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彦、于春梅：论甲午战前日本的总体战准备
2017-09-06 11:31:33  来源：新浪军事 作者：周彦 于春梅  点击：  复制链接

　　内容提要

　　甲午战争是日本侵略朝鲜国和中国的战争，日本自称为“国民战争”，但就战争的形势是而言，日本打的是近代战争，而中国仍是封建式的战争。

　　日本侵略者，为打败中国，以中国为假想敌作了总体战准备，所谓总体战，就是国民总动员，其具体内容是：一。战前的军事准备，如以中国为目标扩充备战;制定周密的作战计划。二，国民动员。日本侵略者以“国民战争”号召日本人民积极投入于即将发动的甲午战争，一是思想动员：本来日本发动的战争是一场以在吞并朝鲜并侵略中国的不义之战，但为了取得日本人民的支持，就必须以谎言欺骗与蒙蔽日本人民，使其误认为是为了维护朝鲜独立和保卫主权线的正义之战，从而积极投入于这场战争之中。因此，日本政府及朝野人士，通过新闻媒体等，向日本人民广为传播“朝鲜独立论”、“义战论”“文野之战论”，二是物力动员：主要是动员日本民众协助日本政府筹措战争经费。日本各界在日本政府和新闻媒体的鼓动下，于甲午战争前掀起了一个以筹措战费为主要内容的“军资献纳运动”和“义捐运动”。日本财界所组织的“报国会”则是这场运动首倡者。其首脑人物高唱“日本国民应无官民朝野之别，同心同力，服务于国事”，“只有以勤俭济军费，方可保全我大日本帝国之权利。-------愿四千万同胞奋起赞同之，以表忠君爱国之志诚。”因此，“报国会”得以广集军事公债，为日本政府提供了财源，满足了日本侵华战争的物资需要。三是兵力动员。日本自征兵制实施后，出于战备需要，每年要从适龄青年中征集大量现役兵和补充预备兵员。尤其1890至1894年间，每年至少要征集10几万人。鉴于许多人不愿服役，日本政府采取了加强思想教育和征兵奖励办法。保证了征兵任务完成。

　　从一定意义上讲，日本在战前所进行得较充分的总体战准备是战胜中国的重要因素。

　　论甲午战前日本的总体战准备

　　日本自幕末以来所推行的侵略政策，主要是以中国大陆为其发展目标。而首先指向朝鲜和台湾，并欲将其吞并，不过是借此为迈向中国大陆的桥梁而已。因此，明治政府在朝鲜半岛上和台湾全岛的侵略政策遭到来自清政府的阻力，则转而以中国为克敌制胜的目标，企图不惜一战以求朝鲜问题和台湾问题的彻底解决。为此在甲午战前进行总体战准备。

　　一、军事准备

　　(一) 以中国为目标扩军备战

　　日本在推行“大陆政策”过程中，早在1872年“征韩论”甚嚣尘上之际，西乡隆盛就有以中国为假想敌的主张，但以中国为侵略目标的作战准备则大约始于1879年之交。

　　首先，制造以中国为假想敌的扩军备战舆论

　　1878年12月5日，日本制定了参谋本部条例，将原陆军省内的参谋局独立设置为参谋本部，直属于天皇，负责用兵作战的军令。1879年。参谋本部长山县有朋派桂太郎、小川又次等数十名将校，以使馆武官和留学生名义来华调查华北一带的形势和中国兵备、地理情况。桂太郎因而提出《对清作战策》，并编纂《支那地志》、《邻邦兵备略》等书。1880年11月，山县有朋又根据上述报告书向日本天皇提出《邻邦兵备略表》，极力主张以中国为目标的扩军备战。此后以中国为假想敌的扩军备战的主张及舆论勃然兴起。

　　在明治政府中，高唱军事优先者也多基于国际形势的危机意识而对中国或欧美列强深怀戒心，尤其自江华岛事件后逐渐形成一种扩军思潮，并以中国为其竞赛对象。山县有朋在其进呈《邻邦兵备略表》时，已深感中国百万常备军是日本独立的威胁，山县提出：“邻邦兵备之强一者可喜一者可惧，以之为亚细亚东方之强援固足以为喜，若与之开衅则亦不得不戒慎恐惧……，邻邦兵备愈坚，则本邦之兵备亦不可疏忽。”①伊藤博文在致藏相松方正义函中，也指出日本所处国际环境之危殆，称之“军备之事，目前邻邦(中国)之举止已不可坐视者固不待言，而且察欧洲当今之形势，其属地政略再起之情况，英法彼此相互竞争，如英国目前之处置埃及，法国之掠夺安南，几如狼奔豕突，无所不至。以今之势察时观变，其将发生何种事情，实难预料。”② 因而认为维持强大的军备是确立国权的根本。

　　1882年8月“壬午兵变”爆发后，日本人的危机感越来越重，山县有朋则乘机提出了以对华战争为目标的军备扩充计划要求，指出：“今若不恢复我邦尚武之遗风，扩张陆海军，以我帝国拟一大铁舰向四方展现实力，并以刚毅勇敢之精神运转之，则尝轻侮我邦之附近直接外患(中国)，必将乘我之弊。若至于此，则我帝国将复与谁维持其独立?与谁共语其富强?故曰：谋陆海军之扩张，乃当今之急务，政府所宜孜孜于此者也。”③

　　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日本朝野鉴于法国对中南半岛及中国的扩张侵略，也多怀有唇亡齿寒的忧患意识，而积极图谋救亡图存之道，其明显事例，则是自由党言论的明显变化。壬午事变初起之际，自由党机关报《自由新闻》曾载文反对政府干预朝鲜事情，认为对内实现民族宪政方为国家急务。然而中法战争爆发后该报言论已明显由内事先决的主张而转为对外强硬的国权扩张论，如在该年9月30日及10月1、4、5日所刊载的《国权扩张论》一文中，即公开呼吁政府应积极向外扩张，并参与海外争夺殖民地的竞争，以使“壮年有志者之热心由内事转向外事，政治若能利用之以大规模计划国权扩张之方法，则岂非内以固社会之安宁，外以博取海外之国利?”④

