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其章：中日甲午战争史研究的世纪回顾（4）
2017-09-06 09:05:4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历史研究》2000年01期 作者：戚其章  点击：  复制链接

四 70年代后期迄今：拓宽与深化

　　1978年以来，广大史学工作者解放思想，冲破学术禁区，甲午战争史研究也开始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无论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重要的突破。从此，甲午战争史研究进入了拓宽与深化的阶段。

　　如何评价刘步蟾问题的公开提出，标志着甲午战争史研究领域新变化的开始。先是1977年11月，在沈阳举行的《中国近代军事史》书稿讨论会上，笔者宣读了题为《应该为刘步蟾恢复名誉》的论文，引起了与会的100多名中国近代史学者的极大兴趣。从1978年起，全国许多报刊就如何评价刘步蟾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几年内，先后发表的讨论文章近20篇。对于刘步蟾其人，或肯定，或否定，两种观点针锋相对。争论虽大，但涉及评价刘步蟾的关键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他在黄海海战中是否为自保而擅改阵形?二是他在黄海之战中的表现究竟如何?第一个问题是焦点所在，因此争论也最激烈。此问题源于北洋海军英籍洋员泰莱的回忆录《中国事记》。30年代初，张荫麟撰《甲午中国海军战迹考》，便采用了泰莱的记述。其后，范文澜在所著《中国近代史》中袭用是说，写道：“刘步蟾违反议定的阵势，发出信号，令舰队横列，主力舰居中。他是卑污的懦夫，企图居中躲避炮火。”(注：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人民出版社，1962年，258页。范老此书1947年出了第1版，至1955年出至第9版，故影响巨大。)从此，这似乎已成定论。讨论中，经过对《中国事记》所述进行考证和分析，始知泰莱在一些重要问题上都歪曲了事实，且有不少捕风捉影之谈，是不能凭信的。再考察刘步蟾在黄海的战绩，更证明他并不是临阵怯退的懦夫，而是英勇战斗，战功卓越，可称得上一位爱国将领(注：参阅拙作《英人泰莱〈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质疑》，《近代史研究》1982年4期;《刘步蟾黄海战绩考》，《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2期。)。这一结论，逐渐在学术界形成共识。于是，这便成为甲午战争史研究发展的一个新起点。因为研究者为了正确评价刘步蟾，必须在详细占有史料的基础上，细致地研究甲午各次海战的全过程和北洋海军的各个方面，例如北洋海军的性质、海军人物、海防思想、洋员与北洋海军的关系、海军建设与洋务运动等，从而拓宽了研究领域，也加深了对有关问题的认识，将研究工作全面地向前推进。

　　1984年是中日甲午战争爆发90周年。是年9月，在北洋海军的根据地威海市，举行了甲午战争90周年学术讨论会。这是首次以甲午战争为专题的学术研讨会，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也得到各方面的支持，有来自全国15个省市的80多位中国近代史学者出席。从会后编辑出版的《甲午战争九十周年纪念论文集》(齐鲁书社，1986)看，这次会议的讨论内容相当广泛深入，所涉及的问题有：战争的历史背景、国际关系及英俄两国的远东政策、日本的战争准备与挑起战争的手段、人民群众的抗日斗争、东三省练军及辽东战场清军的后勤供应、帝后两党的战和之争、北洋舰队覆灭的原因、三国干涉还辽的影响、台湾人民的反割台运动及对台湾民主国的评价、战争对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冲击与民族觉醒、甲午战争与洋务运动发展的关系、载湉、李鸿章、翁同龢、刘坤一、严复、黄遵宪、柯铁等历史人物的评价，等等。由此可以看出，尽管学者们对许多具体问题的认识存在分歧，而对甲午战争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十分重要地位这一点却皆无异议。这正是此次研讨会的最大收获所在。

