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萌：两个甲午的同与异
2017-09-06 14:34:46 来源：求是网 共识网2014年 作者： 姜萌 点击： 复制链接
原编者按：此文为作者于2014年7月27日共识网举行的第六期青年学者沙龙上的主题发言。
这几天关于甲午的讨论，是中文媒体的热点。对甲午失败的原因，最有影响的是习总书记的观点，败于体制，更败于科技落后。此外还有败于军事、败于腐败等分析。在我看来，甲午惨败是陆军的失败、是海军的失败，是科技的失败，是体制的失败，但这都是一个面，如果仅这样分析甲午惨败，多少有一点盲人摸象。这一段时间纪念、反思甲午的文章，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一些具体史实、观点的考证、评议，比较微观，一是某一方面的论证反思，介于微观和宏观之间，一是整体性的观察思考，比较宏观。从数量来说，宏观的较少。我这个发言，属于比较宏观的。我的观点是：甲午惨败，是传统中国(也可说大清帝国)的整体性惨败，正是这次整体性惨败引发了此后的整体性变革。
这一个观点，并非我的标新立异，细读经历甲午的那些思想前锋，他们大多也是这样一个认识。经历甲午惨败的思想前锋，已经经历了一个从枪炮到科技的现代化熏陶，并试图反思传统制度思想的弊端。惨败加速了这一反思，使他们认识到甲午之败，是传统中国的整体溃败。这一认识，最有力的体现就是“严复悖论”(萧功秦语)。在1898年1月27日至2月4日在《国闻报》连载的《拟上皇帝书》中，严复说：“今者审势相时，而思有所改革，则一行变甲，当先变乙;及思变乙，又宜变丙。由是以往，胶葛纷纶，设但支节为之，则不特徒劳无功，且所变不能久立”。潜台词就是说，传统中国(大清帝国)已经各方各面都溃败了，都落后了，岂是小修小补可使之富强的。今天我们看从戊戌变法到清末新政的发展，不正是从局部变革到提出一个包罗政治体制、经济社会、学术文化的一个整体性变革方案吗?说一句不太严谨的话，我认为清末变法改革的实质就是，认识到中国已经整体溃败的思想前锋试图通过吸纳东西方资源而再造一个可全方位与西方列强竞胜的新中国。这是经历甲午惨败刺激的清末知识阶层之理想，也是一百多年来的仁人志士，无论其思想倾向是启蒙还是救亡，是革命还是改良，是左还是右。我们今天来纪念甲午，反思甲午，除了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再度兴起外，基本诉求不仍然是这一理想么?如果这一观察大致不错，我们反思120年前的甲午，就不能忽略今天这个甲午，也不能脱离今天这个甲午的情势。在此，我想忽略史学研究特别注意的历史与现实之边际，对两个甲午进行几个方面的比较。这个比较是在1894年的中国与日本、1894年的中国与今天中国、1894年日本与今天日本、今天中国与日本这四个维度中进行的，只是还很不成熟，难称严谨周密。
1、政治体制
1894年之前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以皇帝为符号，以郡县制和科举制为支撑的传统中央集权体制，本身是一个均衡成熟和运行高效的体制。此时日本的体制基本已经是现代政治体制。日本在1868年明治维新后，以决绝的态度“脱亚入欧”，全面学习建立了以现代工业为基础的现代政治体制，这个体制不仅比中国传统体制更加均衡和高效，而且由于参与度的扩大带来了更多的支持度，而拥有更强的发动、组织能力。两个体制较量，胜败已分。
今天中国的政治体制已与晚清有很大不同，发动组织能力不可同日而语。日本当前的体制日益职业官僚化，又由于体制自身的牵制考量，其发动组织能力已达不到120前的水平。今日中国与日本政治体制的差异很大，相比而言中国体制更能集中权力和物质，中央政府权力更大。从这个角度讲，我们不会再蹈覆辙，惨败于日本。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在均衡成熟和运行高效方面，我们现有的体制有很大问题。在笔者看来，造成当前体制问题的根源，在于当年照搬了苏联的政治体制(每一层级都像一个诸侯国，有自己的利益考量，又缺少有效监督，导致政治控制力下降，即所谓“政令不出中南海”。当前纪检体系的改革可视为是对此弊端的改正)。另外，由于政治参与度不够，我们现有这个体制缺少驾驭复杂社会需要的支持度、韧性和灵活性。所以，从1894年甲午反观到今天，如我们想在世界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体制改革是一个必须直面的问题。体制改革是个敏感的话题。甲午惨败后的体制改革中，皇室和高级官僚中不少人有一个人认识误区，即：好像一谈变法宪政，就是否定满清君主。这种认识最终导致清末人希望的整体性变革没能实现，也导致了大清政权的终结悲剧。类似这样的认识误区今天好像也存在，即：一谈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否定党的领导。实际上，这二者其实不是对等的关系。
