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俊杰：日本为甲午一战精心准备26年
2017-09-01 10:06:42  来源：参考消息网 作者：戚俊杰  点击：  复制链接

　　日本明治时期军国主义思想形成过程中，有一批宗教及教育界人士发挥了重要作用，元田永孚就是其中之一。他曾担任明治天皇的侍读官，并参与起草了《教育敕语》。(资料图片)

　　参考消息网报道 在日本，继16世纪丰臣秀吉提出“大日本”构想之后至德川幕府末年，日本的“神国观念”及其派生的“统治宇内”思想已经普遍存在，并直接影响了日本的明治维新政权。1868年初，明治天皇睦仁刚刚登基，就开始推行“武国”方针。当年2月8日，日本天皇政权就对外发布《外交布告》，确立了“大力充实兵备，使国威光耀海外万国”的战略方针。

　　日本的战略规划实施的阶段目标为：第一步，先占领朝鲜，吞并琉球;第二步，侵占中国的东北和台湾;第三步，以此为跳板，向中国大陆进攻;第四步，进军欧美，“经略进取万国”，进而称霸全世界。为了实施大陆政策，日本周密计划，统筹安排，举国行动，文武并进，一步一步走向“脱亚入欧”、“统治宇内”的目标。

　　思想控制：灌输军国主义理念

　　日本政府首先坚持思想引导和精神鼓励相结合的方法，加强对外扩张的战争文化建设和积累。

　　1879年，明治天皇将位于东京千代田区九段的“东京招魂社”更名为靖国神社，目的是祭祀战争死亡者灵魂。靖国神社在培养日本国民的军国主义精神、灌输侵略扩张的战争意识、宣传宁死不降的武士道精神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甲午战争之后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靖国神社成为日本政府动员民众参加对外侵略战争的重要设施。

　　为向国民宣传对外侵略扩张的国策，日本政府还从抓学校教育着手。主导这项工作的人是神道主义者元田永孚。日本政府及其御用学者首先从思想观念上为侵略扩张寻找精神支柱，提出：日本是皇国，皇国就是神国，神国就应该“统治宇内”，这是上天赋予的使命。并把这些观点和思想灌输给日本国民，以争取全体国民支持实行“取偿东亚”的政策。

　　1880年，日本制定了《改正教育令》，及时强化了教育行政的中央集权，同时开辟了国家干涉教育内容之通道。1881年又公布了《小学校教则纲领》，十分明确地规定学校以“培养尊皇爱国之志操为旨”。与此同时，还制定了《小学校教员心得》等条例，强化教师的思想教育，树立国家主义至上的理念。

　　1882年，日本政府以天皇的名义公布了“军人敕谕”，强调军人的武士道精神首先要忠诚于天皇，使军队成为军国主义的有力工具。

　　1888年，又制定了《军队内务书》，彻底强化兵士必须服从的精神教育，宣扬“日本刀”、“日本魂”，大力鼓动日本军人为侵略扩张战争而积极拼命献身。

　　1890年，日本又创设了金鵄勋章，以鼓舞军人敢战之士气。同年10月30日，天皇又正式发布《教育敕语》，命令国民遵守武士道、神道精神。

　　这些制度的建立，不但大大加强了对国民和军队的教育，还为日本政府扫除了发动侵略战争的思想障碍。

　　外交折冲：步步推进大陆政策

　　19世纪70～80年代，日本慑于中国的实力不敢立即在军事上大动干戈，但却利用狡黠的外交，将大陆政策在邻近国家毫无防范的情况下一步步、一寸寸地向前推进。

　　(一)欲取朝鲜，先同中国谈判。1871年9月，李鸿章与日使签订《中日修好条规》和《中日通商章程》。这次签约成功，日本不但取得与中国平等的地位，而且在中国毫无觉察的情况下，将中国与朝鲜的藩属关系推到尴尬的境地，从而使对清政府恪守藩属之礼的朝鲜处于日本之下。