　　1884年的“甲申政变”，由于清政府处置得体，日本阴谋又未得逞，因之其朝野反华主战舆论为之大振。当时具有代表性的政论杂志《近事评论》曾载有《决不容中国干涉》一文，对中国出兵干涉朝鲜政变深表愤恨，因而誓为政府之后盾，极力主张对中国开仗，妄称：“如果中国果真干涉我，则我一步亦不能稍让，若不幸因此而与彼轻启战端，则我辈国民固当竭尽义务，且应冀赞我政府……”⑤福泽谕吉也鉴于中法战争结果，深恐日本沦为安南第二或中国第二，也曾说：“世界各国相对峙，其势如禽兽之相食，若食者为文明国人，被食者为不文明之国，则我日本将加入食者之列而与文明国共求良饵欤?”抑或“与数千年来始终不振之亚洲古国为伍，共守古风而为文明国之人所食?”⑥福泽谕吉主张与西方国家共狩同食，而且认为亚洲最易猎食的野蛮国家就是中国，因此极力支持明治政府发动侵华战争。

　　此外，其他激进的自由民权派如玄洋社等，也具有浓厚的国家主义色彩。“甲申政变”后该社不仅积极援助朝鲜亲日派分子金玉均、朴泳孝等从事独立运动，其重要领导人物，荒尾精、头山满等，更高唱大亚洲主义，积极促进“大陆政策”的推行。

　　上述情况表明，甲午战前日本朝野上下已形成了以中国为侵略目标的要求日本当局扩军备战的舆论，并成为日本政府推行“大陆政策”的有力后盾。

　　其次是扩军备战的实施

　　1882年“壬午兵变”发生后，山县有朋提出了以对华战争为目标的军备扩充计划。其中陆军拟自1885年起增加两倍，海军则自1883起，实施8年建舰计划，预计将建造各型舰艇42艘，至于扩军所需经费，则建议增加烟草税以资挹注。此项建议于8月15日由阁议通过，11月24日天皇召集地方长官进宫垂询增税扩军计划。12月，政府再邀集地方长官来京开会，右大臣岩仓具视以下阁臣均亲临敦促鼓励赞助增税问题。

　　1893年10月，山县有朋就任枢密院议长时，进一步提出《军备意见书》，强调英、法、俄对亚洲大陆的侵略危机，日本在战略、战术上宜有适当处置。认为“东洋之祸机，可以想像在今后不出10年内爆发，而预先为之准备岂非国家百年之大计?——今后八九年间整备充分的兵力，即使一朝有事，不仅可以不受其害，而且若有可乘之机，进而亦可有收其利之准备。”⑦至于军备之扩充，山县有朋以为海军之强化为当务之急。日本当时之海军，“舰数与兵员防卫各要港尚且不足，况处东洋危机之中而欲制衡天下”因此为未来战略战术之考虑，力倡海军扩张论，并获得日本天皇诏敕支持，其诏云：“至于国家军防之事，苟一日之缓，或遗百年之悔。朕兹省内廷经费，六年之间，每岁授给30万元。又命文武官员，除特殊情况者外，于相同时间内，约其奉给十分之一，以补充制舰费之用。”⑧

　　由此可见当时日本上自天皇，下至文武官僚百官，无不为掌握日本之利益线及建立攻势国防之军备而出钱效力。同时，鉴于军费所需数额甚巨，以军事费用为中心的国家预算，也年年增加。至第一届帝国议会召开时，军费所占比率已高达31.3%，此后明治政府更利用国内甚嚣尘上的对外侵略论而控制国会，通过军备扩张政策，所以军费大抵皆维持相当高比率。到1894年军费激增至420.9万元，拥有22万人的新式陆军。海军拥有军舰31艘，鱼雷艇74艘，总吨位已达7万多。

　　在扩军备战中最重要一环是军队建设问题。明治政府对此极为重视。甲午战前，日本已拥有新式陆军22万人，称为皇军。是日本军国主义向外扩张的主要工具。

　　日本皇军的创始者是山县有朋。早在1870年，山县有朋自欧洲返回不久，日本政府即公布了《征兵条例》。《条例》规定：人民不分阶级，男子身高5尺以上，年龄在20-30岁之间，均有服兵役的义务。1872年，山县有朋制定第1次征兵令，规定了男子在17至40岁之间，有义务服3年现役，2年后备役(期间定期召训)及2年第二预备役(于紧急时召集)。但是所有这些兵役义务，多半可以有理由免除兵役，最终造成国家陆军都是兼职的军人。

　　免除兵役的范围大部分根据法国的章程。中央及地方政府官员，教育、工程及医科学生，在外国留学的学者，全部独子及长子包括最年长的养子，用270日元可以购买免服役，这是当时普鲁士所禁止法国大部分已废除的办法。至于高阶层的子弟，通常可以因“兵役检查人员检查不合格”而免役。因此兵役的义务似乎完全落在一般低阶层子弟的身上。

　　要建立新军需要有良好的军官，1875年，日本仿效法国建立日本军官学校，以日本所缺的基于科学的现代化教育授与军官干部。在低级干部中，精神教育是必需的。1872年颁布的《军人守则》中列举军人的7大职责为：效忠、绝对服从、勇敢、善用体力、俭朴、荣誉及尊敬尊长。1882年，在天皇的《军人敕语》中对军人精神所应具有的武士德性提升到神圣责任感的高度，即以死效忠于天皇：“责任重于泰山，死亡轻于鸿毛”的崇高观念。而且这种观念一直支配着“皇军”到1945年日本失败为止。

　　为了侵略的必要，日本实行了全民皆兵制。1890年，日本政府颁布了旨在实现举国皆兵的天皇教育敕诏，其对象不仅是教师和学生，而且是日本的所有人民。教育不限于学校，而且是造就忠君爱国的日本人民的终生过程。

