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甲午战争——日本历史的拐点与东亚国际格局
2017-09-02 14:50:47  来源：《日本学刊》  点击：  复制链接

　　摘要：1894年明治政府以国运相赌，挑起中日甲午战争。这场侵略战争摧毁了东亚传统国际秩序，成为日本武力崛起、扭曲中日两国关系的历史拐点，东亚国际格局面目全非。甲午战争破坏了中朝日三国三足鼎立以维护东亚和平安全的框架，日本将侵略的矛头指向朝鲜半岛和中国大陆，走上军国主义的不归路。历史的经验教训值得汲取。

　　120年前由日本挑起的甲午战争，标志着明治政府选择了武力崛起的军国主义国家发展道路，扭曲中日两国的和平、对等的关系，构成近代日本的历史拐点。腐败无能的清朝政府战败。《马关条约》割地台澎，赔款库平银2.3亿两，丧权辱国之甚为前所未有;中朝宗藩关系终结，东亚国际格局面目全非。欧美列强随即掀起划分在华势力范围的狂潮，日俄开始了对朝鲜半岛的争夺，中朝两国的民族危机空前严重。随着中朝日三国三足鼎立以维护东亚和平局面的关系框架崩溃，日本演化为最好战的地区性帝国主义国家和东亚战争的策源地。

　　读史可以明理。在120年后回顾这场日本强加给中国的战争，反思其爆发的原因、过程、结局以及对当时东亚国际格局的影响，对观察今天的日本和东亚国际格局的变化亦有借鉴价值。

　　一　甲午战争：历史拐点与东亚传统国际秩序的终结

　　1894年2月，朝鲜全罗道爆发的东学道农民起义，为意欲发动侵略战争的明治政府提供了机会。6月，不请自来的日本军队迅速控制仁川，兵锋直指汉城;应邀入朝平乱的清军则扼守成欢、牙山，阻挡东学道农民军北上之路，双方形成军事对峙。外国大军入境，农民军与朝鲜官府议和停战，朝鲜国内局势恢复平静。清朝政府建议中日同时撤军，日本则以中日共同主持“朝鲜内政改革”为借口，拒绝撤军。7月23日，日军占领景福宫，控制朝鲜国王，指使大院君出任国政总裁。25日，日本联合舰队不宣而战，在丰岛海域突袭中国船队，击沉运兵轮船“高升”号，造成重大伤亡。甲午战争爆发。

　　甲午战争在两种意义上标志着近代日本历史拐点的到来：

　　(一)日本首次以“帝国”名义对外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

　　1894年8月1日，明治天皇睦仁发布《对清宣战诏书》，要求“百僚有司宜体朕意，海陆对清交战，努力以达国家之目的”，宣称“始终与和平相始终，以宣扬帝国之光荣于中外”。①毫无疑问，睦仁是以国家的名义向中国正式宣战。虽然在20年前的1874年，日本尝试过武力侵台的军事冒险，但那时明治政府尚未建立君主立宪的“大日本帝国”，围绕出兵问题，政府内部官僚集团的意见并不完全一致。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公布，在国家大法上固定了明治维新改革成果，建立了“天皇总揽统治权”前提下的君主立宪的“大日本帝国”。甲午战争，则是睦仁在“帝国”建立五年之后，以“宣扬帝国之光荣”为号召的第一次大规模侵略战争。除幕府旧臣胜海舟等指斥甲午战争为“不义之战”之外，绝大多数的日本人对睦仁的宣战决断趋之若鹜，将战争的胜败与“帝国”兴衰荣辱联系在一起，全力以赴地支持战争，充当侵略战争的狂热追随者。1894年7月甲午战争爆发后，福泽谕吉兴奋异常。他自居为日本国民的领头人，组织“报国会”，在华族中募捐，自捐1万日元充作军费。他还到处发表讲演，鼓动庆应义塾的学生上街游行，全力支持这场日本政府蓄谋已久的侵略战争，“其狂热劲头，连庆应义塾的同僚都倍感惊讶”②。

　　可以说，选择“对清交战”，意味着“脱亚入欧”方针的不可逆转和“大陆政策”的付诸实践，表明日本最终选择了军国主义武力崛起的国家发展道路，构成近代日本的历史拐点。

　　(二)战争颠覆了中日关系的传统格局框架

　　对清宣战，意味着日本抛弃了1871年《中日修好条规》所规定的两国和平、对等关系准则。1884年日本策动的朝鲜“甲申政变”失败后，转而以中国为假想敌，开展扩军备战。从幼稚园的儿童做“打沉定远舰”的游戏、《时事新报》等媒体制造战争舆论，到首相山县有朋提出“主权线”与“利益线”交织的“大陆政策”、天皇睦仁下达《造舰诏书》等，均将进攻的矛头指向中国，使《中日修好条规》的性质变了味，友好变为敌对，同盟被对决取代。进一步说，甲午年日本朝野不惜以国运相赌，冒险对华开战，彻底颠覆了东亚自丰臣秀吉侵朝战争失败后近300年的和平局面。甲午开战，标志着近代中日关系出现重大历史拐点，进而对东亚国际格局产生直接的影响。

　　整个甲午战争的进程，表现了进入拐点之后的日本将在战场和谈判桌上作出何种暴行暴举。1894年7月29日，日军占领成欢，翌日占领牙山，重挫清军士气。9月，日军攻占平壤，清军完全丧失斗志，伤亡惨重，连夜撤回鸭绿江以北。另一方面，日本联合舰队与北洋水师在黄海激战，重创北洋水师主力，夺得制海权。10月，日军渡江侵入中国境内，连陷边城安东、九连城、凤凰城等。11月，日军侵占金州、大连，制造了旅顺屠城的大惨案，数以万计的中国平民倒在日军的屠刀之下。1895年1月，日军围攻威海卫，2月北洋水师全军覆没。3月，日军侵占牛庄、营口和田台庄，占领了辽东半岛，威逼京津。由于日本具备制度优势、举国动员、备战充足、武器精良、情报搜集有方和英国等欧美列强支持等各种有利因素，在开战后八个月的海陆进攻中屡屡得手。

　　战场得手，增强了日本停战议和的筹码，忙于慈禧寿辰庆典的清廷却手足无措。1894年11月，在李鸿章建议下，天津海关税务司洋员德崔琳以头品顶戴的头衔，带着清廷承认朝鲜自主的承诺，前来神户打探中日双方停战缔约的可能，却吃了闭门羹。12月，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拒绝李鸿章在上海或烟台尽快举行议和停战谈判的建议，声称两国全权代表只能在广岛议和停战。1895年1月，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和首相伊藤在广岛举行的大本营御前会议上，提出缔约应包括中国承认“朝鲜独立”、“割让土地”、“赔偿军费”、“通商航海之利益”等要点，“连同其他次要各款共为十条”，大本营御前会议予以认可。③

　　1月，领尚书衔户部左侍郎张荫桓、头品顶戴署湖南巡抚邵友濂奉命前往广岛议和。伊藤借口其全权授权不充分，2月将张、邵等议和代表逐回中国。伊藤放出话来，除非恭亲王奕K5YB04.JPG或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等“位高望重、携有正式全权委任状之全权委员”来日本，才能“同意重开谈判”。④清廷急于停战，3月，“头等全权大臣”李鸿章，携带赋予其“便宜行事，订立和约条款，予以署名画押之全权”的敕书⑤，率团来到马关。

