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秋：从日本对华观的演变看甲午战争
2017-09-01 10:45:34  来源：参考消息网2014年 作者：王晓秋  点击：  复制链接

　　参考消息网报道  今年是甲午战争120周年，在研究甲午战争和总结其历史经验教训时，要有一种大历史的眼光，即不仅要考察1894年-1895年甲午战争那两年，还要追溯它之前一百年甚至一千年中日关系变化的历史，同时还要看到它对之后近百年中日关系的深远影响。本文试图以这种大历史的视野，从一千多年中日关系演变的曲折历史和社会心理的角度，着重剖析日本统治集团的对华观与对华心态，以便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甲午战争的原因、影响及当代日本右翼思想的源流。

　　古代：“岛国心态”与“神国心态”

　　日本地处亚洲东隅海岛，又处于东亚中华文化圈的边缘，因此古代日本人怀有“岛国心态”和“神国心态”，兼有自卑与自大交错的双重心理。日本统治者一方面仰慕、仿效中华文化，一方面又不甘心处于边缘地位，企图与中国平起平坐乃至分庭抗礼。例如7世纪初日本推古女皇时代掌权的摄政圣德太子，他一方面努力吸收中华文化、仿行中华制度，在日本推行改革。同时又在给隋炀帝的国书上做小动作，书写“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东天皇敬白西皇帝”，正体现出这种心态。

　　公元663年发生了中日之间第一场战争——白江口之战。日本入侵朝鲜半岛，企图联合百济对抗和挑战中国，结果被唐朝与新罗的联军打败。这使日本统治者认识到自己羽毛未丰，尚不足以抗衡中国。故而继续派遣唐使加紧吸收中国先进制度文化，而且几百年间未敢再出兵朝鲜。

　　13世纪，元朝元世祖忽必烈曾两次派大军渡海征日，由于战略战术失误，加上两次遭到狂风暴雨吹翻船只，损失惨重，只好撤退。日本人则把元军失败原因归结于“神风”保佑，更相信日本是一个“神国”，增强了狂妄自大心理。到元朝后期，日本武士、浪人开始骚扰中国沿海，到明朝更成为中国严重的“倭寇之患”，给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人民生命财产带来严重危害和破坏。

　　16世纪末，丰臣秀吉用武力扫平战国群雄并统一日本。他野心勃勃，1592年发动了侵朝战争，企图占领朝鲜进而征服中国。丰臣秀吉狂妄地计划亲自渡海，坐镇宁波指挥战争，而由养子丰臣秀次率兵攻占中国，并将日本国都迁至北京，以北京周围十县之地进贡天皇“御用”。他甚至还梦想远征印度，“统一天下”。结果日军在明朝与朝鲜联军的沉重打击下惨败，狂人丰臣秀吉也于1598年一命呜呼。

　　17世纪，日本进入德川幕府统治的江户时代，日本与清朝虽然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但通过长崎贸易开展与中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日本朝野崇尚朱子学，喜读中国书，爱买中国货，如丝绸、茶叶、书画、药材等。然而有一批国学家开始制造疑华、贬华的舆论。他们一方面宣扬日本是“神造之国”、“皇道之国”，一方面鼓吹清朝已是“华夷变态”，儒教不过“无稽之谈”。如本居宣长宣称，“世界万国中唯有天皇所统治的日本国才是最优秀的，才是万国之主宰，而中国却是累世紊乱”。这种“神国心态”成为日本人种优越论和轻视中国的心理支撑。

　　18世纪朝鲜画家所制《釜山镇殉节图》，描绘了1592年丰臣秀吉派兵进攻朝鲜半岛期间釜山之战的场景。(资料图片)

　　19世纪：从“海外雄飞论”到“脱亚入欧论”