　　教育敕诏是一套伦理原则，旨在规范人民与国家间的一切关系，培养人民自觉敬重天皇的统治权威。敕诏中说：“咨尔臣民，我皇室之祖先建立帝国于广大而永固根基之上，并使道德深入人心。我臣民以忠孝为依归，世世相承，发扬光大，此即为我国教育之所本。……增进大众福祉，促进公共利益……于危机之际，勇敢为国献身，以保障维护我皇室基业之繁荣地久天长。”⑨此后，天皇敕诏的道德教育，成为小学课程的必要部分，每个学校均将教育敕诏与天皇像悬挂在一起，并于每日早课时大声朗读。

　　日本政府在实行全民皆兵制同时，尤其重视军队现代化建设。1880年代是日本现代军事制度建立与发展的年代。日本政府努力建造一支搜集情报，制订政策，计划与指导作战，征兵、训练、装备、运输及管理等现代化的武装部队。因为以征兵代替武士，所以是一套全新制度，而非旧式的改良。

　　日本在建设现代化军队过程中，是以德国军制为样板的。为了提高新军的素质，首先着眼于参谋人员的培养。1883年，在参谋本部下设立参谋大学。最初仅局限于教导战术，没涉及组织与后勤，于是改革者聘请了德国的梅克尔少校为参谋大学教官，此人曾在德国参谋大学任教，成绩杰出。

　　1885年，梅克尔到日本任参谋大学教官兼参谋本部顾问。随后，陆军省次官与参谋本部次长川上操六组织了一个委员会，专门研讨陆军组织和战略，由山县有朋的亲信儿玉源太郎主持。在梅克尔的密切合作之下，他们改革了旧制度，使“皇军”成为一支长于攻击的部队。

　　梅克尔的建议，几乎涉及军事制度的每一环节，包括取消实际上兵设制中的一切免役规定。

　　1888年，陆军组织由卫戍部队变成师。自法国式的静态结合，代以机动，自给的作战队伍，包括步兵、骑兵、炮兵、工兵以及辎重兵。山县有朋认为，只有如此才有益于向亚洲的推进。

　　梅克尔对大陆作战的方向有坚定的主张，他说朝鲜就像一把刀刺入日本的心脏，所以他主张始终要用兵于外国，主要是朝鲜和中国。

　　梅克尔强调，动员系统的重要性，使后勤能力可以支援部队在日本任何一点可以迅速集中。日本人原来认为铁路不发达是良好的防卫，使敌人不能迅速前进。梅克尔则不以为然。所以日本从80年代开始一直改善并扩建铁路。至1891年后，铁路已把全国的军事据点连结起来。经过演习测试证明完全满意。与此同时，后勤制度也完全革新。1888年设立了陆军勤务兵团，陆军省内部的行政改革也改良了军粮与装备的采购、存储、主计与分配。担任全盘监察的将军的权力与陆军省及参谋部的权力等同。

　　1890年春天，山县有朋向世界炫耀日军军力，于名古屋举行军事大演习，邀请外交使节及日本人民参观。以展现前所未有的军容。有效地运用铁路及海上运输，并且与海军密切配合。法国观察家认为，两栖作战特别优异，众多参观者也认为，日本已拥有了一支现代化的作战部队。

　　再次是军事演习

　　甲午战前，出于备战的需要，日本军队频频举行军事演习。

　　驻扎于名古屋的第3师团司令部和步兵第5、第19联队的炮兵、工兵、骑兵、辎重兵，以及驻在爱知县的步兵第6联队，不断在县内各地进行军事演习。然而最大的一次则是日本天皇为统监的陆海军联合大演习。

　　这次演习始于1890年3月28日，结束在4月2日。演习地点在爱知县。大演习的统监，日本天皇于28日到达名古屋，随从人员有：山县有朋首相、土方久元宫内大臣、有栖川宫炽仁亲王参谋总长、小松宫彰仁亲王近卫师团都督、北白川宫能久亲王、贞爱亲王、博恭王和山田显义法相、松方正义藏相、西乡从道海相、大山岩陆相、榎本武扬文相、青木周藏外相等。⑩此外，还有法国、德国、中国、美国、土耳其、澳地利等国的特命全权公使和荷兰、朝鲜的临时代理公使及其武官也前来观战。

　　演习的一般方略，设定以拥有强大海军的两国联合的侵略军(西军)向日本军(东军)各卫戍地集结，日军进行防卫迎击。此前，3月30日，于伊良湖岬与鸟羽港之间的神岛附近，东西双方进行海战，东军败退，西军的陆战部队登陆。登陆的假想敌西军进犯至大垣，并与自知多半岛登陆的援军合流，东军部队在名古屋方向迎击。

　　演习的评定者为，统监明治天皇、审判官副长有栖川宫参谋总长、审判官参谋次长川上操六少将，有地品之允海军少将，伊东祐亨海军少将，小川又次步兵大佐，川村景明步兵大佐、立见尚文步兵大佐和高桥维则步兵大佐等。所动员的部队，首先是天皇乘坐的八重山舰，其次为通信船第一震天号，第二震天号，第四震天号、第一横须贺号和第二横须贺号。演习部队有：东军为第3师团长黑川通轨陆军中将麾下的第3师团、近卫师团步兵第1旅团、炮兵联队、工兵中队的陆军部队，以及以福岛敬典海军少将为司令官的由金刚、筑紫、天龙、磐城、凤翔、摩耶的演习舰队和由横须贺镇守府水雷艇队调来的爱岩、小鹰、第一号艇、第二号艇和第三号艇的海军部队。另一方，西军为第4师团长高岛鞆之助陆军中将麾下的第4师团、近卫师团步兵第4联队、骑兵1小队;增援部队则由近卫步兵第2旅团长乃木希典陆军少将指挥的近卫步兵第3联队与骑兵1小队，炮兵1中队所组成的陆军部队。海军则以井上良馨海军少将为舰队司令官的常备队的高千穗、扶桑、浪速、高雄、大和、葛城，以及护送舰的比睿、海门、武藏等组成;增援的登陆部队由运输船的和歌浦号、萨摩号和新泻号运送。⑾