　　以此次会议为开端，以后陆续举办了多次规模不等的甲午战争学术研讨会。其中，主要有以下5次：1.1990年2月，在北京举行的“纪念甲午海战95周年学术座谈会”，会后编辑出版了论文集《甲午海战与中国近代海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共收论文25篇;2.1994年8月，在北京举行的“纪念甲午海战100周年学术研讨会”，会后编辑出版了《甲午海战与中国海防——纪念甲午海战10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95)，共收论文41篇;3.1994年9月，在威海市举行的“甲午战争1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会后编辑出版了《甲午战争与近代中国和世界——甲午战争1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人民出版社，1995)，共收论文85篇，其中包括中国大陆学者论文59篇，台湾地区学者论文7篇，韩国、日本、德国、美国、加拿大等国学者论文19篇;4.1995年9月，在大连市举行的“海峡两岸《马关条约》百周年学术研讨会”，会后编辑出版了《海峡两岸〈马关条约〉百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1997)，共收论文23篇，其中大陆学者论文16篇，台湾学者论文7篇;5.1998年8月，在威海市举行的“北洋海军成军110周年纪念学术讨论会”，会后编辑了《北洋海军研究》一书，共收论文36篇，将于近期出版。

　　另外，还要提及两次甲午战争100周年学术研讨会：一次是1994年6月，在台北举行的“甲午战争100周年纪念学术研讨会”，会后编辑出版了《甲午战争一百周年纪念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系，1995)，共收论文33篇，其中台湾学者论文25篇，大陆学者论文2篇，韩国、日本、加拿大等国学者论文6篇;另一次是1995年6月，在日本东京举行的“日清战争与东亚世界的变化国际学术讨论会”，会后编辑出版了论文集《日清战争与东亚世界的变化》(东京まに书房，1997)，共收论文35篇，其中日本学者论文27篇，中国大陆学者论文3篇和台湾学者论文1篇，韩国、蒙古、俄、美等国学者论文5篇。

　　除上述有关甲午战争的学术讨论会以外，还先后举办过多次有关甲午战争人物的研讨会。其中，仅为纪念丘逢甲而召开的学术研讨会就有3次：第一次是1984年12月，在广东梅县举行的“纪念丘逢甲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会后编辑出版了《丘逢甲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一书，共收论文21篇;第二次是1994年12月，在广东梅州市举行的“丘逢甲诞辰13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第三次是1996年3月，在台湾台中市举行的“丘逢甲与台湾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会后编辑出版了《丘逢甲与台湾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逢甲大学人文社会科教中心，1996)，共收论文13篇，其中台湾学者论文8篇，大陆学者论文5篇。其后，广东省丘逢甲研究会编辑出版了3次会议的论文选辑《丘逢甲研究——1984年至1996年专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共收两岸三地与会学者论文42篇(其中重收第一次会议论文12篇、第三次会议论文9篇)。丘逢甲是中国近代著名的爱国者、教育家和诗人，关系到如何对他评价的问题主要有两个。第一，丘氏所倡导的台湾民主国究竟属于什么性质?这是争论的焦点所在。在中外政界人士及学者中间曾经流行一种观点，认为台湾民主国是宣告脱离祖国而成立独立国家。其实，这完全是误解。因为所谓“民主”，乃是“台民自主”之义，是在台湾被割让的情况下不得已而采取的“暂行自主”抗日保台的一种临时应变措施，其动机是爱国的，其作用基本上是积极的(注：戚其章：《关于台湾民主国的评价问题》，《北方论丛》1984年4期。)。这样的“自主”，“正是为了维护祖国的统一，而不是搞分裂”(注：孙克复：《论丘逢甲乙未保台斗争》，《丘逢甲研究》，144页。)。所以，将倡导台湾民主国理解为搞“独立运动”或成立“独立的国家”，是毫无根据的。第二，丘氏是否有卷饷而去的事?最早明确记述此事者为连横，谓丘逢甲“挟款以去，或言近十万云”(注：连横：《台湾通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83年，721页。)。一句“或言”，引起后人的争论不休。或信有其事，或著文驳辩，然皆举不出确证。故有论者主张不如任其“说者自说，疑者自疑”，而着眼于“探求丘逢甲在反割台运动中的实际表现”(注：《丘逢甲与台湾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87页。)似更有意义。这自是不得已的办法，但问题并未解决。主要的问题在于：丘逢甲是否有可能领到10余万两饷银?据丘氏给唐景崧、俞明震的几封信件，可知当时义军粮饷不继，拮据万分，连借饷几千两都很困难，从哪里能领到*

　　10万两?再据范文澜考证，唐景崧就任时，藩库还存银40余万两，到他内渡时仅存24万两了(注：《中国近代史》上册，275-276页。)。那么，所少的16万两是否拨给了义军充饷?根据近年查到的日方档案，当时日军谍报已经查明，这16万两被唐景崧内渡前汇走了(注：《日军侵略台湾档案》，《中日战争》(续编)12册，中华书局，1996年，199页。)。一百年来一直困扰着人们的这个历史谜团终于解开了。