　　3月20～24日，李鸿章与伊藤在马关春帆楼举行停战谈判。在3月21日的第二次谈判时，伊藤开列了停战的三个条件：日军“占守大沽、天津、山海关的所有城池堡垒”，收缴驻守以上各处的清军军械;日军接管“天津山海关区间铁路”;中国支付“停战限期之内军需军费”等。⑥伊藤的停战条款将日本尚未占领的直隶纳入其中，令李鸿章痛感“要挟过甚，碍难允行”，急电总理衙门请示。⑦清廷复电，表示停战期内可认给军费，但不同意交出榆关津沽关防及铁路等项。由于日本破译了李鸿章与总理衙门往返电文的密码，掌握了清朝政府底牌的伊藤在谈判桌上恣意讹诈。3月24日，李鸿章在结束第三次谈判返回住所途中，遇日本暴徒袭击，身受重伤。国际舆论为之哗然，日本备受指责。作为缓和局面的一个举动，伊藤同意自3月30日起无条件停战20天，议和提上日程。

　　4月1日，伊藤提出含11项条款的和约草案。第一款规定“中国认明朝鲜国确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国”，第二款要求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澎湖，第四款要求中国赔偿军费库平银3亿两。⑧4月9日，李鸿章经过请示清廷之后，提出中方的条约修正案，对“朝鲜自主”条款，修订为“中日两国公同认明朝鲜为自主，并公同保其作为局外之国，约明或干预朝鲜内务，于其自主有碍，或令修贡献典礼，与其特立有碍者，嗣后辄行停止”;赔款限2亿两，割地限奉天省安东、宽甸、凤凰厅、岫岩州和台湾澎湖。⑨4月10日，双方恢复谈判，争论主要集中在割地与赔款两项。伊藤略作让步，提出赔款可酌减三分之一，宽甸不在割地范围内，其余条款不变。无奈之下，清廷谕旨准许向日本割让辽东半岛和台湾澎湖，赔偿军费库平银2亿两。4月17日，李鸿章与伊藤博文订立《马关条约》，甲午战争结束。清廷对某一战胜国的割地赔款之巨，空前绝后。

　　在朝鲜半岛，日本发动战争与摧毁中朝宗藩关系同步进行。1894年7月25日，大院君政府宣布废除与清朝政府签订的《中朝商民水路贸易章程》等条约，请求日军驱逐驻牙山清军。27日，成立军国机务处，金弘集出任领议政，遵照日本的“劝告”，实行“甲午更张”。其内容包括：停用清朝年号，改以李氏朝鲜开国纪年;废六曹，改设八衙门;废科举，统一财政，整顿货币，废止公私奴婢，不问门第起用人才，改革文字等。其中，停用清朝年号，意味着朝鲜脱离与中国的宗藩关系。8月1日，中日相互宣战。26日，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与朝鲜外务大臣金允植订立《日朝两国盟约》，内称“对清攻守相助”，以“巩固朝鲜国的独立自主”;规定“日本负责针对清国的攻守战争，朝鲜提供日军进退及其粮食准备的方便”。⑩

　　1895年1月，在日本政府的导演下，朝鲜高宗李熙率群臣拜祭宗庙、社稷坛，向列祖列宗及臣民发布《告誓文》即治国方略的《洪范十四条》，宣布“割断依附清朝虑念，确建自主独立之基础”。(11)这是继1876年签订《日朝修好条规》、1884年开化派政府发布《政纲》之后，朝鲜在受制于日本的情况下，第三次宣布脱离中朝宗藩关系，实现独立自主。应该说，朝鲜君臣要求独立自主实属正当，但由于日本在台前幕后施加影响、另有图谋而导致了问题的复杂化。

　　《马关条约》谈判期间，李鸿章希求中日两国在条约中共同承诺“朝鲜自主”，不干涉朝鲜内政，在此前提下，中止中朝宗藩关系。日本坚持以国际条约的方式，由中国单方面宣布废止中朝宗藩关系，李鸿章的努力化为泡影。条约第一条完全按照日本的草案措辞表述，即“中国认明朝鲜国确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国。故凡有亏损其独立自主体制，即如该国向中国所修贡献典礼等，嗣后全行废绝”(12)。条款仅对中国作出了并无实际意义的规定，却为日本恣意侵犯朝鲜主权打开方便之门。

　　《马关条约》是甲午战争的终结点，构成整个战争全过程不可或缺的结局部分。春帆楼谈判的过程表明，明治政府一旦击败清政府，将会蛮横地提出何等贪婪、苛刻要求。以欧美为师的伊藤博文，一旦得手于侵华战争，会提出那些欧美列强都始料未及的割地赔款要求。当然，说到底，对在华殖民权益的狮子大开口式的攫取和侵吞，不仅仅是伊藤的个人问题，更暴露了日本殖民主义的野蛮和残酷。春帆楼谈判的进程还表明，以伊藤博文等武士出身的维新官僚心狠手辣、急功近利，以邻为壑、目光短浅，只看日本国眼前的利益，看不到两国关系的未来。3月21日，李鸿章对伊藤说：“中日系切近邻邦，岂能长此相争，久后必须和好。但欲和好，须为中国预留体面地步;否则，我国上下伤心，即和亦难持久。”(13)李鸿章要求伊藤手下留情，可谓与虎谋皮，但他对中日两国关系的看法却不无道理，且得到此后历史的验证。

　　二　甲午战后东亚国际格局的嬗变

　　从1879年吞并琉球，到1895年朝鲜“自主独立”、中国急剧沉沦，日本用了16年的时间，由蚕食而鲸吞，从挖墙脚到打击宗藩关系的主体部位，最终摧毁了传统东亚国际秩序。中国被边缘化，沦为欧美列强和日本恣意宰割的对象;朝鲜成为日俄竞争的角逐场;欧美列强和日本之间既争夺又妥协，东亚的国际格局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归纳起来看，这些变化主要有：

　　(一)朝鲜半岛成为日俄博弈的角逐场

　　马关缔约，意味着日本跻身欧美列强行列，在分割东亚殖民权益问题上，日俄角逐迅即展开。1895年4月17日签订的《马关条约》，在欧美列强中引起强烈的反应。对中国东北、蒙古觊觎既久，急欲在远东寻找不冻港的俄国深受刺激，难以容忍日本触犯其底线，带头向日本施加压力。法国、德国出于各自的利益考虑，与俄国联合行动。4月23日，俄法德三国驻日公使奉命前往日本外务省，向日本政府发出内容一致的“劝告”，强调“日本领有辽东半岛，不仅危及中国之首都，也使朝鲜国之独立有名无实，将永久妨碍远东之和平”，为了诚挚的友谊，“故今劝谕日本国政府确认放弃领有辽东半岛”。三国要日本限期答复，并以动用海军舰队相威胁。4月29日，日本驻英公使加藤自伦敦报告外相陆奥，战前曾表示友好的英国“基于本国利益的考虑”，表示中立并建议日本作出让步。(14)美国同样表示中立，日本陷入前所未有的国际孤立。30日，日本向俄德法三国表示接受劝告，但保留对金州厅的占领。5月3日，俄国对日本的保留表示不满。4日，伊藤内阁决定退出整个辽东半岛。5日，日本向俄国表示“永久放弃占领辽东半岛”，但“保有放弃土地向中国要求报偿的权利”。(15)8日，中日双方在烟台芝罘岛互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澎湖已成定局，25日，悲愤不已的台湾军民成立台湾民主国，坚持抵抗至10月21日。11月8日，中日签订《归还辽东半岛条约》及《附属议定书》，中国再向日本追加3000万两库平银的“赎辽费”。