　　陆军部队于4月1日在半田方面激战，第2天又在爱知郡平针村继续。当日午后休战，并于音闻山讲评后宣告演习结束。

　　以此次大演习为契机，使野外军事演习制度化和全方位化。自1890年后，不仅演习次数明显增加，而且种类繁多。诸如，1890年，在东春日井郡的干部演习，西加茂郡、额田郡、碧海郡的诸兵种的联合演习，在大山岩参谋总长主持下的额田郡、爱知郡的参谋演习，额田郡等7郡的4次小机动演习;1891年，在丹羽郡举行的工兵特别演习，知多郡的第5旅干部演习和知多碧海，爱知各郡的第17旅团的3次干部演习;1892年，在额田郡等3郡举行的参谋本部参谋旅行演习，爱知外2郡的卫生队演习，跨名古屋和丹羽外3郡的陆军大学学生野外作业演习，幡豆外5郡的第3师团的4次机动演习等等。类似演习直至甲午战争前有增无已。”⑿

　　上述演习无疑是以中国为假想敌而举行的。其结果，改变了军队的素质，使其进一步养成横暴性和对占领地的掠夺性。

　　(二)作战计划的制订

　　甲午战前日本所制订的军事作战计划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小川又次的《清国征讨策案》和参谋本部海军部人员所制订的对中国战争的6个方案。这些方案均在甲午战争中有所执行和体现。

　　1、小川又次的《清国征讨策案》

　　小川又次于1885年任参谋本部第二局局长，第2年奉参谋部长山县有朋之命来华从事军备调查，并于1887年撰写了《清国征讨策案》⒀。该案内容除前文“趣旨书“外，其本文“攻击策案”计分3篇，即：“彼我形势”、“作战计划”、“善后处置。”

　　在第一篇“彼我形势”中，小川对中国军备调查极其详尽，认为中国兵员虽多而有名无实，然为将来未雨绸缪之计，宜乘彼兵力尚弱，折其四肢，伤其身，使其不得活动”;并将中国分裂为数国，始得确保日本之独立。

　　第二篇“作战计划”中，小川又次拟议以8个师团进攻中国，其中5个师团于山海关、滦河间登陆，直趋北京;再以2个师团进攻长江要冲之地，阻止江南援军北上。同时，为便于攻取长江流域，宜先制造小型军舰30余艘，有事时可以装大炮载军队，无事时则假借贸易浮游长江或航行通商口岸，其船员皆由海军充任以熟悉地形水路。

　　第三篇“善后处置”，叙述日本对中国的处置措施，其中尤以第2项内容对中国土地的处置最为详尽，略云：“中国虽困弊衰败，然究系亚洲大国，其兴亡与东洋命运息息相关，彼若为他国所蚕食，本国之命运不可意料。不如于欧洲各国入侵之前，拟定统辖中国之策略。故战争目的已达而缔结条约时，应将山海关以西、长城以南直隶、山西两省之地;河南省之黄河北岸;山东全省，江苏省黄河故道、宝应湖、镇江府太湖，浙江省杭州府、绍兴府、宁波府东北之地，以及第3项所列地区(指盛京盖州以南旅顺半岛、山东登州府辖地、浙江舟山群岛、澎湖群岛、台湾全岛、扬子江沿岸左右10里之地)，并入日本版图。并将东三省以及兴安岭以东、长城以北之地，分与清朝使之独立于满洲。中国本部则割长江以南之地，迎立明朝后裔建立王国，并使为我保护国以镇抚民心;长江以北，黄河以南则另立一王国为我属国。西藏、青海、天山南路立达赖喇嘛。内外蒙古、甘肃省、准葛尔则以其酋长或另选人才为各邦之长，仍由我监视之。如此分割18省，满洲另立一国，又划分西藏、蒙古，均分其力，使唇齿相依，共谋进步，则欧洲之豺狼不足为虑矣。”

　　小川又次的在上述“趣旨书”中曾设想“自本年(1887年)起以5年为准备之期，然后待可乘之机而攻击之”。在发动侵华战争的预计时间上不仅与日本发动甲午战争的时间相吻合，而且在其“善后处置”中所欲达到分割中国的目的也与以后的《马关条约》和再后的分离满蒙政策，以及树立傀儡政权——似乎相一致。

　　2、海军部的对华作战方案

　　1887年与小川又次拟定《清国征讨策案》同时，日本参谋本部海军部的第局第一科员樱井规矩之左右，第二局第二科长岛崎好 、科员三浦重乡，第三局第一科科员日高已雄和佐佐木广胜，“浪速舰”舰长矶边包义等6人，分别拟定了日本海军蓄谋对中国作战的6个方案。这6个方案与小川又次的《清国征讨策案》同时出笼，表明了日本参谋部已经有了和中国作战的构想，并且有计划，有组织地制定和讨论了这些作战方案。

　　这6个作战方案，虽然是分别制定的，但是各有侧重，可以视为一个整体可行的详尽的作战方案，其总体构想是以联合舰队进攻北洋舰队，并将其击败，控制黄海和渤海，然后占领旅顺和大连，登陆辽东;占领威海和烟台，登陆山东;最后经山海关直通北京。然而6个方案并非千篇一律，虽然主张动用全部海军舰艇，组成联合舰队，但编队若干并不一致，少到两队，多到四队;虽然都主张最后攻占北京，但其作案方略都不相同，如，海军大尉佐佐木广胜在所提《　对策》中强调：“为实现攻击北京之目的”应“尽量选定接近北京之顺利之地”。而“应以直隶湾外之防御不充分之大连湾为最佳登陆点”。⒁

　　海军少佐樱井规矩之左右在其《征清方案》中提出：“我前军本队以攻破敌北洋舰队以及旅顺军港，以大连湾以西即金州半岛为我军进攻北京之第一根据地。”⒂而“我本军继前军本队之后，以剩余之运输船陆续出航为前军之后援，如已在金州半岛达到目的，可渡海于直隶省抚宁县登陆，并以此为进攻北京之基地。待全军渡海结束后，依次向北京进军。”⒃

