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海防”到“海权”：甲午战争的省思
2017-09-08 08:45:23 来源：新浪历史2014年 作者：黄克武 点击： 复制链接
李鸿章(1823年2月15日—1901年11月7日)，晚清名臣，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导读：今年7月25日，是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的纪念日。这场战争对近代中国意义重大，既标志着洋务运动的的失败，又激发了知识界变革政体的要求。同时它也改变了东亚格局，乃至刺激了日本走向扩张道路。甲午战争，可以称之为近代中国的重大议题。新浪特邀请各领域专家，从国际、思想、文化、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解析甲午败局的成因，品评甲午战争影响。以史为鉴，启迪未来。本文为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黄克武教授撰写的文章，反思甲午战败对中国海权意识的影响。
(文/黄克武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
120年前所发生的甲午战争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捩点，改变了东亚的国际局势。众所周知，中国不幸战败，日本占据台湾、澎湖，势力往南延伸。甲午战败给中国带来的最直接的冲击是中日国势之逆转，此后日本跃居东亚首强，乃至推行“大陆政策”、发动侵华战争，号称“日本第一”，其占据优势的时间超过一百年。至2010年中国大陆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日国力之消长才出现一个新的局面。中国重新成为东亚强国后，甲午战争以来所带来的历史问题(如琉球归属、钓鱼台主权之争，以及南海问题等)，也逐渐浮上台面。
从百余年间东亚国际局势变化来回观甲午战争，近代中国从“海防”到“海权”之转变，或许可以提供一个理解近百年历史的一个视角。从军事的角度来观察，中国自古为重视“塞防”的国家，以海为天险，故“海不必防”。自西力东渐之后才开始有“海防”的观念，师法洋人“船坚炮利”，建立海军。至1874年牡丹社事件日本侵台之后，其海防重心是以北洋为主，并将日本视为主要的威胁对象。
从1874至1894的二十多年之间，中国在洋务运动的旗帜下，积极从事海防建设，设立船政局、海军衙门，组成舰队等。在此同时亦派员出国学习驾驶与造船，并设立水师学堂，培训海军人员。在1890年代，北洋海军由淮军将领丁汝昌领军，拥有20多艘大小舰船，号称是世界第八、远东第一的舰队，其吨位超过日本舰队。不过在黄海海战时，北洋舰队因缺乏灵活运用之战略，“质重行缓”、炮弹极少”，以及政策上和战不定、以守待变，加上陆战的失利，终遭惨败。
这一场战争不只是两国海军的决战，而是中日双方国力的竞争。中国的失败有非常复杂的原因，尤其关键的是军事技术因素之外的管理、行政上的问题、外交决策上的摇摆不定，以及中国专制统治内在满汉矛盾与翁同龢与李鸿章的恩怨等。整体来说中国内在分崩离析而国力不如人，只知消极抵御之“海防”，而缺乏整体规划的“海权”思想，是战败的根本原因。当时的西方报纸曾评论“日本非与中国战，实与李鸿章一人战耳”。这一句话稍过其实，却有一定道理。“广丙舰”的故事颇能显示此点，该舰为福州船政局所建，为广东舰队支援北洋之舰艇。1895年2月17日在威海卫港，广丙与其他清舰同时向日军投降。后来当事者致书日军，请求放回“广丙”，辩称此舰属于广东，而此次战役与广东无涉，“各国闻者，莫不笑之”。这是当时各省疆臣的想法。基本上从中央到地方，国人只有本位主义的海防观念。
对长期从事海防建设的李鸿章来说，甲午之战也是他一生命运的关键。作为晚清政治领导者、北洋海军之最高统帅，李鸿章无疑地要为其成败负责。李鸿章为晚清同光以来“第一流紧要人物”，受传统教育，25岁成进士，师事曾国藩，因太平起事练淮军，取法洋人的“常胜军”而崛起，又办洋务、练海军，历任大学士、北洋大臣、总理衙门大臣与地方督抚。1901年李鸿章过世，当时流亡日本，政治立场与其相左的梁启超立刻撰写了《论李鸿章》。梁启超对他的评论是;“不避劳苦，不畏谤言”，“不好名”(与张之洞不同)故勇于任事，其缺点则是“有才气而无学识”、“有阅历而无血性”。梁任公并将李鸿章与日相伊藤博文相比较，认为就才气来说“伊非李之匹也”，不过“伊有优于李者一事焉，则曾游学欧洲，知政治之本原是也。伊所以能制订宪法，为日本长治久安计;李鸿章则惟弥缝补且画虎效颦，而终无成就也。”盖棺论定，梁启超认为李鸿章缺乏新知识，“知洋务而不知国务”。