　　俄国发动的“三国干涉还辽”，引起连锁反应。

　　1.俄国的国际影响大为增加

　　俄国被清朝和朝鲜视为抵制日本扩张的后盾，日本也不得不设法改善对俄关系。1896年6月举行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礼的圣彼得堡，成了中日朝三国开展对俄秘密外交的中心舞台。5月，头等出使大臣李鸿章与俄国财政大臣维特签订《御敌相互援助条约》(“中俄密约”)，以中国口岸对俄国军舰开发、俄华银行经办中东铁路为交换，俄国与中国结成针对日本的军事同盟。(16)先于李鸿章抵达俄国的日本特使山县有朋在预备会谈中，提出日俄南北瓜分朝鲜半岛的提议，遭到意在掌控整个半岛的俄方拒绝。经过讨价还价，6月初双方达成《山县—罗拔诺夫协定》。协定的公开条款规定日俄共同援助朝鲜财政、支持朝鲜自行建军设警、架设电线;秘密条款就双方派驻军队和用兵区域作出了规定，大体对等地划分了日俄在朝鲜半岛的殖民权益。日俄达成协定后，罗拔诺夫对朝鲜特命大使闵泳焕的请求作出五点书面承诺：俄国驻朝使馆卫队保护国王安全、派出教官训练国王卫队、派遣俄国顾问、给予贷款援助、连接俄朝电报线。(17)以上四国的双边互动，既有弱国对强国的期待，也有强强之间的博弈，其关系框架均由条约或协定来体现，东亚国际关系进入条约化时代。

　　2.围绕朝鲜半岛殖民权益，日俄展开激烈角逐

　　1895年4月“三国干涉还辽”之后，俄国在朝鲜半岛的影响激增，闵妃集团依托俄国，抵制日本;7月，发动政变，肃清亲日势力，另立亲俄派政府。1895年8月，预备役陆军中将三浦梧楼新任日本驻朝公使。10月，在三浦策划下，日本守备队、右翼浪人和朝鲜训练队等闯入景福宫，残忍杀害闵妃，重建金弘集为首的亲日派政府，制造了血腥的“乙未事件”。这种公使介入的公然行凶并焚尸灭迹的暴行，受到国际舆论的激烈抨击，日本政府陷入狼狈之中。1896年2月，高宗李熙携王族成员躲进俄国公使馆的“俄馆播迁”事件，受到俄国保护的高宗宣布缉拿金弘集等亲日的“五贼臣”。5月，日本驻朝公使小村寿太郎与俄国驻韩公使韦贝在汉城签署《关于朝鲜问题的日俄备忘录》(“小村—韦贝备忘录”)，作为俄国答应劝告国王还宫的交换，日本同意保证李熙的人身安全，酌量减撤驻朝军队，但保有与俄国对等的驻军权。(18)这个备忘录为日本摆脱外交困境提供了便利条件。至6月签订《山县—罗拔诺夫协定》，划分了日俄两国在朝鲜半岛的势力范围，日本摆脱了“乙未事件”造成的被动局面。

　　1897年2月，高宗离开俄国公使馆，返回庆运宫。日本进而走出“俄馆播迁”以来的尴尬，加紧对俄争夺。1898年4月，日本外相西德二郎和俄国驻日公使巴兰·罗森在东京签订《西—罗森协定》。主要内容包括：日俄两国政府确认朝鲜为独立自主之国，不得干涉其内政外交;两国经协商后，方可派遣经济顾问、军事教官;俄国不干涉日本商民在朝鲜内地开市等事。(19)由于俄国此时集中力量经营租借来的商港大连和军港旅顺，满足于日俄在朝鲜半岛的均势，宁肯容忍日本在商贸上的优势。

　　上述三个外交文件的签订，表明日本在与俄国的博弈过程中，攻防转换，逐步由被动转为主动。与此同时，日本加紧推行以俄国为假想敌的扩军备战，日俄战争不可避免。

　　(二)中朝两国自救的改革失败，东亚政治版图充满变数

　　总数为2.3亿两库平银的战争赔款与“赎辽费”，致使清朝政府的国家财政几近崩溃。欧美列强以借款为名，乘机获取殖民权益。1895年7月，以“还辽”邀功的俄国和法国，率先与清政府订立《俄法洋款合同》，乘机插手中国海关事务，获取巨额利息。1896年3月，英国与德国同清政府订立《英德洋款合同》，1898年3月再定《续借英德洋款合同》。为赔偿日本而做出的三次巨额借款，使清政府的国家财政沦为列强的金融附庸。此外，铁路筑路、矿山开发、投资开厂等成为欧美列强争夺的新领域，一时间形成欧美列强与日本竞相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狂潮。

　　1896年9月，俄国依据“中俄密约”的条款，订立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独揽中东铁路的修筑权和经营权，以及沿线派驻警察、开采煤矿、兴办企业等利权，俄国掌控下的东省铁路公司成了中国东北地区的“国中之国”。俄国的殖民扩张，刺激了欧美列强和日本划分中国殖民权益的贪欲。德皇威廉二世与沙皇尼古拉二世达成默契，1897年11月，德国舰队占领胶州湾;12月，俄国舰队占领旅顺口和大连港。1898年3月，德国迫使清政府订立《胶澳租借条约》，占据了山东半岛;同月，俄国迫使清政府订立《旅大租地条约》，将吉东与辽东连成一片，控制了整个中国东北。1899年11月，法国迫使清政府订立《广州湾租借条约》，西南和华南成为其势力范围。英国则通过1898年强租新界和威海卫、1899年强租九龙半岛，巩固扩大了殖民据点，并将长江流域控制起来。1898年4月，日本将福建变成其势力范围。1899年9月至11月，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多次发表对华“门户开放”、“机会均等”政策，意图将整个中国市场变为美国产品的销售市场。可见，甲午战争之后，欧美列强和日本将殖民扩张的触角伸向中国各地，并将牺牲中国权益作为相互妥协的筹码。