　　海军大尉日高正雄在其所拟《对策》中指出：“舰队以通讯舰探之敌舰所在，并侦察山东省沿岸之要地，乘黑夜袭击敌之舰队，将其击毁。炮击山东半岛诸要港，占领芝罘并以此为舰队之基地。封锁旅顺港，在海上开辟运输船直通道，使陆军诸兵得以登陆。我舰队互为声援，……但甲舰队则应主攻北洋舰队，乙舰队迎击来援之南洋舰队。必使甲舰队完全到达目的。”⒄

　　海军少佐岛崎好忠在其《对策》中所提的战斗方略是：“如北洋舰队对直隶湾咽喉之要港，实行封锁防守，而我甲乙舰队应协力攻击，将其击沉，进而首先占领山东省之要地，再掩护陆军登陆，最后将舰队基地设于威海卫，并侵入直隶湾，轰击沿岸主炮台及其他要地，以援助陆军进攻北京。”⒅

　　海军大尉三浦重乡在其《对策》中指出：“大舰队进攻威海卫港，击毁该港之敌舰。如已达到前项之目的，由通讯舰将其情况报告本国。”⒆然后再“将庙岛海峡定为我作战地点，击退前来之敌舰，并占领其地，以诱出北洋舰队，与敌一战，挫其锋芒，最后将其全部占领……。”⒇

　　海军大佐(浪速舰舰长)矶边包义在其拟《对策》中所设想的战斗方略为：“清国特别重视旅顺口、烟台及威海卫之军备，并于烟台设镇守府，其防备呈鼎足之势。北洋舰队如以下所证，组成甲乙二队，以芝府(芝罘)港为基地，守卫北洋之门户。我国舰队亦按舰种及速度编为如下之甲乙2舰队与丙分遣舰队，先破敌之乙舰队，后封锁威海卫，击退烟台镇守府及陆军。陆海军并进陷旅顺口，而后攻击北京。”(21) 6个方案不仅作战方略不尽相同，而且为了实现方略所规定的目标所采取的战术和兵力部署也很周密，并各具特色。如，岛崎好忠在《对策》中设想组成甲、乙、丙三支舰队配合陆军作战。陆军先遣兵在舰队掩护下，占领山东省胶州湾以待诸官兵到达，并横断山东省，长驱直取北京为目的而选定此地。当向胶州湾进发之际，将舰队及运输船的集合点定于山东省角容成(荣成)湾。自本国至集合点之航线，以春日、山城与近江丸子舰护送。暂泊于临时集合点朝鲜所安岛附近，于此将出发日期告知大东湾。援助队之扶桑、海门、磐城及鸟海舰率所属诸船舶限定时间出发，于容城(荣成)湾与护卫队会合。攻击舰队直向集合点进发，担当封锁威海卫港以北渤海咽喉之任务。援助对与护送船共同掩护诸运输船，以防敌舰之奇袭而驶向胶州湾。

　　凤翔舰常任所安岛、巨文岛近海之巡逻、守卫。

　　筑紫舰及小鹰号可于近海巡逻侦察。令田子之浦丸有如水雷艇及横须贺丸，拖曳轻装汽船。

　　此时，新造之八重山、高雄、赤诚3舰，如工程完毕之后，可担当护卫任务。

　　各舰船相会于集合点即容城(荣成)湾时，于此，攻击舰队可开赴威海卫，援助队护卫各船舶向胶州湾进发。……攻击舰队袭击威海卫近海，使彼无暇顾及胶州湾。

　　矶边包义的《对策》中提出，“拟组成甲、乙、丙、三支舰队，首先占领威海，然后占领旅顺口，海陆夹击占领大连湾，以此半岛为我陆海总军之基地，从事进攻北京之准备。”并且对兵力部署和战术的运用均提出了具体的意见。如攻击威海卫时采取的战术和兵力部署有如下构想：“舰队获全胜后，立即进攻占据威海卫并将其封锁之。该港布设各种水雷，港之两侧筑有炮台，以陆军22个营，即1.1万人守备，故不得轻率进攻。可自海上攻破炮台，夜间利用反装水雷将其水雷全部排除，使舰队驶入。于炮台方面，港内地区高山之一侧为崖壁，非大兵自由活动之地形;另一侧之刘公岛半受来自海上之炮击，其海军失利后，并非其久驻之地，退走乃必然之事。我军先占刘公岛，使陆军登陆，各运输船返回内地，仍须要再护送1个师团、1个联队。实为必要。

　　如威海卫一度为我所有，因陆地三面为巍峨高山，道路险要，虽以寡兵据守要塞，清军无论如何亦难有收复失地之策。”(22)又如，在攻击旅顺口一项中，方案首先估计了旅顺口的清军部署，指出旅顺口与大连港“两港相互应援，则两兵合计1.1万多人，”据此认为，如果攻击此地，“则需我陆军4个旅团。然而，若自正面攻入旅顺口必徒伤我军。目测其地形，正面之右侧炮台位于海拔最高四百尺至最低五六十尺之间。左侧起于港口之半岛(指老虎尾半岛——按者)，自五六十尺高度起渐及山上则为四五百尺处，可多以俯角射击。兵营多在右侧，左侧则较少。港之周围少平坦之地，非用大兵之处。大炮口径多为24厘米或25厘米之克虏伯炮。故我甲舰队须自正面以35厘米口径以上之长炮由远距离攻破炮台或以飞跃炮台之弹击毁港内之舰船、兵营、机械等。”但是，“以陆军自正面进攻并非上策。只有以甲舰队从正面佯攻以声援攻破炮台为目的，使敌无法顾及后面，而陆军自后面即北岸进攻，乙舰队成为先逢。敌若构筑临时炮台，但必不坚固。乙舰队将其击毁，使陆军登陆。又西岸有‘ピヅヨン’( 音译比绍恩)港，小船足可驶入五七只，于北岸登陆之陆军并无激战，因此，如由此港得以登陆1个联队，自海岸越过五六百尺之山脉，旅顺口可以尽收眼底，如自敌右翼攻击之，则必奏奇功。若陷旅顺口，而不失时机地追击其败兵，一举攻占大连，择该港以南之半岛中幅员狭隘之要地，如布置哨兵，以少数兵力防守足矣。犹如于清国之海门筑起我一大城堡。至此，我全军进而做好进攻北京之准备。”(23)