　　(二)入侵台湾，一举多得。1874年5月，日本悍然出兵侵占台湾，遭到清军和台湾人民的英勇抵抗。由于清政府的腐朽懦弱，在西方列强的调停下，中日签订《北京专条》。中国以“抚恤”的名义，赔偿日本白银50万两;同时，清政府屈从日本，违背事实，把琉球人遇害写成“日本国民遇害”，把日军无理入侵台湾写成是“保民义举”。《北京专条》的签订，使日本在谈判桌上轻而易举得到了武装进攻所没有得到的好处。更重要的是，强取豪夺的日本从中窥测到清政府的软弱无能和善良可欺，为日后吞并琉球提供了书面依据，也使日本此后侵略朝鲜更加放心大胆。

　　(三)效仿美国人之法叩开朝鲜大门。1875年9月20日，日本刻意挑起江华岛事件;次年2月26日，日本借机逼迫朝鲜政府与其签订了《日朝修好条规》(亦称《江华条约》)。它为日本对朝鲜进行经济上的掠夺、政治上的渗透、军事上的操控提供了合法依据和方便条件。

　　(四)毫无声息地吞并琉球。1875年7月，日本内务大臣在琉球宣布禁止琉球入贡中国，命令琉球奉行日本的明治年号，遵行日本的法律制度，允许日本军队在琉球驻兵。日本的这些行动没有引起清政府的及时关注，更没有采取任何应对措施，促使日本更加毫无顾忌地加快了吞并琉球的步伐。1879年4月，日本突然出兵占领那霸，吞并琉球，将其改为冲绳县。

　　(五)取得朝鲜驻兵权。1882年7月下旬，朝鲜发生“壬午兵变”，日本借机逼迫朝鲜政府签订了《济物浦条约》和《修好条规续约》，不但取得了大笔赔款，还扩大了商务活动范围，更重要的是获得了在朝鲜驻军的权利。

　　(六)狡猾的外交再次获利。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日本借机策划并发动了朝鲜的“甲申政变”，丁汝昌等带领军队迅速平息政变。日本见阴谋未能得逞，便决定再次从谈判桌上捞取好处。1885年4月18日，中日签订了《天津条约》，双方议定，将来朝鲜国内有事，中日两国如一国出兵朝鲜，应先行知照对方。日本第一次在朝鲜取得了与中国同等的地位和权利。

　　自1870年至1885年的15年里，虽然日本当时的军事和经济实力都远不如中国，但却效仿欧美列强之法，利用狡黠的外交手段，及时打开了中国大门。对位于北面的朝鲜，日本一滴滴渗透，一点点突破，拿到了想要的利益。在南方，日本巧妙利用了处理台湾事件的机会，然后又轻而易举地吞并了琉球王国，使其成为日本控制海上通道、进军大陆的重要基地。

　　扩军备战：倾国之力穷兵黩武

　　日本在实施大陆政策的过程中，深感实力远远达不到要求，因而坚持倾全国之力，加速扩充军力积极备战。

　　甲午战争爆发前一年，日本加速备战步伐。仅1893年9月之后，日本海军就有“吉野”、“秋津洲”和“桥立”三艘巡洋舰服役，进一步改变了中日海军力量对比。图为停泊在神户港内的“秋津洲”舰。(资料图片)

　　(一)建设“海军为当今第一急务”。明治天皇刚登基不久，就发布谕令：“海军为当今第一急务，务必从速建立基础。”1881年，日本政府制定了海军20年造60艘军舰的发展规划。此后又多次更改规划，加快造舰进度。1887年，日本天皇拨出内帑30万日元，用于海军建设，并表示此后将连续6年省出内廷之费，每年拨给30万日元。由于天皇的带头示范，所有官员积极呼应，纷纷纳出薪俸的10%，最高者多达15%。

　　日本自明治维新实施对外扩张的战略决策以来至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前的20多年间，日本海军从不到10艘小型船艇，而发展成为拥有可参战的军舰30多艘，鱼雷艇20多艘;总排水量由1872年的不足1.8万吨而增加到6万多吨，大大超过了北洋海军。