　　19世纪末期，中国的民族危机突然加剧。在世界进入帝国主义时代的背景下，日本挑起甲午战争，打开了列强鱼肉中国的方便之门。中国朝野无暇再如英法之役过后那样有条不紊地开展洋务运动，求富求强，用“夷”长技，营造“同光中兴”。图存救亡是当务之急，容不得慢节奏。情急之下，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仁人志士在战败割地赔款屈辱的精神折磨中，选择了以强敌为师的变法图强之路，发起“公车上书”，组织强学会，鼓吹维新变法。康有为介绍明治维新的13卷《日本变政考》，成为光绪皇帝的案头必备之书，在从1898年6月11日至9月21日为期103天的变法期间，为光绪帝雪片般颁发的诏令提供思路乃至参考文字。与洋务运动注重军械装备等器物层面，即见物不见人的近代化不同，戊戌变法注重人的观念意识转变和制度层面的变革，从经济、军事、教育入手，触及官僚机构、广开言路等政治方面。农工商局、铁路矿山总局、邮政局、京师大学堂、地方中学堂、小学堂和译书局、报馆、学会等新设立的机构层出不穷，训练洋式陆海军、裁撤旧军等举措陆续推出。新令目不暇接，盘根错节的旧机构、旧体制的既得利益者受到猛烈冲击，维新与守旧的较量日趋剧烈。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帝，屠杀维新派，变法最终失败。中国的政局酝酿着新的变化。

　　在朝鲜半岛，日俄角逐暂时为朝鲜尝试自主性的改革提供了相应的空间。1896年4月，开化派徐载弼、尹致昊等创办《独立新闻》，7月组建官民一体的独立协会。他们要求拆毁昔日跪迎清帝诏敕的“迎恩门”，另建独立门;将接待清朝使节的“慕华馆”改称独立馆，抛弃“事大”主义;要求高宗建元称帝，设立君主立宪体制，制造了改革的舆论。

　　1897年10月12日，高宗登基称帝，建元光武，改国号为“大韩帝国”，推行参照日本明治维新的“光武改革”。其内容包括：仿照日本的地税改革和殖产兴业，1898年启动“光武量田”，在全国丈量土地，确立私人土地使用权以增加税收;建织造劝业场，创办各种公司，发展工商业;收回了京义线的筑路权，成立西北铁道局、铁道院、矿学局，开展铁路和矿山的开发;仿效日本天皇为陆海军大元帅，高宗在俄国军事教官撤离后，设元帅府，自任陆海军大元帅，组建国家军队。1898年底镇压了发起“万民共同会”运动以限制君权的独立协会，1899年公布准宪法《大韩国国制》，强调“无限君权”，建立君主的绝对统治;仿效日本的文明开化，高宗率先穿用欧式元帅服，并推广官员公服的西化。同时，成立了多所国立小学、外语学校、医科学校、师范学校，派出留学生，重点发展实业教育。

　　至日俄战争爆发之前，朝鲜近代化在艰难中蹒跚而行。1900年开始设置国家预算，完善财政。1901年，公布《货币条例》，实行金本位制，筹划发行货币。1903年设立中央银行和汉城银行等民间银行，竭力组建本国的金融体制。1902年，下令创制国歌，仿俄国和日本的首都体制，宣布平壤为“西京”。另外，还发展市政建设，使用电灯、自来水、下水道，营建公园等。1903年，准备实施军制改革，以征兵制代替募兵制，筹划海军建设。总之，从1894年7月甲午战争爆发后朝鲜君臣实施“甲午更张”以来，朝鲜半岛上先后搞过1895年的“乙未改革”、1896年的“建阳改革”和1897年10月开始的“光武改革”，体现了自立自强的主观愿望。由于上述改革缺乏必要环境的保障，日俄角逐经常打乱改革的进程。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战争的进程与日本将朝鲜保护国化的进程相同步，“光武改革”戛然而止，亡国危机深重，东亚政治版图巨变在即。

　　(三)传统中日关系框架面目全非，影响深远

　　在17～19世纪江户幕府锁国220余年期间，中日民间商贸和文化交流依然频繁，两国和平相处。1871年订立《中日修好条规》，双方建立对等友好的条约关系。甲午战争和《马关条约》改变了上述的一切，两国关系出现重大历史拐点。

　　在国家关系层面上，千余年间对等关系，转变为侵略与被侵略、压迫与被压迫、宰割与被宰割的不平等关系。侵略、宰割中国需要舆论支持。以倡导“文明论”著称的福泽谕吉从理论上为伊藤博文、山县有朋们侵华国策提供依据。战争期间，福泽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了大量文章，将日本挑起的侵略战争定性为“文明”与“野蛮”的战争，日军的烧杀劫掠成了“为人类幸福文明的进步而履行正当的天职”，因为日本是“谋求文明开化者”，中国则为“妨碍进步者”;主张日军“果敢进攻要害地区，蹂躏四百余州，加速其亡国”;否认日军在旅顺的屠城暴行，指责欧美记者的报道是“捕风捉影的误报”，“实在令人可笑”等。(20)还是这个福泽，要求对台湾、澎湖“断然使之日本化的方针”，叫嚣当地人“若抵抗日本兵，则不管是兵是民，全部杀光，以奏彻底扫荡之效”;对不当顺民的中国人，一概“按军法处置，且不许任何人有何异议!”(21)福泽内心根深蒂固的武士阶级的残忍、冷酷本性和日本资本主义固有的贪婪野心，在其仇华、侵华的言论中一览无余。

　　在经贸关系层面，《马关条约》规定中国增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等内陆通商口岸，将触角伸展到长江广大流域;规定废止战前与中国签订的所有条约，在相互交换《马关条约》后，“以中国与欧洲各国签订的条约章程为基础”，“签订通商航海条约及陆路交通贸易约定”，将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制、片面最惠国待遇等不平等条款强加给中国;日本臣民在开港地区享有通商贸易、设厂生产、运销低税等特权。(22)中国成为有利于日本财阀资本快速膨胀的原料产地、销售市场和投资场所。

　　在国民观感层面，千百年来日本人对中国的亲近感和敬畏之心成为过去，蔑视、仇视中国人的民族沙文主义泛滥。福泽的言论颇具代表性：在1876年出版的《文明论概略》中，福泽肯定中国数千年文明史。甲午战争期间，福泽的调子一转，攻击中国“自尧舜以来四千年间，上下皆习惯于专制独裁的恶劣风气，陶醉于阴阳五行的空论，几亿人置身文明之外，玷污了大半个亚洲”，“顽固不化，如同化石”;攻击中国人“自开辟几千年间”，皆“陋劣不灵”，“上上下下栖息于腐败之中，其状如沉浮水沟中的孑孓”，“惟一朝死灭而已”。(23)此外，福泽还在文章中使用“乌合草贼”、“乞丐”、“半死的病人”、“狂暴的土匪”、“辫子佬”、“豚尾奴”、“猪群”等不堪入目的肮脏词汇，恣意谩骂中国人。(24)一代文明开化的宗师，因战胜而狂妄而浅薄，沦落为无风度、无教养的痞子文人，可叹亦可怜。一时间，蔑视、侮辱中国人成了流行于日本市井的丑陋时尚。1896年4月，总理衙门选派的首批赴日13名中国留学生在日备受路人围观起哄，被笑骂为“豚尾奴”、“清国奴”，抵日仅两三周，就有四人回国。三年过后，因为又有两人中途退学，获得毕业文凭的只有七人。(25)首批中国留学生在日本的遭遇，凸显了日本历史拐点对中日关系的苦涩含义。