　　上述两个作战方案中所设想的日军最终攻击目标均为北京，但就其兵力部署和战术的采取则不尽相同。前者拟以3只舰队击溃北洋舰队，配合陆军占领胶州湾，并以此为基地，集中兵力攻向北京;后者也主张组成甲乙丙3支舰队，并配合陆军首先占领威海卫，并以此为基地，分兵攻占旅顺口和大连湾，并以此为陆海军总基地，准备直取北京。

　　该6个方案提出后8年，即1894年9月的中日海军所进行的黄海大海战，及其后攻占旅顺口和大连湾，及至攻打山东半岛，攻占威海卫消灭北洋舰队的事实表明，其对中国作战的构想，在甲午战争中确实成为日军整个作战计划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付诸实践。

　　二、 国民动员

　　日本侵略者把侵略中国和朝鲜的战争称为“国民战争”，以此为借口动员日本人民积极投身于即将发动的甲午战争。

　　(一)、思想动员

　　本来日本所发动的战争是一场旨在吞并朝鲜并侵略中国的不义之战，但为了取得日本人民的支持，就必须以谎言欺骗与蒙蔽日本人民，使其误认为是为了维护朝鲜独立的正义之战，从而积极投身于这场战争之中。因此，日本政府及朝野人士通过新闻媒体和有关言论，向日本人民广为传播“朝鲜独立论”、“文野之战论”和歧视中朝的“日本人”的优越感。

　　日本舆论界首先传播日本出兵是为了维护朝鲜独立主张的是《邮便报知新闻》。该家报纸一向坚持海军扩张反对论和非战论，但当日本出兵朝鲜，甲午战争一触即发之际，却一变原来的立场，竟然在其6月6日(1894年)社论叫嚣：日本此次出兵朝鲜“我帝国必须援助朝鲜，并有坚决维护其国体之决心”(24)以保障朝鲜的独立。随后，日本的各地报纸纷纷以社论形式发表类似言论。强调“朝鲜独立论”，并主张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诸如《芸备日日新闻》自6月12日开始连载《朝鲜变乱汇报》，石川县的《北国新闻》自6月10日开始连载《鸡林之风云》，制造“朝鲜独立”和对清强硬的舆论。其他如《富山日报》、《高冈新报》和《北陆政报》等也是如此。

　　至于朝野上下坚持以“朝鲜独立”为借口，通过战争吞并朝鲜的人物不在少数，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则是日本驻朝鲜二等领事内田定槌和驻朝鲜公使大鸟圭介。内田定槌极力主张将“朝鲜”变为日本国之保护国。为达到此目的，他认为必须以“朝鲜独立论”作为改革朝鲜和发动战争的借口。他说：“帝国政府所以执行承认朝鲜国为独立国家之策略，毕竟为了防止他国之干涉与侵略，使之奠定开明富国之地位。一为我国建立屏障，一为繁荣与我国之贸易之意图外无他。十数年来，帝国政府之政策，如上所述，已为清国所蹂躏。该政府以我国之对等国而交际之朝鲜为其属邦，将我国所欲导向开明富强之朝鲜国，愈益使之退步衰弱，故辱我国威，破我藩篱，害我商民利益之事，实为不鲜。然而帝国政府之政策所以为诸国所蹂躏者，系由帝国政府从来以独立国名义为重，不仅不干预其国政，且亦不制止清国政府之干涉，一味放任之过失所引起者。

　　今后对于该国，帝国政府所执行之政策，不应止于如从来只是承认朝鲜为一独立国家。如不进一步维护其独立，将使该国之势力日益丧失，他日必将悔之不及。而维护其独立，不仅势必干预该国之外政，拒绝清国为首之其他国家之干涉与侵略。且亦必干预其内政，此乃不可不谋求之进步改良之计。”

　　内田所说的“干预其内政”就是要按日本的模式改造朝鲜。但他认为“朝鲜以其自力而成此天之大业实属困难。”所以，“辅佐该国政府行此重大改革乃我帝国政府之职责。帝国政府实行此事，使朝鲜国对以清国为首之其他各国，俨然保持其独立国家之体面，乃我国最名誉，最安全之策，亦为使我帝国势力向朝鲜扩张之唯一良好手段。”(25)

　　内田不仅主张承认朝鲜为所谓独立国的名义下，对朝鲜内政进行改革以控制朝鲜，而且更强调要以朝鲜为独立国家为借口，发动战争。他说：“若此次日清两国共同出兵该国后，未经交战便互撤其兵，彼清国人对该国人照例扬言日本兵因惧怕清国兵威，终于回归本国等。”因此，日本应趁此良机痛击清兵，使该国人亲睹我帝国之威风，并知清国将来之不足恃，实为目前之必要。

　　总之，此次我国向该地派遣如此大军当勿失此良机，于保护帝国公使馆、领事馆及侨民外，应再进一步缔结使该朝鲜国受我日本帝国保护之条约，从此我帝国政府干预其内治外交谋求其改良进步，使之导向富强之境域。一以强固我帝国之藩篱;一于该国执行扩张我帝国之势力，并增进帝国商民利益之政策。”(26)内田定槌论证了关于“朝鲜独立”的3个问题，一是朝鲜本为独立国家，所以成为清国的属国是清朝强加于朝鲜的;二是朝鲜必须成为日本的保护国的必要性，即朝鲜是日本的屏障和增进日本人的经济利益;三是日本如何使“朝鲜独立”并成为日本的保护国。即：以武力征伐和按日本的意志进行“内政改革”。内田的论述，可称为甲午战前“朝鲜独立论”的典型主张，也是扩张的实施纲领。