2、权力组织运作方式。
这一项本来是属于体制的问题，我把它抽出来讲，是因为它在甲午惨败中具有特别的地位。从秦到清的权力组织运作方式，基本可概括为：中国皇帝+核心大臣的朝廷是权力的中枢组织者，主要负责架构、掌控权力运行，制定方针政策;中央职能部门与各级地方官吏的官府是权力的运行者，负责权力具体运行事务，执行方针政策。这种组织运作方式，正常态是以皇帝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垂直管理、垂直指挥。如果能够保持正常态，其能保持较强的效力，进而产生较强战斗力，可以弥补这个体制因政治参与度不够而产生的人民支持度不够、对国家政府认同感不高等问题。但是一旦是非常态，即中央朝廷控制力下降，不能有效垂直管理、垂直指挥权力运行者，那么不仅会导致行政效率低下、腐败颟顸等现象愈发严重，而且进一步侵蚀削弱战斗力，并凸显人民支持度、对国家政府认同感不高等问题。1894年间的满清政权，假如是正常态的政治，比如康熙时期，那么即使体制比日本落后，但其因行政系统高效运转而产生的较强战斗力，仍保证其不会一败涂地。但是，由于地方督抚在太平天国之后的坐大，晚清权力组织运行方式已经变成非常态，中央控制力大幅下降，整个国家行政体系效率低下，腐败颟顸，内耗严重。在1894年，简直是非常态的非常态，此时慈禧已交权给光绪，但光绪实际又未掌控实权。在甲午战争中，清廷中枢不仅不能统筹全局，集结全国之力来作战，且战和不定，甚至内部有人认为这是打击李鸿章、削弱淮军的好机会，地方各级政府及军队中也是勾心斗角，互相制肘。这对于战争胜败来说，可能要比装备落后的影响更大。而当时的日本，虽然已经迈入现代化，但其天皇尚有很大权威，新架设的机构运转已经顺畅，在战争中基本可做到举全国之力进行战争。从这个角度比较，战争胜败早定。
反观当前中国的权力组织运行方式，尽管有体制的制约，但要比120前有很大改变，这可以说是我们当前应对国际竞争的较有利的因素。但也不能也不能认识到，权力组织运行方式还并非最佳，还存在很多问题，这些问题降低了国家的竞争力、组织力和战斗力，也降低了人民的国家认同感。而要改正这个问题，面临的困局也同清末相似。
3、国民质量
如果我们把目光从甲午战场转移向此时中日两国的社会，我们会看到两个截然不同的场景。对比一下那时的中日老照片，中国人体格的羸弱及可以解读出麻木、自私、怯懦等信息的脸庞，与日本人体格的健硕及可以解读出激昂、勇敢、自信等信息的脸庞，真是让人感慨。从感性的角度来说，看几张照片就可以看出胜负结果了。
当清末知识阶层从甲午惨败中惊醒以后，中国出现一个反思中国惨败的原因，寻求挽救危亡途径的浪潮。在康梁等人将目光投向体制时，只有严复指出来，中国的病症，根源在于“民智之已下，民德之已衰，与民气之已困”。简单地说，严复认为，国民质量低下才是中国惨败于日本的根源，也是中国积贫积弱的根源，所以救亡的具体措施固然重要，最根本的还是要大力提高国民素质。这个观点在戊戌变法时期是大音希声，没几个人听得懂，听得进去，包括最前卫的梁启超。直到经过变法失败、自立军失败、庚子事变等一系列血的刺激，梁启超等人才真正意识到严复这个判断及其“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主张的价值，乃将精力从救亡转向启蒙，以启蒙促救亡，这就是他创办《新民丛报》，大力提倡“新民”。应该清楚，在梁启超提倡“新民”的时候，认识到国民质量低下是中国积贫积弱根源的已有很多人，甚至朝廷和封疆大吏也由此认识，比如刘坤一和张之洞联合撰写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就表现出这种认识。正是如此，旨在提高国民质量的新教育才能蔚然兴起，蓬勃发展。
经过120年的发展，今天中国的国民质量当然大幅提高，大大缩短了差距。但是与日本等国家的国民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在笔者看来，提高的方面，主要体现在知识结构和现代化观念意识上，在国民性方面，提高的大概不多。麻木、自私、怯懦、功利、拜金、谄媚，等等，随手都可以举出种种例子。种种国民质量低下引出的事情，现在基本都不再当新闻看。以这样的国民质量进行激烈的世界竞争，不能不令人担心。尤其是，今天的中国，民粹主义、种族主义、及不满情绪互相交织，产生了种种不良思想，整体质量偏下的国民，要保持理想健康的认识观念较困难。这对应对世界竞争引发的冲突、动荡甚至战争，非常不利。