　　再就是1988年在安徽合肥市举行的“李鸿章与近代中国经济学术讨论会”。当时会议的主办单位确定了这一中心议题，看来是用心良苦，从这方面评价李鸿章比较好谈，但实际上要回避经济以外的问题是很难的。会后编辑出版了《李鸿章与中国近代化》(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一书，共收论文27篇，其中与甲午战争有关的论文占了一半以上。在中国近代史上，李鸿章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人物，也是极其复杂的人物，所以对他的争论也最大。生前死后，毁誉相随。正由于此，对李鸿章的研究为数可观。据粗略统计，近百年来陆续问世的李鸿章传记、回忆录、年谱及有关专著不下30部，分别用中、英、日、德、法、俄等国文字发表于报刊的论文、评论高达400余篇。进入80年代以后，对李鸿章的评价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全盘否定的简单化做法逐渐少了，研究者更加注重实事求是，力求做到评价恰如其分。虽说如此，见仁见智总是不可避免的。例如，从经济方面看，对他有肯定有否定，但基本上是倾向于肯定。许多论者认为，当时他所创办的近代工业具有积极或进步的历史作用，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历史潮流(注：参看张富强《建国以来李鸿章研究述评》，《李鸿章与中国近代化》，384、392页。)。所以，有论者称他是“当之无愧的”“中国近代化的奠基人和创建人”。但又指出：“令人遗憾的是，李鸿章放的中国近代化第一炮，恰恰没有放响，他又是中国近代化的失败者”。从军事方面看，对他的评价是臧否参半。他创建北洋海军，构筑海防工事，是为了防范外来侵略，尤其针对东邻日本，无疑是应该肯定的。而由于他的避战求和和指挥失当，又是他“最严重的误国大过”(注：姜铎：《略论李鸿章》，《李鸿章与中国近代化》，10、15页。)。从外交方面看，虽然对他也是有肯定有否定，但基本上是倾向于否定，自不待言。争论的焦点是：究竟李鸿章是误国还是卖国?李鸿章误国说由来已久。当年，张謇参奏李鸿章“主和误国”，即有“非特败战，并且败和”之语，最为人传诵(注：黄浚：《花随人圣盦摭忆》，上海古籍书店影印本，1984年，447-448页。)。其后，洪弃生撰《中东战纪》序，亦称：“清师之败，李鸿章有三误焉：一误于望和;二误于待和;三误于求和也……误国深矣!”(注：《中日战争》(续编)12册，378-380页。)那么，他有没有卖国的行为?具体地说，他是否真的接受了俄国人的巨额贿赂?或认为，俄国财政大臣维特(Count Sergius Witte)说李鸿章接受了贿赂，“但没有其他实证材料，只有俄方的孤证，没有旁证……如果维特所说属实的话，那就很难洗清李鸿章的卖国罪责。”(注：《李鸿章与中国近代化》，4页。)也有论者指出：“俄国档案中有着清楚的记载，但是善良的人们仍然不敢相信那是事实。”(注：孔祥吉：《胶州湾危机与维新运动的兴起》，《历史研究》1998年5期。)从俄国文献看，此事既见于《维特伯爵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76)第四章《我与李鸿章的交涉》，又见于《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三联书店，1957)第四篇《关于收买中国大臣李鸿章和张荫桓的电稿》，恐怕很难说是孤证。何况后者多次记述此事，对贿赂过程有着详细的交代，试看俄国驻北京官员寄回莫斯科的两则密电;其一称：“昨晚极秘密地将李鸿章请来我处，通过璞科第告他，如果和我国成立借款……当酬他银五十万两，作为他在办理此事时必需的秘密开支，李鸿章同意竭力协助;假使我国能按十足数借款，他保证大致可以成功。”其二称：“今天我付给李鸿章五十万两(按北京习惯所用市平银重量)，计值四十八万六千五百万两(按银行所用公砝两重量折算);李鸿章甚为满意。”(注：《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择》，204-205、209-210页。)这些密电不可能是虚构的。可见李鸿章这个人物确实太复杂了，今后还需要进行更细致的研究。