　　(四)日本走上军国主义不归路，成为战争策源地

　　日本通过甲午战争，迈出了武力崛起的第一步。甲午战后，日本凭借来自中国的赔款，国家财政规模急剧扩大，开始了以俄国为假想敌的新一轮扩军备战，准备迈出武力崛起的第二步。仅《马关条约》和《归还辽东半岛条约》规定向日本支付的赔款总数即达2.3亿两库平银，天文数字般的中国赔款折合为3.6亿日元，相当1893年预算总额8350万日元的4.2倍。1897～1901年，分期支付的中国战争赔款年均为3426万日元，这些赔款作为日本国家财政陆续投入预算。巨额战争赔款、利息和丰盈的国债收入滚滚而来，明治政府的财政预算突然变得阔绰起来。在政府的战后规划中，财政总支出高达5亿日元，相当甲午战前1893年预算总额的5.9倍。其中，20%即约1亿日元用于针对假想敌俄国的陆军扩军备战，计划将6个师团增加至12个师团，相当于1892年陆军军费300万日元的33.3倍。为了将海军军舰总吨位从5万吨增加到25万吨，投入2.1亿日元，约占战后规划总支出的42%，相当于1892年造舰费275万日元的76.4倍。(26)皇室和文武官僚无须为拼凑造舰费而自掏腰包，扩军备战突飞猛进。

　　另一方面，战争赔款迅速转变为资本，为兴办八幡制铁所标志的新一轮工业革命浪潮提供动力。增设纺织工厂、延伸铁道、修筑港口、创办银行、开发矿山、开发北海道等项目纷纷上马，日本资本主义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其中，用诸海军扩军备战的造船业发展迅速。1894～1898年，日本造船的自给率仅为18%。1896年3月国会通过《航海奖励法》和《造船奖励法》，对建造大型钢壳轮船的造船厂给予巨额资金补助。依据上述法律，政府向三菱造船所、川崎造船所等财阀军工企业投放了大量补贴，日本的造船业发展迅速，提高了舰船制造的自给率，建造战列舰、巡洋舰的规划逐步落实，武力扩张的实力进一步增强。扩军备战和侵略战争交替进行，财阀军工企业投入人力物力研制和批量生产现代化武器装备，加快国产化步伐，充实日本陆海军的武器库，财阀成为军国主义的社会基础。

　　甲午战后，“大日本帝国”观念深入朝野意识，“脱亚入欧”的“优等生”意识流行。大国意识的急剧膨胀，与“忠君爱国”的天皇崇拜热潮、“帝国军人”的荣耀互为表里，沆瀣一气，军国主义思潮泛滥，形成对外侵略战争所必备的精神动员机制。在这个过程中，1881年由头山满、平冈浩太郎等组织的“玄洋社”，以及1901年头山满、内田良平组建的“黑龙会”等民间右翼团体发挥的作用尤其恶劣。在军部扶植和九州煤矿业资本家的资助下，“玄洋社”四处活动，为日本侵略军搜集情报，制造事端。“黑龙会”的杂志《黑龙》，狂热鼓吹对俄开战。在政府的纵容下，“黑龙会”的好战侵略言论成为左右舆论的所谓“国论”。两大右翼大陆浪人团体在民间蛊惑人心，兴风作浪，组成军部推行“大陆政策”的尖兵别动队，发挥了官方机构难以发挥的作用。

　　甲午战后，建立“大日本帝国”把持下的殖民帝国的政治诉求成为日本武力崛起的指路标。武力崛起带来巨额财富，刺激着日本军阀和财阀为追逐更大权益而开展更大规模的扩军备战和对外战争，政治、军事和经济、精神要素被调动起来，形成恶性循环的怪圈。日本成为侵略战争频率最高的好战国家，进而成为扰乱东亚安宁的战争策源地。急剧膨胀的日本军国主义，在给东亚带来灾难的同时，也将日本驱入万劫不复的毁灭之路。

　　三　抚今思昔：甲午战争破坏了中朝日三国三足鼎立维护东亚和平的格局

　　从表面上，日本发动甲午战争是在挑战以中国为中心的宗藩关系体制，实际上颠覆了存续千余年的中朝日三国三足鼎立以维护东亚和平的国际格局。为说明这一观点，有必要拉长历史的焦距，略述东亚传统国际秩序的建立、日本角色作用的转换、三国统一王权的互动关系等问题。

　　(一)从板块互动到三国三足鼎立格局的形成

　　世纪之初，汉帝国周边民族形成诸多部落联盟国家、城邦国家，东亚形成以汉帝国为中心的区域性国际社会或曰东亚国际秩序。在这个国际体系中，汉朝皇帝贵为天子，依据五德终始的天命论君临天下，享有共主之尊;周边国家或民族的君长须经过向皇帝称臣、朝贡请封程序，接受册封，取得正统地位。在纳贡与册封政治纽带建立的宗藩主从关系架构中，“华夏”中国对周边“夷狄”薄来厚往、任由去留，四海一家共享天下太平，互通有无，文化交流。

　　当时，日本列岛“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27)，竞相通贡中国。世纪之初倭奴国王遣使，请求光武帝册封;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邪马台女王卑弥呼和倭五王，先后向曹魏和南朝帝王称臣纳贡，凡500余年。倭国之所以对中国王权作出低姿态，一是国内压制政敌，推进统一，需要中国王权的支持;二是利用朝鲜半岛的分裂状态，伺机扩张，同样需要中国王权的承认。待倭国在4～5世纪实现了国内统一后，6世纪摄政的圣德太子即以“日出处天子”、“东天皇”自居，要求与中国王权对等。

　　在朝鲜半岛，倭国继续巩固在任那的统治，密切与盟友百济的关系。在唐朝、倭国已建立统一王权，朝鲜半岛继续三国分立、展开争霸战争的情况下，东亚地区难以形成中朝日三国三足鼎立格局，并在良性互动中维持地区安全机制。

　　630年，唐朝和新罗联军攻灭百济，朝鲜半岛迈出实现统一的第一步，也为中朝日三国建立统一王权下的三足鼎立格局扫清了第一个障碍。倭国欲继续维持半岛分裂的状态。663年(龙朔三年)3月，倭国出动2.7万人，乘坐千艘战船渡海攻击新罗，援助百济复国势力。(28)8月，唐罗联军与日济联军激烈交战。检校带方州刺史刘仁轨指挥唐军“四战皆捷，焚其舟四百艘，贼众大溃”(29)。更具体的记载是：8月里唐倭水军首次交战，“日本不利而退，大唐坚阵而守”。犹呈蛮勇的倭国诸将“不观气象，而相谓之曰：‘我等争先，彼应自退’”。28日再战，“更率日本乱伍，中军之卒进打大唐坚阵之军。大唐便自左右夹船绕战，须臾之际，官军败绩。赴水溺死者众，舻舳不得回旋”。结果“百济王丰璋与数人乘船，逃走高丽”。9月，倭国舟师残部逃撤回国，百济佐平余自信等同船前往。(30)唐朝在百济旧地设熊津都督府，下辖各州府县。