　　(二)扩充兵源，变革军制。1878年12月，日本进行了重大军制改革，废除陆军省参谋局，设立陆军参谋本部，直接听命于天皇，以利于军令的快速实施。1879年10月，日本政府修改《征兵令》，极大地扩充了士兵来源，增加了可作战兵力。1888年5月，日本政府再次进行军制改革，把原有的“镇台制”改为利于大陆作战的师团制，并新订师团、旅团条例。为加快备战之所需，1893年成立“出师准备物资经办委员会”，又公布《战时大本营条例》，把陆军和海军军令机关的关系规范化，使之成为日本天皇的最高智囊团队。至此，日本军事体制近代化改革基本实现。

　　(三)加快军工企业发展，研制新式武器弹药。例如：1891年，日本工程师下濑雅允配制成苦味酸为主要成分、燃烧性能极强的烈性炸药，这种炸药在水里、铁板上均可燃烧，而且能产生有毒的烟雾气体。这些先进的枪炮弹药，在甲午战争期间都为日本陆、海军所使用。

　　(四)大力培养高素质军事人才。日本一方面不断派优秀学生、高级军官前往先进国家留学或考察，另一方面为培养高素质人才，在国内加速军事学校的设立。尤其是陆军和海军大学的创设，培养了一批高级参谋和少壮派指挥官，这些人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均发挥了重要作用。

　　(五)多次派间谍特务来中国搜集情报。1872年8月，日本就派外务省官员池上四郎等来中国东北进行地理、风俗调查。次年，又派陆军少将桦山资纪、海军秘书儿玉利国前往中国南部沿海和台湾岛搜集各类情报。1888年12月，北洋海军在刘公岛刚刚建立，日本海军大尉关文炳就被派往胶东半岛沿海进行了两个多月的详细侦察。

　　制定计划：侵略方案详尽完整

　　1879年至1880年，日本陆军就制定了第一份《对清作战策》。其内容是派遣3个师团占领大连湾，并同时袭击福州，然后“一举攻克北京，迫定城下之盟。”这是近代日本制定的第一个侵略中国的作战计划，距离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整整早15年。

　　1887年初，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小川又次局长制定了《清国征讨策案》，提出乘中国还没有觉醒，先“断其四肢，伤其身体，使其不能活动”。还提出以5年的准备时间为限，预计在1892年就完成对中国的作战准备。《清国征讨策案》还提出：占领中国后，要将华北和华东的部分地区、辽东半岛、山东半岛、舟山群岛、澎湖群岛、台湾全岛以及长江下游沿岸左右39公里之地，全部并入日本版图。然后再将中国大陆分割为大小不等的5个小国，指定既有影响、又听从日本指挥的人做国王。

　　通过《清国征讨策案》上述所列各项，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日本制定的《清国征讨策案》，不但是一个全面侵略中国的作战计划，而且还是一个残酷分割、灭亡中国的完整方案。

　　与此同时，日本海军部也制定了《征清》方策6份。这6份方策总的作战目标与陆军制定的《策案》相同，都是以攻占北京为目的，但他们都是从海军作战的角度考虑。

　　我们把上述6份“征清”方策与《清国征讨策案》相联系比较，则完全可以证明：早在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就计划要和中国交战，并且开始组织跨军种广泛深入地讨论过作战构想。

　　到1893年，时任日本枢密院议长的山县有朋大力鼓吹：“早日同北洋舰队决一雌雄。”同年夏天，日本参谋本部次长川上操六中将亲自带人前往中国实地调研，在掌握第一手资料后，他在笔记中写到：“确信中国不足为惧，增强了必胜的信心。”

　　由山县有朋和川上操六的言论可知，日本扩军备战已基本就绪，下一步找一个合适的理由即可对中国开战。(作者为山东省历史学会副会长戚俊杰)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09-01 10:0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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