　　在当时的政坛上，与李鸿章同为朝野瞩目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是翁同龢。1994年5月，“甲午战争与翁同龢学术研讨会”在江苏常熟市举行，会后编辑出版了《甲午战争与翁同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一书，共收论文29篇。与会学者对翁同龢的评价基本上是肯定的，认为他作为帝党领袖，在甲午战争中主战，而且赞成迁都，倾向于与敌久持，并不错。“说主战误国实属本末颠倒，甲午战败原因不在主战，而在战而不力，决策者没有把战争打到底的决心”(该书第319页)。争论的问题主要有二：第一，如何看翁同龢的操守?一种意见肯定了“翁同龢为官四十多年操守廉洁的品质”;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他在与外国人洽谈借款过程中有受贿的嫌疑。事实上，至今仍查不到翁氏受贿的确证。相反，从俄国档案记载可知，翁氏与外国人打交道时是很警惕的。如称：“户部尚书翁同龢拒绝秘密会面，他怕引起怀疑，因为他与外国人根本没有私人来往。”(注：《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206页。)第二，翁同龢开缺的原因是什么?对此，意见极其纷纭，也提出不少新见。一种意见认为，翁氏罢官是出自慈禧的决定，其中起主要作用的则是刚毅。有论者强调这是后党破坏维新变法的重大步骤。另一种意见认为，翁同龢开缺的原因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翁氏与光绪之间的裂痕形成冲突，而御史参劾翁氏与张荫桓朋谋纳贿，使光绪态度明显变化。有的学者提出，翁同龢开缺与康有为有关，康氏想取而代之，充当太傅。也有的学者认为，翁氏罢官，本人似有求去之意(该书第320页)。看来，对此问题还需要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1991年9月在福州市举行的“甲午战争中之方伯谦问题学术研讨会”，亦颇为学术界注意。会后编辑出版了《中国甲午海战中方伯谦问题研讨集》(知识出版社，1993)一书，共收论文31篇。方伯谦之被军前正法，究竟是否冤案，一百年来聚讼不断。方氏死后不久，就有署名冤海述闻客者，撰有《冤海述闻》一书，为方氏辨冤，发出鸣冤之第一声。以后为方氏翻案者，多以该书为主要依据。到80年代，卢毓英《卢氏甲午前后杂记》稿本公布，又成为翻案论者的另一重要依据。于是，对方伯谦评价问题的争论形成高潮。福州的研讨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召开的。据会议综述，绝大多数与会者认为，方伯谦被杀是“历史上的一桩冤案，应该为之剖白辨冤”，并且“一致认为，方伯谦是中国近代最早的海军人才之一，是具有爱国心的海军将领”。在会议的“致辞”中，有些话说得十分肯定：“大量中外史料证实方伯谦是中国近代海军杰出的人才，在捍卫祖国抗击外侮的甲午海战中，是英勇善战的指战员，绝非逃兵，他蒙冤被害是清政府腐败没落所致。国内外的观点已基本取得一致，这也是学术研讨上的一大新闻。”还有的论者评价更高：“方伯谦不仅在战略思想上是伟大的，高出中日双方的战争指导者，令人难望他的项背。”事实上，会议上也还有另一种声音。如称：“(方氏)未经允准而‘擅离部位’，中途退避，是违犯军纪军令的，‘仍当治以应得之罪’。”有论者针对翻案论指称：“如果没有可靠的史料证实其非，仅靠推论也同样无法得出‘方伯谦被冤杀’的结论。”(注：《中日甲午海战中方伯谦问题研讨集》，626、631、579、606、43、74页。)可见，与会者在根本问题上仍然存在着对立的观点，并不像“致辞”和“综述”说得那样轻松：“观点已基本取得一致”，“不少问题已经取得共识”。故有论者撰文称：“学术讨论应该贯彻‘百家争鸣’的精神，让各方都能够充分发表见解，不必、也没有必要匆忙做出结论。参加讨论者谁也没有资格自己宣布自己是胜利的一方。”(注：柯平、海莹：《也谈为方伯谦翻案问题》，《齐鲁学刊》1999年1期。)笔者认为，就目前情况看，双方的争论主要集中于两个问题：其一，《冤海述闻》、《卢氏甲午前后杂记》两书在关键问题上的记述有多大程度是可信的?其二，方伯谦在黄海海战中是否首先驶逃?如果这两个问题弄清楚，对方氏的评价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所以，这场争论估计还会时断时续地进行下去。