　　龙朔白江口之战，给倭国水师和百济复国势力以毁灭性的打击。被打痛的倭国切实感受了唐朝的威力，对外政策随之调整：(1)修复并密切日唐关系，遣唐使的派遣进入密集时期。654年派出第三次遣唐使与659年派出第四次遣唐使，时隔五年。第五次遣唐使(665年)与第六次遣唐使(667年)的间隔时间更缩短为两年。白江口之战过后，倭国加快了遣使的频率。自701年第八次遣唐使之后，历次使节团人数均在500～600人以上，使节船多达四艘，较之此前几乎翻番。大批留学生和留学僧搭乘使节船西行，日本举国掀起全盘“唐化”的热潮。其到来，并非礼义晓谕的口舌之惠，而是白江口一战打出来的结果。(2)大和朝廷停止推行数百年来对朝鲜半岛事务的介入政策，缩回日本列岛。668年唐罗联军平定高句丽，唐置安东都护府于平壤，下辖州府县，予以管理。被白江口之战打痛、打怕了的倭国汲取了教训，对高句丽的败亡，不仅作壁上观，而且在平壤陷落第二年的669年，派出以小锦中河内鲸为正使的第七次遣唐使前来“贺平高丽”，告知倭国“更号日本”。使者自言：“国近日所出，以为名。”(31)唐接受了其新国号“日本”，此后的中国历朝均在正史中列入“日本传”。

　　672～674年，唐罗之间为百济、高句丽旧地争端爆发战争。唐出于稳定东部与西北部局势的考虑，将安东都护府和熊津都督府撤回辽东，唐罗关系恢复转而密切，新罗实现了“一统三韩”的目标。朝鲜半岛出现统一王权，形成中国大陆、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三大板块互联互动新局面的条件成熟。其后，大陆板块累经宋辽金、元明清诸朝更替，朝鲜半岛板块出现高丽、朝鲜两个长期王朝，日本列岛完成由武家政权取代京都朝廷的权力更替。各板块内部均出现短暂的分裂或对峙，但政权统一居多且漫长，并未影响各自作为支撑东亚国际格局的构成元素所发挥的作用。在一般情况下，大陆、半岛、列岛板块形成东亚三角框架，三边相互支撑，则大局总体稳定，东亚出现长期和平局面。

　　三大板块关系表现在国家关系层面，则为中朝日三国之间的三足鼎立框架。其中，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构成“铸足”的基本要素。诸要素各为国本所系，在奠定三国自存自立基础的同时，也敷设了三国相互联系、彼此影响的沟通渠道和媒介。在中朝日三国鼎立格局中，三国在综合国力的对比上并非对称，朝鲜半岛王权的一足偏弱。但在东亚地缘结构中，朝鲜半岛作为战略缓冲地带和文化传播的桥梁作用重要，构成地缘政治和地缘文化中的有力的一足。在这里，国土面积和人口多寡对比的意义相对变小。东亚地区的稳定与发展取决于三国三足鼎立架构的完整状态，失掉任何一足特别是高丽或朝鲜一足出现问题，势必导致整体框架的失衡，引起中日两国的迎头相撞，爆发战争。

　　(二)古代三足鼎立格局失衡导致东亚发生战争

　　在古代，由于朝鲜半岛发生异常状况，三国三足鼎立格局整体失衡并引发东亚战争的现象，经常呈现出某种规律性。以下两个事例，可为验证的依据。

　　事例之一：1258年，高丽君臣被迫降服蒙元，高丽第23代国王高宗王皞被迫“离岛出陆”，遣使奉表蒙古，表示“将万世以为期，馨一心而尽力”，向蒙古“效输忠之职”。(32)1273年，蒙元剿灭退守济州岛的三别抄军，控制了高丽全境。同年，高丽世子王昛，作为忽必烈的驸马即位，称忠烈王，获赐“驸马高丽王”金印。此后的六代高丽王均迎娶蒙古公主为妻，皆称“忠”某王，生活起居迅速蒙古化，形成依附于元朝皇帝的“附马国体制”。高丽丧失构成三国三足鼎立一足的地位，战争接踵而至。1274年，忽必烈以济州岛为前进基地，首次东征日本，因遇风暴来袭失败。1280年，忽必烈将高丽改称“征东行省”(又称“日本行省”)，调集舟师人马，1281年对日本发动规模更大的入侵作战，再因不期而至的大风暴摧毁船队而失败。日本躲过了蒙元铁蹄的践踏，但执政的镰仓幕府财尽兵疲，加速走向灭亡。

　　事例之二：万历朝鲜之役。1590年11月，因国内武力统一的胜利进程冲昏头脑的丰臣秀吉误判海外形势，执意“假道伐明”，转移国内矛盾。丰臣在京都聚乐第会见朝鲜使节，表示要“假道伐明”。在致朝鲜国王宣祖李昖的信函中，丰臣宣称“欲假道贵国，直入大明国，使四百余州尽化吾朝之俗，施帝都政化于亿万斯年”(33)。丰臣要求朝鲜带路，遭到拒绝。1591年9月，陆奥国降服，日本完成统一，丰臣随即下达了朝鲜征伐令。

　　1592年(明万历二十年)1月，在九州名护屋(今佐贺)设置为总指挥部“本营”，集结约14.8万人马和700艘战船，准备开战。4月，小西行长、加藤清正、黑田长政等兵分三路，侵入朝鲜。除水军将领李舜臣尚能牵制作战外，朝鲜陆军一路败退。日军攻陷釜山。5月陷汉城，6月陷平壤，7月占领图们江边的会宁府、钟城，俘朝鲜两王子，渡江侵入中国边境地区。接连到来的胜利，强烈刺激了丰臣秀吉建立大帝国的野心。汉城陷落后，丰臣秀吉提出取代中国、重构东亚新秩序的构想：丰臣本人坐镇宁波，指挥征明战争;获胜后养子秀次出任监护中国的宰相“关白”，支配北京四周百余国领地;部将羽柴秀保或宇喜多秀家出任监护日本的宰相“关白”;两年内将天皇迎至北京，领有京郊十国;皇太子周仁亲王或皇弟智仁亲王留驻日本京都，出任天皇等。(34)随后，兵临“天竺”印度，建立日本称霸的亚洲大帝国。

　　朝鲜八道尽失，亡国危机深重。朝鲜国王宣祖北奔义州，疾呼明朝援救。万历君臣“以朝鲜为国藩篱，在所必争”(35)。1592年8月，兵部侍郎宋经昌任经略。12月，李如松出任东征提督，统兵十万，过江援救。1593年1月，中朝联军收复平壤、开城。战争进入相持阶段，议和提上日程。6月，丰臣秀吉开列了明朝皇女远嫁为日本皇妃、恢复日明勘合贸易、日明通好、日本割取朝鲜南四道、朝鲜国王可返京等议和条件。(36)12月，明朝同意在“勒倭尽归巢”、“既封不与贡”、“誓无犯朝鲜”的前提下，册封丰臣为日本国王。(37)1595年9月，明使杨方亨等抵达大阪城。丰臣接受了万历皇帝所赐金册和翼善冠、蟒袍，以为荣耀，却因明朝拒绝分割朝鲜而怒辞“髯虏”万历的日本国王封号。议和破裂，战端重启。