　　舆论界在传播“朝鲜独立论”同时，为了进一步欺骗日本人民又大力宣传所谓“义战论”的思想，即要给军事侵略正名，又要使日本人民为“正义”而战。战前日本的新闻界统一口径，几乎一致叫嚷：日本与中国的战争是“正义”的战争，是“圣战”。《国民日报》于甲午战争前，高呼“义战即将开始!”(27)《读卖新闻》发表文章称日本“首当正义”，“以显耀光荣，并宣扬国威。”(28)并由此而导致所谓中日战争是“文野之战”，即：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是文明的战争，中国战争是野蛮战争的论调。如《时事新报》以《日清战争为文野之战》为题发表文章说：“日本所进行的战争是谋求文明开化之进步与阻碍其进步之战。当日本胜利时中国人则向‘文明先导者’的日本国人三拜九叩以谢其恩”。(29)《国民新闻》说：日本对中国的战争是：“大日本以其文明之力战胜中国之野蛮并担负革新中国之天职。”(30)对此，《二六新报》更以日本似乎已是亚洲的最先进最优越国家的姿态，发表评论谓：“今日正值19世纪向20世纪过渡时期，”而历史则“赋予吾日本国民谋求东洋全部革命之良机”。因此“日本国民应将其视为19世纪末之一大事业，以此一空前绝后之一大义战，以文明国姿态战胜野蛮之国。此乃太平洋东北所开创之破天荒之举。”(31)

　　日本舆论界在传播“义战论”和“文野之战论”同时，还传播了中国“愚昧落后论”以形成日本人的优越感和对中国的蔑视感。如《中央新闻》恶毒攻击中国人说：“中国人本非可轻视侮辱之人种，而是可怕之人种。彼等无国家理念，”中国并非雄狮，“清国不仅是猪，而且是只笨猪”。

　　日本的新闻界和朝野人士，按日本统治者的意图，于甲午战争向日本人民灌输了“朝鲜独立论”、“义战论”、“文野之战论”和对中国的“蔑视论”。大肆制造“战争有理”舆论，欺世盗名，蒙蔽日本人民。日本人民却也受毒非浅，信以为真，把侵略战争看作“国民战争”而支持战争。

　　(二)、物力动员

　　所谓物力动员，主要是指动员日本民众协助日本政府筹措战争经费而言。

　　日本各界为动员民众筹措战费，于甲午战争前掀起了一个以筹措战费为主要内容的“军资献纳运动”和“义捐运动”。为动员日本民众投身于这场运动中来，日本的各家报纸首先进行了舆论动员。1894年7月23日，《每日新闻》以《慰问在韩军人》为题发表文章指出：“请赠送适当之物，一慰悬军远征之心，一为表示对我军人敬爱之情。”(32)《万朝报》说：“为使日本帝国之威武发扬于万国“，现在则是“义勇奉公之时”。(33)并以“大和魂”精神相号召。《二六新闻》强调：“万一不幸，纵然全国成为焦士，我日本男儿国之面貌亦不可污。”(34)日本的各家报纸以此类言论煽动日本人民的敌忾心，以推动“军资献纳运动“和“义捐运动”。

　　首先积极响应，且积极投入这场运动的是日本财界。日本财界基于推行“大陆政策”的考虑，其主要首脑，纷纷发表声明，坚决支持这场侵略战争，并成立各种组织，发布广告，捐款捐物，筹措战费，召开会议动员财界、实业界以实际行动支持侵略战争，无偿或低价提供船只，保障运输，捐献大量前线急需物资。

　　日本财界支援战争是通过“报国会”和其它各种社会团体有组织、有计划进行的。

　　“报国会”成立于1894年7月，它是由日本财界头面人物涩泽荣一、三井八郎右卫门、岩崎久弥、福泽谕吉、东久世通禧等人发起的以响应日本政府侵华战争，动员国民募捐报国的全国性的财界组织。它在全面支持侵略战争，特别是在动员日本国民以忠君爱国精神，团结一致，为“战胜”中国而捐献一切方面起到了重大作用。

　　甲午战争刚刚爆发，财界代表人物之一的福泽谕吉便表示：“日本国民应无官民朝野之别，同心同力，服务于国事。”(35)另一代表人物涩泽荣一呼吁：“只有以勤俭济军费，方可保全我大日本帝国之权利。……愿四千万同胞奋起赞同之，以表忠君爱国之至诚。”

　　7月30日，涩泽荣一等5人，以“报国会”发起人名义，在各大报刊发出通知，定于8月1日，即日本正式向中国宣战的当天，召开支持日本政府对中国开战、筹措军费大会。他们号召，值此日中开战之际，全国有志之士，要筹措军资，捐献政府，尽一国民之义务。希望华族、富豪带头，积极响应。财界将报国会成立的时间定于8月1 日，与日本正式宣战的日子并行，并非偶然，而是与军界、政界预谋的联合行动。

　　8月1日，会议如期召开。到会的60名企业家，大都是财界的著名人士。会议的主要任务是确定如何筹措军费，并决定筹措1500万元。会议正式定名为“报国会”。会后，大阪《朝日新闻》于8月25日，公布了“报国会”的10项宗旨，其中规定：(1)本会为报国会;(2)本会的目的，于日请交战之际，募集捐款，以供帝国之军费。等等 。“报国会”成立后，日本各界义捐活动十分踊跃。东京商工相谈会发出了慰问在朝鲜军人捐款广告。其中写到：“韩山风云变幻，雄赳赳的武士忍受三伏的酷暑，风餐露宿，辛苦之至，其艰辛非坐高楼摇扇，卧大厦息凉者可想象。——今乞广大商工业有志之士赞助，义捐金元，以恤陆军部队，寄赠必需物品，聊解在韩军人之劳”。(36)

　　8月5日，大日本水产会发出募金广告，决定义卖罐头，将其收入捐给政府，以慰劳军人，大阪成立青年报国义务队，广向社会募捐。药局送药，茶商捐茶。大阪市的军火商将5600支枪全部捐献。

　　为输送赴朝军人、军需弹药，各铁路公会、红十字会，达成协议，决定承担义务，于战时免费运输。这些公司有：铁路局、日本铁道会社关西铁道社、阪界铁道会社、山阳铁道会社、伊豫铁道会社、九州铁道会社、参宫铁道会社，两毛铁道会社、甲武铁道会社、大阪铁道会社、赞歧铁道会社、日本邮船会社、大阪商船会社、共荣汽船会社、朝日运输商店汽船会社、国内运输公社等21家。