　　学术活动如此之活跃，给甲午战争研究增添了活力，从而将研究工作大大地推向前进。据粗略统计，在这个阶段中，已发表的有关甲午战争的论文为1000篇左右。据笔者涉猎所及，出版有关甲午战争的著作主要有：韩俊英等编著《甲午战争研究备要》(中央民族大学出版，1997)，戴逸、杨东梁、华立著《甲午战争与东亚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石泉著《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三联书店，1997)，王如绘著《近代中日关系与朝鲜问题》(人民出版社，1999)，孙克复著《甲午中日战争外交史》(辽宁大学出版社，1989)，杨惠萍、穆景元、郑学元编著《从甲午战争至甲辰战争》(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关捷著《甲午风云与近代中国》(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戚其章著《甲午战争国际关系史》(人民出版社，1994)、《北洋舰队》(山东人民出版社，1981)、《中日甲午战争史论丛》(山东教育出版社，1983)、《甲午战争史》(人民出版社，1990)、《甲午战争与近代社会》(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孙克复、关捷著《甲午中日海战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甲午中日陆战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主编《甲午中日战争人物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孙洁池等主编《甲午英烈》(山东大学出版社，1994)，郭铁椿著《甲午大连之战》(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杨念群主编《甲午百年祭：多元视野下的中日战争》(知识出版社，1995)，辽宁鞍山市政协文史委编印《中日甲午陆战辽海战事纪》(1997)，陈伟芳著《台湾乙未战纪》(广西人民出版社，1981)等。从近代军事史方面研究的著作有：张玉田、陈崇桥等编著《中国近代军事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3)，张墨、程嘉禾著《中国近代海军史略》(海军出版社，1989)，吴杰章、苏小东、程志发主编《中国近代海军史》(解放军出版社，1989)，胡立人、王振华主编《中国近代海军史》(大连出版社，1990)，姜鸣著《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91)，海军司令部《近代中国海军》编辑部编著《近代中国海军》(海潮出版社，1994)，戚其章著《晚清海军兴衰史》(人民出版社，1998)，鲍中行著《中国海防的反思——近代帝国主义从海上入侵史》(国防大学出版社，1990)，朱来常著《淮军始末》(黄山书社，1984)，樊百川著《淮军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等。有关人物研究的著作有：孙孝恩著《光绪评传》(辽宁教育出版社，1895)，徐彻著《慈禧大传》(辽沈书社，1994)，谢俊美著《翁同龢传》(中华书局，1994)，苑书义著《李鸿章评传》(人民出版社，1991)，董守义著《李鸿章》(哈尔滨出版社，1996)，刘成功著《李鸿章与甲午战争》(大连出版社，1994)，成晓军著《李鸿章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马昌华主编《淮系人物列传——李鸿章家族成员、武职》、《淮系人物列传——文职、北洋海军、洋员》(黄山书社，1995)，安徽肥西县政协文史委编《肥西淮军人物》(黄山书社，1992)，冯天瑜著《张之洞评传》(河南教育出版社，1985)，马东玉著《张之洞大传》(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刘敬坤著《丁汝昌》(新蕾出版社，1993)，萨本仁著《萨镇冰传》(海潮出版社，1994)，廉成灿等主编《民族英雄左宝贵》(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山东威海市政协文史委编《邓世昌》(1990)，杨万秀、吴志轩著《刘永福评传》(河南教育出版社，1985)，徐博东、黄志平著《丘逢甲传》(时事出版社，1996)等。其他有关著作亦甚多，如王晓秋著《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王振坤、张颖著《日特祸华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谋略谍报活动史实》1卷(群众出版社，1988)，李生辉、刘镇传《甲午战争诗歌选注》(大连出版社，1994)，关捷、刘志超编著《沉沦与抗争——甲午中日战争》图片集(文物出版社，1991)，曲传林等编《旅顺万忠墓》(文物出版社，1986)，柯平编《威海甲午战争遗址》(文物出版社，1991)等，难以一一列举。