　　1597年(明万历二十五年)2月，14万余人的丰臣军再次侵入朝鲜。明廷任命兵部尚书邢玠总督蓟辽诸军，御史杨镐经理朝鲜军备，备倭总兵官麻贵加提督衔，统领明军入朝作战。1598年8月，丰臣秀吉因帝国梦破产，家族统治危机四伏而忧急暴亡，德川家康等四大老下令全军撤退。中朝联军尽收失地，一路追击。在露梁海，中朝水军“直前进击，贼死伤无算”。激战过后，败退的“诸倭扬帆尽归”。(38)

　　丰臣秀吉组建大帝国的狂想以失败告终，但两次侵朝战争造成局势的整体失衡，后果严重。史载：“倭乱朝鲜七载，丧师数十万，糜饷数百万，中朝与属国迄无胜算，至关白死而祸始息。”(39)丰臣氏亡而战祸消弭的根本原因是，日本作为攻势力量，由丰臣秀吉将其发挥到极致，严重破坏了三国三足鼎立的格局。作为守势力量的明朝与朝鲜，为维护东亚和平局面，需要互为犄角，相互保护。实际上，明朝倾举国之力援救朝鲜，不仅是在尽国际义务，更重要的是在有意无意之间恢复三国三足鼎立，维护东亚和平的格局。为此，三国均付出沉重的代价。

　　(三)甲午战争：万历朝鲜之役的近代版

　　甲午战争在某种程度上堪称朝鲜万历之役的近代版。如同丰臣秀吉兵侵朝鲜明朝不得不全力援助一样，300年后，明治政府武力逼迫朝鲜开埠的举动，也引起清朝政府的高度关注。1875年9月，日本军舰“云扬”号炮击江华岛，朝鲜守军激烈抵抗。1876年1月，新任驻华公使森有礼到达北京。他致函总理衙门，谎称朝鲜无故炮击日本的火轮船，问责总理衙门。对此，总理衙门回复说：“中国之于朝鲜，固不强预其政事，不能不切望其安全。”(40)

　　由于时代不同、三国政情国情的差异，两次大战的结果迥然不同。万历朝鲜之役结束后，托病避战的德川家康创立了江户幕府，对内元和偃武，对外实施锁国，东亚再现近300年的和平时期。日本在甲午战争中获胜。

　　19世纪70年代，世界开始由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向帝国主义时代过渡，弱肉强食、优胜劣败等丛林法则依然畅行无阻。由于金融资本的高度垄断，帝国主义列强能够在更广大的范围，更彻底地推行上述原则，构成帝国主义时代最鲜明的特征——强权政治。东亚国家的兴衰沉浮，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国决策集团能否看清世界大势，把握时代特征，采取相应措施，由被动应付转为主动进取，成为丛林法则的受益者。晚清中国，由于文化传统、自我定位、国际理念、体制构成等因素的综合作用，注定决策层反应迟钝，疏于对时代特征的把握，并对强权政治规则格格不入，从而沦为这一规则的最大受害者。

　　日本则是另外一种状况。弱肉强食的强权政治规则，与武士阶级好勇斗狠、以强凌弱、热衷扩张的习性一拍即合。从幕末开港到明治维新，主要由武士构成的最高决策集团把握了强权政治的时代特征，制定了相应国策。幕府在开港后，避战缔约，保存实力并连续进行安政、文久、庆应年间的三次改革。幕府实行的对外开放方针，以及“殖产兴业”、“富国强兵”等政策乃至总裁体制的政治改革，均对明治维新产生影响。明治建政后，以“与万国对峙”为最高国策目标，实施“政令归一”，建立中央集权体制，推行以“富国强兵”为中心的全方面改革，苦练内功，搭上了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末班车，成为东亚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源自武士阶级传统的冲破岛国狭隘发展空间、用兵朝鲜半岛和中国大陆的精神冲动，在融入欧美列强弱肉强食的强权政治时代精神后，演化成以邻为壑、侵邻自肥的“脱亚入欧”理念，并最终上升为对外扩张的总方针“大陆政策”，通过甲午战争，首次大规模地付诸实践。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日本鼓吹“征韩”，意味着再次挑战三国三足鼎立格局;日本选择了与中朝两个“恶友”绝交的“脱亚入欧”方针并制定“大陆政策”，表明日本已同三国三足鼎立格局诀别而另起炉灶。日本在甲午战争的军事冒险中得手，中国被迫缔约、割地赔款，领土主权支离破碎。同时，日本介入朝鲜内战，扩充殖民权益。甲午战争过后，千百年间曾经发挥过维护东亚和平稳定作用的三国三足鼎立格局早已荡然无存，军国主义的日本成为扰乱东亚和平的战争策源地，东亚从此进入多事之秋。甲午战争之后，日本继续以邻为壑，挑起日俄战争、吞并韩国，实行残酷的殖民统治。继而，不断升级侵华战争，并最终发动太平洋战争，用现代化的军事手段建立日本称霸东亚的“新秩序”乃至“大东亚共荣圈”，荼毒东亚和东南亚。自1894年日本挑起甲午战争，至1945年战败投降、殖民帝国崩溃，“大日本帝国”以武骤兴，也因武而败亡。历史的教训惨痛，但时至今日，却未必被某些人真正汲取。

　　(四)“帝国情结”给力日本右翼势力

　　战后初期，美国单独占领日本，按照以美国安全利益为底线的《投降后初期美国对日方针》，盟军总部(GHQ)在日本推行非军国主义化、民主化改革，解散军国主义军事警察机构，组建东京国际法庭审判战犯，剥夺军国主义分子的公职，肢解“大日本帝国”。通过修改宪法、解散财阀、农地改革、教育改革和工会立法，政党政治纳入正常轨道，建立了三权分立的议会民主制度，妇女获得参政权，社会面貌变化明显。言论出版自由，意识形态多元化、和平民主思潮深入人心。经济立国、科技立国和文化立国等立国方针，引导日本走过60年余年的和平发展的道路，创造了经济高速发展的奇迹，在国际社会的关注和惊异中成为世界级经济大国。1952年日本恢复国家主权后，“大日本爱国党”等民间老牌右翼团体复活，在“爱国”的旗号下，制造事端，开着高音喇叭车招摇过市，宣传亲美、反共、反华的陈词滥调。

　　随着20世纪60年代日本作为经济大国重新崛起，眷恋、吹嘘战前“大日本帝国”诸种“业绩”的“帝国情结”在日本社会的某些角落死灰复燃。由于战后初期美国未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起用吉田茂、岸信介等帝国旧班底，留下了日本政界右翼势力卷土重来的人脉基础。靖国神社、游就馆、“八纮一宇”塔等物化的“帝国情结”，依旧散发着“大日本帝国”的“余晖”，显示昔日的“皇军战功赫赫”，为日本右翼势力滋生提供了丰富的精神土壤。

　　受新“左”翼团体成立、日本国内和平民主力量发展，以及国际形势变化的刺激，“盾会”(1968)、“日本皇民党”(1972)、右翼国会议员组成的“青岚会”(1972)等新右翼日益活跃。