　　19世纪初，日本受到西方列强冲击，一些思想家既怀有强烈的危机意识，又鼓吹对外扩张。如佐藤信渊在1823年写成《宇内混同秘策》，宣称：“皇国为天地间最初形成之国，为世界万国之根本，故全世界悉应为其郡县，万国之君主皆应为其臣仆。”他傲慢地断言日本“混同世界，统一万国，何难之有?”幕末著名维新志士吉田松阴，在提倡尊王攘夷、倒幕维新的同时，也鼓吹对外扩张的“海外雄飞论”。他提出失之英俄者，应以朝鲜和满洲的土地求得补偿，妄想实现丰臣秀吉未竟之业。这种“海外雄飞论”成为近代日本侵华政策的思想源流。值得注意的是后来明治政府的许多领导人物如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都是他的学生，并继承发展了他的海外扩张思想。明治维新后不久，他们就鼓吹“征韩论”、“征台论”和“大陆经略论”。不仅宣扬通过对外侵略成就日本“维新大业”，还希望通过对外扩张转移国内的不满和矛盾。

　　日本侵华政策另一理论基础是明治时代著名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提出的“脱亚入欧论”。1万日元纸币上的头像就是其人。他在大力提倡向西方学习、文明开化的启蒙思想的同时，又鼓吹“脱亚入欧”的民族扩张主义思想。1885年，他在《脱亚论》一文中写道：中国和朝鲜不出几年就会亡国，其国土将被列强瓜分，我们不必可怜这些“恶邻”，不如“脱其伍与西洋文明国家共进退”，即与欧美列强联手去宰割中国和朝鲜等亚洲邻国，使日本进入世界强国之列。这种主张与日本传统武士道服从强者、蔑视弱者、崇拜强权、弱肉强食的心理一拍即合。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论”在影响日本明治政府对外政策导向和造成日本人崇拜欧美、轻视与歧视中国之心态等方面，起了极为恶劣的作用。甲午战争前后，福泽渝吉写了40多篇文章，宣扬发动侵华战争“是文明与野蛮的战争”，甚至鼓吹“日本的太阳旗尽早在北京城迎着晨风飘扬”。

　　实际上，明治初年日本对中国尚有畏惧之心，但经过1874年侵台事件、1879年吞并琉球等试探，已摸到清政府妥协软弱之底细，滋长了轻华、侵华之野心。虽然中国北洋舰队访日时，“定远”、“镇远”等铁甲舰曾让日本一时畏惧。但受此刺激，日本朝野勒紧裤带发展海军，以致几年后海军实力就赶上中国。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第二局局长小川又次已经暗地里制订了《清国征讨策案》，制订侵华战争的具体进军路线和目标。参谋本部海军部樱井等军官，还分别拟订了海军作战的6个具体作战方案。1894年，日本终于发动了蓄谋已久的甲午战争。

　　甲午战争是中日关系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也是日本对华观转变的一个拐点，从此中日完全处于不平等地位。日本以战胜者、征服者自居，蔑视、鄙视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日本明治政府、军国主义团体、新闻报刊等大肆煽动狂热民族沙文主义情绪和反华仇华心理，污蔑中国落后、野蛮，美化日军侵略、掠夺、屠杀是“传播文明”和“圣战”。

　　1911年中国爆发了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日本统治集团当然不愿意自己的侵略掠夺对象通过革命成为独立富强之国，也害怕中国的共和革命危及日本的天皇制和殖民统治。前首相山县有朋一语道破他们此时的心态：“日本不希望中国有一个强有力的皇帝，日本更不希望那里有一个成功的共和国。日本所希望的是一个软弱无能的中国，一个受日本影响的弱皇帝统治下的弱中国，才是理想的中国。”因此日本政府一开始就对中国辛亥革命抱有仇视和敌对的态度。可见日本当权者的对华心态与其对华政策有着多么密切的关系。

　　木户孝允(1833-1877)，日本明治维新元勋，被称为“维新三杰”之一。他与伊藤博文、山县有朋都是吉田松阴的学生。这批明治初期的日本领导人将吉田松阴的海外扩张思想迅速落实为行动。(资料图片)