　　在此期间或稍早，台湾也出版了一批有关甲午战争的著作。主要有：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主编《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11编《中日甲午战争》(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王家俭著《中国近代海军史论丛》(文史哲出版社，1984)、《李鸿章与北洋海军》(近期即将出版)，王尔敏著《淮军志》(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67)，林子候著《甲午战争前之中日韩关系(1882-1894)》(玉山书局，1990)，池运在著《袁世凯与中日甲午战争》(台北政治大学外交研究所，1977)，林明德著《袁世凯与朝鲜》(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0)，李国祁著《张之洞的外交政策》(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0)，李守孔著《李鸿章传》(学生书局，1977)，雷禄庆著《李鸿章新传》(文海书局，1983)，梁中英著《李鸿章对日外交政策之研究》(台北，1970)，郑天杰、赵梅卿著《中日甲午海战与李鸿章》(文化事业中心，1979)等。

　　此外，还翻译了部分国外出版的有关著作。如藤村道生著、米庆余译《日清战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法国驻华公使施阿兰(A.Gerand)著、袁传璋、郑永慧译《使华记》(商务印书馆，1989)，英国学者杨国伦(Leonard Kenneth Young)著、刘存宽、张俊义译《英国对华政策(1895-190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迪肯(Richard Deacon)著、姜文灏、赵之援译《日谍秘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美国学者罗林森(John L.Rowlinson)著、苏小东、于世敬译《中国发展海军的奋斗(1839-1895)》(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1993)，刘广京、朱昌崚编、陈绛译《李鸿章评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等。

　　有关甲午战争史料的挖掘、整理和出版工作，成绩也斐然可观，规模空前。就私人文集来说，苑书义主编的12卷本《张之洞全集》已经出版(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顾廷龙、叶亚廉主编《李鸿章全集》电稿部分已出版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1987);安徽正大力重编2000万字的《李鸿章全集》，不久当可问世。已经出版的还有：戚俊杰、王记华编校《丁汝昌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河北省政协文史委、张家口市政协文史委合编《民族英雄邓世昌》(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9)，戚其章辑校《李秉衡集》(齐鲁书社，1993)，汪叔子编《文廷式集》(中华书局，1993)，丘晨波主编《丘逢甲文集》(花城出版社，1994)等。至于档案资料的整理出版，以陈旭麓、顾廷龙、汪熙主编《甲午中日战争》(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上、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1982)，张侠、杨志本等编《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两种较为重要。盛宣怀时任津海关道，是李鸿章办理外交和军务的主要助手，其档案所记内容十分丰富，且多系李鸿章文集中所未载，故此编为研究者不可缺少的重要资料书。《清末海军史料》搜罗广泛，内容涉及海军建设、舰船购造、海防思想与防务设施、海战纪略等，可大大省却研究者翻检之劳。

　　这里，还需要介绍一下作为“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之一的《中日战争》的编辑出版。此书的缘起是，80年代初，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费正清(John k.Fairbank)向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李一氓建议，认为中国50年代编辑出版的大型资料丛书《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贡献很大，仅在美国就培养了200名历史学博士，但后来新资料不断发现，《丛刊》已经不能适应发展的需要了，应该组织编辑出版《丛刊》的续编。李一氓很重视费正清的建议，立即着手制订实施计划。这套《中日战争》续编就是其中之一种，当时委托笔者担任主编。全书共12册，近600万字，已全部出齐(中华书局，1989-1996)。“续编”主要收原先《中日战争》7册中未曾编入的重要资料。其中，除选自清宫的硃批奏折、电报档、谕旨汇编、军机处录副奏折、上谕档、洋务档及总理衙门档以外，还有盛京将军衙门档、吉林将军衙门档、黑龙江将军衙门档、山东巡抚衙门档、江苏巡抚衙门档等，都是首次整理公布。其他中文资料，如《张謇致翁同龢密信》、《吴大澂文札》、《甲午威海倭警电报》、《龟蔽褊言》、《慎宜轩日记》等，也皆系过去从未披露过的。这样，有关甲午战争的重要中文官私档案文书，可以说基本上都搜罗入编了。译自外文的资料，约占全书近一半的篇幅，以官方档案为主，兼及私人文书及其他资料。如日文资料，除收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文书》第27、28两卷、伊藤博文《机密日清战争》、杉村濬《二十七八年在韩苦心录》外，还收了《宗方小太郎日记》、《向野坚一回忆录》及其《从军日记》等;英文资料，除收《英国外交文件(1894-1895)》、《欧格讷外交报告》外，还收了科士达(John W.Foster)的日记及其在马关议和期间写给夫人玛丽的信件等。其中，有些资料在其国内也尚未公开发表，甚至还没有发现。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09-06 09:0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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