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探源：藩阀挑起的战争
2017-09-02 15:19:19 来源：人民网 中国经营报2014年 作者：萧西之水 点击： 复制链接
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出版的反映战争场面的宣传画。
120年前，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并从此开启了两国长达半个世纪的纠葛历程。作为侵略战争的受害者，一提到日本，“扩张”二字永远是国人的第一反应，白村江水战、万历朝鲜战争、甲午战争、九一八事变、抗日战争一次次说明了这一点。有人从日本地理角度出发，论证其生存多么需要扩张;有人从武士道出发，论证其基因多么嗜血。但正如周恩来总理所说的：“同两千年(交往)比较起来，五十年(战争)的时间是很短暂的。”比起英法、法德这些“世仇”，差了很远。
明治维新前，日本锁国200余年，却能养活6000万人，因此“为生存而扩张”不过是军国主义者在粉饰侵略;武士道讲求扶助弱小，军国主义者却在欺凌弱小。这一方面说明军国主义者偷换概念，另一方面也说明并不是每个日本人都好战。
甲午前，也是如此。
当然有日本人想扩张，但也有日本人想联合。无论日后日本走向扩张、联合、战争，都能找到源头。关注源头本身没有意义，最重要的是原因如何走向结果。
两句话引祸
1871年10月，一艘琉球船载有66名船员漂洋过海，一股台风把他们吹到了台湾北部，然后让当地原住民砍得就剩了12人。
这就是“八瑶湾事件”，日本叫“宫古岛岛民遭难事件”。
这事当时不了了之。那时候漂到台湾的船太多了，让原住民砍死的更是不计其数，反正台湾是中国，琉球是中国属国，一家人什么事都好商量——
这次不行了，因为日本插手了。
日本插手琉球也自然有他自己的理由。一直以来，琉球国都向明清中央政府进贡，但1609年，日本江户幕府萨摩藩出兵攻打琉球，甚至把琉球国王都带回江户面见幕府将军，从那以后琉球就开始同时给中日两国进贡，成了两属国。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第一要务是建立近代国家，要划清边界，就将琉球国也划入了萨摩藩转型后的鹿儿岛县。
但琉球想保持独立，因此不愿意被日本兼并。
1873年6月21日，日本使节柳原前光来到中国总理衙门，上来责问清朝为何对“八瑶湾事件”不做处罚;清政府表示琉球、台湾都是我的地盘，跟你没关系。
到这里，清朝官员表现得都非常不错。但日本人接着说：今年3月我们又有4个日本人在台湾让人抢了，你为什么不处理?总理衙门可能是没听说这件事，一下子慌了，两位官员毛昶熙、董恂口不择言：
“生番系我化外之民，问罪与否，听凭贵国办理。”
所谓“化外”，在政治语言里，就是“统治之外”，正因为是统治之外，清廷才有机会逃脱追责。的确，那时候清朝实际控制范围就是台湾西部，东部地形复杂，原住民的确是管不了，说“统治之外”并不过分。但在外交辞令里公然宣称台湾原住民在“统治之外”，无异于说他们根本不是清国人，也无异于说原住民祖祖辈辈居住的台湾东部不属于中国管辖。
这个事本来很简单：琉球人被杀，应该坚持琉球与日本无关;日本人遇抢，的确理亏，赔钱了事就结了，一点把柄都不漏。但为了逃避追责，生硬搞出个“化外之民”，在国际法时代绝对是重大外交事故。
日本人敏锐发现清廷措辞中存在问题，立刻反击：“既然贵国把他们当作化外之民，那么我方会派一支军队惩罚杀人的生番。”