“洋务”与“国务”之别也是甲午战败给中国知识分子最大的刺激。少数知识分子开始体认到洋务派“船坚抱利”不足以救国，而中国面对列强威逼需有一套新的做法。对此认识最深的是李鸿章手下、主管天津水师学堂近20年的严复。严复出身福州船政学堂，留学英国皇家海军学院，是一位杰出的海军专家，也是鲁迅所谓一位“感觉敏锐”的人。可惜返国之后因缺乏科举功名、又抽鸦片，严复不受李鸿章重用，长期担任教职而不与机要。战争之中严复多位同窗与学生丧命疆场，这对他造成莫大的心理冲击。他领悟到中国的失败不只是军事的落后，而有更深一层的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思想方面的因素，因此必须要师法西方，才能突破困境。在甲午战争期间严复写了一封信给长子严璩，一方面感叹“时势岌岌，不堪措想”，另一方面则说根本之计唯有通晓西方的学问，才能“治国明民”，达到“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他又说“终谓民智不开，则守旧、维新两无一可”。在战后他发表了四篇影响深远的文章，分别是〈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与〈救亡决论〉，各文均环绕著中西文化的对比，并探讨中国积弱之缘由。文中他批评中国的专制、八股取士、鸦片，与缠足等恶习，提倡三项要政：“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后来梁启超的新民观念与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想法均源于此)。
严复更积极地从事开民智之中的一项重要工作，亦即翻译西书。严复所译介西书中影响最大的是甲午战后(1896-98年)所翻译《天演论》。此外，一般人较不知道的是严复约从1903年左右译介马汉的海权论。对严复来说，以海权为中心的国防才能突破洋务、擘划国务。马汉于1890年出版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一书中，强调海权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国运兴衰。严复是我国最早接触与传播马汉海权论者，他除了通过翻译孟德斯鸠的《法意》介绍与阐发马汉的海权理论外， 还借草拟代北洋大臣拟筹办海军奏稿之机会，阐述有关海权的主张。严复认为：一、海权关系到国家的贫富强弱和国际地位高下;二、不缔造海权，陆权也只能随之丧失;三、中国应在日本海、渤海、黄海、东海和南中国海海域建立制海权，规复海军，实行海上交通控制，拒敌于海洋国土之外。严复之想法体现了由传统消极的海防向近代积极海权的转变，并将海权上升到整体国家战略的层次，此一想法正是针对甲午战败的深入反思。
不过遗憾的是严复的海权观念在中国只发挥了非常有限的影响，他的观念没有得到太多的回响，直至抗战胜利之后，中国始有《海权论》的译本，海权观念才逐渐发展。相对来说，日本对于马汉思想的译介远早于中国，1896年日本人即翻译马汉的《海上权力史论》上下册(东邦协会出版)，提出“要在制海”的主张。
《太平洋海权论》
1899年又出版了小林又七翻译的《太平洋海权论》，该书甚至取得了马汉的亲笔授权。此外，此书由明治时代重要政治家、外交家副岛种臣写序，又亲提“武谋深识”四字于卷首。
日本海军的发展不但得力于海权观念的引介，在海军战术方面的译介也早于中国。最早翻译要追溯到1860年代末与1870年代初年。这样看来，日本早在甲午战前的三十年就细心经营海军，从战术、战略方面取法西方之长处。这是日本甲午海战胜利的重要原因。不仅只此，日本还非常重视军史的研究。今日甲午战争相关史料，包括双方几次海战的阵仗、装备与人员的损伤，日人都有详细的纪录。这样看来，战胜国对战争之记录与反省竟然要超过战败国，这也是值得警惕之事。
甲午战争结束已经120年了，这一段期间中国经历了曲折的现代化的过程，中日之国力也有了新的逆转，然而如何反思甲午挫败的根源与抚平马关条约带来的历史伤痛，仍然值得我们思索沉吟。2010年后中国在经历百年屈辱之后重新掘起，以海权之思维全面部署南北海疆，最近中日、中越之冲突均与此一局势有密切的关系。值此之际，中国如何扮演泱泱大国的角色，避免民族主义之过渡扩张，勿蹈日本之覆辙，亦应加以仔细思索。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09-08 08:5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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