　　世纪之交，日本泡沫经济破裂后，经济长期低迷不振所积累的各种矛盾并发。与急剧膨胀的新国家主义、新民族主义相呼应，群体焦灼不安的日本右翼势力团体从民间升级，迅速进入政界、经济界、学术界。右翼团体层出不穷，路数五花八门。从“终战50周年国会议员联盟”(1994)、“新编历史教科书编撰会”(1996)，到“加油日本全国行动委员会”(2010)、“维新会”(2012)等，右翼政客团体先后登场，招摇过市。尽管登录在册的右翼团体的数量不过900余个，人数大约10余万，但是他们调门高、能量大，对舆论掌控的影响力不容小觑。日本右翼势力无一不是“帝国情结”的痴迷者和热衷为“大日本帝国”招魂的狂热信徒。未从根本上得到纠正的“皇国史观”、“神国史观”遂借尸还魂，“大东亚战争肯定论”、“自由主义史观”等论调花样翻新，抨击所谓“自虐史观”、“东京审判史观”，鼓吹古代天皇的神话、民族优越感，重弹东条英机之类宣扬的“自卫战争”、“解放亚洲”等陈词滥调，增强了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势头。

　　日本政界政党政治的风云变幻，致使自民党加快了右倾化的步伐。1993年8月自民党失掉了38年连续独掌的政权，一夜之间沦为在野党。三年后自民党翻盘，1996年1月，自民党总裁桥本龙太郎再次出任首相。7月，桥本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取悦右翼势力。此后，自民党在迎合右翼势力的过程中，自身愈加右倾化并助长了整个政界的右倾化。2001年4月，以改革为号召的小泉纯一郎在桥本之后，一年一度参拜靖国神社，恶化了与中、韩等邻国的政治关系，赢得右翼势力的支持。2009年8月，自民党在经历了安倍晋三、福田康夫、麻生太郎“一年一相”的三届短期内阁后再度失去政权。2012年12月，民主党大选失败，安倍晋三再度入主永田町。

　　2013年2月，安倍在施政方针演说中，公布了其内阁的执政目标为建立“强大日本”。为此，在内政方面，将重建东日本大地震灾区，实现经济增长，建立世界上最安全、最安定的国家;对外推行战略、价值观、主张国家利益等原则的外交，以日美同盟为基础，发挥日美安保体制的遏制力量;渲染对日本的领土、领海、领空和主权的“挑衅不断”和安全环境更加严峻，强调自卫队以顽强的意志和忍耐力承担任务，“国家利益，万古不易”。在演说的结尾处，安倍仿佛不经意地提及修改宪法问题。在美国的支持下，安倍实行日元大幅度贬值的金融宽松政策，刺激出口，带动东京股票市场的股市暴涨，国民支持率攀升到70%以上。据此，安倍有恃无恐地追求其蓄谋已久的目标：修改宪法第九条，解禁行使集体自卫权。修改宪法触及战后日本60余年国家发展道路的底线，立即引起轩然大波，对安倍内阁形成巨大压力。通过修改宪法解释来解禁集体自卫权，同样遭到民意的反对。7月，安倍在接受长崎国际电视台访谈时，首次表态欲修改宪法第九条，将自卫队定位为军队。12月，安倍内阁提出变更宪法解释以行使集体自卫权的试行草案。

　　2014年5月15日，安倍举行记者招待会，借口援助盟国行动，再次强调要变更宪法解释以行使集体自卫权。6月的舆论调查表明，57.7%的受访者表示反对，赞成者为29.6%。联合执政的公明党，也一度对安倍的做法表示慎重。尽管如此，在执意推行“亚太战略再平衡”的美国支持下，安倍坚持其既定方针。26日，公明党最终妥协，认可“有限度”地行使集体自卫权。7月1日，安倍晋三主持临时内阁会议，通过了修改宪法解释、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内阁决议案。以此为路标，战后日本长期奉行的“专守防卫”方针向“主动出击”转换。日本国家发展道路面临着新的历史拐点，此后的日本将扮演何种角色，已是世人关注的尖锐问题。

　　【作者简介】宋成有，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注释：

　　①「清国に対すゐ宣戦の詔敕」、『日本史史料』(4)近代、岩波書店、2002年、220～221頁。

　　②安川寿之辅：《福泽谕吉的亚洲观——重新认识日本近代史》，孙卫东等译，香港：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08页。

　　③陆奥宗光：《蹇蹇录》，伊舍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118、119页。

　　④陆奥宗光：《蹇蹇录》，伊舍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127页。

　　⑤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印：《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三十三，第51页。

　　⑥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第28巻、第2冊、290頁。

　　⑦吴汝伦编：《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卷二十，第24页。

　　⑧《增补中日议和纪略》原刻本，第3页，载王芸生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二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第251、252页。

　　⑨王芸生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274～275页。

　　⑩外務省編纂『日本外交年表竝主要文書』上、原書房、1972年、157頁。

　　(11)《洪范十四条》，《高宗实录》三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条。

　　(12)《马关条约》，载褚德新等主编：《中外约章汇要(1689～1949)》，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67页。

　　(13)王芸生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二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第231页。

　　(14)《马关条约》，载褚德新等主编：《中外约章汇要(1689～1949)》，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70～171页。

　　(15)参见王彦威、王亮合编：《清季外交史料》卷122，第1、2页。

　　(16)参见鲍里斯·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1892～1906)》，陶文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28、130页。

　　(17)外務省編纂『日本外交年表竝主要文書』上、174～175頁。

　　(18)参见高丽大学亚洲问题研究所编：《旧韩国外交文书》第17卷，《俄案》1，首尔：高丽大学出版部，1969年，第1070号文件。

　　(19)同上。

　　(20)『福沢諭吉全集』第14巻、岩波書店、1967年、491頁、500頁、524頁。

　　(21)『福沢論吉全集』第15巻、岩波書店、1967年、245頁、289頁、266頁、270頁。

　　(22)日本外務省編纂『日本外交年表竝主要文書』上、166～167頁。

　　(23)『福沢諭吉全集』第14巻、452頁。『福沢諭吉全集』第15巻、79頁、80頁。

　　(24)参见安川寿之辅：《福泽谕吉的亚洲观——重新认识日本近代史》，第114～115页。

　　(25)参见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谭汝谦、林启彦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第18～20页。

　　(26)山本義彦編著『近代日本経済史』、ミネルヴァ書房、1994年、38～39頁。

　　(27)《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第八下，燕地条。

　　(28)『日本書紀』巻二十七、天智天皇二年三月条。

　　(29)《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上，《东夷·百济传》龙朔二年条。

　　(30)『日本書紀』巻二十七、天智天皇二年条。

　　(31)《新唐书》卷二百二十，《列传》一百四十五，东夷传日本。

　　(32)《高丽史》·《世家》卷24，高宗46年条。

　　(33)桑田忠親『日本の大戦』第6巻、『豐臣秀吉』、新人物往来社、1978年、380頁、381頁。

　　(34)桑田忠親『丰臣秀吉』、395頁。

　　(35)《明史》卷三百二十，《列传》地二百八，《外国》一，朝鲜。

　　(36)林屋辰三郎等編集『史料大系·日本の歷史』、近世1、106～107頁。

　　(37)《明史》卷三百二十，《列传》地二百八，《外国》一，朝鲜。

　　(38)同上。

　　(39)《明史》·《朝鲜传》。

　　(40)王芸生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1卷，第123页。

责任编辑：李一菲 最后更新：2017-09-04 16: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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