1874年5月，日本人出兵台湾，清政府一下子慌了神，连忙派沈葆桢出兵巡台。经过几个月对峙，日军染上热带病，也耗费了大量金钱，被迫回到谈判桌，大久保利通亲自来到北京与恭亲王谈判。12月，中日签署《北京专约》，赔偿50万两银子了事。
按说这事应该结束了，但《北京专约》一句话不留神，留了个尾巴：
“日本国此次所办，原为保民义举起见，中国不指以为不是。”
日本拿着1871年琉球漂流民被杀、1873年日本人被抢两次事件为借口，清政府却说人家是保护人民，间接承认琉球人就是日本人。虽然日后清政府一直在说，这个“民”指的是1873年那次抢劫事件，而不是1871年“八瑶湾事件”，但日本人已抓住借口，肯定不会松开，遂于1879年彻底吞并琉球，设立冲绳县。
其实琉球事件里，中国一直占理：毕竟琉球是两属国，不管怎么划界，都应该商量着来。但由于对现代国际关系处理方式的生疏，导致清政府把琉球这块肉直接送到饿狼嘴里。
但这个事也不是没有转机。1880年，日本想一次性解决琉球问题，便提出“两分法”，提出将先岛群岛让渡给清朝。清朝本想接受，最后却还是提出想恢复琉球王国、恢复宗藩关系，因此拒绝了“两分法”的提议。
近代前期，清朝外交最大问题在于不按国际法规程办事，而是按照原宗藩关系办事，甚至行文用语都用着旧时代语言。琉球事件里，清朝一直以老大哥自居，力求占据道德制高点，却让日本人占据了利益制高点。
琉球之后，便是朝鲜。
从扩张走向联合
对于朝鲜，日本也是在扩张与联合之间不停摇摆。
1876年的《日朝修好条规》就是这种摇摆政策的综合体现。其中第一条写得明明白白：“朝鲜国自主之邦，与日本有平等权利。”近代历史上，这是第一个承认朝鲜为自主国的条约，也奠定了日后朝鲜独立建国发展的基石。
从中国角度看，日本竭尽全力破坏宗藩制度，可谓大逆不道，应该声讨。但从朝鲜角度看，继续闭关锁国、追随腐朽的清廷并不能开始近代化改革。正因如此，当时朝鲜大量青年才俊认为日本才是值得信赖的对象，不少留学生东渡日本求学。
当然，《日朝修好条规》也的的确确是不平等条约。其最不平等之处，是日本对朝鲜有片面领事裁判权：日本人在朝鲜犯法，要由日本人处理，如同中国近代很多不平等条约一样。
还有军事顾问。当时朝鲜由国王正妃——闵妃执政，闵妃政权采用日本军事顾问训练新军，日本得以将触角深入朝鲜腹心。1882年，国王生父——失势多年的大院君煽动旧军人发动壬午军乱，反击闵妃政权，攻击帮助训练朝鲜新军的日本人。军乱闹得太大，中国甚至都出兵朝鲜，将闹事的大院君掠走，日本则要求朝鲜提供55万日元赔款。
随着大院君势力一扫而光，日本在朝鲜迎来了大发展，不仅民间团体对朝支援蜂拥而至，亲日的开化派人也登上高位，但闵妃却从亲日转向亲清，闵妃集团与开化派人的矛盾越来越激烈。1884年12月，开化派人发动甲申政变，意图将顽固派一股脑儿消灭掉。中国看不下去了，不仅放回了大院君，还直接出兵占领汉城，将开化派人一网打尽。
1885年中日签订《天津条约》，约定双方军事顾问均撤出朝鲜半岛，日本在朝势力开始消退。
看到中国强大起来，日本暂时压制住扩张欲，甚至将国内意图援助朝鲜开化派的人士予以逮捕(1885年大阪事件)。针对这一时期的中日力量变化，井上馨提出，可以认可清朝在朝鲜占据优势地位，由中日合力保全朝鲜，排除英俄等西方列强的势力;1890年山县有朋发表了“主权线-利益线”理论，除了言明朝鲜是日本的“利益线”焦点，也希望能实现朝鲜中立化。
日本的扩张欲不是不能压制，只是压制力要足够强大。
“脱亚论”真相
提到日本扩张，“脱亚入欧”必不可少。
一般认为，“脱亚入欧”最早提出于1885年3月16日。日本《时事新报》刊登了福泽谕吉文章《脱亚论》，里面把中国、朝鲜称作“恶友”，跟他们混在一起，西方人就会瞧不上自己，把日本也当作野蛮人。“为了成为文明国家，必须要脱离亚洲、指向欧洲”。