4、教育与人才问题
谈国民质量问题，自然不能不谈教育。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前，中国虽然已有个别机构进行现代教育，清政府也曾选拔了一些青少年到国外留学，但相比于绝大多数仍然依靠死记硬背四书五经，试图在科举上猎取功名的青少年来说，简直九牛一毛。而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就大力发展新式教育，大量派遣留学生。此时中国推崇的人才是满腹经纶，谈的天下王道，无人知晓国际情势。虽然有几个人略略知晓国际情势，也被排挤或无人赏识，沦为边缘人。而此时日本的推崇人才是熟知科学技术，想的世界局势。英雄不论出身，只要懂科技或具有世界知识和眼光，皆可获得重用。从教育人才这个角度而言，胜败的结局其实早已注定。就日本而言，无论是甲午之战的胜利，还是后来耀武于东亚，还是二战失败后重新崛起，其中皆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就是重视教育，重视人才，尊重知识，而相反中国无论是前一个甲午，还是当前，我们对教育、对人才，都没那么重视，对知识都没那么尊重。且不说安心从事教学科研的大学老师收入赶不上一个刚入职的垄断国企的普通职员这种中国独特现象，单说学生，死记硬背以获得高考、考研、考博的胜利仍是常态，大学毕业生，大多是精致的功利的享乐主义者。在大学里教书，一个直观的感受是，对国际局势，对中国政治社会问题关注的学生，越来越少。甚至你若关心国际局势、关心中国社会问题，你会受到嘲笑。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不良教育导致人才匮乏是清末甲午的问题，也是当今面临的问题。两个甲午的中国都面临着很多外交上的难题，而导致这些难题出现的根源，皆是缺乏高水平的战略导致的。而要指定高瞻远瞩的战略，需要既需要高质量的战略学家，还需要能构采纳战略学家意见的高水平官僚，两者皆取决于高质量的教育。无论是1894年的甲午，还是今天这个甲午的中国，不缺空谈刻薄的书生清流，不缺无能颟顸的官吏权贵，真正缺少的是高瞻远瞩的专家学者，缺的是德才兼备、明智果敢的行政人才。否则，对己对人，皆会有太多想象和误解，最终导致战略适宜，竞争失败。古语言，“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而要达到这个效果，非重视教育、尊重知识、培养大量人才而不能。
在这个多维度的架构中，还有其他方面可比较。不过怎么比较，我都认为，1894年的中国与日本相较，中国全方面落后，双方发生战争，中国的结果只能是整体性溃败。其实整体性溃败不可怕，最可怕的是我们不能从中汲取教训，尽最大能力去推行整体性改革。
甲午惨败之后，严复在《拟上皇帝书》中说，“今日之积弱，由于外患者十之三，由于内治者十之七”。现在看，严复此语切中要害。于今日中华民族的复兴亦有启发。今日国际形势动荡加剧，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日本军国主义的抬头，都对中国的发展，产生较大冲击。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明天中国的胜败，关键取决于我们今天的“内治”。若我们的执政党能120年前的甲午惨败中真正汲取教训，则新一轮竞争的胜者，将会是我们。
甲午惨败后的体制改革中，皇室和高级官僚中不少人有一个人认识误区，即：好像一谈变法宪政，就是否定满清君主。类似这样的认识误区今天好像也存在，即：一谈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否定党的领导。实际上，这二者不是对等的关系。
1911年春天，大清帝国摇摇欲坠之际，梁启超从日本赴台湾，途径马关春帆楼，心潮澎湃，赋诗一首，曰：明知此是伤心地，亦到维舟首重回。十七年中多少事，春帆楼下晚涛哀!(《辛亥二月二十四偕荷广及女儿令娴乘笠户丸游台湾二十八抵鸡笼山舟中杂兴·二十五日舟泊马关》)。一百余年后的今天来看，岂止“十七年”，至今已120年，中日甲午之战的影响仍然荡漾不止。无论怎样反思，我们都不应该忘记，反思纪念120年前的甲午惨败，是为了今天不再惨败，是为了再造一个可全方位与西方列强竞胜的新中国。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21-07-21 16:4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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