　　“报国会”在组织、动员国民，特别是工商业者积极参与支援战争活动同时，更为日本政府完成巨额军事公债任务卖力。“报国会”成立后不久，日本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召见涩泽荣一，除充分肯定财界的报国之举外，提出“如不能很好筹款，有挫伤国民斗志之忧，莫不如发行5千万军事公债，更有意义，效果更好。”涩泽接受了伊藤的建议，将募捐改为军事公债，立即向所有银行的主要负责人做了说明。随后，便全力投入军事公债的募集工作。

　　8月5日，日本政府发布敕令第143号、144号，决定募集军事公债5千万元，第1 期为3千万。事实上，涩泽荣一等财界首脑，是日本发行军事公债的实际赞同者和积极支持者。

　　日本政府发行如此巨额的军事公债，就当时日本的经济状况而言，如果没有金融界、实业界的支持，是很难完成的。为了得到财界的支持，大藏大臣召集关东同盟银行干事，第一银行董事长涩泽荣一，第十五银行总支配人山本直成，第三银行董事长安田善次郎的代理长谷川千岁等3人，要求各银行团体干事尽快落实军事公债的认购指标。涩泽荣一表示，决不辜负政府对银行界寄予的希望，愿竭尽全力，响应政府号召，紧急转告同盟银行。接着，第十二银行、第十三银行、第八十一银行、第一百四十银行、第九银行等6家银行董事长面见大藏大臣，表示要为国效力。

　　“报国会”广募军事公债，为日本政府提供了财源，满足了日本侵华战争的物资需要。

　　总之，“报国会”以其财界首脑人的声望，动员日本人民，主要是工商业者积极投入募捐献金和认购军事公债活动，为日本政府准备了可供侵华战争之需的物资条件，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侵华战争的顺利进行。

　　应当指出的是，军事公债的募集是在日本政府的强制下同日本人民自愿相结合下进行的。1894年8月15日，以敕令第144号决定募集金额5000万元，17日，大藏省告示第32号公布发行金额3000万元。日本政府明知募集如此巨额军事公债的艰巨性，因而以强制的方式将募集任务及完成指标分配给各府县郡市町村，而各级领导者则要求民众以所谓“爱国”之心支持“义战”强行认购。下面以爱知县幡豆郡各町村的募集状况为例说明之。

　　各郡长、町村长直接动员民众应募。幡豆郡的“郡长直接召集各町村长谆谆谕告，并派出官吏募集。”其久麻久村“组织征兵慰劳义会，由其会员劝诱他人，向全村灌输为征清之必要，勿失报国而尽义务之机，积极应募”。(37)的办法，其结果使21人应募1350元。佐久岛村“将村民集于一堂，村长一再劝诱村民认购军事公债。”西尾町“将主要人物召集于镇公所，说明战役情况和公债募集理由，并以镇公所工作人员进行劝诱，使之应募。”(38)结果777人应募104000元。味泽村的村长“对村内14人劝诱说，今日吾等欲从军而不能，只能代之以认购军事公债表示爱国之意”，(39)使14人均行应募，其总额为1050元。在该村的报告书中写道：“献纳金额1050元”，表明了他们的“爱国心”和“义战”的意识。其实，这是官方强行说服的结果，从一定意义上讲，是胁迫的结果。川崎村尤为典型。村长说：“本邦臣民于事变之际，应各尽其分以应募军事公债，此乃臣民之义务，若拒绝应募，绝非日本臣民。”(40)以凡应募者为日本臣民，反之则否。具有明显的强制性。

　　至于军资献纳情况，据统计，当时日本总人口为4181万，至少有7.4﹪的人口献纳不同数量金钱，其中除富有者外，连一些贫困者，甚至儿童也将其仅有的储蓄钱捐献出来。据陆军恤兵部统计，各府县献纳金总数是，2164686人共捐献2209770元，平均每人1.71元;寄赠品的总数是，949128人共赠送价值708634元的各类物品。此外，在町内、村内，对于出征士兵留守家族、战殁者遗族扶助、战殁者葬仪、出征及凯旋迎送、战捷祝捷会、纪念碑及墓碑建立等所用资金也大部出自民众。其军资献纳额也非小数。

　　(三)、兵力动员

　　日本的征兵制实施后，出于备战扩军需要，每年要从适龄青年中征集大量现役兵和补充预备兵员。尤其1890至1894年间，每年至少要征集10几万人。但由于许多人不愿服役，因而采取各种逃避服役手段，致使志愿者不多，征兵工作不能顺利进行。于是日本政府采取了加强思想教育和征兵奖励运动等办法，保证了征兵任务的完成。下面举例说明：

　　爱知县于1890年前创立了征兵慰劳会，其宗旨是消灭“将民众中视‘兵役如囚犯’意识和逃避征兵氛围。其手段有二：一是以地方名人为推进主体，并从富农、豪商中征收资金以为奖励资金;一是进行以物质刺激为主要内容思想教育。其主要对象是适令中的贫者。其动员形式则是征兵奖励运动。其效果较为显著。”

　　如中岛郡长说：“一般民众不解征兵令宗旨，抱以恐怖心而逃避之。” “或绝户，或分家，或成为他家之养子，为户主之嗣子，以逃避兵役”(41)又，叶栗郡长高木良辅也称“适令之前既成户主，或成为60以上老人之养子。”(42)这些郡长所说的情况具有普通性和代表性。因此，在许多地方出现了志愿兵明显不足的现象。为了确保志愿兵数量，各郡公所积极工作，基本完成了征兵任务。

　　如中岛郡长说：“每年将主任、书记派往各町村，把相当年龄者召集于一定场所，诚恳而详尽地说明关于服役年限，家族扶助费，抚恤金，受爵位，受勋位，被服津贴，被服用品，航海服役年加?加薪，晋级等法令。如此耐心劝诱结果，自愿者逐年增加。”(43)志愿者入伍后，上述待遇基本得到兑现，这就更利于征兵制度的实施，从而使所征数量满足了侵略朝鲜和中国战争的需要。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09-06 11:3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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