要反思,要调整自己,特别是不能去宣扬仇恨。经过120年,无论中国历史还是日本历史,都已经翻过好几页了。在甲午战争和抗日战争中,我们和日本打了1:1的平局。千万不要再发生战争了,避免战争对老百姓来讲特别重要。
推动中日之间的友好发展,是今天政府和知识界必须做的事情。对于那段历史,应该把外交的还给外交,把历史的还给历史,把法律的还给法律。在今天,煽动民粹主义的情绪,只能误入歧途。
未来,中日一定要走友好的道路。特别是现在,世界各地区都已经完成整合了。而中国文明是人类历史上始终没有中断的一个文明,我们的体量又这么大,如果中国能好好改革内部,能与日本联手完成亚洲的整合,将是人类的大事。早在1900年,当时亚洲人的理想就是希望中日印三国谈妥,然后完成亚洲的整合。
这里还涉及一个重要问题,世界经济从19世纪就开始东移,我是研究过这个问题的。世界经济一定会移到亚太来,因为西方的市场太小,没办法容纳这么多的产能。你看现在的美国,虽然发明了“苹果”,但美国市场太小了,它能接纳多少“苹果”?世界人口都集中在亚太地区,如果中日不能联手,还不断发生冲突,其实是在影响人类的进程。
中日友好是不可逆转的趋势,聪明的政治家应该看到这一点。你看整个近代历史,中日之间虽然发生过两次战争,无论甲午战后的二十年,还是二次大战之后,不管台湾地区还是大陆,走的都是中日友好的路径。在蒋介石、蒋经国主政台湾的时候,日本和台湾是相互免签的。台湾人去日本旅游、度假、学习,都很正常,也很方便。日本人到台湾来也一样。大陆在1950年代那么艰难的状况下,毛泽东、周恩来都在推动着中日关系的友好发展,那时中国和日本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都能友好。中日1972年建立外交关系之后,相互间的关系越来越好,可最近怎么成这样了,其原因值得思考。
知识界应该有一种担当,应该为推动中日友好、亚洲和解、人类和平去做一些工作。我们今天看问题的目光是很短暂的,只看几十年。如果放长眼光看,往前看一千年,中日之间还会这样吗?人类文明的整合、世界经济的一体化,怎么可能让中日冲突继续下去呢?不可能的。所以,知识精英能提供的思想资源、学术资源就是推动中日友好发展,而不应鼓吹仇恨。只有仇恨是没有未来的。当年中苏结仇那么严重,邓小平都能坦然地表示,结束过去,开辟未来。几十年过去了,我们应该有邓小平那样的勇气与胸怀。
本文原载于 《同舟共进》2014年第6期,转载请注明来源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08-30 16:0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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