　　20世纪：从“征服中国论”到“中国威胁论”

　　甲午战争以后，日本军国主义恶性膨胀，军部揽权，法西斯横行。军国主义的宣传和教育，使日本人心理更加扭曲。岛国心理的狭隘民族主义、神国心理的日本种族优越感、武士道精神的尚武好战、法西斯主义的残暴疯狂等心态都交织混合在一起，而且在中日战争及太平洋战争中暴露无遗。日本人对中国的轻视、歧视与侵华、亡华之心变本加厉，大肆鼓吹“征服中国论”，侮辱中国留日学生为“豚尾奴”，称东北和各沦陷区中国老百姓为“支那亡国奴”。在战争中，日本侵略军对中国人民施加各种骇人听闻的野蛮暴行：“三光政策”、大屠杀、大惨案、细菌战、毒气战等等，无所不用其极。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对中国、亚洲及世界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德、日、意法西斯的彻底失败告终，军国主义几乎招致日本民族的毁灭。战后美国单独占领日本，由于冷战的需要，美国对日政策由压制打击转为扶植支持。在得到美国庇护又没有对天皇和军国主义战争责任进行清算的情况下，尽管有一批正义人士和战俘、老兵怀有负罪感和赎罪心理，但是相当一部分日本政治家和各界人士形成了对战争罪责不认账、不谢罪、不反省的态度。他们一方面用所谓“一亿人总忏悔”来掩盖天皇和政府的战争责任，另一方面大肆宣传原子弹对日本的破坏，强化日本人战争受害者心理，淡化甚至抹杀日本人战争加害者心理。同时，右翼势力和一些政客、学者、媒体还在制造各种理论为日本侵略战争辩护，甚至为侵略罪行评功摆好。如散布大东亚战争是“从白种人手中解放亚洲”，日本侵略战争是“自卫自存的战争”，东京审判“不公正”，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等等。这些谬论和谎言成了这种不认罪心态的所谓理论支撑。

　　随着战后日本经济的复苏和重新崛起，特别是经过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经济高速发展，日本一跃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日本的电器、汽车充斥世界市场，日本资本大量输出，甚至买下美国纽约的洛克菲勒中心。有些日本人开始得意忘形，自高自大心理膨胀。石原慎太郎就与人合作抛出三部《日本可以说不》的系列著作，不仅否认日本的侵略战争罪行，而且鄙视和攻击中国和其他国家。

　　90年代，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出现十多年经济停滞、低迷和不景气，导致日本政治右倾化，国民心态普遍感到失望、迷茫和焦躁不安。特别是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实现和平崛起，在201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超越日本，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长期以来日本称霸亚洲，经济独占鳌头、唯我独尊的局面被打破。这种反差使不少日本人产生强烈的失落感和心理不平衡。右翼势力和某些政客、媒体乘机大肆宣扬“中国威胁论”、“中国危机论”等，竭力鼓吹依靠美国，抑制中国，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如前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早在2002年就在《文艺春秋》杂志上发表《战胜中国重建日本的道路》的文章。2012年他又跳出来导演“东京都购买钓鱼岛”的闹剧，激化中日之间关于钓鱼岛争端的矛盾冲突，毒化中日邦交40周年的气氛，并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此后野田佳彦内阁和安倍晋三内阁又挑起和激化钓鱼岛争端，并以中国威胁和做“正常国家”等为借口，鼓吹扩军、修宪，以便一步步走向复活军国主义。

　　通过以上回顾，今天日本对中国的一些破坏中日关系的言行及其心态，正可以从历史这面镜子中照到其源头和影子。我们要认真总结和吸取甲午战争以来中日关系的历史经验教训，居安思危，加强国防，警惕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决不允许历史的悲剧重演，努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王晓秋)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09-01 10:4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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