但真的如此么?近期，史学界对“脱亚入欧”的源头做了分析，发现福泽谕吉所有署名文章之中，“脱亚入欧”4字从未连用，甚至“入欧”也从没有提过;福泽谕吉在世之时，《脱亚论》从未编入文集。
不仅如此，《脱亚论》发表后10天内，日本各大报纸完全不见任何评论，不管夸还是骂都没有，接下来66年里更是无人问津，可见《脱亚论》影响甚微。虽然明治时代日本人学习西方制度，但他们从未抛弃过中国儒学，也没有放弃过与中国交流。严格来说，或许当时有一部分人想与欧洲列强为伍，但“脱亚入欧”在明治时代根本没有形成概念，更难说是什么主流思想。
况且，福泽谕吉恰恰站在“脱亚”对立面——他是兴亚会顾问。
所谓“兴亚”，就是亚细亚主义，主张中、日、朝三国联合，共同对抗欧美列强。兴亚会成立于1880年1月，接连两任中国驻日公使何如璋、黎庶昌都是其会员，李鸿章养子李经方更与福泽谕吉、胜海舟等人同列兴亚会顾问，朝鲜开化派金玉均、朴泳孝自然也跟随导师加入其中。
兴亚会不是官方组织，其初期会员在后世日本大多默默无闻，但他们大力开展汉、朝语教学，吸收三国有识之士齐聚一堂，共商东亚联合。通过兴亚会，福泽谕吉大力支援朝鲜改革。
1880年4月，朝鲜第二次修信使金弘集来访，福泽谕吉特地用汉文做诗送给对方：
异客相逢君莫惊，
今吾自笑故吾情，
西游记得廿年梦，
带剑横行龙动城。
20年前，福泽谕吉曾作为幕府僚属前往美国，为其先进发达水平所吃惊，深感肩头责任重大，回国以后极力倡导学习各种先进知识。如今20年过去，又有一批朝鲜年轻人来到日本学习先进知识，福泽老翁好似看到了当年的自己，燃起了帮助朝鲜人的欲望。
几年间，福泽谕吉所创庆应义塾大学招收了大量朝鲜学生，这些人回国以后成为朝鲜“开化派”，主张朝鲜独立于中国，并建立近代化国家。
1883年，庆应义塾弟子井上角五郎、牛场卓造来到朝鲜，帮助朝鲜创立了其历史上第一份报纸《汉城旬报》。朝鲜古代以全汉语书写，对百姓而言极为不便，庆应弟子便仿照日语，用韩语谚文表音、汉字表意，形成了汉韩混写。现代朝韩两国将汉字全部改为谚文，但语法、词汇中仍然残留着大量日语影子。
日本民间一直存在着支持朝鲜近代化改革运动的呼声，直到1884年甲申政变，朝鲜开化派被一扫而光，这种呼声才被迫消散。1885年8月13日，福泽渝吉在《时事新报》发表署名文章《为了朝鲜国民，恭贺其国灭亡》：“如果一国不能保护人民生命财产，不能保护国民独立，那么这种国家不如灭亡了好。”
这位曾经的幕末志士，好像又在抨击腐朽的江户幕府。
如何对抗亚洲第一舰队?
甲午战前日本疯狂扩军，同时期中国扩军的步伐也并不慢。
1880年代“海防派”论调出现，中国海洋力量急速扩张。1882年壬午军乱，丁汝昌率领“超勇”“杨威”两艘新锐舰前往朝鲜戡乱，获得清廷嘉奖;到了1885年，跨时代的“定远”“镇远”两艘巨型铁甲舰来到北洋水师服役，整个北洋水师一下跃升为亚洲第一舰队。
1886年长崎水兵事件爆发，大清水师用巨炮逼着日本赔款，可谓是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扬眉吐气。这次“大胜”让日本彻底意识到海军实力不济，从而开始了下一轮扩军势头——修建“三景舰”。
只要日本一扩军，大家就要说是军国主义作祟。还是要看看数据：
1882年12月，日本正式通过扩军计划，军费比从17%(1882年)一下子上涨到23%(1883年)，且在1887年以后都维持在28%以上。但1880~1890年代，清朝军费比一直维持在40%，高出日本10个百分点。
那为什么要针对“定远”“镇远”而开发“三景舰”呢?
其实要注意一下，三景舰吨位很小(4200吨)，虽然装上了与铁甲舰口径一样的主炮，却牺牲了很多装甲，分类上也依然属于防护巡洋舰。在当时海军思维中，铁甲巨炮是潮流，像日本这样有点匪夷所思。
抛去黄海海战结果不谈，只谈思维模式。如果日本真是为了进攻外国而开发舰艇，按当时思维一定是制造铁甲舰，日本固然财政匮乏，但若是将“三景舰”费用改造一两艘铁甲舰，问题并太大。“三景舰”肩负着“反定远舰”任务，其实目的更多是为了防御。换句话说，1886年长崎事件中，两艘铁甲舰给日本留下印象太深，日本人不得不先做好防御的准备。
民族主义与藩阀之争
不难发现，从1870年代到1890年代，日本三派呼声之中，扩张逐渐弱化，联合与恐惧却逐渐增强，那为什么日本会选择走向战争呢?
首先要说的，其实是民族主义。
1889年10月18日，外相大隈重信坐着马车走在路上，忽然一个青年人跑出来大喊“天诛!”，向着大隈重信的马车投了一颗炸弹。炸弹虽然没有炸死他，却损失了右脚，被迫截肢。大隈重信干脆辞职不干，专心搞教育，于是有了后来著名的早稻田大学。
扯远了。这个青年人是谁呢?他叫来岛恒喜，是一位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刺杀大隈重信之前刚从民族主义团体玄洋社退出来。刺杀完大隈重信，来岛旋即拔出短刀，刺向喉咙。
在江户时代，日本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国家概念，天皇由于数百年没有登台而遭人忘却，就连打开日本大门的佩里将军，到死也只知道日本有将军，而不知有天皇。明治维新之后，天皇被捧上神坛，政府着力塑造日本传统与文化，经过几十年培养，民族主义已然非常强劲，随着自由民权运动发展，更随着日本建立宪法、组建议会，民众声音越来越不能忽视。
1880年代末期，日本国力强盛，正在寻求修改不平等条约，底层民众自然支持，却不知条约修改哪儿有那么容易，政府只好提出妥协提案，列强那边固然说得通，日本民众这边却抨击不已。大隈重信遇刺之后，他的妥协案也只能搁置下来。
紧接着，愤怒逐渐从对列强转向对中国：清国有什么可怕的?要打就打!
民粹主义固然有力，那为什么政府内部会屈从于这种势力呢?
这里面，又有了藩阀斗争的影子。
都说甲午战争中国输在派系倾轧，而日本人团结一致，然而日本人玩儿起内讧，一点儿也不输给中国人。
前面说到井上馨、山县有朋等人意在联合，国人熟知的伊藤博文也都致力于减小对华冲突。但他们三人全部出身于旧幕府长州藩，这种联合政策就受到了旧幕府萨摩藩人士挤压：陆军大臣大山岩、海军大臣桦山资纪双双反对妥协。考虑到萨摩阀在1880年代逐渐失势，长州阀独大，也不难发现他们想通过调动民众力量、夺回权力。
本来国内排外情绪就高涨，本来高层就有派系斗争，现在，又添了一个新的导火索：甲午农民战争。
中国人更熟悉的是“东学党起义”。1894年2月，经大院君挑唆，农民领袖全奉准揭竿起义，席卷了整个朝鲜半岛。闵妃政权被迫请求清军入朝戡乱。
恰好这一时期，首相伊藤博文又在商讨与英国修改不平等条约，反伊藤的6家对外强硬党派持续反对政府提案。3月，伊藤博文解散议会，重新大选，但修改案推进效果依然很差，5月30日，议会通过了弹劾伊藤博文的提案，日本政坛陷入巨大混乱之中，6月2日，伊藤博文再度解散议会。
1年两度解散议会，日本历史上只出现过两次。
外相陆奥宗光提到，反政府运动如此高涨，为了恢复人心，政府必须要有让人眼前一亮的举动。为了推进条约修改，也为了继续执政，伊藤博文屈从于激进势力，6月2日当天下令进军朝鲜，逼迫清廷撤军。
中日两军对峙于朝鲜，双方互不信任，军力又互有高低，谁也不敢进兵，谁也不敢撤军。最终，日本先发制人，率先发布最后通牒，要求清军撤退。
1894年7月25日清晨，正是最后通牒的最后一日，黄海丰岛海面上，日本巡洋舰“浪速”的炮口，瞄准了远方一艘满载中国士兵的英国商船“高升号”。
战争爆发。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09-02 15: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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